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孔子正名 子路搏虎

这年秋天，孔子由负函返卫。

卫国的君位终于还是由卫灵公的孙子辄继承，这就是卫出公，也称卫孝公。辄的父亲蒯瞆在晋庇护下流亡在卫晋边境。这时卫出公在位已经三年了，国内的政治形势日趋安定，孔子在卫做官的弟子们纷纷邀请孔子返回卫国。孔子毫不犹豫地辞别了郢都，带领一班弟子自楚返卫。

深秋季节，大地一片凄凉，枯草望风披靡，黄叶随风飘落，为数不多的寒蝉在秋风中哀鸣。一天中午，孔子师徒来到一片树林中休息，人吃干粮，马啃衰草。正午的阳光，透过稀疏的枝叶筛入林间空地，很有几分暖意。午饭后，孔子斜倚在一棵古松下闭目养神，微风吹来了一棵干枯的蓬草，在他身边停住，刺疼了他的脚面。待孔子睁开微闭的眼睛，不等伸手去拿，蓬草又随着一阵清风飘走了。它有时升到空中，有时贴着地面，穿行在林木之间，或滚动，或飘摇，飘飘停停，最后不见了，不知去向，不知何处安身。孔子望着这飘去的蓬草，听着梢头寒蝉那凄厉的哀鸣，不觉感慨万端。秋天过去便是寒冬，一年将尽。自己已经六十三岁，也到了暮秋之年。暮秋季节，农民已经收获完毕，仓满廪盈，而自己却一无所获，一事无成，将用什么去送走这寒冬岁末，生命的终结呢？那棵远去的蓬草仍在他眼前闪现，它没有根，没有家，随风四处飘荡，这又多么像自己的形象与身世呀！蓬草总有归宿，或烂成淤泥，或化为灰烬，然而自己的归宿是什么，又在哪里呢？……一阵欢快的歌声由远而近打断了孔子的遐思冥想。抬头望去，一位驼背老人一手持竹竿，一手提口袋，哼着小曲，一乐三颠地朝这边走来。他边走边用竹竿粘那枝头上哀鸣的寒蝉，只要竹竿到处，便是一个，无一逃亡。老人将竹竿伸出去，收回来，那蝉便振着翅翼挣扎，嘎嘎地鸣叫着落入他的口袋。他粘得很准，很快，远远看去，仿佛是在不断低头拾取。驼背老人走近身边，孔子惊异地赞叹说：“丈人粘蝉的技巧真高，莫非你掌握什么诀窍吗？”

驼背老人回答说：“每年五、六月间，我于林中取蝉，开始时，粘三只飞两只，渐渐的粘三只飞一只，到后来便一只也不再飞走，像从树上取下往口袋口里装一样。我的身体好比是树株，我的手臂好比是枝叶，天地虽大，万物众多，但均与我无关，我的心目中只有蝉翼。如此而已。”

驼背老人讲完，孔子像似总结，又像是在教育弟子们说：

“用心专一，能通于神。佝偻丈人大概是指此而言吧！”

说话间飞来了一群鸽子，落在他们身旁不远的一块空地上觅食。它们并不怕人，一边叫，一边瞪着机灵的小圆眼向这边瞧，一边“咕咕咕”地呼唤着。内中杂有一只水鸟，比鸽子大，比鸭子小，呈黄褐色，身体笨拙，走起路来一摇三晃，总是小心翼翼地左顾右盼。孔子从未见过这种水鸟，便向驼背老人请教。驼背老人告诉孔子说：“此鸟名意怠，飞时由他鸟引路，栖时任他鸟胁迫，进不敢向前，退不敢落后，食不敢先尝，常列群鸟之中，张网捕者，援弓射者，均不能伤害它。”

听了驼背老人的介绍，孔子深受启发，心想，禽鸟尚且知合群以团结，藏身以避害，更何况是人呢？回想十年来，自己带领着几十个弟子，颠沛流离，被围于匡，伐树于宋，被困于陈、蔡，都几乎丧生，这与自己不知避害有关。自己曾读过“林回弃千金之璧，负赤子以避乱”的故事。重千金的是以利合，重赤子的是以天属。以利合的，遇到穷患祸害必彼此相互抛弃，以天属的遇到危难必相互营救。自己长期抛家舍业，别妻离子，流落在外，这难道是合“天属”的吗？然而本来“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自夸者易贬，功成者招忌，名高者受谤”，这似乎是亘古不变的常理，难道自己能够逃脱吗？——孔子思想的机器在飞旋着，充满了矛盾与苦恼。

