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王国

明报是他一生事业的象征， 

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 

任何一种成功，恐怕都是各种机缘凑合而成，有时候，刻意的追求常常达不到目标，反而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明报》是金庸一生事业的象征。 

金庸当初办《明报》，当然有着自己的理想，他希望能够办一张真正自由独立的报纸。不过，那种理想仅只是朦胧的模糊的，一旦操作起来，大概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受制于变乱不已的社会局势与读者口味。谁敢说金庸一开始办《明报》就已有了宏大的计划，卓然不凡的品味？ 

如果没有沈宝新，《明报》会不会诞生并有日后的辉煌？金庸在异乡遇上初中时的同学沈宝新，不能不说是一种缘。人生如匆匆过客，多少种相遇只是刹那莳花，转瞬即逝。青梅竹马，劳燕分飞，再遇旧日伙伴，实是偶然中之偶然。不仅如此，那时的沈宝新正在从事印刷业务，而金庸已先后在四家大报任过职，对经营报纸的门径，相当熟悉。完全可以想象这对少年时代的朋友在南国香江初遇时的那分激动。天作之缘，一拍即合，他们决定创办自己的报纸。 

1959年，一份叫《明报》的报纸在香港注册。公司注册资金十万元，金庸占百分之八十的股权，沈宝新占了百分之二十。这样的股权比例一直维持到九十年代。 

“明”含有“明理”的意思，同时也象征了光明的前途。金庸在《倚天屠龙记》中，写到了“明教”这么一个组织。金庸与“明”字有缘。 

金庸请了当时香港最有名的书法家王植波题写刊名。这两个题字沿用至今。 

《明报》创刊初期，人手很少。沈宝新管营业，金庸负责编务，潘粤生作他的助手。 

那时候香港的报纸，大体有二类，一类是比较高层次的如《星岛》、《华侨》、《工商》等；另一类是低层次的如《响尾蛇》、《超然》等，以色情为招徕，迎合男性读者的低级趣味。早期的《明报》似乎取了一条中间路线，既有严肃正经的社评，也有软性香艳的小说。总的来说，以小说及趣味资料为主，每日出版一张，小报形式设计。 

《明报》的销量起初并不尽人意，有过一段相当艰难的时期，甚至面临倒闭的危险。据《明报》老职员回忆：“查先生那时候真的很惨，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跟查太太两人喝。我们看见报馆经济不好，也不奢望有薪水发，只求渡过难关，便心安理得了。” 

那时，金庸住在尖沙咀，深夜下班时天星小轮已停航，要改乘俗称“哗啦哗啦”的电船仔渡海。如果要即到即开，船费要三元，否则就要等到有六个人登船才开航。那时查氏夫妇宁愿捱着冬夜寒风，也不愿付包船费。 

金庸与沈宝新硬是苦苦支撑下来，甚至不惜以典当来维持。他们确确实实将办报作为一项人生的事业去做，不愿意半途而废。 

倪匡曾说：“《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这话很有几分真。 

当时金庸的武侠在《商报》上连载已拥有大量读者。许多人为了看金庸武侠，便改买《明报》。《明报》创刊之初，连载的是《神雕侠侣》，发行量达到六千份。 

但是，《明报》权威性的建立，恐怕在于它的新闻报道、时事评论和分析。而这，却离不开金庸以他本名查良镛发表的每天一篇的社论。金庸的社论独树一帜，在读者中，尤其在知识分子中，享有崇高的声誉。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香港人习惯性地想到，看看《明报》的社论怎么说。 

每天一篇社论，几十年坚持不懈，而且保持品位，试问天下能有几人做到？ 

金庸的武侠小说打稳了《明报》基础，加上沈宝新的经营手法，《明报》的广告业务稳步上升，虽未至盈利可观，赤字却已逐渐减少。报馆维持下去已无问题，相比于那些小报，销量已算可观，但比之于那几张大报，仍是小兄弟。 

正在金庸绞尽脑汁，思索追赶良策之际，中国大陆爆发了“大逃亡潮”。那时正是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大批的大陆人涌到香港，造成动荡局面，成为热门话题。当时各大报都争相采访这段新闻，以《明报》的人力、物力，实难以与它们竞争。 

