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白干净的骨头

　1

认识美棠那一年，饶平如26岁，从黄埔军校毕业，在100军六十三师一八八团迫击炮连二排，打湘西雪峰山外围战，差点丢了性命。身边战友被打中肚腹，肠子流了出来，惨叫之声让他“多年无法忘记”，他被枪弹压得趴在山坡上，手紧紧抓着草茎，抬眼看青山之巅，深蓝天上，白云滚滚而过。

“这就是葬身之地了，也好”他说“那时候一个人，不怕，不知道怕，男孩子的心是粗的”

战争结束，1946夏天，饶平如的父亲来了一封信，希望他借着假期回家订亲。 “父亲即带我前往临川周家岭3号毛思翔伯父家……我们两家是世交，走至第三进厅堂时，我忽见左面正房窗门正开着，有个年约二十面容娇好的女子正在揽镜自照，涂抹口红——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美棠的印象。”

“觉得美吗？”我问。

“那时觉得是女的都好看的”老先生老实说。

两个人也没讲什么话，父亲走过去把戒指戴在姑娘指上，人生大事就这么定了，两个青年都觉得好笑，笑之余，去她房间坐，妹妹们绕床玩，美棠拿只报纸卷筒，唱歌，还拿相册给他看。

他觉得她大概是喜欢自己的，从相册中抽了几张带走。

回军营路上，他穿军装站在船头，看滚滚长江上波光，觉得自己的命从此轻慢不得，因为命里多了一个人。

他最喜欢美棠的一张照片，石榴花底下少女鲜明的脸，卷发尖脸细弯眉，放大贴在军营墙上，还把照片分赠战友——我简直不能明白男生这种心理，问他，他承认“还是有几分得意的”。之前邻居有十四五岁的少女常来，有日，看到照片，问，你女朋友？脸色一黯，后来再没来过。

内战之后开始，他不想打，请假回家成婚。

80岁时，美棠去世，他今年90岁，画十几本画册，叫做《我俩的故事》，把石榴下的黑白照片重新冲洗，涂一点唇红，底下写“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一笔一笔，从她童年画起，幼年时如何在课室里羡慕小丫鬟在外打秋千，如何与好朋友卷发旗袍去舞场跳舞……都按她当年所讲画来。两人婚礼的照片在文革中烧了，他靠记忆，把当时的建筑、场景、人都画进去，画的时候并没什么用意，只是觉得全景的角度可以把大家都画进去，一个不少。

看的人不免觉得，这个角度象是对两个人的背影隔了岁月的凝视。
　　2

婚后时世动荡，饶平如带着美棠，在贵州当雇员，为了躲劫匪，首饰藏在车轮子里头。又在南昌经商，他画下那个年代里的细节，写“‘开面店’生意不佳、上夜校学会计、面试粮食局、投简历给测量队、卖干辣椒搞不清楚秤——美棠嘲笑我‘根本不像个生意人，我自思也的确如此，至今还未弄明白称盘秤要扣除盘重是怎么一回事’”。

居然这一段回忆最快乐，他画年青人无事打“梭哈”—-我根本不知这是什么纸牌法，他兴味地向我解释半天，我也不解。只看他画五人，座次都标得清楚，还象小孩子一样标上每个人的身份“老吴”、“定姐”……还有“平如”和“美棠”在板凳上紧靠着，相视而笑。

两夫妇住的房子只是一个亭子，加了四面板改成的房间。

“那个时候真的不觉得苦，好玩，为什么？一到那个下雨，狂风大作，那窗霹雳啪啦的响，又打雷，风呼呼吹，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个诗意，水泥房子领略不到这种山间的野趣。”

“中国人爱说贫贱夫妻百事哀，你为什么觉得有诗意？”

“我想一个人跟那个心境有关系。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域，什么人生，有些诗意的人，他看什么都是有诗意的。”

3

到了1949年，饶平如本来要随众去台湾，又想，“岳父把他女儿嫁给我，是希望总要有个依靠，我要走就不负责任。”就留下来，觉得总有地方容下个寒素的家庭。

1958年，他被劳动教养。没人告诉他原委，也没有手续，直接从单位带走，单位找他妻子“这个人你要划清界限。”

