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2)

世知杜之为拾遗，而不知李亦拾遗也。世以草堂属杜，而李集亦号草堂也。李卒后，代宗征拜左拾遗，见范传正碑，碑题尚称左拾遗。世又以供奉、拾遗皆死于酒而皆死于水，亦非也。太白晚依宗人李一陽一冰，终于紫极宫。少陵将归襄郡，终潭、岳间。采石固谬，耒一陽一亦未可凭。

唐、宋逸诗赋

王无功云：“吾往见薛收《白牛溪赋》，韵趣高奇，词义旷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壮哉邈乎，扬、班之俦也。高人姚义尝语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沧海，高深极矣!吾近作《河渚独居赋》，为仲长先生所见，以为可与《白牛》连类，因写为一本。”今此二赋俱不传。韩文公志卢殷墓，言“殷于书无不读，止用为诗资。平生为诗，可诵者千余篇。”至今一篇不传，非托于韩文，则名姓亦湮矣。又会昌中进士卢献卿作《愍征赋》，司空图为之注释，且序之日：“气凌邺下，体变一江一 南。间生冠五百年，在握照十二乘。”又言其为“才情旖旎，雅调清越，寓词哀怨，变一态 无穷”，称之可谓极至矣，而此赋亦不传。宋苏长公与米元章书云：“儿子于何处得《宝月观赋》，琅然诵之，老仆卧听未半，蹶然而起，恨二十年柑从，知元章不尽。若此赋当过古人，不论今世也。天下岂尽如我辈聩聩耶!”夫坡公一騷一坛巨眼，其推服若是，而今亦不传。余友范长康辑米襄一陽一《志林》，拓陆友仁、包彦平、陈眉公之旧，自成一书，意搜括无遗矣，而是赋不载。长康每对余怀恨，谓是阙典，且相托为检索。余低徊纸堆，凡六载余，仅于焦弱侯《金陵旧事》中得《赏心亭》诗一绝，宋王勉夫《野客丛谈》中得《壮观亭记》略以报命，而赋宝月观者，固寥寥也。然则古今文章湮没不传者，可胜计耶![元章《赏心亭》诗云：“晴新山色黛，风纵芦花雪。尽日倚阑干，寒霄低细月。”此诗雅淡幽奇，当为米绝之冠。附录于此。]

李泌相业

柳玭称李泌佐肃宗，两京之复，泌谋居多，论功大于鲁连、范蠡。而首谋范一陽一，三定储君，其最也。史多逸其事，惟《邺侯家传》为详。《家传》，其子繁笔也。繁为隋州、亳州刺史，州剧贼为患，繁有机略，捕杀之。舒元舆与繁素隙，反坐以滥杀不辜，诏赐死。繁下狱，恐先人功业泯灭，从吏求废纸，握笔著《家传》十篇。司马公《通鉴》多载之，朱子《纲目》疑非实录，摈不取。噫!邺侯身没未寒，横遭元舆之毒，数百年后又复不信于考亭，亦何重不幸也!

陆贽忌才

李晟平朱泚之乱，德宗览收城露布云：“臣已肃清宫禁，祗谒寝园，钟簴不移，庙貌如故。”上感涕失声，左右六宫皆呜咽。露布乃于公异之辞也，议者以朝廷捷书露布无如此者。公异后为陆贽所忌，诬以家行不谨，赐《孝经》一卷，坎坷而终。夫公异能动九重之泪，而不能取同调之怜，信文人薄命哉!以《孝经》为刑书，以家行不谨为阻抑才贤之具，敬舆忌才，视李林甫更巧矣。

德宗不能饵怀光

汉文帝几杖之赐，可以柔吴王濞；而德宗铁券之恩，适足以怒怀光。事同而情异，何也?岂怀光之恶遂浮于吴濞耶?亦文帝之推诚，与德宗之猜嫌隔天渊耳。夫机心不可以狎海上之鸥，况虚恩可以饵叵测之怀光乎!

卢杞愧其子

卢杞在唐，世为甲族，而怀慎一派为盛。怀慎以清德相玄宗，号为名相，而生东都留台奕。奕骂禄山被害，在《忠义传》。奕生杞，相德宗，败乱天下，在《奸臣传》。杞生元辅，《元辅传》云：“端静介正，能绍其祖，故历显剧任，而人不以杞之恶为异”，亦附《忠义传》。然则杞不独愧见其父祖，又且愧其子矣。

唐宦官之祸

自东都至唐，一宠一 任宦者，其祸始惨。然宦官一宠一 任虽同，而所以任之实异。东都宦官专领监事，则政权归之矣。唐以宦官专典禁卫，则兵权且归之。是故勋德如李、郭，则俯首受节制，不免失律；跋扈如李茂贞、朱全忠，则称兵内侮，而遂以移祚。盖地近情亲，根连株固，故虽有英特之君、贤智之臣，终不能以一朝而去腹心之疾，亦由渐积之久故也。

