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壶生涯六十年(2)

多年行医后，随着治好一些病人，我在中医外科界总算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听说，善书上写了我一笔，就连北京的洋车夫遇有皮外科病家乘坐，也主动介绍到我医馆诊疗。但那些有钱人根本看不起我们，他们管中医外科病叫“疙瘩”，管我就叫“瞧疙瘩的”。

作为一个医生，我接触了社会的各个阶层，看过各种人物的面孔。富人的傲慢与跋扈，穷人的哀苦与悲戚，就像一面无形的罗网，使我难于挣脱。有人要求我一夜之闻为之除却沉疴怪疾，有人希望拉我入伙，为之效力。于是，我固守着一条信念：“岂能尽随人愿，但求无愧我心”。这既是我做人的哲学，也是我对待旧社会挑战的回答。

记得民国年间，清末皇帝溥仪退居天津旭街静园后，曾由他的老师陈宝琛、朱益藩二人介绍我前往看病。溥仪患的是右鼻“白刃疔”(鼻疖)，唇颊部红、肿、高大，疼痛难忍，忐忑不安。那时虽说溥仪退位隐居，却还是关起门来做皇帝，神气十足。在询问病情中，我了解到他有破相之忧，希望免除手术，采用中医药治疗。我就用中医提疔的办法，外用药捻加盖黑布化毒膏，内眼清热解毒托里透脓的中草药。三天后，检出瞅尽；一周后，基本痊愈，没留疤痕。

康德年间，我又绐溥仪的荣皇后看过一次病。二次接触，溥仪对我有些印象，提出让我做他的御医。我说：“家有八十岁老母无人侍奉左右，我这个年龄，只能尽孝，不能尽忠。”拒绝了皇宫的招聘。

民国年间，我曾给吴佩孚看过病，认识了他的儿子吴某。这个人喜欢玩狗，不惜重金。有一次，他的爱犬尾巴叫人剁了，蜷在墙角，疼得直打哆嚷。吴某知道我专瞧外科，便让我到他家给狗看病。当时我想，狗虽是个畜牲，但毕竟也是生灵，也就不大介意。我察看完伤势，撒点用上等冰片调制的药面，纱布包好，很快痛止，伤面愈合。吴很高兴，提出要和我换帖拜把兄弟。我说：“我信仰伊斯兰教，祖辈传下的规矩，不和外教结亲。”就这样，换帖之事，始终来成。

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使我信守一句话：“万事不求人”。我曾气愤地说：旧社会我没有一个朋友。

挂钟和拐棍

北平沦陷前，我怕挂那么多匾招惹是非，悄悄托人拍照后，卸下收藏。谁知这样也难免飞来的横祸。

北平沦陷后，人不自由，连挂钟也不自由1日本侵略者规定中国人要按日本时间把锺拨快一小时。我想，在中国的国土上，难道中国人都不能按照中国的时间生活了吗?我开设的诊室里的挂钟，就硬是不拨，结果被汉奸狗腿子发现，一进诊所，便把挂钟摔碎了。他们一走，我又重新买了一个挂钟，照样按照中国时间拨好，挂在墙上。后来又被摔掉了一次，我再次买了个新挂钟。当时，眼看国土沦陷，国难当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的心情非常忧闷。我盼呀，盼呀，盼望抗战胜利。认为胜利后，口子可能好过些。谁知道，“强盗前面走，豺狼后脚跟”。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更是艰难。地痞流氓到诊所闹事，敲榨勒索，无所不为，再加上物价飞涨，生活毫无保障……在这种日子里，我心灰意冷，虽未满五十，却深感垂暮之年已到，于是，就拄起拐杖来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星红旗庄严地升起在天安门广场。毛主席、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中医方针、政策，中医药事业获得了新生，宝贵的祖国医药学遗产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北平一解放，人民政府就发给我中医师证书，我的工作也受到国家和人民的重视。一九五一年，北京各界人民响应抗美援朝总会号召，纷纷订出拥军优属公约或计划。我主动提出愿意免费给患病的烈军属诊疗，受到政府登报表扬。在北京中医医院成立之前，我先后被聘请为北京市中医第二门诊部、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和平医院和北京医院的中医顾问，半日参加集体工作。在皮研所，我和西医同道商定共同搞湿疹、牛皮癣、神经性皮炎等三个病种的研究。西医同道提出：牛皮癣并无真菌，称其为癣，不太合适。我说；“中医有牛皮癣之名，指皮损坚如牛领之皮而言，并无【临床上大量脱屑之实，治法亦不相同。”我认为，牛皮癣与古代文献所记载“白疙”相吻合。“疙”字从其字形结构看，是病字头上加上一个匕首的匕字，如同匕首刺入皮肤，以示病程的缠绵日久。经中西医认真研讨，始知中医所谓牛皮癣实际上指西医的神经性皮炎，西医所指的牛皮癣也不是中医所称的六癣之列。后来，我们取得一致意见，认为命名银屑病较为贴切。这件事虽小，却使我回想起一件往事。那是在解放前，北京医院是德国人办的。有一次，一位病人的家属请我去医院诊病。但那时，这所医院规定不准中医进病房。因此，我只好与病人家属一起，作为探视病人的亲友进去，趁大夫，护士不在时，偷偷为病人诊脉，回来后再开方，病人也得偷偷敷药吃药。对比之下，不胜感慨。

