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和萧珊的爱情名人爱情故事

巴金读书的时候就想高中毕业要考上北大，但后来由于家里的某种原因他没有实现上北大的理想。之后，他到了法国去留学，写的一篇题为《家》的小说，这小说很受青年人的喜欢，很多女孩都写信给他。但在这些来信中，有一个叫萧珊的女孩很特别。一是她经常的写信给巴金，在信中还问起他的生活情况。其次，就是她每次在信后面的署名都和别人不一样，一般人家都是落自己的名字，而她只是落名为：一个十几岁的女孩。
后来那女孩提出要和巴金见面，巴金知道那女孩有些喜欢上自己了，就有些不愿见她，因为他觉得她还小，还是个学生，自己又比她大很多。加上他当时也不想谈及感情方面的事，但那女还一再的要见他，还说她现在被学校开除了，要他给她指点方向。巴金知道了她这种情况之后就答应了见她。并把地点约在了上海的一家很有名气、一些有名的文人都经常去的S酒楼。
女孩很漂亮，只是带有丝丝的忧郁。巴金问她为什么会被学校开除？女孩就说是因为她接触了社会上的一些“思想份子”。巴金知道学校指的那些“思想份子”都是一些爱国的进步青年。
但他还是劝她继续上学，要她转到另一所学校去读书。女孩不想上学想走向社会，巴金就说社会很复杂，一个女孩子还不能适应，说她多学了知识将来才好为国家作贡献。
最后女孩就听了他的继续上学，读书。
通过这次见面之后，他们相互间的通信就更频繁了。写信多了，在女孩的心里，由开始的喜欢也变成一种爱了。心里有了爱情，对他就更是关心了，就经常的到巴金家里去，要是他不在，就给他留纸条。。。。。。
巴金每次晚上回家听到佣人说萧珊来了，他就会很是高兴地看她给他留的纸条。
1937年，上海被日本人沦陷。巴金主编的《烽火》要转移到广州。萧珊知道后就要跟巴金一起去广州。为此，她母亲还特意请了巴金在一家酒楼吃饭。
萧珊的妈妈当时还年轻，比巴金只大几岁，因为巴金比萧珊大13岁，她妈妈就把头发盘着，故意打扮得自己显得老一些。
萧珊的妈妈见到巴金很是高兴，因此在一起吃饭他们三个人都吃得很开心。
萧珊说要跟巴金一起去广州，她妈妈就当着巴金的面点头同意了。那次酒楼的吃饭，也就成了巴金和萧珊的订婚宴。
就这样，巴金和萧珊就真正的开始了他们的爱情之旅。
只是在广州不久又去了桂林。
1943年，才和萧珊结婚。
巴金不像其他的作家，喜欢把自己的爱情写出来，但后来看到怀念他妻子的那篇文章时，也就使我读懂了他们的爱情。
他们的爱情没有浪漫，只是彼此牵着对方的心而真爱一生。。。。。。
最近拜读巴金的《爝火集》，《怀念萧珊》一文让我记忆犹新。1936年，三十二岁的巴金凭借《家》蜚声文坛。当时追求巴金的人多如牛毛。其中一个总是署名为“一个十几岁的女孩”的信给巴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女孩就是萧珊，当时十八岁。一个是而立之年的文坛宿将，一个是豆蔻华年的文学新秀。共同的志趣爱好，十四岁的年龄差距，让巴金对这份感情怀着堤防和困顿。可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萧珊的挚爱帮助巴金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患难见真情。1944年５月１日，两情若是久长时，就一定要朝朝暮暮——巴金和萧珊正式结婚了。
 
