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年不存在“伟大爷爷”

绕过教科书的单薄叙述，一群从未尝过饥饿滋味的“85后”返回成长的乡村，挖掘、重建一段独特、久远、遥远的饥荒记忆。

“那个时代，每个人都是‘平庸的作恶者’，在那样一个饥饿的年代，没有绝对的善与恶，谁都是有责任的。”郭睿说。

经历了半年的乡間寻访，25岁的郭睿终于得到了一个不是太好的结果：在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她的爷爷作过恶，殴打过一个挖野菜充饥的乡亲。

但郭睿并不伤心，她得出结论：“获得一个正确的认识，比拥有一个‘伟大的爷爷’要重要。”

但仅在3个月前，南开大学历史系研究生郭睿仍在为“好爷爷、坏爷爷”的问题而纠结。爸爸曾告诉她爷爷是军人，上过朝鲜战场，刚正不阿，一辈子都为国家工作。

生于1988年的郭睿从未尝过饥饿的滋味，祖辈的历史在她看来遥远得像天方夜谭。“活的历史不在书里，”她说，“而在身边每一个人的记忆中。”

郭睿的认识得益于一项名为“民間记忆计划”的饥荒口述史搜集行动。2010年至今，已有二百余人参与。共采访一千余名老人。依靠超过两万分钟的采访影像素材，这群年轻人制作了16部纪录片、两部剧场作品，以及两百余份口述记录。

4月25日，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坐满百人的教室里，“草场地”（民間记忆计划成员的群体名称）的年轻人们放映了纪录片《吃饱的村子》，回溯大饥荒时期的山东省邹家村的故事。一位前往丹麦学术交流的上海教授看完哽咽：“记忆被淹没，你们却在试图直面历史。”

这样的自觉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对这群“85后”和“90后”来说，久远的饥荒年代曾陌生得像一团雾，甚至连相关的影视作品或小说都很难找到。

天津美术学院学生王海安对于那场饥荒的唯一了解，是挂在家中猪圈的一块榆树皮。年过八旬的爷爷告诉他，这是“苦日子”时唯一的食粮。日子好了老人也不忘留一块以纪念昔日之痛。出生于1988年的王海安对此嗤之以鼻。这个数字媒体专业的大学生，与众多同龄人一样，从未试图了解乡村的历史。

三年饥荒，便是“空白”。喜欢将镜头对准红卫兵、流浪艺人、草根农民的独立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决定做些什么——“如果失去了对历史的观照，是年轻一代最大的悲哀”。他开始鼓励学生，返回乡村，挖掘三年饥荒的历史。“草场地”工作室随之成立。

2010年，包括郭睿在内的首批二十余名参与者回到各自的村庄。

爷爷为何打人？郭睿翻遍了家乡临颍县的县志，没有找到答案。她回到乡村和村里每个老人聊天——用“最笨的方法”，拼凑爷爷的形象。

郭睿坚持找到了爷爷打过的那个人——郭国志。郭说：当时他很饿，下地找野菜，时任生产队长的爷爷以为他在偷麦苗，不由分说将他打晕在地，还进了医院。

郭睿感到沮丧。乡亲们还告诉她：爷爷对浮夸风表达过不满，差点被批斗：但他也带头收缴许多家庭的粮食，“甚至有些粗暴”，村民挨饿，他却获温饱。

3个月的采访，郭睿最终同意了一个村民对爷爷的评价：他是个“中等人”——不太好，也不太坏。“那个时代，每个人都是‘平庸的作恶者’，在那样一个饥饿的年代，没有绝对的善与恶，谁都是有责任的。”郭睿说。

伴随着采访，这群年轻人震惊于苦难细节，也开始自省对历史的淡漠。

最先被参与者邹雪平记录的，是关于食物的记忆：谷糠、树皮、水草、井绳、观音土……最艰难的时候，村里的榆树皮全被剥光，连榆树叶也没有了：苦涩而干燥的食物堵塞了人们的肠道，拉不下屎，只能用手一点点抠出来，或是喝有毒的蓖麻子油，腹泻到脱水甚至痉挛。

人们也因为粮食而相互告发、怨恨或折磨。一对饿晕了的父母为了省口粮，将4岁的孩子扔在屋外冻死；一个老人偷菜被发现，害怕批斗，把手脚捆起来，跳了池塘；村里还掀起了一场如火如荼的运动——“打老虎”（找藏粮食的人），私藏粮食的，都被吊在树上毒打。

