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朱子之经学(2)

此乃朱子称其老友东莱所为《家塾读诗记》之语。而朱子之衡评汉宋，指导当前，其意灼然可见。又谓东莱书中所引朱氏，实熹少时浅陋之说，其后自知其说未安，有所更定，而东莱反不能不置疑。盖朱子治《诗》，先亦多宗毛郑，后乃翻然易辙者。

朱子又自道其解《诗》工夫，谓：

当时解诗时，且读本文四五十遍，已得六七分，却看诸人说与我意如何。大纲都得，又读三四十遍，则道理流通自得。

此项工夫，可分三层。其先是熟诵《诗经》本文，每诗读至四五十遍。待见到六七分，然后再参众说，是第二层。其参众说，则必古今兼综，巨细不遗。待大纲都得，又读本诗三四十遍，则到第三层。而后诗中道理流通自得。其治《诗》如此，其治他经亦然。所以其学皆从传统来，莫不有原有本，而又能自出己见，有创有辟。

问学者诵诗，每篇诵得几遍？曰：也不曾记，只觉得熟便止。曰：便是不得。须是读熟了涵泳读取百来遍，那好处方出，方得见一精一怪。读得这一篇，恨不得常熟读此篇，如无那第二篇，方好。而今读第一篇了，便要读第二篇，恁地不成读书。此便是大不敬。须是杀了那走作底心，方可读书。

朱子教人读论孟，读他书，亦时时如此说。已详前论读书篇。又曰：

某旧时看诗，数十家之说，一一都从头记得。初间那里敢便判断那说是，那说不是。看熟久之，方见得是非，然也未敢便判断。又看久之，方审得。又熟看久之，方敢决定。这一部诗并诸家解，都包在肚里。会今只是见前人解诗，也要解，更不问道理，只认捉著，便据自家意思说，于己无益，于经有害，济得甚事。

读了一诗，急要读第二诗，此心常在走作中，此是心不敬之一。读了他人说，便急要自己说，此是心不敬之二。他人说未熟看，便敢判其是非，便是心不敬之三。所谓不敬，只是不把来当作一事，不认真，不仔细，如此何能真看到诗中道理来？此处当细看前面朱子论格物穷理处。

朱子一精一擅文学，其治《诗》，亦主从文学参入。故曰：

圣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书礼，一字皆有理。如诗亦要逐字将理去读，便都碍。

《诗》有《诗》中之理，《易》有《易》中之理，诸书中之理，当各别去寻求。若只凭自己心中一理来读《诗》读《易》，便不是格物穷理。朱子又说：

今人说诗，空有无限道理，而无一点意味。

看诗，义理外，更好看他文章。

古人说，诗可以兴。须是读了有兴起处，方是读诗。

诗便有感发人的意思。今读之无所感发，正是被诸儒解杀了。

理学家最不重文学。不知文学中亦自有文学之理。文学最大功用在能感发兴起人。先把义理来解杀了诗，便失去诗之功用。朱子又曰：

今人不以诗说诗，却以序解诗，委曲牵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宁失诗人之本意。

某解诗，都不依他序。总解得不好，也不过是得罪于作序之人。

尽涤旧说，诗意方活。

朱子为《诗集传》，又为《诗序辨说》一册，一主经文，而尽破毛郑以来依据小序穿凿之说，此是朱子一种辨伪工夫。与其《易本义》，主张《易》为卜筮书，同为千古创见。朱子尝曰：

