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地域性格

这几年，网络上经常会谈到“地域歧视”的话题，不同地域的人还不时爆发一场网络混战，互相嘲笑对方、指责对方。这当然不是一个好现象。但撇开互相歧视和攻击不论，中国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千差万别，历史背景各不相同，因此不同的地域确实呈现出不同的精神风貌和性格特征，所谓“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显示了中国人精神的复杂与多样性。

最具儒家传统的山东人

一提山东人，人们总会叹一句“山东大汉”。山东的汉子大吗？论平均身高比不上东北人；论体格，也未必有蒙古的汉子剽悍与强壮。但为什么人们总要把山东人和“大汉”联系在一起呢？这种对山东人的印象其实是来自隋唐时期的山东响马，有关秦琼、程咬金等一帮绿林好汉的故事。再就是《水浒传》里面的一百单八将，给人的印象就是大汉、硬汉、好汉，由此可见，人们说“山东大汉”是指他们豪爽仗义、侠肝义胆的个性，以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做派。

山东大汉不仅豪爽仗义，而且还温文尔雅，这两种似乎互相对立的性格在山东人身上奇妙地统一起来了。这是因为山东是儒学的发源地，一部《论语》启蒙和奠定了山东的历史文化、地域性格、观念意识乃至风俗习惯。山东人继承了“周孔遗风”，崇尚礼节，待人诚实，特别讲究人际关系和尊卑等级。不过，受儒家文化影响，山东人也最爱面子，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武松。本来酒店已经贴出了告示“三碗不过岗”，可他偏偏要逞威风，一连喝了十八碗；待到得山上，读了印信榜文，方知端的有虎。欲待发步再回酒店里来，寻思道：“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难以转去。”性命都堪忧了，他还要顾忌面子，而不转去，这就是山东大汉最典型的性格。

既然是儒家传统最为深厚的地区，“重义轻利”当然也是山东人最重要的性格特征之一了，传统观念使山东人普遍认为经商致富是“背德”的可耻之事。几千年来，山东出了无数经邦治世的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大军事家和大艺术家，从春秋的齐桓公、孔子、孙武、吴起、墨子、扁鹊到秦汉的蒙恬、田横、东方朔，从东汉的孔融到隋唐的房玄龄、黄巢，从宋朝的辛弃疾到明清的戚继光、蒲松龄，但上下两千年竟真没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大商人和大实业家。

最会算计的江浙人

历史上，最少发生农民起义的地方，就是江浙一带。历代皇帝都很青睐江浙居民，因为他们对财政的贡献很大却从不造反。江浙人不喜欢热血沸腾，也不喜欢做愣头青，他们精于算计，喜欢捡实惠，喜欢减少损失，谋取最大利益。所以有人说，革命都是“两广人立言，江浙人出钱，湖南、四川人上战场”。

江浙人做生意很有一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走遍世界的温州商人。在做生意方面，温州商人既脚踏实地，又胆大包天。他们办企业从纽扣到服装、鞋子，从电子元件到成套电子设备，从日常用的小物品到高科技产业，都愿意脚踏实地地去做。而卖假货、炒房地产、非法集资等等灰色生意，他们也没有’什么不敢干的。温州人不怕碰壁，也不怕别人不给好脸色看。只要赚钱的事，不管自己以前熟悉不熟悉，都要干。在温州人眼里，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能否赚钱才是最主要的。

江浙一带的读书风气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历史上才子和学问大家为数不少。据历史学家统计，自科举制度实行以来的一千多年中，中状元榜的进士一向以江浙人为主。江浙读书的士子太多，而科举的名额毕竟很少，于是，很多在科场上失意却又满腹才华的读书人纷纷被地方长官聘做师爷。明代中叶至清末，上自总督、巡抚官署，下至州县衙门，往往都要聘请几位有才识、能干的人处理行政事务，称为幕友。对一般胥吏而言，由于他们是自己长官的师宾，故尊称为“师老爷”，简称为“师爷”。清代的幕友多来自绍兴府，所以称绍兴师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域性“师爷帮”。清廷镇压太平天国期间，绍兴师爷因处事灵活，深谋远虑，而被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名臣大量使用，由此可见江浙人之精明强干。

湖南人蛮气十足

湖南人血气方刚、勇武坚韧，可用霸蛮二字来形容，由于湖南地区文化开化相对较晚，此前多蛮夷居住，因此湖南人的性格多了几分霸蛮之气，湖湘文化崇尚经世致用，敢为天下先。

湖南在中国古代是一个文化贫瘠的地区，湖南多山地丘陵，且地势南高北低，交通不便，远离全国政治中心，消息闭塞，因此，湖南长期以来被视为文明尚未开化的蛮荒之地，在古代，除了爱国诗人屈原之外，湖南鲜有政治、军事和文化人才。直到近代，从晚清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开始，湖南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杰出人才。在中国传统社会，湖南长期停滞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以种植水稻为主，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称之为“稻作文明”。相对独立的独特地理环境造就了湖南人与众不同的性格特征，湖南人性格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血性”，这种血性是一种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浩然之气，这样的事例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不胜枚举，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为了变法救国的理想慷慨就义，年仅30岁的陈天华为了唤起国人的觉醒蹈海自绝，毛泽东则喊出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壮志豪言。湖南人舍生忘死的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湖南人骨子里的血性和近代以来在湖南兴起的经世致用的湖湘学风相结合孕育形成了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湖南人的独特地域性格。

在近代历史上，被誉为“湖南骡子”的左宗棠为收复伊犁抬榇出征，可谓霸蛮之气十足，难怪有人这样评价：“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陈独秀曾经说过：“只要有一个湖南人在，中国就不会亡。”

一方水土一方人

我们再来看深居内陆的西北地区，由于深居内陆，气候干旱，长期的游牧生活养成了这里的民族鲁莽冲动又很讲义气的性格特点。黄土高原上的山西人穷则思变，四处闯荡，善于经商，晋商凭借卓越的商业智慧纵横于明清500年间，晚清著名的山西票号几乎独占中国汇兑业务，执全国金融业之牛耳。而广东则是海洋文化的代表地区，海洋文化是开放的文化，在临近海洋的地区生活，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海上航行交流的机会很多，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也多，这样就形成了广东人容易包容和接受外来文化及新鲜事物的心理特征。

当然，按省划分的地域性格并不准确，有以偏概全之嫌。而且，“省”是行政区划单位，并没有独立的语言、文化、信仰等体系，以此来区分一个区域的群体性格并不十分科学。本文只是对中国文化风貌多样性提供一个观察思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