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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归故里(2)

我本来并不怎么想骑马,但亲眼目睹了这一幕之后,恨不得马上摆脱这些可恶的没有人性的家伙,尽快到达远处相对安全的山中。哈米德好不容易租了一匹 马,我真担心怀孕7个月的自己还能否上得了马背。在哈米德的帮助和我强烈的逃生本能之下,我顺利地上去了。哈米德在一旁走着,要甩掉塔利班了,可我感到怪 怪的,我的生活仿佛进入了一个奇怪的平行世界。哈米德和我这样的一对年轻夫妻就是我心目中未来的阿富汗的形象: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妻子,胸怀大志,有一个 同样受过良好教育的丈夫,温文尔雅、才华超群、柔情蜜意。而在现实中,我却穿着蒙面长袍,骑在马背,留着长发、胡子拉碴的丈夫牵着马,带着我翻山越岭。这 样的塔利班思想禁锢着我的祖国,仿佛要将其带回到中世纪。

但是,即便怀着恐惧,我依然有着强烈的乐观精神。塔利班并不代表着我所了解和热爱的阿富汗人民的精神。他们已经偏离了正道,是一场疾病,经历了多年的战争和疾苦,这场病久久没能痊愈。翻过一座座山,蹚过一条条溪流,通过一条条窄道,我的压抑感渐渐退去。每迈过小心翼翼的一步,我仿佛就轻松了许多,最后,经过几个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抵达北方盟军的前线。

到达之后,并没有什么隆重的欢迎仪式。到了便是到了,那地方是个小镇,人们像往常一样各忙各的。我们的向导仿佛转身对我们说:“看,我们到了。”我 们又叫了一辆轿车,载我们去贾布尔萨拉热。车子只开了几个小时就到达了目的地,但真的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市场一片繁华,顾客比肩继踵。女人来来往往, 跟男人随意交谈,根本没有塔利班那一套严格的监督体系,餐馆里的顾客爆满。哈米德和我住进了一家宾馆,这在喀布尔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在这里却是再正常不过 了。

站在宾馆的门厅里,我想起了去年发生的一系列大事。塔利班高压政策下的生活大大改变了我,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究竟是怎么改变的。我不再是以前的那个 我,自信心消失得无影无踪,每天的担惊受怕耗尽了我的体力。我静静地站在那里,就像一个温顺的塔利班妻子,而在过去,我一定忙着登记入住,查看房间,确保 行李工搬进了所有的行李包。现在的我很被动,只会等着丈夫安排好一切。想到自己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真的很伤悲。很小的时候我就有很强的组织能力, 这是母亲生前一谈起我的童年就赞不绝口的优点。塔利班将那么一个自信、有决心的女孩变成了一个弱小、冷漠、胆怯、疲惫的女人,一个生活在蒙面长袍底下,将 自己隐身的女人。

我竟然不敢上前跟宾馆老板讲话,而他正挥着双手欢迎我们入住。我对男人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觉得他们残忍,不值得信任,只会伺机剥削、利用女人,而 我发生这样的转变竟然是打着伊斯兰教的名义完成的——尽管这样的伊斯兰教不是我所认识的教派。对两性的这种看法源自我内心的恐惧和怀疑,而不是出于我一直 以来所相信的尊重。

我母亲生活在一个更保守的年代,但是她却拥有自由和权利,到了我这个时代,这两样东西居然都被剥夺了,生活在塔利班铁蹄之下的千千万万其他妇女也被 剥夺了。母亲想什么时候回去见家人就什么时候去,父亲不在家,她还承担起管理家庭事务的重任,负责将他的奶牛赶到高山上的牧场放牧。是的,父亲打过母亲, 如今看来,这是不对的,但在那个时代却是农村文化中再正常不过的事,但除了这一点,我知道父亲是完全尊重她的。塔利班对女人也是很暴力,但根本没有尊重可 言。