如有人问易不当为卜筮书，诗不当去小序，不当叶韵，皆在所不答。

其于己所创见，其自信有如此。而于《诗传》，尤以为无复遗恨。然又曰：

某生平也费了些精神理会易与诗。然其得力，则未若语孟之多也。易与诗中所得，似鸡肋焉。

此乃朱子本其理学立场，谓于《诗》《易》中收获不多。至于当时理学家，以自己意见来解《诗》说《易》，此为引人入歧。非朱子真下工夫，亦无以识其非。

以上略述朱子论《诗》学，以下当续述朱子论《书》学。

朱子于《书经》，未有成书，然有其绝大之发现。首为指出伏孔两家今古文之同异。朱子尝谓：

今文多艰涩，古文反平易。

如何伏生偏记得难底，至于易底，全不记得。

此一疑问，遂开出后来明清两代儒者断定《尚书》古文之伪之一案，而其端实是朱子开之。可与其论《易》为卜筮书，与《诗》小序之不可信，同为经学上之三大卓见。

其次乃论《尚书》多不可信。有曰：

书中可疑诸篇，若一齐不信，恐倒了六经。

朱子所举，如《盘庚》、如《金縢》、如《酒诰》、《梓材》、如《吕刑》诸篇，皆属今文。今文亦多可疑，此则后来明清诸儒所未能及。朱子读书，极富辨伪精神，又极富疑古精神，其于经书亦然。可谓夐出千古。惜乎朱子为恐倒了六经，于《书经》方面未加详细发挥。

朱子又疑《禹贡》，谓：

如禹贡说三一江一 及荆扬间地理，是吾辈亲自见者，皆可疑。至北方即无疑。此无他，是不曾见耳。

朱子意，若亲到北方，目睹北方山水，则《禹贡》在此方面亦当多可疑。后人则谓禹之治水，未曾亲到南方，故言荆扬间地理可疑，此似尚非朱子意。故朱子又曰：

有工夫更宜观史。

如理会《禹贡》，不如理会后代历史地理沿革。故朱子不教人治《春秋》，而自所致力则在一温一 公之《通鉴》。其在某些处，常有置史于经之上之见解，亦非从来一经生诸儒所及。

其又一贡献，则谓：

书中某等处，自不可晓，只合阙疑。某尝谓尚书有不必解者，有须著意解者，有略须解者，有不可解者。昔日伯恭相见，语之以此，渠云亦无可阙处。因语之云：若如此，则是读之未熟。后二年相见，云：诚如所说。

书中有如制度，如天文历法，如地理，如其他名物，非博治此等专家之业，则不易解，此事清儒亦知之。除此等外，《尚书》仍多有不可解处，则清儒似未识得。

朱子初亦欲自作《书集传》，未成稿，晚年以付及门蔡沈，又告之曰：

苏氏伤于简，林氏伤于繁，王氏伤于凿，吕氏伤于巧，然其问尽有好处。

是朱子于宋儒解书，亦一一平心抉其短而不忽其所长，求以荟萃融会，定于一是，其用意无异于治他经。惜乎蔡沈之《传》，则似未能深体朱子之渊旨。

以上略述朱子论《书经》，以下当续述朱子论《春秋》。

朱子于《春秋》未有撰述，又戒学者勿治。曰：

春秋难看，不食马肝，亦不为不知味。

春秋无理会处，不须枉费心力。

春秋难看，此生不敢问。

某平生不敢说春秋。

要去一宇半字上理会褒贬，求圣人之意，你如何知得他肚里事？

不是郢书，乃成燕说，今之说春秋者正此类。

某都不敢信诸家解，除非是得孔子还魂亲说得。

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

看春秋只如看史样。

且须看得一部左传首尾通贯，方能略见圣人笔削与当时事之大意。

以三传言之，左氏是史学，公谷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但于道理上便差。经学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

问公谷，曰：据他说，亦是有那道理，但恐圣人当初无此等意。

以上略述朱子论《春秋》，以下当续述朱子论《礼》学。

朱子于经学中特重《礼》，其生平极多考《礼》议《礼》之大文章。尤其于晚年，编修《礼》书，所耗一精一力绝大。

朱子论《礼》，大要有两端。一曰贵适时，不贵泥古。一曰《礼》文累积日繁，贵能通其大本。又曰：

孔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已是厌周文之类了。某怕圣人出来，也只随今风俗，立一个限制，须从宽简。而今考得礼子细，一一如古，固是好。如考不得，也只得随俗，不碍理底行将去。

