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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征程

新的征程

2003年

哈米德死于2003年7月,正是我们结婚的那个月份。

生活突然变得空荡荡的,没有了爱,没有了笑声。接下来的两年里,我在联合国的岗位上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精神上也很迷茫。除了照顾好两个女儿,我 的生活毫无目标。我也从不参加社交活动,婚礼、晚会、野炊,过去我那么喜欢的活动如今竟激不起我一丝儿兴趣。我的日子天天都一个样,起床、上班、接女儿回 家吃饭、跟她们玩耍、给她们洗澡、安顿她们上床睡觉,然后回到电脑前一直工作到午夜。

我是为女儿而活的,虽然很爱她们,但也希望能够从生活中得到更多一点儿什么。我需要触摸到生命,再婚是想都没想的。尽管亲戚们都建议我这么做,我却 一点儿愿望都没有。哈米德是我唯一想嫁的人,至今还是。再婚就是对他的背叛。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感受还一如当年他刚去世时那么强烈。

这时,政治成了我另一种意义上的丈夫。我的血液里流淌着政治,并且我也相信这是我的命运。真主想让我为了某个目标而活,还有什么比改善穷苦人们的命 运,给一个饱受战乱的国家带来骄傲的目标更伟大呢?2004年,阿富汗举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民主选举。20世纪70年代,我父亲还是一名议员的时候,查 希尔国王就许诺引进更广泛的民主,当时还举行了地方议员民主选举。但是,这一民主进程先后因为苏联入侵和内战而不得不中止。如今,30年过去了,这一进程 又被提到日程上来,整个国家都为之欢呼雀跃。

自从2001年塔利班倒台后,哈米德·卡尔扎伊一直就任临时总统。这时他仍然是个广受欢迎的政治人物,在选举中大获全胜。人们曾担心,这样的大选必然遭到暴力阻挠,但结果却是进行得相对平静。

一个寒冷的秋日,街上人头攒动,黑压压的一片,蔚为壮观。成千上万的人们来到街上参加选举,在一些投票站,一大批穿着蓝色蒙面长袍的妇女从早上四点 开始就排成一排,在挨个儿投票。这是阿富汗历史上不同寻常的一刻,尽管我依旧沉浸在悲痛之中,这一重要性时刻带来的激动对我来说丝毫不减。这是自从哈米德 去世后我第一次有那么强烈的情感。

那个时候,卡尔扎伊总统承诺赋予妇女权利,打造一个文明社会。这些都是我深信的理念。初次选举胜利之后,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安抚强硬分子身上,但那个时候他还是为阿富汗带来一股清新之风。可惜,在2005年取得的大胜利没能在2009年得以复制。尽管后来他赢得了选举,但有很多人指责他大肆造假。这也提醒了我,在阿富汗,在短短的4年里,什么都有可能变味。

2005年,阿富汗宣布实行议会选举,选出议员代表阿富汗国内不同的区和省份。我们库菲家族认为应该重整政治遗风,应该参与到新时代的政治中来。家 族中至少要有个人参加选举,至于选谁做代表,大家议论纷纷。我哥哥纳迪尔·沙哈,即杜乐特妈妈(被我父亲休了的两个妻子中的一个)的儿子,想参加竞选。纳 迪尔曾经是一名受人尊敬的游击战士指挥官,后来,他是我们众兄弟姐妹中第一个参与政治的,还在当地有政治头衔,他是巴达赫尚省库夫区的地区管理人员。可以 理解,他认为自己是代表家族参选的最佳人选。

可我不同意,我认为自己才是最适合最有经验的人选。尽管我没有像纳迪尔一样有地区从政经历,可是,为联合国工作的几年教会了我很多。无论国内还是国 际人士,我都有广泛的接触;我还有组织动员志愿者的经验,曾为地方服务过,还负责过好多项目。我相信自己可以成为一名好议员,但我不知道众兄长是否会答应 我去参选。

我先是给哥哥米尔沙卡伊打了电话。小时候,他就是我父亲最喜欢的孩子之一。他很小的时候就当选为社区领袖,父亲生前常常抱他上马背,让他坐在马鞍前 面。那时,米尔沙卡伊就会以狂妄自豪的眼神从马背上往下看着我。当时我恨他,心里充满了嫉妒。我是多么希望自己也能骑到父亲的马上去,但作为一个女儿是永 远不可能享受这样的待遇的。然而,当我们渐渐长大后,米尔沙卡伊却成了我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在塔利班统治时代,我们俩生活在一起,经常搬来搬去。也是他 最终敲定我跟哈米德的婚姻,是他出席我的婚礼现场,让我肆意表达离开娘家去夫家时的难以割舍的情感。

他从阿富汗流亡到巴基斯坦,后来又去了欧洲,和其中一个妻子在丹麦定居。但他一向和我很亲密,直到今天,我们每周都还会至少通一次电话。我对他讲明了情况,还告诉他为什么我才是参选议员的最佳人员。他耐心地听着,挂电话时向我承诺,会和其他人好好谈一谈。

家族内部分歧很大,争论了好几个星期,就像是在进行一场家族内部选举。意想不到的是,到了最后,大多数亲戚家人支持我参选,反而劝服纳迪尔退出。他们认为,家族里只能出一个人参选,因为两个人参选,就会互相竞争,导致家族内部不和谐。

真希望母亲能见证这一时刻。如果真能如此,我怀疑她肯定不会相信这是真的。在童年时代,我父亲甚至从来都不跟女儿们直接讲话,也没有人给我们女孩子庆祝生日,由此可见,我们女孩的地位是多么卑贱。可如今,只差了一代人,我们竟然选出了一名女性作为家族政治领袖。

