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里和卡利内奇

　　奥廖尔省人跟卡卢加省人有着气质上的明显差异，这也许会让那些从波尔霍夫县前来日兹德拉县的人大为吃惊。奥廖尔省的庄稼人个头不大，略显驼背，郁郁寡欢，老是愁眉不展。他们住的是窄小的白杨木屋，身服劳役，不事经商，饮食粗劣，穿的是树皮鞋；而卡卢加省的交田租的庄稼人可就大不一样了，他们住的是宽绰的松木房子，个子高高的，神情快活而胆大，脸孔白白净净，做奶油和柏油买卖，逢年过节便穿起长筒靴。奥廖尔省的村庄（我们说的是奥廖尔省的东部）一般都坐落在耕地中间，在那种稀里糊涂变成了污水塘的溪谷边上。除了寥寥几棵随时供人派用场的爆竹柳以及三两棵瘦巴巴的白桦，方圆一俄里内不见树木。房子鳞次栉比，房顶铺的是烂麦秸……卡卢加省的村庄恰好相反，大部分都是林木四绕；房子的间距显得较为宽松，排列得也较为齐整，房顶是用木板盖的，大门锁得严严实实，后院的篱笆也不见东歪西倒，不往外倾斜，不会招那些过往的猪来登门做客……对于猎人来说，卡卢加省也比较称心。过上五年六载，奥廖尔省最后一批森林和茂密的灌木丛将会荡然无存，沼泽地亦将无处可寻；相反，在卡卢加省，几百俄里内林木连绵不绝，沼泽地也占几十俄里，依然有高雅的松鸡在此栖息，和善的大鹬也常常光临，忙忙碌碌的山鹑猛地腾空而起，令射手和猎犬又惊又喜。
　　我曾以猎人身份去过日兹德拉县，在那边野外遇到了卡卢加省的一位小地主，并跟他混得挺熟。他姓波卢特金，是个猎迷，所以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说实话，他还是有一些弱点的。比如说吧，凡是省里富裕人家的闺秀，他全求过婚，结果到处遭人拒绝，被逐出门外，因此，他常怀着一颗破碎的心向各个朋友和相识苦诉衷肠，可是照旧把自家果园出产的酸桃子和其他不熟的果子当作礼品奉赠给那些被追求对象的高堂。他对趣闻非常津津乐道，叨咕个没完，尽管波卢特金先生认为自己说的多么情趣盎然，可惜从未赢得人家一笑。他叹赏阿基姆·纳希莫夫的文章和小说《平娜》。他说话结巴；将自家的狗美其名曰“天文学家”。他把“可是”念成“可希”，他家里吃的是法式菜肴，据他家的厨子的理解，烹调这类菜肴的奥秘就在于把各种各样食物的原汁原味来个彻里彻外的改造：肉食一经这位巧手料理，其味便变得像鱼，鱼变得像蘑菇，而通心粉则煮出了火药味；可是放进汤里的胡萝卜又全成了菱形或梯形的玩意儿。不过，撇开这些屈指可数的而又无伤大雅的缺点不谈，波卢特金，如同上边所说，算得上是个有头有脸的人。
　　我跟波卢特金相识的当天，他便邀我前去他家过夜。
　　“离我家大概有五俄里地，”他说，“步行去很远；我们先去霍里家吧。”（读者谅必会允许我不照他的口吃方式来转述吧。）
　　“霍里是什么人？”
　　“是我家的佃户……他家离这儿挺近的。”
　　于是我们便前去霍里家。在林子中间的一块经精心清理和整治过的空地上，耸立着霍里的独家宅院。院里有几间松木建造的房子，用篱笆圈在一起；正房前方有一敞棚，是由几根细柱子支撑起来的。我们步入院内。迎接我们的是一个年轻小伙，二十来岁，高高的个子，相貌堂堂。
　　“喂，费佳！霍里在家吗？”波卢特金先生问他。
　　“不在，他进城去了，”那小伙答道，一边微笑着，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吩咐备车吗？”
　　“对，伙计，备车吧。还给我们拿些格瓦斯来。”