我们上楼到房间去。房间是典型的阿富汗客房:空间不大,地板上铺了垫子。我那天的心情有点怪,脱离塔利班魔掌之后的自由心情勾起了内心深处长久以来 压抑的情绪。哈米德心情很好,像个小孩似的在小房间里蹦来蹦去。我本来还以为在监狱的时候,冰冷的寒夜里,他的稚气早就被榨干了呢。他的热情极具感染力, 后来连我也都放松了起来。我摘掉蒙面长袍,扔到房间的角落,一起被抛掉的还有我的烦恼。看着皱巴巴、脏兮兮的蒙面长袍堆到一边,我真想跳上去,将其踩进地 板里去。

“戴上围巾吧,亲爱的,”哈米德说,“我们出去走走。”听到这话,我感到无比的陌生,就像是他在怂恿我顽皮捣蛋,仿佛我们是调皮的孩子,在策划某些被禁止做的事。

也正是在这时我感到一阵狂喜。我可以那么做,我真的可以戴着围巾出去,像一对正常夫妻那样上街。我只需遮住头发,不用遮住脸。因为怀孕,我的肚子很大了,但时至今日,我还记得那天我高兴得双脚几乎不着地,蹦蹦跳跳像个十几岁的少女。

拂面的微风有如自由之吻。围巾遮住了所有的头发,衣服也中规中矩,完全符合伊斯兰教义,但是,没有了蒙面长袍,我突然觉得自己就像赤身裸体,非常不 自然。我开始反思塔利班对伊斯兰教义的戕害是多么严重,这些人以真主安拉的名义行事,但他们却没有真正尊重这位神。他们非但不遵循《古兰经》的圣训,还将 自己凌驾于圣训之上,以为他们自己才是道德审判官,可以断定孰是孰非,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他们绑架了伊斯兰教,腐蚀了伊斯兰教,使其沦为满足他们私欲 的工具。

第二天上午,我们乘坐公交车前往波勒霍姆里,即巴格兰省的首府。阿富汗公交车上的秩序非常混乱,哈米德和我爬上车后,等待其他乘客向亲戚朋友做最后 的告别,或是与司机理论,或是往本已装载过度的车顶塞一件行李。车外,有一名街头小贩在兜售当地奶酪特产,那也是许多阿富汗人最喜欢的野炊菜品。和大多数 孕妇一样,我也很喜欢吃这种奶酪,于是就让哈米德去买。他真是个好丈夫,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等他买回来后,车子刚好启动。他气喘吁吁,手里拿着一小块 白色奶酪。我尝了尝,味道很淡,有嚼劲,与莫泽雷勒干酪无异。但是,很有骑士风度的他匆匆忙忙冲出去给妻子买奶酪的时候,竟然忘了买葡萄干——通常,这种 奶酪配上葡萄干才能带出味儿来。尽管我并不是不感激,但多少有些失望。车子快要开了,根本没时间回去再买。我正要决定将就着吃的时候,被车窗上的一阵敲打 吓住了。我转过脸,以为这一定是塔利班来威胁乘客了。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我遇上了一双慈祥的眼睛,是那个卖奶酪的老人。

“给你,妹子,”说完他便递给我一个小塑料袋,“你丈夫忘了买葡萄干。”换成是塔利班,我们早就被当成罪犯,而在这里,我们遇到的是客气、礼貌和尊重。这是人类最普通的一个善举,不多不少,但它就是令人出乎意料地感动,我的双眼不禁流出了眼泪。

经历了这件事,我心情也好了许多,欣赏起了沿途的风景。山峰开始褪去雪夹克,斜坡上新长出了草儿和花儿。此情此景,让我看到了阿富汗的希望。无论塔利班是多么冷酷无情,我坚信,总有一天,它也会像雪一样融化。