能够迅速接受社会改变的,我相信不只是我们一家。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为了经济需要外出工作,许多阿富汗家庭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同样的情况也见于很 多其他国家。一旦女性有了经济收入,她们也就获得了解放。我认为,一个国家性别观念的转变不能依赖于外部力量的逼迫,无论这种力量的意图是多么良好。外部 力量强迫人们做出改变时,往往只会让他们的脚跟陷得更深。只有从国家内部开始,从家庭开始,改变才会取得真正的成功。我的经历就是个鲜活的例证。

好几个同父异的母哥哥认为我根本不可能赢得选举。我父亲娶的所有妻子中只有一个不是为了政治目的,通过这样的方式,他终于打造了一个地方性的政治联 盟关系网。我的几个哥哥们认为,在战争和塔利班的统治下,这一关系网络瓦解得相当厉害,几乎没有人还记得我们库菲家族。我曾经借联合国工作之便到过好几个 村庄,知道他们的这一论断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我碰到的许多人依然记得父亲的大名,对我们家族的尊敬绝对还在。

此外,我对自己的关系网络也大有信心。和哈米德在法扎巴德生活的4年中,我曾经给妇女团体做过志愿者工作,给400多名学生教过英语,拜访过大量的 国内流离失所难民营,建成卫生设施,创办学校。很多人都认识我,知道我做出的成绩。我的朋友当中有文明社会领袖、教师、医生、人权活动分子,这是新时期的 阿富汗,我是其中的一员,我完全可以代表。尽管我才29岁,但我先后经历过苏联入侵、内战和塔利班的统治。

我关注的范围远远超出了性别和女性问题。男人和女人一样,同样饱受贫穷和文盲之苦。我想推行面向所有人的社会公平和教育,正视贫穷问题,消除贫穷根 源。通过这些努力,带领阿富汗走出“中世纪”,使其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行动的人,是男是女并不要紧。我是母亲的女儿,她是千千万万个 默默隐忍苦难的阿富汗女性的化身;我也是父亲的女儿,他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政治家的典范。我的父母亲在我生命中的影响同等重要,正是他们俩引导我选择了 这一崇高的职业。

我回到巴达赫尚省开始竞选。短短几天之内,我参加竞选的消息不胫而走。在法扎巴德市中心,我设立了一个办公室。当我接到成千上万的人们(有男也有 女)给我打的电话,志愿帮我竞选时,我的心情异常激动。青年人想推动改革,他们认准我就是能够给国家带来变化的人,所以就选了我。我的办公室开始洋溢着活 力和乐观。

竞选是相当吃力的事。我们时间不充裕,资金缺乏,而要跑的地方却很多很广。每天五点钟我就开始工作了,常常要坐五六个小时的车,行走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赶在日落之前抵达偏僻的山村,第二天回到法扎巴德,第三天又要奔赴另一个小镇。

尽管竞选让我筋疲力尽,但我誓死一搏,我对自己受到的礼遇非常满意。其中一个村,几乎所有的妇女都出来迎接我,唱着歌,敲起了山羊皮铃鼓。他们一边 唱歌,一边拍手,向我又是抛花,又是掷糖的。我相信一定能够赢得她们的选票,因为我说的都是与她们紧紧相关的话题:死亡率、教育机会、儿童健康,等等。在 巴达赫尚省的一些地方,妇女和男人一样辛苦,在地里从早忙到黑,即便如此,她们依然被剥夺了财产权。假如她们的丈夫死去,房子的继承人是男性亲戚而不是妻 子。在我看来,这是毫无道理的。

我了解这里的妇女,也非常崇拜她们。我现在的生活与她们的完全不同。我穿着最新的时尚衣服,有电脑可用,而她们双手肮脏,从来没读过书。可是,我也 是在她们这样的生活方式下长大的,我母亲的生活就是如此,所以我能理解她们日常生活中的磨难,也就多了几分尊重,从来没有以傲慢的姿态自居。我也知道,在 西方国家,许多人认为她们默默无闻,是阿富汗无名的受害者,可我却不这么认为。事实上,她们是自豪、坚强、聪明、机智的女性。

让选民,尤其是年纪大一些的选民,信服我的观点相对来说更难。在另一个村庄,我要在一个清真寺内做演讲。清真寺是这个地方最大的建筑,也是唯一能够 容纳大批人群的场所。那次演讲差点儿没成,因为一些老人不准我进寺。我只好坐在车内,当地支持我竞选的男男女女还为这事讨论不休,最终他们还是同意我进 去。演讲开始时,因为紧张,我忘了说“奉真主安拉的名”,这是个很傻的错误。我以为听众一定会对我不客气,但讲着讲着,我发现后排的几个老人竟然在哭。他 们满脸皱纹,头发花白,戴着头巾,穿着传统的长条外套,两行眼泪从脸颊上流了下来。演讲完了之后,他们说认识我父亲,听了我的演讲后勾起了他们对我父亲的 回忆,当年他的演讲中也充满激情和诚恳。听他们这么说,我都快感动得哭了。

出门竞选演讲,我不穿蒙面长袍,以便用眼神对着观众,好与他们交流。但我确保穿着当地的衣服,得体保守。上身穿长长的蓬松外衣,下身穿宽松裤子。当年,我6岁的哥哥就是在这种衣服的庇护下逃过了杀手们的追杀。

随着竞选活动的深入,我的支持率也越来越高。在一个极端偏僻的名为朱尔姆区,我抵达的时候,发现有70多辆汽车在等候,选民无论年老长幼,手里都挥 舞着阿富汗旗帜和我的竞选海报,看了真令我激动。这不是我特别熟悉的选区,也不是我父亲曾经代表的区域,但他们也支持我,因为他们是真的在乎这次选举。他 们对民主进程怀有浓厚的兴趣,想通过选举当地的领袖来表达自己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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