　　我们进了房子。由洁净的圆木组装的墙壁上没有挂一张苏兹达尔的画；房角处摆着一尊沉甸甸的裹着银服饰的圣像，圣像前燃着一盏神灯；有一张前不久被刮洗得干干净净的椴木桌子；在圆木间的隙缝里，在窗子的边框上，既无机灵的茶婆虫在那里游荡，也无疑虑重重的蟑螂在那里藏身。那个年轻小伙拿着一只盛满爽口格瓦斯的大号白杯子，一大块小麦粉面包和放有十多根腌黄瓜的木盘快捷地出来了。他将这些食品在桌子上通通摆好，然后倚身门上，面露笑容，打量起我们来。我们还没来得及把这些小吃打扫光，台阶前已传来马车的响声。我们起身出来。驾车的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一头鬈发，两腮绯红，他使大劲勒住了那匹肥实的花斑牡马。马车四边围着六个大个子的年轻人，他们彼此很相像，而且都像费佳。“全是霍里的孩子！”波卢特金说。“全是小霍里，”费佳接过话说，他也跟着我们来到台阶上，“还没有到齐呢：波塔普正在林子里，西多尔跟着老爸进城去了……要小心，瓦夏，”他转向驾车的孩子继续说，“尽量跟快点，送的是老爷呢。不过，到了高坡那儿可得留神，悠着点儿。别把车子搞坏了，不能惊扰老爷的肚皮！”旁的几个小霍里听了费佳这句有点越轨的逗趣话都轻轻地笑了。“把天文学家放上车！”波卢特金先生威严地喊了一声。费佳开心地把那只强露笑容的狗举了起来，放到马车底板上。瓦夏松一下缰绳。我们的马车轱辘便滚动了。“这是我们的办事处，”波卢特金忽然指着一所低矮的小平房对我说，“要不要去瞧瞧？”“好的。”“目前它已撤了，”他说，一边下了车，“不过还值得一瞧。”说是办事处，不过是两个空房间而已。看守人是个独眼老头，他从后院跑来了。“你好，米尼亚伊奇，”波卢特金先生说，“哪儿有水？”独眼老头跑了开去，不一会儿就拿了一瓶水和两个杯子回来。“尝尝吧，”波卢特金对我说，“我这里的水可是上好的泉水呀。”我们各饮了一杯，这时候老头向我躬身施礼。“喂，看来现在我们可以动身了，”我的这位新朋友说，“在这个办事处里我卖出四俄亩林子给了商人阿利卢耶夫，还算卖了个好价钱。”我们坐进了马车，过了半小时，我们已经抵达主人的宅院了。
　　“请问，”晚餐时我问波卢特金，“为什么您的这位霍里跟您的其他佃户分开住呢？”
　　“原因嘛是这样的：他是我的一个挺有头脑的庄稼汉。大概二十五年前吧，他家的房子烧了；于是他前来对先父说：‘尼古拉·库济米奇，请让我搬到您的林子里的沼泽地上住吧。我会给您付高额租金的。’‘你为什么要迁到沼泽地上住呢？’‘我思谋着这样好；只是请您，尼古拉·库济米奇老爷，别派我去干任何活了，而租金嘛，由您来定。’‘一年五十卢布！’‘行。’‘当心，我可不许拖欠！’‘那当然，我不会拖欠的……’就这样他搬到沼泽地住下了。打那时候起，大家都管他叫霍里。”
　　“那么，他发了吧？”我问。
　　“发了。如今他付我的租金是一百卢布。我也许还要提价呢。我曾对他说过好几遍这样的话。我说：‘赎身吧，霍里，哎，赎了吧……’可是他这个老滑头硬是咬定赎不起，说是没有钱……这怎么可能呢……”
　　第二天，我们一喝过茶马上就去打猎了。马车经过林子的时候，波卢特金先生吩咐车夫在一所矮房子旁停一下车，并大喊一声：“卡利内奇！”“就来，老爷，马上来，”院子里传来答话声，“我在系鞋子呢。”我们的马车慢慢地向前赶着；一个四十来岁的汉子在村外赶上了我们，他是位瘦高个子，小脑袋稍稍后仰。这就是卡利内奇。他那张和善的、带点麻斑的黝黑脸孔，我一见就感到喜欢。卡利内奇天天都陪伴老爷去打猎（这是我后来听说的），背着他的袋子，有时还扛着枪，探察鸟儿在何处栖息，打水、采草莓、搭棚子、跟在马车后面跑；离开他，波卢特金真可谓寸步难行。卡利内奇这个人的性格是顶乐呵的，也是顶和顺的，他不断地低声哼唱歌曲，无所思虑地向四处东张西望，说话带点鼻音，微笑的时候便眯起那双浅蓝色的眼睛，不时地捋捋那稀疏的楔形胡子。