关口上，美棠有上海姑娘的脆利劲儿，“他要是搞什么婚外情，我就马上跟他离婚，但是我现在看他第一不是汉奸卖国贼，第二不是贪污腐败，第三不是偷拿卡要，我知道这个人是怎么一个人，我怎么能跟他离婚。”

饶平如去了安徽一个厂子劳动改造，直到1979年，他每年只能回来一次，22年，一直如此。

他干的活是独轮车运土修坝，两三百斤的土，拉车还可以两个人一起，轻松些，但他选推车，为的是一个人自由，可以把英语单词放在衣服里，一边默背，知道没什么用，只是不愿意生命都消磨过去了。

这二十多年里，夫妻二人，他写回来的信件都没有保留，妻子写的信他大多留着，全贴在画册里，这些信里几乎没有情感的字样，都是艰辛的生活，怎么搞点吃的，怎么让他弄点鸡蛋回来，怎么让孩子参加工作，怎么能够给他们找一个对象……他依日期贴好，信件有日久残缺的地方，他用笔填补好。

十几本画册沉又大，放在桌上，都不好铺开，我就趴在床上看，一边摘些字句，看到有的地方失笑—–美棠是个小暴脾气，信里有时写“我很气你，我很生气，我越写越气”，笔一扔，后边不写了，要过一两个月才又有新的信。

“你看了是什么感觉？”我问饶先生。

“我同情她。”

我没想到，“同情？”

“她平时对我很好，她说这么的话了，一定是心里受了很大的刺激。”

他常念及一个女人带几个孩子，工资不够，需要背二十斤一包水泥挣点钱，从孩子口中省下糖块寄半包给丈夫，他拿手绢包着放枕头下，吃半个月吃完。她过世后，他现在每经上海博物馆，都停一停，“这个台阶里面，我也不知道哪一块是她抬的水泥，但是我知道，她为了给孩子，为了生活，她背啊，可能她的腰肾脏受损了，恐怕也就是这样引起的。”

每到过年前，他在安徽买了鸡蛋、花生、黄豆、油，一层层，用锯末隔好，租个扁担，拿棉袄垫着肩膀，坐火车挑回上海，就等妻与子开门的这一下热腾腾的欢喜，“一晚上这些小孩子可以吃掉差不多一麻袋”。

我问：“中间二十年，一直在两地，没有怕过感情上出问题吗？”

“想都没想过。那首歌里唱的，白石为凭，日月为证，我心照相许，今后天涯愿长相依，爱心永不移，这个诗说得很好，天涯，这个爱心是永远不能够移的。”

这是美棠最喜欢的《魂断蓝桥》里的歌词，青年时代没有那么重的忧烦时，家中如有客，她让他吹口琴，自己唱和，现在她不在了，他90岁才学弹钢琴，为的是常常弹这支曲子，是一个缅怀。
　　4

他画这幅画《你什么也不会做！》，是美棠一生对他讲得最多的话，“不管做什么，都被说‘你什么都不会做’，比如炒菜炒得不好，抽屉没有关上，给孙女买的书是错误的……等等。”他嘻嘻笑。

有时子女也觉得母亲苛刻些，老先生赶紧摆摆手，意思是“人家教育自己老公，跟你们什么相干？”

他说，“她其实一直在埋怨我，一直在笑我。但这个笑当中，不是讥笑，也不是讽刺，就是好像好玩儿，你看你连这个都搞不清楚。”

“有的男人可能会觉得，会不会对自己有点太挑剔，觉得面子上下不来。”

“根本没这个事儿，什么面子，没有。 ”

几个年轻姑娘在现场听采访，听到这里都笑了。饶先生也笑，说他小时候，母亲觉得他傻乎乎的，他辩解“我看着傻，心里不傻”，母亲笑，又讲给父亲听，边讲边乐，小孩子也跟着高兴。

这么些年，妻子买菜他都跟着，怕她拎着重。 “我拿着篮子，跟在后边培训培训，她教教，带徒弟，‘这个菜怎么样，那个菜怎么样’。我说你不买你问他干什么，她说你傻，多问几个地方，心里有数，再去买不是有比较了嘛。她就嫌我脑子太简单。东挑西挑。”

