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五章 颁夏时于万国 作贡法均地权(2)

愚者不敌智者，强者不敌弱者，这是一定之理。土地假使私有，则民间即可以买卖，那么智而强的人势必设法以吸收愚而弱者之土田，数百年之后，可以发生贫富两个阶级。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这种不平的现象，最足以引起社会之不安宁，国家求其太平，难矣！若土地国有，由国家支配，每人耕田只有若干亩，每家住宅只有若干亩，智而强者，不能独多；愚而弱者。不至独少，那么一切不平等之现象就可免了。古圣人所谓治国平天下，就是这种平法；古圣人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就是均法。除出这法之外，再要想求平均之法，恐怕没有呢。至于现在他们所有的土田，亦不必一定去夺他，只要依政府所定之办法加以限制，或给以追认而已。譬如政府所规定的办法，每人是田一百亩，住宅五亩。他们如果不到此数，政府当然补足他，他们不但毫无损失，而且还有进益；如果他们所有不止此数，那么可以定一种土地收买法，由政府给他多少货币，以作代价，岂非不是豪夺吗！还有一法，并不必收买，将他所余之田暂时存记，等他子孙众多的时候平均摊给，岂不是更便利吗！”季宁道：“这个道理虽不错，但是人的心理总是自私自利的。种自己的田，肯尽心尽力？假使不是自己的，是国家的，今朝分给我，明朝说不定分给别人，那么何苦尽心尽力，岂不是于收获有关系吗？”轻玉道：“不是如此。土地虽属国有，但是耕种和居住不妨世袭。譬如父死了，可以转给其子；子已有田，可以转给其孙，或转给其次子。不是忽而给这人，忽而给那人的。况且政府并无规定不许世袭的明文，并未限定耕种的日期。他先怠情起来，那么他是惰农。政府对于惰农应该有罚。于他自己一无所利，何苦来呢？只有年老而独，无可承袭之人，政府才收回，另给他人，何至因此而惰呢？”

季宁道：“世界人口总是愈生愈多，一人必给他许多田地，恐怕将来人多地少，不敷分配，那么怎样？”轻玉笑道：“足下之计虑可谓深远矣。但是照现在状况看起来，人满为患，恐怕至少要在几千年之后。几千年之后如何情形，自有聪明圣哲的人会得设法变通补救，此刻何必鳃鳃过虑呢？”季宁道：“照足下这个方法，恐怕仍旧不能平均。因为一家之中人口有多寡，体力有强弱，年寿有长短。每人土田平均，那么人口多的，寿命长的，祖孙父子兄弟所受的田亩必多，和那单夫独妻寡弟少男的比较，进益总要增多，久而久之，岂不是仍有贫富等级吗？”轻玉道：“这个亦有章程规定，要等到他壮而有室了，才给以相当之田。过了六十岁，他的田即须收归。这样一来，相差自不会远了。”施黯道：“田地国有，有这许多理，不错了。

名山、大川、林木、薮泽都要收归国有，有什么意思呢？”

轻玉道：“大概百姓有知识的少，无知识的多。有远虑的少，只图目前的多。山林、该泽等等如果任百姓自由去斩伐捕捉，将来势必至于有山皆童，无泽不竭，这是一定的趋势。收归国有之后，山林、薮泽等每处设起官来，专理其事，何时准百姓去伐木，取薪；哪几种可取，哪几种不可取，取了之后，如何的设法补种，件件都有规则，那么材术才无匮乏之虞。鱼鳖等亦然；何时可捕，何时可猎，都有定时。网罟有禁，围猎有禁，都有规定，那么鱼鳖禽兽等肉才不可胜食了。总之一国譬如一家，政府譬如一家之主，对于财产等应该有种种的统计，对于子孙家人等的生活应该有切实的指导，万不可一切听他们去乱干，只知道高坐室中，责他们的孝养侍奉，就算是个家主了。鄙见如此，诸位以为如何？”