退之《淮西碑》失实

唐宪宗仆退之《淮西碑》，而改用段文昌也，事由石孝忠，后世鲜有录其本末者。按罗隐《记石烈士事》云：石孝忠者，生长韩魏间，为人猛悍多力，州里患之。后折节事李愬，为前驱，信任与家人伍。元和中，天子用裴丞相讨蔡，李愬、李光颜、乌重胤皆受节制。明年，蔡平，命吏部侍郎韩愈撰《平淮西碑》，碑中尽归功丞相，而愬特与光颜、重胤等。孝忠熟视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倒其碑。吏不能止，乃执诣节度使，悉以闻。上甚讶之，命具狱，将尽于碑下。孝忠度必死，苟虚死则无以明愬功，乃伪祗畏若不胜按，伺吏隙，用枷尾拉一吏杀之。天子闻而震怒，俾送阙下，亲讯之日：“汝推吾碑，杀吾吏，为何?”孝忠顿首日：“臣一死未足以塞责，但得面天颜，则赤族无恨受。臣事李愬久，以贱故给事，无不闻见。平蔡之日，臣从在军前。如吴秀琳，蔡之奸贼也，而愬降之；李佑，蔡之骁将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脱落于是矣。及元济受缚，虽丞相与诸将军不能先知也。蔡平，刻石记功，尽归丞相，而愬名与光颜、重胤齿，愬固无所言矣。脱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将略如愬者，肯为陛下用乎?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愬之缋，亦将为陛下正赏罚之源。不推碑，无以为吏擒；不杀吏，无以见陛下。臣言已矣，请就刑。”宪宗既得淮蔡本末，又多其义，遂赦之，因名曰烈士。后召翰林学士段文昌更撰《淮西碑》。呜呼!石孝忠者，固贯高、赵午之徒欤?当时韩吏部既欠实录，而裴相国殊无休休让美之怀，致谤未必无由也。夫韩公之文非不卓越，即段学士所撰亦自详瞻明妥。随人现场之辈，先愕眙于山斗，而段文全不齿录，亦足笑也。[按唐宪宗以永贞元年八月即位，是月剑南西川刘辟自称留后，十一月夏绥银节度留后杨惠琳反，元和元年三月辛巳杨惠琳伏诛，十月戊子刘辟伏诛，事皆在元和元年。而退之《平淮西碑》云：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盖误也。《新唐书》载此碑，削去“明年平夏”一句。/夏君宪日：孝忠真义勇也。然非徒勇，又且智。观其对宪宗数语，词旨剀切，特假缘推碑杀吏，一陰一以作将士之气，而销主上猜忌之心，世间何可无此人也!退之平生倔强，到此遭却毒手矣。]

藩镇之弊

李林甫欲断节度入相之途，卒启禄山范一陽一之乱，真所谓“一言丧邦”也。顾藩镇之祸，绵延而不可解者有二，曰称留后，曰军中拥立。而是二者，皆自朝廷发之。开元十五年，以萧嵩为河西节度副大使。嵩本鹑觚小吏，以才干为王君彝腹心，至是代君彝节制，此则他日留后之端电。乾元元年，平卢节度使王玄志死，裨将李怀玉杀玄志之子，而推侯希逸，朝廷即授以节，此则他日军中拥立之渐也。要而言之，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二语可尽藩镇之弊。

白乐天行藏

白乐天与杨虞卿为姻家，而不累于虞卿；与元稹、牛僧孺相厚善，不一党一 于元稹、僧孺；为裴晋公所爱重，而不因晋公以进；与李文饶隙，而文饶终未尝深害之者。处世如是，人亦足矣。推其所由，惟不汲汲于进，而志在于退，故能安然于去就爱憎之际，绰有余裕也。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时年才五十八，自是盖不复出。中间一为河南尹，期年辄去；再除同州刺史，不拜。雍容无事，顺适其意而满足其欲者十有六年。方太和、开成、会昌之间，天下变故，所更不一，元稹以废黜死，李文饶以谗嫉死，虽裴晋公犹怀疑畏，而牛僧孺、李宗闵皆不免万里之行。所谓李逢吉、令狐楚、李珏之徒，泛泛非素与游者，其冰炭低昂未尝有虚日，顾乐天所得，岂不多哉!

