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女儿诞生(2)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发现自己很难原谅哈米德在舒拉出生的那天对我们母女俩的态度。我知道他只是装作跟其他阿富汗男人一样，但我内心还是不希望他真 的表现出了那副样子。他一直以来总是很支持我，还常常以勇敢直面闲言碎语和家族制为骄傲。或许我对他期望得太多，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感到失望至极。他的咳 嗽吵得我和婴儿整晚都不得入睡，于是我们就搬到了另一个房间，而这也标志着我们俩在肉体方面的关系基本上结束了。

生气归生气，但我心里也明白，哈米德仍然是个很了不起的慈祥的父亲。他深爱两个女儿，从来不掩饰自己对她们俩的喜爱之情。如果说他还因为我没有给他生儿子而生气，那么他也从来不会在女儿面前显露出来，至少在这点上我是诚心感激他的。

那时候，他几乎没精力教书了，他把每周的课时缩减到两节，剩下的时间他就待在家里照顾莎哈扎德。他给她唱歌、玩游戏、扮各种角色，还允许她把自己扮成一名新娘，让她在头发上放彩带。这些美好的回忆莎哈扎德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

哈米德是我的一切，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阿富汗男人。在许多方面，他都走在时代前列，我们是深爱之后才结婚的。但是，我猜测，随着多年的朝夕相处， 加上监狱生活的磨难，疾病的折磨，我们似乎朝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不经意的亲密、笑声、共处一室的乐趣、交换眼神时的默契等都渐渐消失了，我相信，这或许 是全世界所有夫妻不得不面对时间流逝所带来的残酷现实，无论他们是哪个国家的人，也无论他们是谁。我们忘记了应该花一点儿时间来倾听配偶的心声。一听到难 听的话就不耐烦，就暴跳如雷，不再愿意像过去那样花心思。然后，突然有一天，当我们醒来发现，我们的亲密和爱情已荡然无存。

舒拉这时也有6个月大了，我真担心她活不下来。她那么小巧，那么脆弱，我真害怕给她洗澡都有可能令她发烧。我还担心，当初为了流产而打的药物影响了 她的发育，每每想到这里我的良心就受到深深的谴责。如果她活不了，我真的永远不能原谅自己。就像我母亲所经历的那样，从一开始对舒拉的排斥感让我感到亏欠 她太多，只想在今后以更多的关怀来弥补。

渐渐地，她越长越强壮，身体也胖了起来，还长得更有趣更聪明了。如今，她是最聪明、最大胆，有时也是最调皮的小女孩。从她身上我看到了父母和自己的 影子，她有着我父亲的智慧，我母亲的机智和我的坚强。她也非常喜欢政治，常常说将来长大了要当阿富汗总统。真的很庆幸，她根本没有所谓的“可怜的女孩”的 形象。

舒拉出生几个星期之后，我有了个兼职的机会，是去一家小孤儿院做管理。我不打算那么快就去工作，但哈米德在生病，我们需要钱。我把莎哈扎德留给她父 亲照顾，把舒拉用围巾绑在身上。她会安静地躺在我怀里吃奶，在蒙面长袍底下藏得好好的。开会时我也这样带着她，人们根本看不出来她在场。她从来不抱怨，也 很少发出吵闹声。我猜她一定是觉得能活着就很不错了，能这么紧紧地躺在妈妈的怀里更是舒服。我就这样带着她工作了5个月，直到她的体重开始变得太沉。我 想，时至今日她那么有安全感，那么自信，也许跟我那几个月的养育方式有关。

舒拉和莎哈扎德渐渐长大，而哈米德却日渐衰弱。他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以往英俊的脸也渐渐变黑，就像涂了一层半透明的黑色，眼里充满血丝，咳嗽个不停，现在还开始咯血了。

舒拉三个月大时，一家援助机构邀请我参加一支省级医疗调查队。这就意味着我要加入一支由护士、医生和后勤人员组成的60人的队伍，穿越十来个偏远地 区，调查当地人民的医疗和营养需求。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此类社区外展服务是我当年梦想成为医生时梦寐以求的工作。尽管刚生完孩子，还有一个病重的 丈夫，但我还是答应了下来。哈米德理解我，支持我去。

我差点儿去不成。对任何人而言，这都是一次极具考验的行程，更别说像我这样带着一个那么小的婴儿的母亲。一路上，很难找到干净的水和像样的洗涤设 施，我们还要走过偏远的、人迹罕至的山间小道。这次行程的目的是调查伊斯玛仪派信徒社区——这些人都属于什叶派，是伊斯兰教第二大教派。在阿富汗，这些信 徒主要居住在塔吉克斯坦边境。我们还会前往瓦罕走廊，在地图上，那是一块手指状的地方，连接着阿富汗和中国。那是19世纪大博弈时期，俄国和大英帝国争夺 中亚控制权的产物，是英国狮和俄国熊军事竞争的缓冲地带。

尽管我心存犹豫，但其实很明白，如果不去，将会令我抱憾终身。好机会永远不会在最恰当的时刻来临，这就是生活的现实，而我认为自己能在调查中真正起到作用。

车队起程后，我不禁想起了小时候母亲的年度旅行。每一次，她都要把父亲的奶牛赶到牧场放牧。她骄傲地骑在马背上，穿着蒙面长袍，带上仆人，驴，马， 圆满完成例行放牧之旅。我还记得，那时我骑在马背上，在她的前面，面对巨大的群山，觉得自己显得异常渺小，但又觉得自己仿佛举足轻重。走在崎岖的山路上做 调查，当年的感觉不禁涌上我的心头，只不过，这一次马背上是我跟怀里的婴儿。这次行程将改变我的生活。我们拜访了该地区最偏远的一些地方这些地方也许我这 辈子永远不可能再去，正是亲眼目睹了这里的极端贫穷，我的政治觉醒渐渐明晰了起来——我要以此为业，改变他们的命运。

