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风万里撼江湖(2)

当然，这种讲法会有很多人不赞成，很多文学理论家喜欢把善和美放在一起，相提并论。他们总喜欢谈论某一部小说对人们有什么效果，那首音乐对人们又有什么好处。有个笑话，说音乐可以陶冶性情，（坐在一旁的倪匡又再笑出声来，说乐圣贝多芬可是一个脾气怪得透顶的家伙。）对，贝多芬自己的性情却一点也不好到那里去。哈哈，所以，我觉得听音乐只要觉得好听不好听就可以了，至于听了之后你会变得好一点或坏一点，相信不会是音乐家作曲时想追求的效果。音乐是非常抽象的，一般交响乐究竟是要表现什么，大概连作曲家自己也不知道。可是偏偏有人一直要去解释，说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是表现人对命运的奋斗、抗争；升C小调钢琴奏鸣曲是表现月光的意境等等。其实它原来未必是那么一回事，都是后人添加上去的。 

音乐很抽象，人们给它添上各种解释，那也无所谓。小说是具体的文字，人们就很喜欢研究某一部小说对人是有好影响或坏影响，对世道人心有没有贡献。当然，一部作品的影响是有的，不过，作家在写的时候，有的人也许会怀有这个目的，我本人则不大想。我如果想写这些人的话，我只侧重于描写他们的情感、个性，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杜：这么说来，您的小说主要是透过刻画书中人物的个性，去表现和反映人类的情感，希望给读者产生一种真实和切身的感受？ 

金：对的，我只是希望写得真实，写得深刻，把一般人都不太常注意到的情感都发掘出来，表现出来。当然武侠小说主要是幻想的，一般人的生活不会这么紧张和惊险，就像倪匡在科学幻想小说中老是碰见外太空人一样，我们大家都没见过。（笑） 

杜：也许他那么多小说材料，根本就是外太空人用脑电波传达给他的哩，哈哈。 

倪：（哈哈大笑）：你又怎么知道我不是外太空人哩！哈哈。 

不过，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小说一定要好看，不好看的小说有什么用？不管大家说它多好，可是你根本就看不下去，这样的小说又有什么用处？ 

金：我想这是某些文学批评家所造成的风气…… 

杜：对，实际上我想，如果曹雪芹当初会想到他那部当时卖都不一定卖得出去的《红楼梦》竟然现在会这么伟大的话，我想他说什么也写不出这部小说来。 

金：对，如果作家在动笔之前一心想要写一部伟大的小说的话，他一定写不出来，就算写得出来，也一定不会伟大到哪里去。 

倪：不过，我觉得中国的传统小说还是好看的居多，像明朝的《警世通言》、《拍案惊奇》等等那几部小说，写得都很好看…… 

金：我想这和文化传统是有关系的，如果你拿给外国人看，他可就觉得没什么看头了，所以这和民族性格大有关系。就像中国的小调，我们觉得悦耳动听，可是外国人听来却觉得简单无聊。像《红楼梦》，外国人看它主要也是基于研究性的，一般的外国人不见得会喜欢看，像那些外国家庭主妇，办公室文员，怎么会去喜欢这样一部男女关系搞都搞不清的翻译小说呢？ 

倪：哈，套用《水浒传》里的一句粗话，就是简直看得“淡出鸟来”，哈哈！因为他们可能看都看不懂，哪能谈什么象征，谈什么意义呢？ 

金：当然，在这一点上我和倪匡是志同道合，不过可不是什么正统的文学观点啦…… 

倪（打着哈哈抢着说）：“嘿，你怎么这么长他人志气？你也可以认为自己是正统，哈哈。” 

金（笑着说）：对，对，通常正统与否和流行与否有关，一般流行的说法往往就会被推许为正统的…… 

倪：不，不，流行也不一定就是正统呀！其实不过是主张那些观点的人地盘多些吧，一般人的观点不一定和他们一样…… 

（这一番抢白，说得大家点头称是。） 

金（点着头）：其实，也许持我们这一种观点的人会更多呢…… 

倪（又是一轮快攻）：当然多啦，你不信只要看一看小说的销路好了，对吗？ 

金：今天《明报》上，就有一篇徐速的文章，题目叫《香港文学那里去了》，他们说的文学，就不包括我们这些作品在内。 

倪：我觉得古龙讲的一句话最好，他说：我们这些人什么文学奖都别指望拿到，不过，我们却可以得到群众奖。群众喜欢我们就好了，教授喜不喜欢我们有什么关系，对吗？ 

杜：可是金庸的小说也大受教授专家的欢迎呀！ 

倪：对啊，所以金庸小说伟大就在这里嘛。上至大学教授、内阁部长，下至贩夫走卒，人人都爱看，可说是真正的雅俗共赏。我觉得写小说能写到雅俗共赏，是最不容易的事了。对吗？正所谓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要热闹与门道兼具，是最难的了。 

