雕版印刷之谜

雕版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印刷术的出现，使人们摆脱了人工誊抄书籍的局面，书籍的流传加快了速度，传播更广。然而关于雕版印刷术的起源历史，人们有众多不同看法。

两汉以后，随着造纸业的发展，书籍的载体一般都是用纸张了。但长期以来，书籍由手工抄写，既耗费人力与时间，又难免遗漏与错讹。印刷术的发明乃是长期生产实践和经济文化生活持续发展的结果。古代的印章和拓石，一般被公认为是雕版印刷术的先驱。关于雕版印刷术，还存在着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无法追述清楚。

雕版印刷术，亦称雕板印刷术，最早出现在什么地方？根据现有人们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说法。

有人认为印刷术产生于印度。印度说的根据是公元671至695年赴印度求法的唐代僧人义净在著作《南海寄归内法传》中的记载。书中说西国“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或集为聚，以砖裹之，即成佛塔，或置空野，任其销散。西方法俗，莫不以此为业”。如义净所记，可能就是印刷术。反对这种观点者认为，把雕版印刷术同刻图章式打印混为一谈，实在不足为信。这儿的西国人所从事的，就是拓石类的打印，根本不是印刷，实际上印章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已经存在。义净说印度“或印绢纸”，也是用词不妥的，因为那个时代，造纸术还没有传到印度，用纸印佛像根本没有这种可能。这种较早时期提出的观点，在国内己基本无人赞同。

也有人认为印刷术产生于韩国。其根据是1966年10月13日在韩国东南部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发现的一卷《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一些外国专家根据经文中用了武则天当政时代的几个新字，断定它是在704年至751年间刻印的，相当于唐朝武后长安四年至玄宗天宝十年之间，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现存的最早刻本。但也有持不同意见者认为，韩国和唐朝是有外交关系的近邻，但没有“臣属”关系，并没有必要服从武则天的命令用她所创造的一些新字的义务。武后造的新字在当时西域一些“臣属”而奉唐为“正朔”的小国尚未强制执行，不可能出现在韩国古代的刻经中，这毫无疑问是中土印本流传到当时的韩国而被装入佛塔中的一件法物。因此很多人认为韩国发明了雕版印刷是不足信的。

大多数学者倾向于雕版印刷发明于中国的说法。一些新的资料已经证明，早在所谓韩国印行《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之前，中国已有印刷技术存在。根据明朝邵经邦所著《弘简录》记载：唐长孙皇后生前曾编写《女则》一书以宣扬伦理道德。贞观十年（636年）长孙皇后去世，唐太宗曾下令刊行《女则》。这比韩国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要早很多。遗憾的是《女则》没有传世，因此尚未得到实物的印证。另外，武周时有关印刷记载还见于法藏的著作《华严经探玄记》中。在这部书里，法藏以印刷术为例讲解《华严经》，他说：“八会同时而说，若而，何故会有先后？答：如印文，读时前后，印时同时。”也就是说，《华严经》八会的经文虽然排列有先后，但其中一切佛法都是佛祖成道时同时悟出的，正如印刷品上的文字一样，读起来文字有前后，但在木板上印刷时却是同时显现的。这充分说明了雕版印刷技术已在中国相当普及了，否则法藏也不会用这个例子来作比喻的对象。

那么，在基本上认定印刷术出现于中国的基础上，另一个问题接踵而来，雕版印刷术何时产生的呢？到目前为止，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粗略地梳理一下，竟然有汉、六朝、隋、唐、五代、北宋等多种说法。

雕版印刷的出现是我国历史上印章与拓石结合的结果。所谓拓石就是用纸在刻有文字的石碑上拓印，人们用坚韧柔软的白纸，先用水浸湿，贴在石碑的文字上，然后用碎布帛絮扎成小槌子，在纸上轻轻地均匀捶拍，再刷上一层墨汁，略干后揭下纸张，就成了黑底白字的读物。印章则是人们所熟悉的用刀雕刻的艺术，文字有一陰一一陽一文之分。值得一提的是，东晋时有一块四寸见方的印章，上面刻有120多字的道教符咒，简直像一篇短文。印章常见多用一陽一文，结果是白底黑字，既清楚又好看，但印章的面积小，刻印的字数有限。拓石则一次可拓印很多字，面积比印章大，不过碑文多用一陰一文，产品多为黑底白字，不够清晰，不利于阅读。倘若印章与拓石二者能相互取长补短，岂不完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者正好完成了这一使命。汉代纸的发明，四、五世纪间烟枲墨的出现，则为雕版印刷提供了物质条件。

认为雕版印刷始于汉代的观点，主要根据是《后汉书·张俭传》有“刊章讨捕”的记载。书中说东汉山一陽一人张俭因反对当时有权势的宦官侯览，遭到政府的“刊章讨捕”，于是就到处逃命。元代有人认为这里的“刊章”两字，就是指印刷追捕令，“如今板榜”。从理论上讲，将追缉犯人的布告通过版印的办法张贴，当然是比抄写来得快。这种观点在清代也有人支持，不过当代很多学界前辈认为始于东汉说是不可靠的，因为当时还没有印刷业出现的条件。如果当时有了雕版，为什么之后四五百年没有一点影响呢？

