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手稿离合之谜
蒲松龄花了三十余年写成490余篇流芳百世的《聊斋志异》。其著作手稿经蒲氏子孙装帧成四函,在家族中流传。后来却几经朋友出卖、权贵争夺,几经失落,四函只剩两函。直到1951年,蒲文珊却将《聊斋志异》整本手稿捐献给东北人民政府,稿本失而复得之谜才为世人所知。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剑臣,世称聊斋先生,山东省淄川人。他整整花费了三十余年写成了490余篇的聊斋故事,这就是流芳百世的《聊斋志异》。蒲松龄曾为后裔排了一个名谱:“竹立一庭,尚国人英。文章先业。忠厚家身”。蒲松龄著作手稿不少,但传到蒲松龄七世孙蒲价人时,所剩不是很多,其中最完整的数《聊斋志异》。清朝同治年间,为了谋生,蒲价人离开祖居山东省淄博的蒲家庄,闯“关东”,在奉天府(今辽宁省沈一陽一市)落脚。在这次远行中,《聊斋志异》手稿受到加倍护理,随行的还有《聊斋杂记》(后来辽宁省图书馆定名)手稿和《聊斋行乐图》一卷。光绪初年,蒲价人把手稿重加装裱,装裱后的《聊斋志异》分四函八册,《聊斋杂记》二册。《聊斋行乐图》文物价值很高,很可惜被蒲松龄的一个第八世孙偷卖了,蒲价人恨自己教子无方,气恼得老泪纵横,自然对《聊斋志异》手稿看管得格外谨慎。临终时,蒲价人专门把儿子蒲英灏叫到床前,千叮咛万嘱咐后,把《聊斋志异》手稿托付给蒲英灏。可是在蒲英灏临终前把稿本交给其子蒲文珊时,仅剩两函。后来蒲文珊所保管的两函也不慎丢失。1951年,蒲文珊却能将《聊斋志异》手稿整本捐献给东北人民政府,稿本的失而复得之谜才为世人所知。
蒲英灏年少时读过不少书,知书达理,,自然把父亲的话牢记在心上。但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袁四从山东出来闯“关东”,积攒了几个钱,但就是不学好,爱上了抽烟土,又嗜酒,有了如此大瘾,生活也就每况愈下,到后来连妻子也不愿意同他过日子了。袁四自与蒲英灏认识后,就赖在蒲家混吃混喝。蒲英灏规劝、资助无效,而自己不过在奉天盛京将军依克唐阿手下做个小文书,薪俸微薄,一家老小过起日子本来就够拮据的,抵挡不住袁四的折腾。袁四反觉得蒲英灏不仁不义,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想法把蒲英灏家藏《聊斋志异》手稿本的事透漏给了依克唐阿,换得几个钱花。
依克唐阿充其量不过粗通文墨,一听到这个消息,飘飘然起来了,就提出借阅《聊斋志异》手稿本的要求,好显示他的文儒来,以提高自己在下属面前的身份与涵养。
是祸躲不过。一个要保饭碗,一个死要面子。蒲英灏与妻子左思右想,最后,硬着头皮,借出了半部《聊斋志异》手稿,考虑着归还后再借另外半部。其时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秋。