本来，孔子这次是要径直返回卫都帝丘的，因受意怠鸟的启迪，便派子路、高柴先到帝丘去探听实际情况，看看卫出公与孔文子是怎样的态度，是否容他回去从政，自己带领弟子们到宋卫边界的仪邑暂住，因为那里风俗敦厚。

一天，公良孺驾着车来到一条大河边，渡口处集聚着许多人，等候过河。忽然，有一只九尾鸟从树林中飞出，掠过河面，飞向遥远的北方，消逝在蓝天的尽头。大家都翘首仰望着那远去的飞鸟，很感惊诧，谁也不知道这只奇怪的九尾鸟叫什么名字。有位中年汉子见孔子岁数大，行走乘车，跟随他的一伙人都称他为“夫子”，定是个有知识有学问的高贵人，便上前问道：“请问老丈，可知方才飞过的九尾鸟唤作何名？”

孔子回答说：“此乃鸧鸹也。”

汉子追问说：“老丈有何根据？”

孔子解释说：“丘少时尝闻河上艄公唱道：‘鸧兮鸹兮，遂毛衰兮。一身九尾，夸美兮长兮。’此鸟生九尾，不是鸧鸹是什么呢？”

围听的人个个点头称誉。

孔子师徒住在仪邑一家不太考究的客店里。一天下午，店家来报，说有敝邑封人拜见孔子。封人是官名，大约是典守边疆的官吏。孔子吩咐子贡出去招待。子贡来到客室，见封人正立在那儿恭候。经店家介绍，封人向子贡拱手说道：“某虽系风尘小吏，然素来仰慕君子贤人。凡经过敝邑之君子贤人，未曾不见，今闻听孔夫子驾临，特来拜见受教。”

子贡引封人进内室来见孔子。封人见了孔子一揖到地说：“某虽居下位，然颇留心天下时势与君子贤人的踪迹。某素慕夫子是久负天下盛名的圣人，遍访列国，欲以‘仁政’‘德治’救万民，可是奔走十年，大道终莫能行。夫子既然博学多能，当然通达事理。眼见到处枝节横生，被困于匡、宋、陈、蔡等地，侥幸得脱伐树、绝粮等危险，应该觉悟息肩，何必再东奔西跑呢？”

孔子说：“丘之道，来自古圣贤。居上位者，借着职权以化民，收效较易；然而世不用我，只好以口舌说法，以道启民。丘之所以走遍天下，游说诸侯，结交士大夫，旨在借语言传古圣贤之道，以济天下，至于个人功名富贵，丘视之若浮云敝屣！”

封人再次施礼，十分恭敬地说道：“今日方知夫子乃救世真人，誓欲救民于水火。此非风尘末吏所能妄测高深的！”

封人说罢，依依告退。孔子命子贡代送到客店门外。店门外，封人感喟地对子贡等人说道：“诸位不必忧虑天下无贤君，世道昏暗日久，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故而周游四方，甚不得志，只能以施政设教的木铎，遍徇于道路，以收振聩发聋之功效，完成其素王之业绩……”木铎是铜质木舌的铃，古代施行政教，传布命令时用它。也比喻宣扬教化的人。这里用的是第二个意义。

孔文子的妻子是卫灵公的大女儿，蒯瞆的大姐。早在卫国独掌大权。蒯瞆是因为湔雪宫闱奇耻大辱而出亡在外的，无论是从伦理上，还是从道义上，天下的舆论多支持蒯瞆。蒯瞆现在住在戚邑，与赵简子的关系相当融洽，一旦借得晋兵回国夺取君位，孔文子将左右为难，既不能袒护妻侄而拒郎舅，也不便私通郎舅而逐妻侄。他反复想了许久，想起孔子是负天下重望的圣人，如果能请他回来同理朝政，一切问题便有所依靠了，而且孔子有许多贤弟子，可以做柱石，挑重担，共治卫国，因而他便征得出公的同意，欲到楚国去迎回孔子师徒。不料恰在这时，子路、高柴求见。孔文子忙殷勤地接入客室，劈口问道：“为何不见孔夫子归来？”