他走起路来不急不忙，可步子迈得老大，还拄着一根又长又细的拐棍。这一天他跟我聊了好几回，伺候我时不见他低三下四，然而他照料老爷真像照料孩子一般。中午时分，天气酷热不堪，我们不得不找个蔽荫地方，这时候他领我们到他设在林子深处的养蜂房去。卡利内奇给我们打开了那间挂着一捆捆冒着香气的干草的小屋的门，让我们躺在新鲜的干草上，他在自己头上戴了一个袋状的网罩，拿起一把刀子、瓦罐和一块木片，到养蜂房去给我们割蜂蜜。我们喝着掺和泉水的透亮的温蜜汁，在蜜蜂单调的嗡嗡声和树叶的不停的簌簌声中睡着了。一阵清风吹醒了我……我睁开眼睛，看见卡利内奇坐在那扇半开半掩的门的门槛上，用刀在削一柄木勺。我盯着他的脸欣赏了好一阵子，那是一张如傍晚天空一般温和而明朗的脸。波卢特金先生也醒来了。我们没有立即起来。在走了很久的路和一阵酣睡之后，安然不动地躺在干草堆上是颇为惬意的：身体显得既舒坦又疲倦。脸上冒着轻微的热气，甜蜜的困倦使人懒得睁眼。最后我们起来了，又一直闲逛到傍晚。晚餐时我们又谈起了霍里和卡利内奇。“卡利内奇是个善良的庄稼人，”波卢特金对我说，“他又热心又殷勤，可希他没法正经八百地干农活，因为我老拖着他。他天天要陪我去打猎……哪还干得了农活呢，您想想看。”我很同意他的话，接着我们都睡着了。
　　到了第二天，波卢特金先生要进趟城，是为同邻居皮丘可夫打官司去的，听说那个叫皮丘可夫的邻居抢耕了他的田地，还在这块耕地上殴打了他的一个农妇……我便独自前去打猎，傍晚前拐到了霍里家。一个老头在门口接待了我，他谢顶、矮个、宽肩膀、身体壮实，这就是霍里本人。我怀着好奇心打量了这个霍里。他那面容活像苏格拉底：同样的带点疙瘩的高额门，同样的小眼睛，同样的翘鼻子。我们一同进了屋。上回见过的那个费佳给我端上牛奶和黑面包。霍里在凳子上坐下来，安详地抚摩着他那拳曲的胡子，同我攀谈起来。他显得很自尊，言谈举止慢条斯理，不时地从他那长长的小胡子下露出微笑。
　　我跟他聊播种，聊收成，聊农家生活……他对我说的话似乎处处认同；只是后来我感到不好意思，我觉得自己说得并非样样恰当……于是情况变得有点令人纳闷。霍里有时谈得难以捉摸，大概是由于谨慎的缘故吧……以下便是我们谈话中的一个例子：
　　“你说说，霍里，”我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向老爷赎身呢？”
　　“我要赎身干吗？如今我很了解老爷，也付得起租金……我家老爷人很好。”
　　“得到自由总是更好些吧。”我说。
　　霍里斜瞥了我一眼。
　　“那当然。”他说。
　　“既然这样，那你为什么不赎身呢？”
　　霍里摇了摇头。
　　“老爷，让我拿什么去赎呀？”
　　“唉，得了，老头……”
　　“霍里要是成了自由人，”他低声地继续说，好像在自言自语，“那种不留胡子的人①，就会来向霍里发号施令了。”
　　“那你自己也剃掉胡子嘛。”
　　“胡子算什么？胡子是把草，可以割的。”
　　“那还说什么呢？”
　　“看来，霍里干脆去做生意人得了；生意人日子过得好，也可留胡子。”
　　“你不是已经在做生意了吗？”我问他。
　　“我只搞点奶油和柏油方面的小买卖……怎么，老爷，要不要备辆马车？”
　　“你这人嘴好严哪，心里可有主意啦。”我心里想。
　　“不用，”我大声说，“我不需要马车。明天我要在你家近处转转，如果允许的话，我想在你家干草棚里过一夜。”
　　“欢迎呀。不过，你在干草棚里睡得踏实吗？我吩咐娘儿们给你铺上床单，放上枕头。喂，娘儿们！”他喊道，一面站起身来，“过来，娘儿们……你，费佳，跟她们一块去。她们都是些饭桶。”