众人听了，无不佩服。土地国有这个议案总算成立。但是土地收归之后，百姓每人应该给他多少田？每家住宅应该给他多少地？这个问题，又要讲座了。大家商议结果，授田以一个人力耕所能来得及为标准，定为五十亩。住宅以一家八口能容得下为标准，定为五亩。一家八口，就是自身夫妇两个，上有二老，下有子女四人，以此最多数为计算。但是住宅在城里，于耕种不便：在城外，那么城中太空，且不免种种不便。后来又商议，将五亩划开来，半在城中，半在城外，听他们居处从便，亦可谓计虑周到了。

最后乃议到赋税之法。究竟五十亩田，每年取他们多少税呢？施黯以为不妨从多，他说：“国家建设进行之事甚多，虽则多收他们几个，但是仍旧用在他们身上。人君不拿来滥用，官吏不拿来中饱，就对得住百姓，百姓决不会怨的。”季宁道：“这个万万不可。建设事业，须循序渐进，不能于一朝之间百事俱举，那么只要平日节省一点，已足敷用。况且现在土地已归国有，一切建设材料大半已不必购备，只须工食就够了。但是人民对于国家的建设，都是自身切己的问题，就使每岁农事完毕之后，叫他们来做几日工，薄给他们一点工食，想来他们亦甚情愿，这是从事实上论来不必重赋的一个原因。二层，天之生财，只有此数。不在政府，即在百姓。而在百姓，胜于在政府。古人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这句很不错的。所以最好的方法，莫如藏富于民。民富就是国富，民贫当然国贫。譬如养牛求乳，养鸡求卵，牛、鸡肥，则乳卵自多；牛、鸡瘦，则乳卵必少。这是从理论上说来，不应重赋的一个原因。第三层，古人说：‘君子作法于谅，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之何？’这句话亦是很不错的。现在圣君在上，我们这班人在这里办事，重赋收入，原是能够涓滴归公，实在用于建设。但是后世为君者能否尽圣？为臣者能否尽贤？万一有不肖之人，假借建设之名，肆行搜括，藉口于我们，我们岂不是作俑之罪魁吗？这是从流弊一上说来不可重赋的一个原因。”

夏禹听了，便说道：“不错不错。应该轻，应该轻！依朕看来十分之中取他一分，何如？”杜业道：“十分取一，原是好的。但是依臣看来，还应该加以变通，因为年岁是有丰歉的，国家的政费是有预算的。年岁丰时，照预算十分取一，不生问题。假使年岁歉时，照预算十分取一，他们要苦了，政费又发生影响了，这是应该预计到的。所以臣的意思，收取总以十分之一为原则，而临时不妨有变通。丰年或收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一点五；歉岁或只收二十之一，或竟全蠲，此法不知可行否？”

大家商议一回，觉得此法亦未尽善。因为丰歉是无定的。

年年多收，固然无问题。假使年歉少收，或不收，则政费预算不免动遥而且调查估算，麻烦异常，一或不慎，浮收滥免，流弊丛生，亦不可不防。展转讨论，后来决定一个办法，叫作校数岁之中以为常。譬如十年之中，每年收获多少，将它加起来，以十除之，就是每年平均所收积之数。在这个数目之中，十取其一，作为定额，不论丰歉，年年如此。这个法则，叫作贡法。因为十年之中，丰年也有，歉岁也有，平均计算，丰歉都顾到了。夏朝一朝都是用此法，以为尽善尽美了。但是此法，实在不善，后来有一个名叫龙子的批评它道：“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因而不足，则必取盈焉。

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又称贷而益之，恶在其为民父母也？”这个批评，可谓确当。但是当时立法之意，原想百姓丰年多储藏些，留为歉岁之补偿。然而百姓虑浅，哪里肯如此？一到凶年，要照额收他，就不免怨恨。这亦可见立法之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