我们的调查是在1月份开始的。天气异常寒冷，当地的人们用动物刚排出的粪便给熟睡的婴儿保暖。他们最大的担心是孩子们被活活冻死，殊不知，粪便很容易造成疾病或感染，可见他们根本没有卫生观念。孩子们都是光着脚丫子在雪地里走来走去的，大多数人患有营养不良症。

到了夜间，我们就在村落领袖的家里吃饭过夜。领袖家的房子往往是村里最大的，一般会有自来水和蹲坑。所谓的蹲坑也就是在地上挖个又大又深的洞当厕 所，这与我小时候居住的房子没什么差别，虽然调查队里的西方医生看了很诧异，可我却是如此熟悉。但是，除了村落领袖之外，村民们的生活贫穷水平是我从来未 曾见的，即使在小时候也没见到过。我们经常看到一整户人挤在一座单间的房子里，一个角落住着牲畜，另一个角落是厕所。我所说的厕所还不是指马桶，而仅仅是 个角落，大便堆得老高，孩子们在周围爬来爬去。这样的场景是相当骇人的。我试着向这些家庭的家长解释如此差劲的卫生条件所潜在的危险，但是，在安全距离之 外挖一个厕所，或许这样的厕所可以挽救孩子们的性命，但不是这帮没受过教育的村民所能接受的，他们觉得这样降低了自己的身份。

我于是尝试另外一种方式：“难道你不觉得你的穆斯林妻子在方便时应该保持她应有的尊严吗？”悲哀的是，女人在起居室角落里方便或在屋外大庭广众之下 方便的不雅远远不如男人的尊严重要，而男人所谓的不体面不过是给妻子建造一个卫生设施，保护她的隐私。看到这类事情终于让我明白了为什么巴达赫尚省是世界 上婴儿死亡率和产妇死亡率最高的地区。

达尔瓦兹是最贫穷的地区之一。那里的妇女告诉我说，凌晨4点钟她们就得冒着大雪出去喂家畜。有时候，积雪有一米多深，没有人给她们帮忙。回家后，她 们还要在明火上烤面包，给全家人做饭。这样的生活远远不止是枯燥乏味的家务活，这分明就是繁重的体力活。男人也很辛苦，早上6点就下地，不到天黑不回家， 为的就是在夏天多种点粮食，好维持家人和家畜冬天里的口粮。这些活生生的例子让我想到边缘人穷苦到了怎样的地步。看到他们遭遇的痛苦，我猛然醒悟：自己是 谁，从哪里来，我的职业该如何定位。

我们还去过一个叫喀喇喷赤的地方，是一个伊斯玛仪派信徒社区。我们被邀请到当地领袖的家中吃饭过夜。我与他素不相识，但他却和我一见如故，让我有点 尴尬。等他道出过分热情的原因之后，我的同事们都笑了。原来他认识我父亲。后来，我们坐下来畅聊。他讲起了我父亲的故事，称他工作努力，富有奉献精神，竭 尽所能帮助穷人。他微笑着跟我说：“库菲小姐，见到您有如见到了您父亲。”这是第一次有人将我跟父亲相提并论，我自豪得红了脸。坐在那里，我被老人、医 生，以及其他想来和我说话的村民团团围住。我仿佛乘着时光隧道，回到了过去——那时，母亲掌管着整个厨房，仆人和哥哥们站成一排，将热腾腾的米饭和菜肴传 递到父亲会见客人的那个神秘的房间里。童年的我是多么渴望能到那个房间里瞧一瞧啊，想看看里面的情况，听听大家的讨论。

那一刻，我意识到神秘的面纱终于揭开了，父亲的那些神秘会议其实就像我刚才与大家的会面一样。那些客人应该也就是援助工人、医生、工程师、当地长 老，他们在里面边吃边谈。有多少个夜晚，父亲就这么坐着，跟大家吃饭，讨论造福人民的发展计划和工程？母亲为这些客人做了多少顿类似的饭菜？那一晚，我几 乎没怎么听进去他们的谈话，而是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为自己终于了解了父亲生命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而暗自激动不已。

第二天早上我们离开的时候，那人送了我一头绵羊给舒拉当礼物。瓦罕绵羊身材短小肥胖，肉质鲜嫩，非常有名。与我同行的其他阿富汗人羡慕极了，便揶揄 他说：“我们的绵羊呢？为什么你偏偏只给库菲小姐一人呢？”男人笑了笑说：“这是给库菲小姐父亲的礼物。有他的女儿和外孙女光临寒舍，又看到他女儿也像他 一样为人民谋福祉，实属本人荣幸。”听到这番话，我真的非常骄傲。

我们又走访了好几个区，又碰到了许多认识我父亲的乡亲，这使我更加了解我家的政治地位。我只是被雇来当医疗调查队的翻译，算不上高级职位，但人们一听到我的名字就以为是代表父亲的，以为库菲家族回到巴达赫尚省的社区里搞竞选动员了。

村民出来找我亲自谈话，提出问题让我帮助解决。我向他们解释，调查队不是我组织的，我只不过是个低级的辅助角色罢了。但他们的热情不减，依旧跟我聊 一些与调查毫不相干的话题，什么工资问题、土地争端啦，等等。这真的让我有点胆怯，一下子不知如何应对是好，但也使我更加清晰地看到了人生的目的，强化了 我投身政治的决心和归属感。就在彼时彼地，在父亲的政治遗产和母亲的个人价值观的影响下，看着怀里的婴儿，我下定决心想要成为一名政治家。我甚至认为“想 要”还不恰当，应该是我“必须”成为政治家，我就是为这个角色而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