　　过了一刻钟，费佳提着灯笼领我到干草棚去。我扑倒在干草上，狗蜷缩在我的脚旁；费佳向我道了晚安，门嘎的一响，又砰的一声关上了。我久久没有睡着。一头母牛走近门边，大声地喷了两口气。狗自尊地朝它汪汪地大叫起来；一头猪从棚边走过，沉思地哼哼着；有匹马也在附近某处嚼着干草，打着响鼻……我终于打起盹来。
　　一大早费佳唤醒了我。这个快活而机灵的小伙子很让我喜欢；据我所见，他也是老霍里的心肝宝贝。他们爷儿俩常常相互逗闷子，亲热极了。老头出来问候了我。不知是因为我在他家过了夜，或是其他什么原因，霍里比昨天对我的态度更亲切多了。
　　“茶炊为你准备好了，”他微笑着对我说，“我们去喝茶吧。”
　　我们在桌子旁坐下来。一个壮健的女人，即他的一位儿媳，送上了一罐牛奶。他的儿子们全挨个地来到屋里。
　　“你有这么一大家子呀！”我对老头说。
　　“是呀，”他咬了一小块糖，一边说，“对我和我的老伴来说他们看来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全都跟你住在一起吗？”
　　“全住在一起。他们自己愿意这样，就这样住了。”
　　“都娶媳妇了吗？”
　　“就这个淘气鬼还没有成亲，”他指了指依旧靠在门上的费佳回答我说，“瓦西卡年纪还小，可以再等等。”
　　“我干吗结婚？”费佳回嘴说，“我这样蛮好。老婆对我有什么用？好跟她吵架，是吗？”
　　“哼，你呀……我还不知道你！戴上银戒指……想整天跟那班丫头片子胡混……‘得了，真不要脸！’”老头滑稽地模仿那些丫头们说话的口气说，“我可知道你，你这懒虫！”
　　“老婆有什么好？”
　　“老婆就是劳力嘛，”霍里严肃地说，“老婆会侍候男人。”
　　“我要劳力做什么？”
　　“得了，你就喜欢别人替你白干活。你这种家伙我可知道。”
　　“既然这样，就给我娶一个吧，啊？怎么啦！你为什么不说话？”
　　“唉，得了，得了，调皮鬼。你瞧，咱们打扰老爷了。会给你娶的，别担心……老爷，你别生气，孩子还小，不懂规矩。”
　　费佳摇摇头……
　　“霍里在家吗？”门外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卡利内奇进了屋，手里拿着一束草莓，那是他为自己的朋友霍里采的。老头欢欣地迎接他。我惊奇地瞅了瞅卡利内奇，说真的，我没料到庄稼人也有这种“温情”。
　　这一天我比平常约晚了四小时才去打猎，随后三天我都住在霍里家里。我的这两位新相识令我颇感兴趣。我不清楚我拿什么博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都无拘无束地跟我聊这聊那。我愉快地听着他们的谈话，并不断观察他们。这两位朋友彼此没什么相似之处。霍里是个正派的、务实的人，有经营管理的头脑，重理性；相反，卡利内奇是属于理想派、浪漫派一类的人，他热情洋溢，好幻想。霍里懂得实际生活，所以他要修建房屋，积蓄钱财，跟主人和其他有权有势的人融洽相处；卡利内奇则是脚穿草鞋走路，凑凑合合度日。霍里养育了一群孩子，有一个对他服服帖帖、团结一心的家庭；卡利内奇也曾有过媳妇，可他惧内，未养得一儿半女。霍里对波卢特金先生其人看得一清二楚；而卡利内奇则很崇拜主人。霍里喜欢卡利内奇，对他时加袒护；卡利内奇也喜欢并尊敬霍里。霍里话语不多，笑颜常开，而心里可颇有主意；卡利内奇很爱说话，但不像机灵的花言巧语者那样，说得像夜莺歌唱一般……不过，卡利内奇很有一些天赋，霍里对此就很赏识；比如说，他会用咒语止血、镇惊、制疯、驱虫；蜜蜂都服他调教，他是很有好手气的。霍里曾当着我的面请他把一匹新买来的马牵进马厩，卡利内奇便认认真真、正经八百地去执行这个多疑的老头的托付。卡利内奇更接近于大自然；而霍里更接近于人和社会。