在波勒霍姆里,我们投宿哈米德姑妈家。姑妈姑父曾经来我家商谈哈米德跟我的婚事,我非常喜欢他们。当然,我也清醒地知道,做个他们心目中满意的媳妇 不容易。邻居们都知道哈米德家给了我两万美元的彩礼,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他们一定很想见见我,看看我值不值这个价。于我,这是个很高的期望,毕竟,几个 月来我承受了不知多少压力,又奔波了好几个星期,再过几个星期就要生孩子,我不禁觉得很难达到他们的期望。

哈米德的姑妈人很好,她完全理解我的感受,还准备让我好好沐浴。所谓的沐浴,就是将一桶水放到火上烧热,然后拿来洗澡。经历了一番舟车劳顿之后,你 筋疲力尽,汗水灰尘满身,这时,你用搪瓷瓢从一个盛得满满的水桶内舀出一瓢瓢烧得热乎乎的雪水,淋到头上来,那种感觉和在五星级酒店做豪华水疗的享受没差 别!一瓢瓢的热水浇下来,冲走了我长期以来在塔利班统治之下的压力、焦虑和污秽。几天之前,刚离开喀布尔的时候,他们甚至把我看得连狗都不如。此刻,每一 瓢水下来,我仿佛渐渐恢复了人性,也捡回了自我价值,现在我唯一担心的是邻居怎么看我。细心敏感的我也发现,塔利班的高压统治反而让我内心坚强了许多,而 这一点也是我刚刚才意识到的。我不再是之前那个年轻天真的新娘,而是经受过激进主义暴政的妻子、跋涉过千山万水的孕妇、充满理想和希望的女人,终于在脚下 发现了成熟的土壤。

然而,当我一出来,看到他们脸上的那副神情就知道,他们觉得哈米德的那两万美元花得真不值。他们甚至懒得掩饰弯起的眉毛和撅起的嘴唇,我还能想象得到他们回到自己家之后会说怎么我。

只剩下我们俩的时候,哈米德笑了。他轻轻地吻了吻我的前额,叫我不要在意他们说什么想什么。我们拥有彼此,这才是最重要的。

休息一晚之后,我们接着赶路往北方走。到了塔拉坎,我们不得不租一辆吉普车,因为冬雪化水之后形成洪水,冲毁了我们的下一站必经之路——启山的部分 道路。从那里开始,我们要改乘货车回到巴达赫尚省的首府法扎巴德,这不是我所希望听到的消息。坐货车在阿富汗是最基本的交通方式,通常是库奇族人(阿富汗 的一支游牧民族)的专利。我让哈米德去找轿车,找了好久也没找到。

看到货车之后我真的一点儿都不想上去。再怎么说,我也是出身高贵,受过教育的都市女性,而那辆货车通常是用来载山羊的。那一天,车上堆满了一袋袋的 大米。如果坐这辆车逃离喀布尔,我是一百个愿意,但此刻我已逃离他们的魔掌,自信心也开始恢复了,真的放不下这个面子。哈米德给我下了最后通牒:这是最后 一辆开往法扎巴德的车子,如果再不走,就要滞留在启山。我没得选择,只能放下自尊,上了车。蒙面长袍我也穿了,为的是保暖,还可以挡灰尘。尽管有了这个做 掩护,在接下来的4个小时里我还是把头低下来,靠近大腿,生怕遇到熟人认出我。我偶尔抬头看看风景,可是搭乘山羊货车担心被人看到的羞愧心理始终挥之不 去,所以又赶紧把头低下来。

路,陡峭崎岖得出奇。就在我们往最危险的一段路卡拉克马爬坡的时候,车子突然失去了动力,停了下来。由于在下坡路段刹车过于频繁,刹车片发热,失灵 了。这时货车开始倒退,往身后的河流倒去,我不得不抬起头来观望,我们的车子越来越快的,朝湍急的雪水洪流滑去。这时,我脑子里闪过一幅画面:冰冷的雪水 浸透蒙面长袍,很快将我拽入急流,撞上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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