于是，金庸在社评中大做文章，对于此事发表了与众不同的看法，引起了读者的注意。 

以《大公报》为首的几家大报，对于金庸的观点进行了抨击。《明报》当然不示弱，你来我往，一场激烈的笔战引得读者大看好戏，欲罢不能。本来并不怎么著名的《明报》在笔战中人人皆知，而更重要的是，金庸的社论引起了高度注意，不管赞同还是反对，谁都无法忽视它的存在。 

这次笔战后，《明报》扩展至两大张，形成了中型报纸的规格，同时也有了盈余。可以说如果没有“逃亡潮”，也许就没有《明报》后来的发展。 

差不多同时，《明报》与《大公报》又有一场火药味更浓的论战。那年，中国大陆出于战略上的考虑，研制原子弹等核武器。金庸对此事持不同的看法，他以为强国在于亲民，现在人民穷得连饭也没得吃，实在不该去发展核子武器。这种论调显然带有书生气，并不完全站得住脚，引起了《大公报》的猛烈抨击。 

越争论，《明报》越出名，销路越上升。难怪有人说，《明报》能在报界站稳阵脚，实拜《大公报》所赐，真可谓“谑而虐”也。所以，对于你的敌人，最好的办法是沉默，是冷漠。在指责别人的同时，常常是帮了别人的大忙。 

《明报》的成功与金庸的善用人才也是不可分割的。六十年代的《明报》，人才荟萃，令人神往。 

《信报》老板林三木就是在那个时候加入《明报》的。他先在资料室做资料员，受到金庸赏识被派往英国学习财经，返港后任《明报晚报》的副总编辑。以写中国新闻见称的丁望是资料室主任，丁望那时被视为中国问题的专家。现时《成报》总编辑韩中旋与小说家江之南那时是《明报》的编辑。曾以散文广受欢迎的张君默是《明报》的记者。创办《新夜报》，其后又回到《明报》出任总编辑的王世瑜，那时是校对兼送稿。胡菊人也是此时加入《明报月刊》的。女作家亦舒也在《明报》当过娱乐版记者。另外还有简而清的马经、狗经，等等。 

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也为《明报》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明报》开辟了“北望神州”版，每天刊登有关大陆的消息。那时的中国，非常神秘，外界很难他了解她的情形。“北望神州”版正好满足了许多人的需求。正是在“文革”中，《明报》成为报道中国消息的权威。 

基于大陆“文革”对于文化的疯狂摧残，金庸于1966年创办《明报月刊》，旨在于海外保留一个延续中国文化的地盘。它的目标是非牟利的，亏本也在所不惜。金庸自任月刊总编，礼聘许冠三、司马长风两人选稿，编辑则有王世瑜与黄俊东。初期所刊的文章，尺度很严，走的是纯学术路线。后来胡菊人出任总编，长达十三年。胡菊人将月刊经营成一份综合性的高水准读物，形成了一个高级学术刊物的形象，在香港没有第二家。 

1967年，金庸本人及《明报》都面临严峻考验。“文革”的极左思潮蔓延到香港，引起不小的斗争狂潮。金庸也被当时的“左派”视作“反动派”，要“斗垮斗臭”，并公开威胁要“消灭”他。《明报》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日子中自然受到冲击，“左派”的骚扰包括寄上土制炸弹，煽动《明报》内部员工“起义”，及派人袭击报社等。然而，就是在这种冲击中，《明报》的销量从“文革”前的五万份激增至八万份，真可谓因祸得福。 

金庸曾回忆道：“我当然有些担心，但我写武侠小说的主角都是大丈夫，到了这个关头一定要坚持到底，没有退缩余地。要么就只有谨慎行动，非必要也不会外出。”直到“文革”结束，金庸所受到的威胁才彻底消除。 

1967年的暴动引起香港社会人心惶惶，不少人因担心前途而移民国外。金庸也不能不考虑《明报》的前途，他早在1966年已到新加坡视察，并在当地筹备出版一份《新明日报》。他当时的如意算盘是，万一香港的出版业务出了什么岔子，便可移师新加坡再干一番事业。怎料人算不如天算，由于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政治分家，导致《新明日报》亦一分为二，加上当地对办报限制多多，使得金庸意兴阑栅，最后将绝大多数股权出售与当地合作的投资者，重回香港专心发展。 