卡利内奇不喜欢深入思考，他盲目相信一切；霍里站得高，以至对人生持有嘲弄的眼光。他见多识广，我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比如说，我从他口里知道了这样的事，他说，每年夏天，在麦收季节前，常有一辆式样特别的小马车来到各个村庄。车上坐着一个穿长外衫的人，他在销售大镰刀。用现金购买的话，每把卖一卢布二十五戈比至一个半卢布；若是赊账，每把则卖三个卢布纸币至一个银卢布。不用说，所有的庄稼人向他买的时候都要赊账。过不了两三星期，他又来了，是为讨账来的。庄稼人刚割了燕麦，都付得起账；庄稼人与商人一起去了小酒店，在那里付清了赊账。有一些地主思谋着用现金购进镰刀，然后用同一价格赊账给庄稼人；可是庄稼人觉得不过瘾，甚至有些丧气；因为他们失掉了不少乐趣，比如用手指弹弹镰刀，听听声响，把镰刀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查看，无数遍地探问那个骗人的商贩子：“喂，伙计，这镰刀不怎么行吧？”在买小镰刀的时候，也会出现同样的把戏。不过不同的是，这样场合往往有女人们掺和进去，有时候弄得那商人不得不动手打人，这样一来反而对女人们有利了。然而，最让女人们吃亏上当的是以下情况。造纸厂的原料采办人员委托那些在一些县里被称为“鹰”的专门人员去收购废布。这种“鹰”从商人手里领到二百卢布左右的纸币，然后就去寻找猎物。可是他和自己因以得名的那种高尚的鸟大不相同，他不是明目张胆地去进攻，相反，这种“鹰”要耍滑头，弄诡计。他把马车停在村子近旁某处丛林里，自己窜到各家的后院或后门，装成过路的人或装成无事闲逛的人。娘儿们凭感觉就猜到他来了，便悄悄地向他跑去。买卖匆匆地就成交了。为了几个铜子，娘儿们不仅把各种不要的破衣烂布卖给“鹰”，而且把丈夫的衬衫和自己的裙子都给卖了。近来娘儿们发现有些交易是挺来钱的，那就是把自家的大麻，尤其是把一些大麻布偷出来，以同样方式卖出去——这样一来，“鹰”们的生意可就一下红火了。可是村里的爷们儿也变聪明了，一觉得可疑，远远一听到“鹰”的到来的消息，便立即采取措施，认真防备。说真的，这不可气吗？卖大麻本是他们的事，他们是实实在在地去卖——不是拿到城里去卖，去城里卖得自己运去，而是卖给前来采购的商人，他们由于没有秤，就规定四十把算一普特——可您知道，什么是一把，什么是俄国人的手掌，特别是在他“存心多拿”的时候！我这个阅历浅、对农村生活不“识门道”（如我们奥廖尔省人所说的）的人听了很多这类的故事。不过霍里不是自己一个劲儿去讲，他也问了我许多问题。他听说我到过外国，这大大引起了他的好奇心……卡利内奇的好奇心也不比他的差，可是卡利内奇更感兴趣的是有关大自然、高山、瀑布、非凡的建筑、大城市等的描述；霍里所关心的则是国家和管理方面的问题。他对一切事情都逐个儿进行分析思考：“这种事在他们那儿跟咱们这儿一样，或是不一样？……说说吧，老爷，是怎么回事？……”“啊，天哪，真玄呀！”在我讲述的时候，卡利内奇不时地这样感叹；霍里则默不作声，浓眉紧蹙，只是偶尔说：“这在咱们这儿可能行不通，不过这很好，很得当。”我不能将他的种种提问都向你们转述，也没有必要；但从我们的谈话里，我得出一种信念，读者对它也许怎么也料想不到，这信念就是：彼得大帝主要是表现出俄罗斯人的特性，俄罗斯人的特性正表现于他的革新精神中。俄罗斯人是如此的相信自己的力量和坚强，以至自己受折磨也在所不顾：他们很少迷恋过去，总是大胆地向前看。凡是好的他们便喜欢，合理的他们便吸取，至于它来自何处，他们觉得无所谓。他们那健全的头脑喜欢嘲笑德国人的乏味的理性；但是，用霍里的话说，德国人是挺好奇的人，他准备向他们学习。