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命案之谜(5)

　　张博倾向于认为这双皮鞋是当天韦焕第出门后从某家皮鞋店购买的，外包装应该是厂家原配的硬纸盒。凶手逃离现场时，手里拿着一个硬纸盒容易引人注目，所以，通常来说他应该立刻处理掉。扔到什么地方呢？张博想起花园一侧的那个垃圾箱，出去一看，里面果然有一个跟韦焕第的鞋尺码相配的硬纸盒！
　　这是一个男式皮鞋的原配纸盒，已经给雨水淋湿了，上面还沾着其他垃圾的污垢，提取指纹什么的是别想了。不过，纸盒里面还是干的，而且有一张发票。发票表明，这双由上海私营“康开皮鞋厂”生产的40码黑色牛皮鞋是昨天（即9月30日）出售的，出售商店是四川中路上的“宏康鞋帽店”。
　　袁辉友随即作了安排，他和张博待“宏康”开门后前往调查该店出售这双皮鞋的情况，其他三位同志早餐后抓紧时间睡觉，下午全组开会分析案情。
　　上午八点半， “宏康”准时开门营业。这是一家两开间门面的商店，原是单一出售男女老幼皮鞋的专卖店，后来学着同行的经验，增添了卖帽子的专柜，店名便由“皮鞋店”改成了“鞋帽店”。老板姓张，是个年近六旬的瘦小老头儿，具有老一辈上海生意人耐心、细致、和气的特点，还有点儿怕事，接待刑警时神情间流露出些许惶恐。
　　他告诉侦查员，昨天下午一点多， “宏康”门前停了一辆小吉普车，车里下来两个男子，一个是不到四十岁的瘦高个子，穿着藏青色卡其布中山装和灰色细帆布裤子，脚上是一双已经洗得近乎发白的蓝色跑鞋；另一个是年约六十的胖老头儿，身穿银灰色西装，足蹬黑色皮鞋，头戴希腊渔夫帽，手持一根两端镶着白铜的紫檀木“斯的克” （即手杖），一看那副气派就知道是个安然度过“三反”、 “五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成功商人。
　　两人进了店堂，那胖老头儿对迎上前招呼的张老板说： “麻烦给他挑选一双皮鞋，式样大众化些的，价格不必顾虑。”说着，又亲热地拍了拍瘦高个子的肩膀，叫着对方的名字，不过店方不论老板还是伙计都没听清，但下面的话倒是听清楚了，“你回家来了，我要送你一样礼物。常言说， ‘穿新鞋，走新路’，我倒是希望你‘走老路’——还是到我那里去吧！”
　　那瘦高个儿脸上露出感激的神色，频频点头，却没吭声，张老板就给他挑选了一双中档皮鞋。旧时经销皮鞋的生意人眼睛里都藏着一把尺子，顾客进门看店员的脸，他们却盯着人家的脚，每每都能估测得准确无误，使人叹服。所以，拿出的皮鞋一穿就觉得很跟脚。那胖老板就掏出钱包爽快地付了款，瘦高个儿则连说“谢谢”。
　　顾客出门时，张老板和伙计送至店堂门口，看着两人上了那辆小吉普，目送吉普驶离。他们留意到，开车的司机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他没有进店堂，一直坐在车内；不过，当胖老板两人走出“宏康”时，司机迅即下车为他们拉开车门——由此判断这小伙子是胖老板的专职司机。张老板还留意到，那辆小吉普挂的是军方牌照听到这里，张博立刻作出判断，那胖老板就是韦焕第原供职的“宝隆汽车修理厂”厂长钱复毅；那辆挂军用牌照的小吉普，显然是“宝隆厂”为部队修理后正在试车的车辆。
　　当天午后，专案组改变了召开案情分析会的打算，改为传讯钱复毅和他的司机，同时派员赴“宝隆厂”，对钱复毅是否涉韦焕第、韩少珍夫妇被害案进行调查。
　　四、绯闻
　　根据分工，传讯钱复毅及司机由专案组长袁辉友和张博负责，另外三个刑警石索根、周铁盾、祖兴为则去“宝隆厂”调查。
　　不过，袁辉友和张博的那桩活儿一时却没法进行下去。这天上午，钱复毅就上了司机开着的那辆军用吉普出去了。去了哪里？厂里那班高管谁也不清楚。平时钱复毅也经常是不打招呼就出门，他们早习惯了。那年代又没有手机，钱复毅这一出去，就好似断线风筝，袁辉友、张博只好给庶务科长留话，一旦钱复毅和司机回厂，立刻让他们来分局。