巴金与萧珊相亲相爱二十八年，相濡以沫，举案齐眉。在“文革”中，两人唇齿相依，互相关怀，在动荡的年代续写着爱情的坚贞。巴金不知向萧珊隐瞒了多少次自己所遭受的非人待遇，萧珊也替巴金承受着铜头皮带的盘问拷打。1972年７月底，备受精神摧残的萧珊被查出患上了直肠癌。手术前，萧珊对巴金说：“看来，我们要分别了！”巴金用手轻轻地捂住萧珊的嘴，低下了头。一个铮铮铁汉，百炼钢顿时化成了绕指柔，肝胆欲摧。1972年８月13日中午，萧珊与世长辞，她在临终前一直念叨着巴金的名字。天若有情天亦恼，夫妻恩爱成沧桑。萧珊去世后，巴金把她的骨灰就放在自己的卧房，巴金的床头摆满了萧珊的译作。巴金时常对着这些物品出神。一往情深深几许？个中缘由天地知！
萧珊与巴金用真情谱写着真爱。时隔六年，巴金举起痛不欲生的笔，怀着满腔悲愤，写下了《怀念萧珊》。文章字里行间无不流露着巴金对萧珊的念念不忘、恋恋不舍。用巴金的话说，他不是用文字在感人，而是让萧珊的言行在感人。无疑，萧珊与巴金的阴阳两隔并不能隔断他们的恩爱缠绵。不求曾经拥有，但求天长地久。巴金对萧珊的爱是一生一世的，我坚信，在天堂里的萧珊也肯定深深地爱着巴金，因为爱无国界，爱无时限，爱在心间！
 
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想想巴金与萧珊的百年好合，我们是否也应该对自己的爱情弥足珍惜呢？好多事情物是人非之后，才能想到他们的举足轻重，与其面对着斯草、斯木、斯人、斯事作一番“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感叹，倒不如好好把握住此时、此刻、此情、此景的“花好月圆”！
 
从白蛇许仙的断桥相会，到孟姜女哭倒长城；从牛郎织女的夫妻双双把家还，到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化蝶登仙。爱情作为永恒的时代主题历久弥新。为爱至死不渝，为爱舍生忘死。爱情何尝不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猛士啊！有人说大象是世界上力气最大的勇士，可在爱情面前，他们都是微不足道的，因为爱情的力量可以催进生存，可以召唤死亡！撼山易，撼爱情难！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千百年来，苏轼的这首《江城子》，读来总让人若有所思。在红尘中爱的最高境界又是什么呢？恨不相逢未嫁时是一种境界，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种境界，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是一种境界，但谁能肯定地说哪种最高呢，那些流传千古的爱情故事，无论是罗密欧与朱丽叶，还是陆游与唐琬，都历经了生生死死，让爱情凝结着厚重，享受着尊贵。但是现在，我们红尘中的俗人，虽然也尝试着爱情和幸福，可又有多少爱情经受得了生死两相依的考验，堪称得起永浴爱河、永结同心的经典呢？当然，对于我们，也不必追求爱到“直教人生死相许”，相爱着的双方彼此珍惜彼此，彼此认同彼此就已经足够了。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结婚多年，她早已习惯了他的鼾声，而没结婚之前她是有一点动静也不能入睡的，可后来变成了没有他的鼾声不能入睡！这也许就是爱的感知，爱的炉火纯青的一种境界吧！
爱情可以不问对错，但爱情至少要喜悦快乐。有人说五百年前的一次回眸，才能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那对于回了五百年眸才能换来的爱情，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轻言放弃呢？
 