昌黎史祸

昌黎之避史笔也，柳州诤之是矣。然其时故有说焉。《淮西碑》则以为失实而踣，而段文昌改撰之；《顺宗录》则以为不称而废，而韦处厚续撰之；《毛颖传》足继太史，乃当时诮其滑稽；《裴晋公书》后世訾其纰缪。使退之而任史，其祸变当有甚此者。

韩昌黎晚信佛老

韩昌黎表谏佛骨矣，潮一陽一一贬，至滨死不悔，晚乃与佛子大颠游。又作《李于墓志》，历序以服食败者数人为世戒，晚年至亲脂粉故事，服食用火灵库，卒致绝命。是所谓笑前车之覆辙，而疾鞭以追其后也。儒者之无特操如此!

李虚中子平

今之禄命家言子平者，其说始于唐殿中侍御史李虚中也。虚中后以服水银疽发背死，不知其曾自推算否?

王叔文之冤

王叔文以不良 死，而史极意苛谪，以当权奸之首，至与李训辈齐称，抑何冤也!观顺宗即位之初，所注措如罢官市，却贡献，召用陆贽、一陽一城，贬李实，相杜佑、贾耽诸耆硕，革德宗大敝之政，收已涣之人心，皆叔文启之也。其所最要者，用范希朝为神策行营节度使，韩泰为司马，夺宦官之兵而授之文武大吏。卒为宦官所持，遂亟贬至砣死，而祸亦最烈，实由于此。当刘辟为韦皋求三川，至许以死，相助金钱，溢于进奏之邸。使叔文小有欲，不难为所饵，顾叱而欲斩之，抑何牡也!皋以逆知叔文之失宦者心，故敢抗疏直言其失而亡所顾忌，岂得为定论耶!嗟乎!叔文诚非贤人君子，然其祸自宦官始，不五月而身被恶名以死，此其情有可原者，故为表之。

八司马伸气

唐八司马，皆天下奇才，岂不知趣权利之可耻?盖叔文欲诛宦官，强公室，正义举也。特计出下下，为所反噬，故善良皆不免。当日有所拘忌，不得不深诛而力诋之。后人修书，尚循其说，似终不与人为善，非《春秋》之意也。惟范文正公尝略及之，八司马庶几稍伸气矣。

牛、李有同恶

唐文宗方用李训、郑注，欲求奇功。一日延英谓宰相：“公等亦有意于太平乎?何道致之?”僧孺日：“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济天下，然太平亦无象。今四夷不内侵，百姓安生业，私室无强家，上下不壅蔽，下不怨讟。虽来及全盛．亦足为治矣。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谓诸宰相：“上责成如此，吾可久处此耶?”既罢未久，李训为甘露之事，几至亡国，帝初欲以训为谏官，德裕固争，言训小人，咎恶已著，决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罢去。二人趣向不同，及临训、注事，所守若出于一，可谓有同恶矣。余按小说云：牛李如冰炭，唯嗜石财如一人，是又有同好也。

柳子厚《非国语》报

柳子厚平日法《国语》为文章，而其后也，作《非国语》，历诋其疵病不少置。陆放翁日：坡公在岭外，特喜子厚文，朝夕不去手，与陶渊明并称二友。及北归，与钱济明书，乃痛诋子厚《时令》、《断刑》、《四维》、《贞符》诸篇，至以为小人无忌惮者，岂亦《非国语》之报耶!

道家三一尸一神之谬

道家言三一尸一神，谓之三彭，以为人身中皆有是三虫，能记人过失，至庚申日，乘人睡去，而谗之上帝。故学道者至庚申日辄不睡，谓之守庚申，或服药以杀之。小人之妄诞有如此者。学道之人，积功累行，以求无过，岂有侥幸蔽覆、欺罔上帝可以为神仙者乎?上帝照临四方，而乃纳三一尸一谗言，则亦谬悖之甚矣。然凡学道者，未有不信其说。柳子厚最号强项，亦作《骂一尸一虫文》。独唐末有道士程紫霄，一日朝士会终南太极观守庚申，紫霄笑日：“三一尸一何有?此吾师托是以惧为恶者尔。”据床 求枕，作诗以示众日：“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长与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尔三彭说是非。”投笔鼻息如雷。孰谓子厚而其徒之不若耶?

刘禹锡不敢用糕字

刘禹锡作《九日》诗，欲用“糕”字，以其不经见，迄不敢用。故宋子京诗云：“刘郎不敢题糕字，虚负诗中一世豪。”然白乐天诗云：“移坐就菊丛，糕酒前罗列。”则固已用之矣。刘、白倡和之时，不知曾谈及此否?

李德裕知所本

唐至文宗之朝，可谓衰弱矣。武宗既立，得一李德裕相之，而威令遂振。德裕初为相，即上言日：“宰相非其人，当亟废罢。至天下之政，则不可不归中书。”武宗听之，号令纪纲，咸自己出，故能削平僭伪，号为中兴。

唐不立后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