　　回到局里，袁辉友、张博无事可做，就沏了杯茶边喝边聊案情。袁辉友说： “这个钱复毅似乎不是凡品，试想，这人跟汪伪‘七十六号’的‘魔王’吴四宝走得那么近， ‘宝隆厂’经常为青帮修理枪械，按说属于助纣为虐，后来政府怎么没找他算账？以‘镇反’时的那股势头，像他这种人应该是逃不了审查的。老张，你当时已经调派出所了吧，知道为什么没动他吗？”
　　张博说当时派出所内部开会研究敌情时，有人提到过钱复毅，说应该对其进行审查，所领导也以为然，就把他的名字列入关押审查的名单送分局了，可分局却把他的名字划掉了。后来又报送过一次，分局打电话到所里，说钱复毅这个人分局知道，以后你们就不要报上来了。
　　袁辉友寻思，这个钱老板应该是具有另一种身份。所谓“另一种身份”，指的是当初中共地下党为收集情报、营救同志、购买控制物资，往往需要跟三教九流各式人等打交道。这类对象中的一部分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还继续发挥作用，受命跟国民党潜伏特务联系，甚至参加特务组织且担任一定职务，成为“内情”人员，为我方提供情报。不过，这种具有“另一种身份”的对象，在“镇反”运动中也不是个个都能逃过这一劫。比如上海提篮桥监狱的国民党末任监狱长王慕曾，系“保密局”特务，在上海解放前夕受中共地下党感召，幡然悔悟，营救了五十多个被捕且已被“保密局”大特务、上海警察局长毛森下令处决的中共地下党员，按说应该属于“重大立功行动”，但在“镇反”时同样被迫究历史罪行，予以处决（后获平反）。
　　袁辉友估计钱复毅可能属于这种对象，跟张博一说，张也有同感。于是，袁辉友就想了解一下，哪知电话打到社会科（当时已改称“政保”，这是沿袭以前的说法），遭到断然拒绝——这等于认可了袁辉友的猜测。这一来，张博就有顾虑了，担心以自己的留用警察身份讯问钱复毅是否欠妥。袁辉友则说： “我们只问案子不问其他，怕什么？”
　　两人正说着，分局门卫室来电说“宝隆厂”厂长钱复毅在门口，要求跟袁队长通电话。钱复毅在电话里说他上午去外面办事了，饭后才回厂，听了庶务科长转达的刑警留言，便让司机小孔开车一起前来分局，打电话是问一声：两人是一起进来呢，还是他先进来。袁辉友说两人一起进来吧。那时还没有讯问必须两人以上的规定，两个刑警正好一人问一个。
　　其实，袁辉友对钱复毅的“另一种身份”也是有顾忌的，所以他单问钱复毅两点：一、昨天下午是否去过四川中路的“宏康鞋帽店”？去干什么？二、昨天一整天的活动行踪以及证明人。
　　钱复毅是否有“另一种身份”，一直到“文革”期间的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袁辉友才弄清楚。当时，公私合营后早已退休赋闲在家的钱复毅作为“三开分子” （“文革”中对国民党时期、日伪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都“吃得开”的角色的简称）被“群众专政”，关押于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造反派为主体的“文攻武卫指挥部”。之前也吃了些苦头刚获解脱的袁辉友被军管会派驻“清队办公室”打杂，他去的第二天，传来了钱复毅急病猝死的消息，其关押时所写的材料上交“清队办公室”，正好由袁辉友装订封存。袁辉友得以阅读了钱复毅的“自传”，终于确认自己当初对钱复毅身份的判断是准确的。钱复毅确实为中共地下党做过一些秘密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还利用其跟敌伪潜伏特务的关系为公安机关提供情报。不但钱复毅，就是韦焕第也曾接受钱的指令为中共秘密工作出过力——这就是钱复毅预言韦焕第“最多判七年徒刑”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