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承悰

【肖龙友小传】肖龙友(1870～1960)，名方骏，以字行。四川省三台县人，为前清拔贡，名中医师。精通文史，医文并茂，自学成医。一生精研历 代中医书籍，理论联系实际，临床经验极为丰富，疗效甚高。历任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委员，卫生部中医研 究院学术委员，名誉院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央人民医院顾问等职。

我的祖父肖龙友先生是北京四大名医之一，他的一生为发展中医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曾有北方肖龙友，南方陆渊雷之说。

我从小生活在祖父身边整整二十年，他慈祥的面容，刚直不阿的性格，刻苦勤奋的学习精神，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深深感到他是一位不平凡的中医大 师。这篇文章仅仅是我亲自的感受及手头掌握的材料写成的，远远不能反映龙友先生的全部情况，疏漏和错误之处，望了解龙友先生的前辈和同志们不吝指正。

扎实的基本功

祖父肖龙友，本名方骏，字龙友，别号息翁，解放后改号为不息翁。祖籍四川省三台县人，一八七零年二月十三日出生于四川雅安。

我的曾祖父肖端澍，为清光绪戊于(一八八八年)科举人，曾先后任武昌、大冶两县知县。祖父龙友先生出生之际，正值洪杨革命之后、帝国主义竞相侵略、 欧西新学输入萌芽之时。当时士大夫阶级仍以科举考试为生路，而祖父又为曾祖父的长子，故自幼严受父教，每天诵习诗书，直至深夜，熟读四书五经、诗赋帖括、 四史诸子，同时书法也受到了严格的训练。每当家中来客人时，曾祖父令其背诵，作为待客之礼，深受祖辈的喜爱。故对中国的历史、文学、语言知识，从小就打下 了牢固的基础。

弱冠之后，祖父赴成都入尊经书院读词章科，考试每获第一。此时博览群书，中医书籍也多涉猎。学习当中古文水平不断提高，中医理论知识不断丰富，这为他以后自学中医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这也启示我们要学好祖国医学，必须要学好中医经典著作，必须有过硬的古文知识。

动荡的仕途生活

祖父二十七岁时(一八九七年)考中丁酉科拔贡，遂即入京充任八旗教习。其时正值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攻破北京，祖父饱经忧患，曾被迫给洋人背粮，又曾在琉璃厂卖字以度生涯。

事后分发山东，先后任淄川、济阳两县知县。到鲁后正值变法维新之始，行新政，废科举，省会设立高等学堂。祖父为之匣订章程，兼充教习。任知县时，他 以办救案与外国神父作斗争而深得民心。辛亥革命后，移居济南任闲职。当时祖父在大明湖畔还留下了碑文，一九六二年我去济南度寒假时曾去寻找，但未找到。

一九一四年祖父奉调入京，历任财政、农商两部秘书及府院参事，农商部有奖实业债券局总办等职，并由执政府内务部聘为顾问。

自学成医的道路

祖父为医，既无家传又无师承。他童年时因曾祖母多病，留心于医药，经常到族人所开设的药铺去请教，渐而在少年时期即能辨药真伪，以后在书院读经史之 暇也阅览方书。在读老子及诸子学说中，受到一定的启发，因而悟及岐黄之奥妙，加深了他对中医基础理论的信任及兴趣，进而认真反复地学习研究内、难各经。后 因曾祖母血崩久治不愈，促使祖父更加努力学习历代诸医家名著，而略有心得。

一八九二年，川中霍乱流行，省会成都日死八千人，街头一片凄凉，棺木售之一空。很多医生因惧怕传染，不敢医治。而祖父不顾危险，陪同陈君蕴生沿街巡视，用中草药进行救治，使很多病人转危为安。

于是，声誉雀起。这是祖父以医药服务于人民的开始。

进入仕途后，虽在官守，也未间断研究医学。当时所译西医书籍亦多浏览，并在公余之暇以医问世，辄见小效。所以当时的内务部及主管卫生机关多聘请祖父 为考试中医士襄校委员，并因而取得医师资格。复以自感数十年浮沉宦晦，于国于民无益，更加深了从医的决心。一九二八年，民国政府南迁后，毅然弃官行医，正 式开业，自署为医隐，号为息园，曾撰《息园医隐记》一文刻于扇骨，以述其志。

附：患园医隐记

人必无所显而后得隐。余显乎哉?余志在医国，浮沉宦海，数十年于国事毫无济，即以名位论，不过一中大夫耳。况当叔季之世，并此亦不能得邪?四顾茫 茫，行藏莫测，内人告余曰：子非深于医者邪?既不能显达，出所学以医国，何不隐居行其术以医人．倘能合彼就此，我闻医亦大夫也。医虽小道，亦自利利他之道 也．如果是，吾将与子偕隐约而终老。余曰：诺。乃卷藏退密而业大夫之业，因自署为医隐焉．是为记．时在壬子之冬(一九一二年)，越十七年己巳(一九二九 年)刻于扇骨。

息公努力经营中医事业

(一)实事求是的医疗作风祖父治病素以诊断高明而为人所敬重。在医疗上他既全力以赴，却又从不吹嘘。能治者则治，不能治者则不包揽。现举一例说明之：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患病，不能饮咽，同事祖父给予诊治。检诊后，祖父断为病之根在肝。多

人苦求开方，因明知病入膏肓，非汤药所能奏功，故坚不与方药。后经解剖，证实孙中山先生所患乃系肝癌。此事说明祖父诊病非常准确，并具有实事求是的医疗作风。当时这件事轰动了社会，祖父的医名进一步流传开来。