1968年，他办了《明报周刊》，虽非香港的第一家周刊，却经过数年发展，成为娱乐周刊中的佼佼者。周刊本是报纸为激发读者的兴趣，作为附赠品送给读者的。但金庸却大胆地提出，周刊的内容装潢加以改革后，可以定价发行。许多人表示反对，以为这样会失去读者。 

金庸却说：“我们可以加多一些彩色，内容走一些较适合家庭妇女们看的软性文章路线，我想是会有销路的。” 

这样，《明报周刊》便出笼了。 

第一任主编潘粤生成绩平平。第二任主编雷坡锐意求新，作了不少改革，大大刺激了销路。 

雷坡改用女编辑、女记者，因为女人较了解女人。他还策划了一次爆炸性新闻，便是“香港小姐何秀汶情书”，哄动香港，令周刊的数量一下子增加了好几万份。 

何秀汶是影星陈百祥的女友。那时陈百祥还未成名，跟朋友组织了一支乐队在夜总会表演。他是标准的花花公子，何秀汶只是他女朋友中的一位，那篇情书据说是写给他的。 

《明报周刊》靠何秀汶扩大了销路，雷坡快马加鞭，千方百计发掘新闻，广交男女明星，屡屡爆出娱乐圈内精彩的内幕。读者也越来越多。 

除了《明报》（日报）、《明报月刊》、《明报周刊》外，明报机构尚有一份《明报晚报》。金庸还成立了明报出版社与明窗出版社。1987年，又成立翠明假期，经营美加、澳洲及欧洲的高级旅游业务，使得明报集团的业务多元化。 

金庸一手创办的《明报》企业集团，经过三十多年不断发展，已由一家报社扩展成兼营出版、旅游、印刷以至地产的多元化企业。《明报》销量高达十二万份。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前后，销量一度突破二十五万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明报周刊》则达到三十万份，执香港娱乐周刊市场之牛耳。 

明报集团90年度的盈利高达七千万元，到91年度接近一亿元。金庸个人的财富估计已超过六亿元。1991年《资本》杂志编辑《九十年代香港华人亿万富豪榜》，金庸名列第六十四，沈宝新则名列一百一十二位。 

金庸从七十年代开始，成为政治圈中的重要人物。他曾应邀加入廉署社区关系处市民咨询委员会，因而与首任廉政专员姬达接触频繁。姬达向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引荐金庸，就中国问题提供意见。1981年，英女皇授予他OBE勋衔，又获香港大学授予名誉博士与名誉教授。撒切尔夫人首度访华，为香港问题会谈与中国磋商，经港时麦理浩安排金庸单独会晤撒切尔夫人四十五分钟。他出任过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改制小组召集人，曾三次北上，会见过邓小平、胡耀邦和江泽民等许多中国最高层领导人。 

倪匡啧啧称赞：“查良镛是中国五千年来第一个致富的知识分子。除了传说中的陶朱公外，能够同时成为大儒和富翁实在绝无仅有。做生意当然会惟利是图，但这不一定会与良知发生冲突，因为赚钱不是坏事，做好事也可以赚钱。查良镛是一个有知识和商业才能的人。” 

王世瑜谈及《明报》的成功，说：“《明报》的成功，可归功于查良镛个人的远见。由早期以武侠小说的金庸作号召，迈向六十年代以政论闻名的查良镛年代，以至目前上市以企业手法经营《明报》，查良镛成功地将《明报》塑造成一份备受知识分子尊敬的报纸，可见他的高瞻远瞩。” 

金庸接受记者采访，谈到办报时说：“一个人一生所作的事业，不论大小，总应该能令自己回想起来感到欣慰。当然这是一个目标，做不做得到是另一回事，不过总得尽力去做就是了。所以，办报纸也应该办一份最好的报纸。这当然也是每个人的理想。” 

这就是金庸的事业心。正因为他如此执着地走向自己的理想，他才取得了如此的成功，成就了如此辉煌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