礼不难行于上，而欲其行于下者难。

古礼恐难行。古人已自有个活法。如弄活蛇相似，方好。今说礼，只是弄得一条死蛇。

礼乐多不可考，盖为其书不全，考来考去，考得更没下梢。故学礼者多迂阔。一缘读书不广，兼亦无书可读。

又曰：

古礼非必有经，岂必简策而后传。

此意亦为从来言《礼》者所未及。故又曰：

礼，时为大。有圣人者作，必将因今之礼而裁酌其中，取其简易，易晓而可行。

朱子意，其要不在考《礼》，而在能制礼。故曰：

有位无德而作礼乐，所谓愚而好自用。有德无位而作礼乐，所谓贱而好自专。居周之世而欲行夏殷之礼，所谓居今之世，反古之道。道即指议礼制度考文之事。

朱子自己无位，故屡言有圣人者作云云以寄慨。然朱子虽未能制礼，亦不免时有议礼之文。其范围极广泛，几于无所不包。有关社会下层者，有关政一府上层者。议礼则必考文。朱子言：

在讲筵时，论嫡孙承重之服，当时不曾带得文字行。旋借得仪礼看，又不能得分晓。后来归家检注疏看，分明说嗣君有废疾不任国事者，嫡孙承重。当时若写此文字出去，谁人敢争。乃知书非多看不办。

朱子因此谓汉儒之学，有补世教者不小。因亦极重古者《礼》学专门名家之意。谓此等人终身理会此事，有所传授，虽不晓义理，却记得。凡行礼有疑，皆可就而问之。朱子晚年编修《礼》书，亦欲汇纳古代礼文，分其门类，归之条贯，以便寻检。然朱子终因议礼遭忌逐，遂有一党一 禁之祸。在其卒前一日作三书，二书皆为一交一 付其门人完成《礼》书工作，此书后称《仪礼经传通解》。

以上略述朱子论《礼》学。

朱子以理学大师而岿然为经学巨匠，其经学业绩，在宋元明三代中，更无出其右者。清儒故意持异，今当就两者间略作一比较。

一、朱子治经，于诸经皆分别其特殊一性一，乃及研治此经之特殊方法与特殊意义之所在。清儒似乎平视诸经。以为皆孔氏遗书，故曰非通群经不足以通一经。其说似乎重会通。然因其无分别，乃亦无会通可言。

二、朱子治经，除经之本文外，必兼罗汉唐以下迄于宋代诸家说而会通求之，以期归于一是。清儒则重限断。先则限断以注疏，宋以下皆弃置不理会。继则限断以东汉，又继则限断以西汉，更复限断于家法。极其所至，成为争门户，不复辨是非。

三、朱子说经，虽在理学立场上素所反对如苏东坡，尤甚者如张横浦，苟有一言可取，亦加采纳。清儒于其自立限断之外，全不阑入。尤其如朱子，校《仪礼》少牢馈食礼日用丁巳乃戊己之己之讹，清濡不得不承用，然亦委曲闪避，以引述朱子语为戒。其弟子蔡沈所为《书集传》，清儒亦有沿用，而亦没其名不提。

四、朱子说经，极多理据明备创辟之见，清儒亦不理会。其大者，如谓《易》是卜筮书，孔子《易》当与文王周公《易》分别看，清儒不加引申，亦不加反驳。只据汉儒说，一若未见朱子书。朱子辨毛序，事据详确，清儒乃仍有专据毛序言《诗》者。亦有据不全不备之齐鲁韩三家各自依附言《诗》者。朱子言《尚书》有不可解，清儒乃有专据郑氏一家解《尚书》者。朱子分别《春秋》三传，言其各有得失，清儒则有专主公羊排左氏，而扩大成为经学上今古文之争。朱子治《礼》学，不忘当前，每求参酌古今而期于可行。清儒则一意考古，仅辨名物，不言应用。朱子《仪礼经传通解》，规模宏大，为其经学上巨著。《文集》《语类》中，考《礼》议《礼》，触处皆是。而清儒顾谓宋代理学家，只言理，不言礼。

五、朱子论《尚书》，论《春秋》，每及于史，并有置史于前之意。清代史学，则只成经学附庸，治史亦只如治经，不见有大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