老人们的讲述，颠覆了邹雪平对历史的认知——她从未想到平静的村庄下掩埋着如此多的苦难。她也开始重新定义记忆的作用：“那些老人的故事，应该说出来，他们是历史的一部分。”

2011年5月，“民間记忆计划”被正式定名。“有些历史的细节散落在民間，就像岩石一天天风化。如果不去见证，又将被遗忘、被掩埋。”吴文光说。

2010年1月至今，民間记忆计划的参与者共采访了来自18个省份、130个村子的一千余名老人，年龄从55岁到97岁不等。

无一例外，老人们都是首次面对镜头。讲述半个世纪前的饥饿经历。这也是一场与时間的赛跑。至今已有21位被访老人去世。

年轻人在北京草场地工作站建立了一面“档案墙”，数百张老人的脸，按照村庄的名字分类排列。“这些记忆为那个年代增添了细节，这样才构成了有血有肉的历史。”邹雪平说。

在村庄里，参与者感受到“见证的艰难”：老人中不乏恐惧者，数十年的运动经历及教育渗透在思想里，让他们害怕“犯错误”或“连累家里人”，拒绝了采访。

邹雪平记得2011年1月，她邀请15位老人到家里，观看2010年拍摄的纪录片《饥饿的村子》。放映完后，邹雪平询问：这部纪录片要公映的话，同意不？出乎邹雪平意料：所有老人都表示反对。一些老人甚至激动地说：“对国家影响不好！”

邹雪乎很惊讶，似乎感到一道隐形而巨大的代际鸿沟。她将这一幕拍了下来，制作了第二部作品，取名《吃饱的村子》。

随着采访的深入，参与者逐渐有了立碑的念头。2011年，王海安决定在所在的张高村为三年困难时期的死亡者立块碑，“让这些孤魂有个归宿”。这名大四学生却一头触碰到了坚硬的现实——他几乎遭遇了所有人的反对。在村子里，王海安也遭到嘲笑。最终，这个疲惫的年轻人放弃了。

3年来，有近10位参与者想在村中立碑，仅有3位成功。吴文光这样形容年轻人们在村庄里的境遇：“不是散步，而是匍匐、潜入，打洞，现实很坚硬。”

在山东的邹雪平，同样陷入了“现实问题”的泥潭。50年代出生的父母、70年代出生的哥哥，甚至连90年代出生的弟弟，都担心这样的行为很危险，会犯错误，并且认为大学毕业后不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拍纪录片是不务正业。

2012年3月，在她长久地坚持下，邹家庄的“三年饥饿逝者纪念碑”立了起来。

这块1.6米高、800斤重的黑色墓碑，面向东南，所需的1800元，来自村里37人捐助。碑文中写着：“1959年至1961年三年饥荒期間，本村共41户、165口人，生活极度困难，共有37人因饥饿去世，涉及17户。本村村民特立此碑，以示铭记。”

墓碑立起来那天，邹雪平细细打量着碑上37个人的名字，感觉与这个村庄的联系更紧密了——那些年轻人不曾目睹的面容，现在有了让后人记忆的一种方式。

在吴文光眼里，如今年轻人正“逐渐背离乡土”。寻找“饥饿”，则让他们有了重回乡村的机会。

邹雪平就明显感到了自身的变化。以往，“农村人”一直是她回避的词语。直到2010年，她拍完第一部片子，才开始学会“正视自己的身份”。

借助摄影机，邹雪平重新凝视母亲，第一次发现了母亲的脸上爬满了蚯蚓般的皱纹；开始熟知了村里每一个老人的名字，也乐于知晓乡里的每一个故事。“我觉得正脚踏实地站在肥沃的土地上，吸收营养。”

回村第4年，邹雪平发觉自己不仅是饥饿的记录者，也成了村庄的建设者：她带领着村里的孩子采访老人、建立垃圾站，还在村里设立老人基金，为留守的老人购买食盐、手套和被褥。

她也试图搭建不同代际間沟通的桥梁：邀请老人，给村里更年轻的90后、00后上课。在墓碑前，他们找到当年吃过的树皮、麦子苗、棉花种、野菜叶子，讲述每一样“食物”背后的久远故事。

在民間计划参与者看来、“寻找饥饿”只是起点，由历史跨越至当下才是计划的生命力所在：他们开始关注当下的乡村问题——环境污染、空巢老人、乡村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