由于自己处境的特殊性，由于他实际上的独立性，霍里对我谈了许多，这在别的人那里，就像庄稼人所说的，那是用杠杆转不出，用磨也磨不出的。他的确很了解自己的地位。我同霍里聊天时，是头一回听到俄国庄稼人的那种纯朴而深含智慧的言谈。作为一个庄稼人，他的知识是相当渊博的，但是他不会读书识字；而卡利内奇会。“这个鬼家伙识得字，”霍里说，“他养蜂也挺棒，蜂从来不死。”“你让自己的孩子学识字吗？”霍里沉默了一下。“费佳识字。”“其他几个呢？”“其他几个不识。”“为什么呀？”老头置之不答，并换了话题。然而，不管他多么聪明，他也有许多偏见和成见。他打心眼深处就瞧不起女人，他开心的时候就拿她们逗乐，嘲笑她们。他那老伴又老又爱唠叨，整天不下炕，不停地怨这怨那，骂不绝口；儿子们都不搭理她，可是儿媳们对她却怕得要命。难怪俄罗斯小曲中的婆婆这样唱：“你算我什么儿子，算什么成家的人！你不揍老婆，不揍新媳妇……”有一回我打算替那几个儿媳鸣不平，想引起霍里的同情；可是他坦然地反驳我说：“您去管这些……小事何苦呢——让娘儿们吵去好啦……劝解她们反而更糟，也犯不着惹那份麻烦。”有时候这个凶恶的老太婆爬下炕，从穿堂里唤出那只看家狗，她喊道：“来，来，小狗！”接着抡起火钩子照着那狗的瘦脊背直打，或者站在敞棚下朝所有过路的人，如霍里所形容那样，“骂街”。然而，她怕自己的丈夫，他一声令下，她便乖乖地回到她的炕上。可特别有趣的是听卡利内奇与霍里在谈及有关波卢特金先生事时的拌嘴。“你呀，霍里，别当我的面招惹他。”卡利内奇说。“那为什么他不给你置双靴子呢？”霍里反驳说。“哼，靴子……我要靴子干什么？我是庄稼人……”“我也是庄稼人，可是你瞧……”说到这儿，霍里抬起自己的脚，把那双可能是象皮制的靴子给卡利内奇看。“哼，我哪能跟你比呀！”卡利内奇回答说。“哪怕给你点钱买树皮鞋也好嘛：你是老陪他去打猎的呀；也许一天就得一双树皮鞋吧。”“他是给我买树皮鞋钱的。”“可不，去年就赏了你一个十戈比银币。”卡利内奇懊丧地转过脸去，霍里哈哈地大笑起来，这时候他那双小眼睛眯得全看不见了。
　　卡利内奇唱歌唱得非常动听，他还弹了一会儿三弦琴。霍里听着听着，忽然把头侧向一边，以悲怆的声音与他伴唱起来。霍里特别喜欢《我的命运啊，命运！》这首歌曲。费佳趁机取笑父亲。“老爷子，怎么悲伤起来啦？”而霍里只顾手托脸颊，闭起眼睛，继续悲歌自己的命运……可是在别的时候，没有人比他更勤奋的了，他老是在鼓捣着什么：修修马车，整整篱笆，查查挽具。然而他不大讲究卫生，有一次我提了一下，他回答说：“房子嘛得有些住家的气味。”
　　“你看，”我反驳他说，“卡利内奇的蜂房里多干净。”
　　“蜂房若不干净，蜜蜂就不肯待了，老爷。”他叹口气说。
　　有一次他问我：“你家有世袭领地吗？”“有。”“离这儿远吗？”“约有一百俄里吧。”“那么你是住在自家领地上？”“是的。”“想必常常玩枪打猎吧？”“的确是。”“那挺好；为了身体，多去打打松鸡吧，不过得常换换村长。”
　　到了第四天傍晚，波卢特金先生派人来接我。跟霍里老头告别，我有点依依不舍。我同卡利内奇一起坐上马车。“再见吧，霍里，祝你健康。”我说……“再见，费佳。”“再见，老爷，再见，别忘了我们。”我们动身了；晚霞刚刚燃红。“明天会是好天气。”我望着明亮的天空说。“不，要下雨啦，”卡利内奇反驳我说，“鸭子在那边使劲拍水，再说，青草散发出浓烈的气味。”我们的马车跑进了丛林。卡利内奇在车夫的座位上颠簸着，低声地哼起歌曲，一面不断地瞧着晚霞……
　　第二天，我离开了波卢特金先生的好客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