栩栩如生(2)

金庸在回答记者问时说过，“义”是人的一种性格精神，所谓义，或者说是一种特别的情谊，都是属于人的感情。侠义是人类感情中一种比较特别的部分。当然侠义也不单单是中国才有，外国也有。不过中国人似乎对这方面特别重视，这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根源。 

金庸的小说显然将中国传统的“侠文化”提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他不完全受那种“忠君报国”，“除暴安良”之类框框的局限，而是将人生的丰富与多面性溶入侠义之中，使侠义与人性相结合，使他的武侠小说对人物性格的挖掘达到了空前的深度。 

“侠之大者”是金庸所创造的人物中最有光彩的一群人，如陈家洛、袁承志、胡斐、郭靖、杨过、张无忌、乔峰、令狐冲等等，他写得一个比一个深刻、复杂，也一个比一个更见悲剧性。 

但是，乔峰之后，金庸的“侠士”越来越少，而更多的是“真的人”，呈现出“非侠”的倾向。陈墨将金庸的变化轨迹描述如下： 

主人公“侠气渐消，邪气渐长”，离开侠的典范模式越来越远。 

主人公的形象的“共性”越来越少，个性越来越突出。 

主人公的理念的力量越来越小，现实社会冲突及社会环境的制约力量越来越大。 

主人公的理想性越来越弱，而其现实性及其意义越来越强。 

主人公的人格力量越来越复杂，内心的自我矛盾冲突越来越多。 

简单地说，是正义之侠——大侠——中侠——小侠——无侠——反侠。 

这个过程也体现了金庸对人生、对世界的认识过程：从儒到道，从道再到佛，越到后来佛法在他的作品中的渗透就越明显。佛家讲空讲幻讲寂灭，也讲因果，讲悲悯，讲化境。这些都使金庸的“侠义”包涵了更深厚更宽广的内容。 

大智慧之后就是大平淡，所以《鹿鼎记》之后，金庸就断然宣布封笔从此大侠弃剑回家园，深研佛理求正果去了。 

这可急煞了一大批金庸迷。历史小说家董千里先生曾经自告奋勇，代表读者要求金庸：“添酒回灯重开宴，向自己挑战。” 

但金庸已经很明白，自己不可能有新的突破了。他说他喜欢不断的尝试和变化，希望情节、人物、笔法都不同，要求不可重复已写过的小说。现在变不出新花样了，所以就不写了。 

有些读者也很明白，“然而我们却要感谢董千里先生的盛意，正如那尊米诺的维纳斯，假如不是断臂，那么她的手放在哪里是好呢？”（刘新风语） 

沈君山先生是这样总结的：“我觉得金庸先生的小说，书剑江山时期陈家洛潇洒出众，才气挥放是涵盖乾坤。到了郭靖、杨过那一类型特立独行是截断众流。到韦小宝，什么武功都不会，乌七八糟，偷摸拐骗都来，但他能从心所欲，所谓随波逐浪令人羡慕不已。韦小宝以后就很难写了，到佛家所谓无相的随波逐浪，人已到至境，无可无不可了，那以后怎样再写呢？” 

确实如此，其实，只要我们认真回味一下，就会发现，对《鹿鼎记》，虽然每个人可以各说己见，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有共鸣的，那就是：无论拿起金庸其他十三部小说中的任何一部，都会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好像仅仅是长途旅行中的一站，停停歇歇的还得走下去，前方还有更美妙的景观。必得走到《鹿鼎记》，才算是到达了最后的停泊地，或者最起码也是“本次列车终点站”。 

正如有读者详述的：在读《射雕英雄传》时，对郭靖和黄蓉的一切事，甚至是最微小的细节都有兴趣。到了《神雕侠侣》，郭靖风采依然，黄蓉也未如贾宝玉所嘲的那样：女人出嫁前都是无价宝珠，嫁人生子后却成了鱼眼睛。但因杨过与小龙女的出场，便不再对他俩生关切之意了。再读《笑傲江湖》，亦凡事为令狐冲所感伤，但读完即止。其他的作品均如是，读时读者恨不得以己身投入，读毕便也能及时抽身。唯有到了韦小宝这里，“斯人已杳，魂魄仍在”的感觉却久久挥之不去。郭靖等人应办而未办或没办成之事，韦小宝未必真的去办，却也许在空气中或读者的心目中办成了。恰恰是应了那句诗： 

“天空中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而我已飞过。” 

从陈家洛到韦小宝，从英雄到无赖，从伟人到小丑，从大侠到反侠，从理想人格到现实人格，从文化颂扬到文化批判，金庸在武侠天涯在线书库也画了一个几乎完美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