性情男女们，一夜夫妻百日恩，百日恩后太阳升。我们何不痛痛快快修一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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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萧珊·巴金
一
今天是萧珊逝世的六周年纪念日。六年前的光景还非常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一天我从火葬场回到家中，一切都是乱糟糟的，过了两三天我渐渐地安静下来了，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想写一篇纪念她的文章。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这样一种习惯：有感情无处倾吐时我经常求助于纸笔。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里那几天，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我痛苦地想，难道给关了几年的“牛棚”，真的就变成“牛”了？头上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思想好像冻结了一样。我索性放下笔，什么也不写了。
六年过去了。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确把我搞得很“狼狈”，但我还是活下来了，而且偏偏活得比较健康，脑子也并不糊涂，有时还可以写一两篇文章。最近我经常去火葬场，参加老朋友们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大厅里，我想起许多事情。同样地奏着哀乐，我的思想却从挤满了人的大厅转到只有二、三十个人的中厅里去了，我们正在用哭声向萧珊的遗体告别。我记起了《家》里面觉新说过的一句话：“好像珏死了，也是一个不祥的鬼。”四十七年前我写这句话的时候，怎么想得到我是在写自己！我没有流眼泪，可是我觉得有无数锋利的指甲在搔我的心。我站在死者遗体旁边，望着那张惨白色的脸，那两片咽下千言万语的嘴唇，我咬紧牙齿，在心里唤着死者的名字。我想，我比她大十三岁，为什么不让我先死？我想，这是多不公平！她究竟犯了什么罪？她也给关进“牛棚”，挂上“牛鬼蛇神”的小纸牌，还扫过马路。究竟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她是我的妻子。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疗，也因为她是我的妻子。想尽办法一直到逝世前三个星期，靠开后门她才住进医院。但是癌细胞已经扩散，肠癌变成了肝癌。
她不想死，她要活，她愿意改造思想，她愿意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个愿望总不能说是痴心妄想吧。她本来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K”的“臭婆娘”。一句话，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在我靠边的几年中间，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样受到。但是我并未挨过打，她却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几天后才褪尽。她挨打只是为了保护我，她看见那些年轻人深夜闯进来，害怕他们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门，到对面派出所去，请民警同志出来干预。
那里只有一个人值班，不敢管。当着民警的面，她被他们用铜头皮带狠狠抽了一下，给押了回来，同我一起关在马桶间里。
她不仅分担了我的痛苦，还给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励。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我在原单位（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
给人当作“罪人”和“贼民”看待，日子十分难过，有时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家。我进了门看到她的面容，满脑子的乌云都消散了。我有什么委屈、牢骚，都可以向她尽情倾吐。有一个时期我和她每晚临睡前要服两粒眠尔通才能够闭眼，可是天刚刚发白就都醒了。我唤她，她也唤我。我诉苦般地说：“日子难过啊！”她也用同样的声音回答：“日子难过啊！”但是她马上加一句：“要坚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
“坚持就是胜利。”我说“日子难过”，因为在那一段时间里，我每天在“牛棚”里面劳动、学习、写交代、写检查、写思想汇报。任何人都可以责骂我、教训我、指挥我。从外地到“作协分会”来串联的人可以随意点名叫我出去“示众”，还要自报罪行。上下班不限时间，由管理“牛棚”的“监督组”随意决定。任何人都可以闯进我家里来，高兴拿什么就拿走什么。这个时候大规模的群众性批斗和电视批斗大会还没有开始，但已经越来越逼近了。
她说“日子难过”，因为她给两次揪到机关，靠边劳动，后来也常常参加陪斗。在淮海中路“大批判专栏”上张贴着批判我的罪行的大字报，我一家人的名字都给写出来“示众”，不用说“臭婆娘”的大名占着显著的地位。这些文字像虫子一样咬痛她的心。她让上海戏剧学院“狂妄派”学生突然袭击、揪到“作协分会”去的时候，在我家大门上还贴了一张揭露她的所谓罪行的大字报。幸好当天夜里我儿子把它撕毁。否则这一张大字报就会要了她的命！
人们的白眼，人们的冷嘲热骂蚕蚀着她的身心。我看出来她的健康逐渐遭到损害。表面上的平静是虚假的。内心的痛苦像一锅煮沸的水，她怎么能遮盖住！怎样能使它平静！她不断地给我安慰，对我表示信任，替我感到不平。然而她看到我的问题一天天地变得严重，上面对我的压力一天天地增加，她又非常担心。有时同我一起上班或者下班，走进巨鹿路口，快到“作协分会”，或者走进南湖路口，快到我们家，她总是抬不起头。我理解她，同情她，也非常担心她经受不起沉重的打击。我记得有一天到了平常下班的时间，我们没有受到留难，回到家里她比较高兴，到厨房去烧菜。我翻看当天的报纸，在第三版上看到当时做了“作协分会”的“头头”的两个工人作家写的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真是当头一棒！我看了两三行，连忙把报纸藏起来，我害怕让她看见。她端着烧好的菜出来，脸上还带笑容，吃饭时她有说有笑。饭后她要看报，我企图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别处。但是没有用，她找到了报纸。她的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