子路将实情告诉了孔文子，孔文子说：“正如久旱盼雨，圉醒里梦里都在盼望老友归来，岂有不欢迎之理，明朝一定亲驾车舆往迎！”

子路问起了卫国的近况，孔文子说：“卫正当多事之秋，内无贤才相助，外有世子树敌，所以急待老友还朝，解决疑难。”

彼此又谈论了一会儿国政，孔文子非常惬意地对子路说：“余已年高，军权现已交王孙贾。府中尚有家卒三千，苦于无相当人统率，今日将军自天而降，真乃雪中送炭，就请统率家甲，并荐为大夫。高柴原为士师，颇有经验，仍官复原职，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子路听说身兼双职，可以施展胸中抱负，欣然称谢。高柴性格内向，很少言语，只是默默地点头表示同意。

孔文子招待子路、高柴吃过便饭，三人一同入朝拜见卫出公。孔文子向出公奏明原委，出公一一准奏。

第二天早朝以后，孔文子便与子路、子羔分别驾御着两辆装饰豪华的马车到仪邑去迎接孔子。卫出公也学着祖父灵公的样子，率领文武官员郊迎大贤，回宫后设盛宴为孔子师徒接风洗尘。从此以后，孔子师徒又在卫国住了五年。

孔子回到卫国的第二天上午，子路就问孔子：“倘卫君正待夫子主持政务，夫子将以何为先呢？”

子路向孔子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返回卫国的路上，在居仪的日子里，孔子就一直在思考着这一问题：这次返回卫国，假使卫出公让我出仕从政，我将首先解决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本来是很简单的，但在卫国却变得极其复杂。卫出公辄是卫灵公的孙子，是世子蒯瞆的儿子。灵公死后，理应由蒯瞆继任君位，但因他不满其母南子的淫乱行为，谋杀未成，逃亡在外。南子想立小儿子郢为君，郢不受，让位给辄，于是由辄继位，并拒绝其父蒯瞆回国。这不论在“君臣”的名份上，还是在“父子”的名份上，都是不“正”的，国内外对此正议论纷纷。但是，出公辄既受其祖母南子之命而立，即使将父亲排斥在外，也不影响他的君位“名份”，因为“父子”关系是从属“君臣”关系的。为了平息国内外的不好舆论，肯定卫出公的君位名份是合乎“周礼”的，必须首先端正名份。孔子对这个问题考虑的时间很长，早已成竹在胸了，所以当子路提出时，便毫不含混地回答说：“先端正名份，使之各安其分。”

子路对卫国的君位继承问题的看法如同世俗，认为辄继君位，拒绝其父蒯瞆回国是不合“名份”的，要“正名”就得反对卫出公，迎接蒯瞆回国执政为君，这在卫国不仅难以立足，恐怕要招惹塌天大祸。他没有猜透孔子的思想，因而提出怀疑说：“夫子未免迂腐太甚了吧？当今之卫国，首先端正名份，如何行得通呢？”

孔子不高兴地说：“由啊，你说话竟如此粗野浅薄！不懂之事，君子应取保留态度，不可妄言！名份不正，则难言之成理；言不成理，则事难有成；事不成，则礼乐难兴；礼乐不兴，则刑罚难以公允；刑罚不公，百姓则无所措手足。由此可见，君子对于名份，不可不言，言之则必可行。君子之言，定严肃不苟，万不可马虎从事！”

对于夫子的话，子路虽不十分明了，但却不再言语。

由此可见，孔子决心接受卫出公的邀请，在卫国干一番事业，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因而提出了自己“首先是端正名份”的政治纲领。然而，卫出公既像他的祖父卫灵公一样郊迎孔子，宴请孔子，礼待孔子，每年给孔子两千担的俸禄，博得了一个爱贤的美名，又像他的祖父卫灵公一样并不重用孔子，孔子在卫五年，只是做一个宾客，做一个公养之仕。孔子在鲁，是行可之仕，即有希望行道的官；卫灵公时，孔子是际可之仕，即受礼遇的官；如今成了卫出公的公养之仕，即受公养的官。这在别人，也许是最高的愿望了，无具体工作，却享受着并不低的待遇，而孔子却是个有理想、有抱负，想做一番事业的人，仅仅“公养”，是违背他的意愿的。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只好把精力用在教学与治学上，为他几年后返回鲁国，删《诗》、《书》，订《礼》、《乐》，修《春秋》，搜集了资料，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