一九五五年，经卫生部傅连障同志介绍我给朱德委员长看病，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周总理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亲切地和我握手，嘱咐我，给首长看病要：安全有效，中西医结合，积极谨慎，与病人商量。周总理温暖的手，像一股暖流，使我感到激动周总理的亲切指示，给了我勇往直前的力量。我觉得自己心明眼亮，力量倍增，从此以后，拐杖也就自然而然地扔到一边去了。

经验不带走

一九五六年，北京第一所中医医院建立，我是第一批参加医院工作的老中医。在党的中医政策感召下，我离开了苦心经营多年的医馆，投身到伟大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中。当时；我把自己开业时的部分药材、器械和备够五问房子的柁、木、檩、架全部捐献出来，略表自己挚诚之心。为此，政府还授予我二百元奖金。

参加医院工作后，使我有机会接受更多的教育和帮助，为更多的劳动人民解除病痛。我觉得自己心胸开阔了，视野宽广了，精力充沛了。新旧社会对比，真是天地之别，』是党和毛主席拯救了奄奄一息的中医药事业，给我们中医指出了光明大道。这时，尽管我的工作空前繁忙，但我越干劲头越足，越活越有奔头。

我知道，自己的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都很差，对人民的贡献微不足道，但是党和人民却给予我很高的荣誉和政治上的鼓励。我曾先后被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政协代表、全国人大代表，担任过北京中医医院副院长兼皮外科主任、北京市中医研究所所长、北京第二医学院中医系教授等职务。尤使我难忘的是曾多次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朱委员长、周总理。

我常想，我只是个普通的回族老中医，来自底层人民，我所知道的一点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也来源于实践，来源于人民，理应把自己学到的技术毫无保留地献给人民。于是，我把保留多年的所有数据和手稿拿出来，把点滴心得体会说出来。例如，应用银花、生地烧成炭，清解血分的毒热，是我多年来摸索出来的治疗经验，用于临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俗话讲“外科不治癣，治癣便丢脸。”这句话固然反应了皮肤病难达速愈，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对于皮肤病治疗办法不多。我想，皮肤疮疡虽形于外，而实发于内。没有内乱，不得外患。皮肤病损的变化与阴阳之平衡，卫气营血之调和，脏腑经络之通畅息息相关。因此，我和同志们一起，从疾病的整体观念出发，从治疗难度较大的皮外科疾患入手，开展了对红斑性狼疮、自赛氏病、慢性瘘管和溃疡的研究工作，初步取得进展。

在总结经验过程中，我们从一个个病种入手。凡是跟我学过的医生，都把自己保存的有效病例，以及我讲解过的心得体会的笔记集中起来，然后我再逐个分析当时的主导思想，把同类的经验归纳起来，找出它们的共性和每个病倒的特殊性。对于每味药，每个处方和每一段叙述，我们都认真研究修改，并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既总结成功的经验，也总结失败的教训，使后学者少走弯路。一九七五年，大家帮助我把过去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加以总结，出版了一率《赵炳南临床经验集》。全书约有三十万字，共收病种五十一个，病例一百三十七例，介绍了三种特殊疗法及多年来行之有效的经验方、常用方，较为系统地反映出我的实际经验，获全国科学大会奖。近年来，我年老体弱，身体欠安，难以胜任门诊的繁忙业务。我就采用录音方式，讲一点，录一点，然后根据录音材料整理成文。这是一种快速、准确、省力的方法，有利于经验的整理和传授。此外，我还在同志们的协助下，将有较好疗效的十个常见病整理成计算器语言，编好程序，输入电子计算器，，备日后的临床、教学、科研应用。我认为，整理、继承工作，老中医责无旁贷，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把自己在实践中积累的知识全部拿出来，那怕是一点一滴，也能聚砂成塔。

我常爱说两句话；“知识不停留，经验不带走。”知识不停留，就是说，虽然我已经八十三岁，行医一甲子，还要活到老、学到老、千到老，还要钻研，还要攀登，还要挖掘，』还要创新，决不能在现有的经验上停留。经验不带走，就是说，把我的点滴经验和体会要毫无保留地献给党和人民，传绘青年一代，绝不带进坟墓。

几点希望我经常收到各方面的来信，其中许多是有志子从事中医工作的青年人，他们希望我能谈谈个人的看法和体会。借此机会，我想说几句不成熟的话。

(一)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书不可不读，对于一些中医经典医籍，不但要读，有的还要能背，但希望同志们不要钻进书堆里出不来。要重视临床，多认症、多实践。我年青时，根本不知道累，上午看病百余人，下午出诊,晚上睡在医馆，整天和病人打交道，以后虽说年岁大了，也坚持门诊，坚持会诊，从不脱离临床。只有见得多，认症准才能辨析识病严谨，立法遣药切中，对疑难大症做到心中有数。

(二)寻师认能，博采众方要善于学习，不仅向书本学，向老师学，还要向病人学，向民间学。我自己的经验中，有很多是向别人学来的。比如熏药疗法是在我早年行医时，看见一位老太太用草纸燃烟熏治顽癣(神经性皮炎)，引起了我的注意。查阅古书中也有类似这方面的记载。于是我加以改革，临床治疗很多皮外科疾患，取得很好疗效。叉如，一位头面部白驳风(白癜风)的患者，同时伴有头皮瘙痒、脱屑、头油多。我让他用透骨草煎水洗疗。数天后，白驳风如旧，但用来洗头却收到意想不到的去油止痒效果。我从病人主诉中受到启发，以后拟定了透骨草洗方专以治疗发蛀脱发病(脂溢性脱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