这一年,京城里发生了六君子事件,依克唐阿奉旨前往京城制裁维新运动,临行没有归还他借去的半部手稿。第二年初,依克唐阿在京城一命呜呼(也有说依克唐阿死于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随后发生的义和团(被诬为“拳匪”)运动,声势浩大,发展迅猛。蒲英灏奉命镇守西丰县,由于得罪了乡宦劣绅,被诬通“拳匪”,很快被罢官革职,寓居西丰镇。兵荒马乱之中,势单力微的蒲英灏向谁去催讨稿本呢?这半部《聊斋志异》手稿无法找寻,就走上了不归之路。就是这剩余的半部《聊斋志异》手稿在蒲英灏手上也险些不翼而飞。有一次,蒲英灏外出,他的一个儿子把它偷卖给了商务印书馆。蒲英灏得知后,恨得气不打一处出,便亲自赴商务印书馆好说歹说,急得老泪婆娑,赔偿了对方一笔损失,终于使物归原主。稿本差一点全部遗失,家有不孝之子,使英灏加速了衰老,以至于一病不起。临终前他决定把剩下半部稿本交给小儿子文珊。
蒲文珊是蒲松龄的第九世孙,喜欢诗文书画,剩余的半部《聊斋志异》手稿担在他的身上,当时蒲文珊正任西丰县图书馆馆长。
1931年春,蒲文珊应上司奉天省图书馆馆长袁金铠的主张,携剩余的半部《聊斋志异》手稿前行,与对方面谈选印事宜。两人谈妥后,将手稿寄存在奉天银行保管。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沈一陽一城沦陷,选印之事直到1933年夏才有下文,是为胶版影印本,选出有王士祯评语的14篇及刻印本未编入的10篇,共计24篇。
《聊斋志异》手稿选印出版了,蒲文珊的西丰县图书馆馆长一职不久也弄没了,还是这手稿的缘故。其时,袁金铠做上了“伪满”的国立奉天图书馆馆长,还是伪满洲帝国的一员参议,为了讨好主子日本人,他打起了《聊斋志异》手稿的主意,他与“伪满”奉天中央银行行长陈漱六沆瀣一气,由陈漱六出资购买,为此,蒲文珊回覆如下:“先祖遗墨,仅此稿幸存,虽有欲购者,但贫不卖书,古训昭然,又何忍负先世保存之苦心也。”袁金铠只好作罢。搁置了不少时日,蒲文珊才把手稿取回了,而他的西丰县图书馆馆长一职被解除了。
袁金铠还是不甘罢休。后来蒲文珊供职的康生医院遭到邻近的日本医院的指控,因为日本医院麻醉药丢失一事,这次康生医院的所有华人在狱中关押四个月。袁金铠已爬上了伪满洲帝国的尚书府大臣。袁金铠派了西丰县县长的儿子再续购买手稿,以此答应可以让蒲文珊早日出狱,可以等他出狱后办理手稿交接事宜。深明大义的蒲文珊一口回绝了。日本人逼迫紧严,蒲文珊以已送回山东老家为由予以拒绝。蒲文珊还曾到奉天找寻《聊斋行乐图》,未果而归。
这波渐息,下波又起。蒲文珊买了元宝沟屯的一个大烟鬼的薄田,收成太差,就贱价卖出了。没想到1948年初,刮挖浮财风时,大烟鬼以无法回赎自己的田地为由,抄了蒲家,等到做小学教员的蒲文珊夫妇回家一看,剩余的半部《聊斋志异》手稿也落难了,蒲文珊为此生了大病。
正当蒲文珊一筹莫展的时候,新中国建立了。西丰县政府的秘书长刘伯涛上门来告诉他找到《聊斋志异》手稿之事。刘伯涛到元宝沟屯检查工作时,发现农会里的旧书堆的两函《聊斋志异》手稿,为补全它,他再度到元宝沟屯查询,了解到另外二册的下落,半年后,被带往哈尔滨的女干部王慎之将二册手稿寄到了刘伯涛手里。当蒲文珊见到四函已装裱的《聊斋志异》手稿时,他完全接受刘伯涛的动员,把《聊斋志异》手稿捐献给国家保存。
《聊斋志异》版本以青柯亭本影响最大,为通行本,该本曾改过原稿中不少政治性的词语,后来发现的铸雪斋抄本是现存诸本中最不接近原稿的本子,擅改与妄改很多,而作者的手稿本的价值则非同一般了。国泰民安,书亦然。经历了两个多世纪风风雨雨的《聊斋志异》手稿安家辽宁省图书馆,学者据此进行了校勘,出版了最优秀的点校本《聊斋志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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