“一般男人都会说我不去了，你去买吧？”

“我从来不欺骗她。我对她不讲什么谎话。”

“你也不发火吗？”

“不不，我从来没发过火，前几天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男的也五六十岁了，跟老伴儿吵架了，这个男的说他老婆如何如何怎么不好。 她没你文化高，她智力不如你，你的逻辑好，你会分析，她不会分析，她讲不出理由，她对你好的时候，你想过没有。你有理，可是你无情。”

他说人生总有起伏，有钱了，但可能会没钱，今年他升官了，明年他可能倒霉了，这都不是人生的价值，“人应该不改初衷”

“有人觉得这个初衷只是你们父母之间的一个约定？“那是一个引子，后来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这是最宝贵，人生当中一个最真切的东西。”

5

1992年，美棠肾病加重，饶平如当时还在政协工作，推掉了所有工作，全身心照顾妻子。从那以后，他都是5点起床，给她梳头、洗脸、烧饭、做腹部透析，每天4次，消毒、口罩、接管、接倒腹水、还要打胰岛素、做纪录，他不放心别人帮。

“您心里有烦燥的时候？”

“没有，没有，这个一点没有，这个是我的希望。”

她病痛中渐渐不再配合，不时动手拔身上的管子。耳朵不好，看字也不清楚了，他就画这画劝她不要拉管子，但画也不管用，只能晚上不睡一整夜看着她，毕竟岁数大了，不能每天如此，还是只能绑住她的手。“她叫‘别绑我’，我听到很难过，怎么办……很痛苦”

美棠犯糊涂越来越严重，有一天称丈夫将自己的孙女藏了起来，不让她见，饶老怎么说她都不信，他已经八十多岁，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她看着他哭，象看不见一样。

他说：“唉，不得了，恐怕是不行了。像杨绛写的这句话，‘我们一生坎坷，到了暮年才有一个安定的居所，但是老病相催，我们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

饶先生的孙女说奶奶那以后很少清醒，“所有人都只当她是说胡话的时候，只有老爷爷还一直拿她的话当真。她从来就是挑剔品质的人，她要什么，老爷爷还是会骑车很远去买哪个字号的糕点哪个店铺的熟食。等他买了回来她早就忘记自己说的什么，也不会再要吃了。劝不听，奶奶说她那件并不存在的黑底子红花的衣裳到哪里去了，老爷爷会荒谬地说要去找裁缝做一件。”

她写“想不到老爷子亏他是当过兵放过炮的，神经那么脆弱。恩爱夫妻是很多的，但是那些事情在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小辈都在制止，觉得做来也是徒增自己的伤心，不知道他是特别天真还是特别勇敢。”

我问饶先生：“小辈的人劝你，说这个没有任何意义了”

“不这样做，我心就不安，理就不得，就这么一句话，明知其不可而为之。做了我心里没有什么愧疚，不做了倒是一个永远的谴责，那一辈子，就不会好过的，拷问自己，人生当中，你可以做的事情你不去做。”

我听到这儿，有所触动，心里一塌，几乎失去再继续问下去的勇气。
　　6

“2008年3月19号下午，她去世，4：23分，我一进去，我远远的，她睡床上，她已经…她的生命已经没有力量了，已经耗尽了，她理智还有一点。她看见我了，流了一滴泪，只有这一点力气，看见我了，但是她讲不出，她不能动，她的生命就是这么一点点。”

“您当时说什么了吗？”

“没有说什么，她已经不能讲话，我摸摸她的手，还有一点点温，后来我意识到真的是冰凉了，我就拿剪刀把她一缕头发剪下来，放在家里，我用红丝线扎一扎，…这是她唯一剩下的东西，那就作个纪念。一个戒指，很小的戒指，她平常戴的。我平常不戴，我今天戴着来了。”

他小指上细细一圈金戒指，当年父亲赠给新人的那个，家境后来贫寒，她已经变卖了，晚年他买了另一只送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