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第六节 与邪恶作斗争的美德

　　占第一位的、最重要和最困难的领域是道德和文化气质，一个能够运转的自由社会不能没有价值标准。多少世纪以来，学问的最渊博的思想家都承认这一点。我认为，埃德蒙·伯克比其他人都更明确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总结。
　　人们能够享有多少公民自由，这要看他们对自己的欲|望在道德上能有多少约束，要看他们对正义的热爱比他们的贪婪高出多少，要看他们的明智与清醒的理解比他们的虚荣和傲慢超出多少，要看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听取智者和好人的忠告而不是恶人的献媚。除非在某处存在着控制意愿和欲|望的力量，否则，社会不可能存在，并且，它内部的这种力量越小，反映出的意愿与欲|望就越大。事物永恒的构造己作出规定，无节制的人是不会自由的。他们强烈的欲|望构成了他们的枷锁。
　　同样，虽然制定美国宪法的那些人选择了强烈的欲|望而不是德行去克制强烈的欲|望以维护自由，但共和国早期的先辈们非常清楚，德行会收到意义深长的效果。正如伟大的美国爱国赞歌所述：
　　用自我约束确保你的灵魂，用法律确保你的自由
　　公民的品格反映了国家的品格，同时国家的品格也反映出公民的品格。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事实，因为它向我们再次保证——就像７０年代未它曾向我保证过的一样——如果人民比它的zheng府更好，改变zheng府就能挖掘出未被发觉的才能和展现出梦想不到的可能性*。但它也是一个警告。因为即使是一个自由zheng府建立的很好的制度，也易受到一般民众，特别是政界在观点和心态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无论是个人的品格或是集体的品格，自然是通过许多途径形成的，它是在家庭、学校、教堂、工作和我们的闲暇时间里形成的。传统认为，通过这些途径形成的好的、有用的习惯特征被称做“美德”。虽然从定义上说这些美德总是好的，但它们的效用则要根据情况而定。例如，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所赞美的一些美德虽然能帮助我们进入天堂，但在我们工作或平民生活中的实用性*就可能要少一些。因此，当我们敦促要恢复那些传统的美德一例如节约、自律、责任感、对自己的社区感到自豪和对它尽义务，以及有时称做的“维多利亚”美德——我们并不一定是说，只有大规模地重新宣讲福音才能把西方社会团结在一起。毕竟是超人文主义的古希腊人最初确认了节欲、刚毅、具有实用价值的智慧和正义这些主要的或“基本的”美德。
　　谈了这些以后，我发现，难以想像出除了基督教以外还有其他什么东西可以用这些美德来重新充实西方大多数的人们，因为这些美德是重整社会道德所必需的、非常实际的办法，而这些办法又是解决许多现实问题所需要的。虽然我总是抵制这样一种论点，即一位基督教徒应该是一位保守党人，但是我从未丧失我的信念：在我的政治经济主张与基督教的深刻义理之间存在着惊人的一致。
　　１９７８年３月我在伦敦市的圣劳伦斯犹太人教堂的一篇演说中曾试图解释它们之间的这一联系：
　　如果不在某种道德的框架内、不在某种共有的信念内、不在通过教堂、家庭和学校传播的精神遗产内行使自由，那自由就会毁灭自己。如果自由没有目的，它也会毁灭自己。有一篇著名的祷文，它把上帝的服务看做是“完全的自由”。我对本国人民的愿望是我们能够“自由地服务”。……
　　依我看来，关于社会，《新约》给我们带来了两个非常一般的而又似乎是互相矛盾的概念。一方面有伟大的基督教的教义，即我们都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地上的教堂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一概念表达了这一想法。从这一教义，我们认识到我们是相互依存的，也知道了这一伟大的真理：我们不是彼此孤立，而是作为社会的成员在赢得快乐或拯救。
　　这是影响了我们政治思想的基督教的一个伟大的真理。但还有另一个，即我们都是负责任的、有道德的人，要在善与恶当中作出选择。在造物主的眼里，人类是无限宝贵的。你几乎可以说，全部政治智慧就在于使这两种思想彼此之间能有正确的关系。
　　我一般不赞成政治家布道，但由于如此多的神职人员在宣传政治，看来在这方面似乎不应采取限制措施。所以我不时回到了这个主题，１０年后的１９８８年５月，我在苏格兰长老会的全体代表会议上讲了类似的内容。我强调基督教没有特别赐福于集体主义，使在场的一些人感到不安。
　　（我们）决不能仅仅因为要社会改革和福利或要更好的生活水平而宣称信仰基督教和去教堂——而是因为我们接受了生活的圣洁、与自由伴随而来的责任感以及基督最后的牺牲……
　　在我即将卸任首相职务时，我日益意识到基督教与经济和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并对它越来越有兴趣。我发现我以前的议会私人秘书迈克尔·阿利森和我政策小组的负责人布赖恩·格里菲斯这两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对这些事情和我一样入迷。我所进行的讨论以及为这些讨论所准备的文章构成了一些论说文和《基督教与保守党的主张和政策》一书的基础。我为该书写了序言。该书在１９９０年我即将离开唐宁街时出版。
　　不久以前，如果设想重新出现有助于实施传统美德的理智和道德风气，那至少似乎是不现实的。可是现在，这类事情已成为严肃讨论社会问题时的重点。
　　在重新塑造人们看法时必须大力依靠宗教领袖们，至少他们当中有些人现在对于国家的规定和干预所带来的好的效果正在重新进行考虑，例如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他的教皇通谕《一百年》中说道：
　　由于其直接干预和使社会失去了它的责任感，提供社会补助的国家导致了人类精力的损失和公共机构无节制的增加。这些机构更多地为官僚主义的思想方法所控制，而不是想着要为它们的救济对象服务，这也使开支大量增加。事实上，看来只有最接近这些困难户的人们和他们的近邻才了解和最好地满足他们的需要。
　　罗马似乎从来没有如此靠近格兰瑟姆。
　　今天，美国的所谓“文化战争”，其结局仍不能肯定。正如其他许多事物的发展一样，在彼岸没有减弱迹象的思想与看法之间的冲突势必会影响到英国和欧洲。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保守党入有必要像在经济政策方面一样，也在社会政策方面赢得思想上的战斗。
　　没有这一点，即使有限的行动要取得胜利，其可能性*也是很小的。但是在我所开始的社会行动的其他３个领域——犯罪、依赖福利和家庭破裂——必须要有这种首创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