(二)开创了中医进入西医院用中药治病的先例祖父行医以来，理论联系实际，因此疗效甚佳。当时德国医院(现北京医院之前身)之德国医师狄博尔，因闻 祖父大名，经常约请祖父会诊。所会诊之病多是疑难重症，如大脑炎、黑热病，子宫瘸、糖尿病、噎嗝病等。祖父不畏艰准，悉心予治，所会诊之病例

常单以中药而愈。在中医受歧视的旧社会，中医没有自己的医院，也没有资格进出医院，更不要说在外国人开设的医院服用中药。而祖父以他高超的医术；博 得了西医界的信任和尊重，开创了中医师进入西医院用中药治病的先例，为中国人民，特别是为中医界争了气，由此他的威望与日俱增。

(三)急病人所急，痛病人所痛祖父开业后，投医者很多，上午门诊，下午出诊，有时还要应邀去

外地治病，终日忙碌不堪。他看病心正意诚，对待患者一视同仁，每遇穷苦病人，常不收诊费，或解囊相助。祖父工作时，聚精会神，一句闲话不说，也不许 家人打扰。每遇棘手之症，投药一时未效时，他总是反复思考，茶饭不香，甚至常于夜间翻阅医书，终宵不眠，直至考虑出更为妥当的治疗方案并取效时，始感轻 快。每于出诊遇重病患者，回家后常多次用电话或其他方法联系，以了解病人服药后的反应及病情的变化，从而斟酌下一步的处理。总之，他的心中总是惦念着病 人，他确实做到了急病人所急，痛病人所痛。

(四)发展中医教育披荆斩棘祖父不仅忙于诊病，并为发展中医教育苦心经营，力主举办中医学校。在国民党反动当局提出废止中医中药时，他克服重重困难，与名中医孔伯华先生共同创办北京国医学

院，与孔先生共任院长，亲临讲坛，以发展中医学术，造就国医人才。在国医学院经费困难时，祖父倾囊维持，甚至与孔伯华先生在学院看门诊，把所收费用交给学院，以贴补经费的不足。历时十余年，毕业学员达数百人，对当时的中医事业起到了挽救和促进作用。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一贯歧视中医，北京国医学院后来被迫停办。当该校停办，而焦易堂先生所主持的国医馆请设学校又不获准时，祖父义愤填膺，当即作《七律》三首，以示对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的不满。

七律

闻北平各医校因当局干涉，均已停办，感而赋此，意有所在，不计词之工拙也。

(一)

不重中医国必危，

当年保种是轩岐。

讲明生理人繁衍，

说透天元族大滋。

黄帝子孙盈宙合，

僦师徒众满中畿。

倘教知本同医国，

四万万人孰敢欺。

(黄种之人，实因黄帝讲明撮生之道，所以人种繁衍，至今偏重西医，未免数典忘祖。果使舍己芸人真有利益，何尝不可。学问公器也，讲学公理也，何中西之有哉！)

(二)

中医无文误文襄，

彼对医经不外行。

社会虽开徒聚讼，

讲堂能设自多方。

欲从新化分科目，

须请明人改学堂。

倘不同谋存国粹

有心甘让刘邦强。

(张文襄)当日手订学章，于各大学增设医科，仅有西无中。柯君逢时曾质问之，谓宜中西并重。张曰中医太深，一时难求教材，取西医者以有现成课本可 援，且与军事方面有关。中医稍从缓，再设专校可也。那知一缓至今，竟为学西医者作为口实。而教育部据此只准立医社，不准设学堂，嗣后国医馆请设学校，原系 补缺，已由中政会通过之条例，而卫生当局竞串通行政院秘书长，将条例改变。以褚(2)为西医界之首领也，故有此权力，不知行政机关何能擅改立法机关通过之 文，而当局竟引以为据，亦可怪矣。)

(三)

医判中西徒有名，

天公都是为民生。

学人何苦交相诟，

志士终归要有成。

友国维新真得计，

吾华蔑古太无情。

一兴一废关强弱，

不敢相从要品评。

(医无中西，同一救人，不过方法不同耳。即以针而论，西医用药针，便则便矣，但与经穴毫无关系，如能按穴道使用，则奏效当更速也。中医用针灸，按穴 道，调理气血，万病皆宜，且获奇效，不过精者少耳。国家如能提倡，不患崛起之无人，传法之不广。医学关国家兴废存亡，非同小可，吾敢断言，纯用西法，未必 能保种强国，如提倡中西并用或有振兴之日。谓余不信，请以十年为期，国家如有意兴学育才，十年之后，中医如不能有成，鄙人愿受妄言之罪，即时废止，决无异 言。倘听其自生自灭，不之闻问，吾恐不出十年，中医绝迹矣。到中国之中医绝迹，而西医必将中法拾去研究，一旦发扬，华人又必转于西国求中法矣。吾念及此， 声泪俱下，不知同道中人，作何感想也。)

解放以后，祖父仍是念念不忘中医教育。他认为必须学校医院并设，使学习和临床同时互有经验，否则不易取得良好效果。一九五四年他以八十四岁高龄当选 人民代表，不仅亲临会议，并积极提案设立中医学院。后来国家参照他的提案，于一九五六年在全国创办了第一批四所中医学院，发展至今中医教育事业可谓朝气蓬 勃、成绩卓著。想祖父在九泉之下，一定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