有人认为雕版出现于北齐以前，因为北齐人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中有“江南书本”一语。清末有位日本学者叫岛出翰的，他据此认为雕版印刷六朝时已经出现。不过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书本”不是刻本，如果称本就算是刻本，那么刘向《别录》中谈到校勘时一人持一“本”，岂不是也要算刻本了？汉章帝赐黄香《淮南子》、《孟子》各一“本”，显然也不是刻本。向达等中国著名学者早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就说：“中国之有雕版于六朝，盖不足信也。”

一些人主张印刷术始于隋朝。学者们引隋代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的记载，认为开皇十三年（593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今雕撰”，从明代开始就有人提出印书是从隋代就已出现。近代孙毓修在《中国雕板源流考》一书中指出：“按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亦谓隋代已有雕本，是我国雕板托始于隋。”而且引用近人罗振玉的《鸣沙石室秘录》，说宋初曾翻雕隋刻《大隋求陀罗尼》。不过也有很多人认为这种说法不一定靠得住，认为《大隋求陀罗尼》其实是《大随求陀罗尼》，“大随求”的意思是“大自在”，是佛教术语，根本不是指隋朝。

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印刷出现于唐代的说法最为丰富。不过后代始有印刷的观点尽管得到较多的支持，但究竟出现于唐代的哪个时候仍有众多不同的看法。

一部分学者认为出现于唐太宗的贞观年间。明代有本《弘简录》的书，记述唐太宗皇后长孙氏曾著《女则》，长孙皇后死后，唐太宗认为这本书足以留给后代，能起到点作用，于是就“令梓行之”，显然是雕版印刷。有人引唐代冯贽《云仙杂记》卷5印普贤像条，引《僧园逸录》云“玄奘以四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年数量达五驮。玄奘印刷的菩萨像没有留传下来，但在敦煌发现了五代印刷品中就有普贤像，可能与玄奘所印相类似。而玄奘印像的时间可能与唐太宗印《女则》的贞观九年相差不远。此外，清人在《泉布统志》上说曾摹刻过唐高宗永徽宝钞，后代学者如张秀民等认为这说明唐高宗时已发行纸币，印刷技术应用到货币上了。

对上述说法怀疑者认为，正史也记长孙皇后著《女则》的故事，只是在最后无“令梓行之”数字。《女则》这本书在后代也不见流传，公私目录也没有记载，所以此书不大可能“梓行”过。《弘简录》中有“令梓行之”数字，很有可能是明人自己加上去的。他们认为《云仙杂录》这本书是唐人杜撰的，所引书名几乎都是作者伪造的，玄奘印施佛像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出现。《泉布统志》其实也是一本伪书，，根本就不存在有“永徽宝钞”，因为唐代从没出现过纸币。

一种说法认为印刷术出现于唐玄宗时期。持这种观点者认为日本神户保存有唐睿宗景云四年日本皇室雕印的《陀罗尼经》这种颇为原始的印刷品，是可以推测唐代早期雕版印刷的参考。开元、天宝间是日本派遣唐使汲取唐文明的最盛期，这之后不久日本就出现了印刷品，那么唐朝印刷术的出现可能更要提前一些。因此唐代雕版印刷的开始时期就有可能是唐玄宗时代。

一些人认为印刷术出现于825年。唐朝著名文学家元稹为白居易诗集作序说：“而乐天《秦中吟》、《贺雨》、《讽谕》等篇，时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茗酒者，处处皆是。”元稹的序作于唐穆宗长庆四年（825年）冬十二月十日。模勒便是模刻，炫卖就是在街上叫卖，还可以拿刻印的白居易的诗来换茶换酒。当时外国如朝鲜、日本都抢着购买白居易的诗，元稹所描述的流行盛况绝非言过其实，可见9世纪初印刷术的应用已经扩大到人民所爱好讽咏的诗歌了，渐渐地又从刻印诗歌推广到刻印日历。

过去有些人认为印刷术出于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年），因为这年官拜东川节度使的冯宿上奏云：“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又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冯宿的奏章说明，在当时四川、淮南每年印刷的私历十分普遍。所以持这种观点者认为中国可信的文献记载到印刷术是在公元835年。

一些人主张还是以笼统的唐代中晚期比较科学。唐代后期出现了大量的印刷记载，如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成都地区已出大量印刷出售的书籍，有一陰一一陽一、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以及字书、小学等书，“率雕板印纸”。僖宗入蜀后，太史历本竟比不上江东的印刷历本，人们买了回去后，发现书中各有错误，相互比较，无法统一，最后发生争执，一直吵到官府。可见这些历书印刷得十分粗糙，质量极其一般。

一些人主张印刷术开始于五代和北宋，但随着唐代印刷实物的发现，这种观点已不再成立。1900年在甘肃敦煌千佛洞，发现了一册印刷的《金刚经》。其末尾写道：“咸通九年（868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有明确日期的印刷物。但这部书雕刻非常一精一美，图文都浑朴凝重，刀法纯熟，足以证明这是刊刻技术达到高度熟练程度时的产物。这就说明《金刚经》并非印刷术刚发明时的传世物，印刷的出现远比这个时间为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