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罪人董仲舒

春秋时期诸子共存、百家争鸣，是我国历史上思想言论未受任何束缚的繁盛时期，是思想发展的黄金时代。那时儒道墨法杂各家都可以自由发展本学派关于社会、人生的见解，都可以招收弟子传播自己的思想学说。这个时期思想所达到的高度是以后2000年所难于企望的。不客气地说，以后2000年的思想学问不过是对这一时期思想的诠释、考证和辩伪，小小的发展是有的，发扬宏大则根本不存在。
打断这个自由发展格局的是秦始皇，他的“焚书坑儒”是要扼杀思想、不许思想，天下人民人需听其指挥，“皇帝老子”仁爱天下，早已替人民思想好了，普通百姓无需劳神，只要靠着一张嘴、两只手活着就行了。秦始皇当然知道，人只要有脑子没成为植物人就会有思想，有了思想闷在肚子里也不要紧，拿出来传播那就危及皇家的根基了，这是皇帝们万万不能答应的。为了让这些思想安全地烂在思想者的肚子里，最好的办法就是隔断传播的途径。应该承认，秦始皇是聪明的，他禁办私学，思想的最佳传播途径就这样被堵死了。其实，封锁思想并不可怕，因为无论哪家王朝都不可能是万世永存的，思想封锁就必然会被打破。
可怕的是什么呢？可怕的不是不许思想，而是控制思想。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是把中国的思想推入火坑的罪魁祸首。表面上看，董仲舒的这一举措推动了社会的知识化进程，促进了儒家学说的发展完善，其实这种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坚持一种学说、用一种思想去思维的政策比扼杀思想、不许思想危害更大。因为它把儒家学说推上了圣坛，全天下人只有一个声音、一家学说、一个思想，更有甚者，只有一种思维模式！这样一来，越是受过教育的越成了一个模子倒出来的机器人，本来应该推动社会发展的一群人，成了思想发展的拦路石。
唯一信奉儒家学说的思想方法，致使中国1800年的历史不能称为发展，只能算是朝代更替。自汉唐至清代的1800年中，除了皇帝姓氏的不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实在是没有什么变化，思想文化的建设也陷入了考据训诂的泥潭。这样简单的的朝代更迭的模式即使再经历一万年，和一朝一夕有何区别？如果不是清末西方入侵，现在的中国也不过是换一个朝代而已（请勿误解，这不是说西方列强入侵有理）。而欧洲社会自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后，社会政治、经济模式及思想就处在朝夕不停的变化之中。以致1500年以后的400年世界历史成了欧洲的扩张史。
多年来常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中国的君主专制能历经2000年而无变化？答案很简单，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被奉为至理，占据了真理的神圣地位。即使儒家学说再英明，由一种学说、思想支配了一个社会2000年，难道我们还能期望这个历史过程中会发生什么质的变化？
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信”的危害绝不仅仅于此。至少还包括这样三个具体方面。
第一、儒家学说的神圣地位铸就了中国人中庸而不思进取的社会人格。这不是儒家思想本身的错误，它只是一个理论，一种学说，理应在学术界中占有一席之地。真正的错误在于将这一家之说拔高到类似于宗教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在中国人社会人格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占据了任何一种学说都不应该占据的地位。
第二、儒家学说长期占统治地位养成了中国人只用一家之言去思想的习惯，人人都想用自己的思想去征服别人、征服社会。不适应多种观点、多种学说、多种思想并存的局面，对异己的思想、学术缺乏包容的态度，非要将思想统一了而后快。
第三、儒家学说独占神圣的思想统治地位，使中国的学者养成了故纸堆中做学问的习惯，2000年来的知识分子倾全部力量来为经典作传、考证——这不是否定训诂考证这种学术研究本身——但全社会的知识分子、社会精英均投入全部的精力，就必然导致其他应用技术的滞后不前，前人的思想、经典故然要有人研究，但社会生产技术更应有大量的精英投身其中。这种学术模式使得中国在西方扩大面前除了挨打，别无他路。
从这个角度而言，董仲舒实在是中国历史发展中最大的罪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