金：一般文学批评家可是看门道多，看热闹的比较少了。 

倪：门道？老实讲，那些门道也是文学批评家自己造出来的，像皇帝的新衣一样，每个人都看不到，但都说好。要不然你就是看不懂，是外行，没水准，不是吗？ 

杜：对！就像现在人人爱看金庸的武侠，而且人人赞好，结果谁也不敢说金庸写得不好了，对吗？ 

金（开玩笑地说）：这就是造成一股声势的好处啦，哈哈。 

杜：这么说来，您的文学观念倒是蛮“正统”的嘛？ 

金：嗯，其实我的观点是群众观点。我觉得，就借共产党“要为工农兵服务”的说法来说吧，像诺贝尔文学奖那样的作品，工农兵怎么会看得懂？就以刚去世的茅盾来说，你把他的《子夜》和一部武侠小说一同拿给工农兵看，你想他们会接受那一种？他们一定会喜欢看武侠小说。《子夜》那类的作品写得自然很好，虽然说是要为群众或工农兵服务，可是究竟有几个工农兵真的会喜欢看它？这是不无疑问的。 

杜：从这个角度来看，一般文学史至少在这方面，似乎应该有重新评估和纠正的必要了？ 

金：这要看哪一方面而定，在反映社会背景或写作的深度而言，《子夜》在反映旧上海社会某一部分人的生活状态方面，当然有它的功能，至少可以记录当时的社会实况，或甚至所谓可以为革命服务之类，这一点当然是武侠小说所没有的。 

倪：其实我觉得就算要表达一种很正确、很严肃的主题，我们也可以用很好看很引人入胜的手法来写，效果不是更好？干么一定要写得那么神圣不可侵犯而拒人于千里之外呢？不过，老实说，《子夜》在这当中还算是写得好的了，有些更是简直叫人看不下去。 

（这段话看似“强词夺理”，其实别有一番“反潮流”的大道理在其中，听得大家大点其头。） 

金：当然从一定的角度来看，这些文学作品的确是有它的长处和价值，不过，如果口口声声说它是要为群众服务，可是群众到底是否看得懂，却大有疑问。这样的矛盾有什么意思？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当然可以欣赏，可是工农兵绝对不能欣赏。那么，您是不是认为一部作品最重要的应该能够尽量让大多数人接受呢？ 

倪匡刚才那个说法的确是偏激一点，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分成几个部分来谈。我觉得任何东西，包括文学在内，总得要有些是高级的，一些中级的，一些是普通的。就像汽车，无论是劳斯莱斯或是普通的小轿车，都应该制造，因为各有喜欢它们、用得起它们的人在使用它。又好像手表，有人专戴名贵的，可是绝大多数人还是戴那些普通的手表一样。小说也是如此，我们这些小说可以说是适应群众需要的。有些学者喜欢去钻牛角尖，我们当然也不会去反对。 

倪：其实我觉得大多数文学批评家都是和群众脱节的，就像那些影评家一样，他们说好的电影一定不卖座（笑）。也许这是一般知识分子的通病，他们老是认为自己是高人一等，能道人之所不能道，根本就不去留意一下群众的心态和观点。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好的文学批评家和影评家还是有的啦，可惜大多数的这些什么家还是和那些看皇帝的新衣的人一样，哈哈！ 

（又是一阵哄堂，好一阵子方停。） 

杜：那么以您自己的观点而言，您对小说有些什么基本的要求？ 

金：在第一点上我是和倪匡一样，就是小说一定要好看，因为小说最重要的还是好看。其次，如果一部小说单只是好看，读者看过之后就忘记了，那也没什么意思。如果在人物刻划方面除了好看之外，还能够令读者难忘和感动，印象深刻而鲜明的话，那就是又进一步了。毕竟，小说还是在于反映人生的。 

杜：反映哪一部分的人生？ 

金：当然人生的各部分都可以，也应该加以反映，不过，我认为归根结底情感还是人生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因为小说不是流水帐，不能单纯地把所要描写的人物的一举一动都记下来，小说是要比较精炼一点，所以，应该侧重于人生经验中最重要的情感问题。例如你描写一个学生，你不可能去仔细地记录他上午念英文，然后念数学种琐细的事务，而会去选择在某一段时间里，对他最具冲击力的一件事来刻画和描写，这才是小说。 

杜：近年来，由于视听式大众传播媒介的日益普遍和越来越受欢迎，例如在新马一带，电视连续剧便是最受群众欢迎的娱乐方式。在这种情形下，有人便担心它可能会对小说构成威胁，像夏志清甚至还担心文学将来会被这种视听大众传播体所取代。对这种现象和可能出现的趋势，您有什么看法？ 

金：我的基本观点是，整个世界都是一直处于变动不居之中，即使将来所有文字都消失了，也不稀奇。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太值得担心的问题。当然，在我们这一代有生之年，小说还是会存在的，至于千百年之后，全世界可能就不再需要文字，那么小说当然可能就不存在了。 

实际上，小说和电视连续剧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人们也会各有偏好。就短期而言，小说必然还会继续存在，长期而言，如果人类进化到不再需要文字这种表达形式的话，那么小说就不会存在了。甚至像电视连续剧这种表现方式，也会被另一种新形式所取代，这是不足为奇的。 

就像当年我们在办报纸的时候，美国出现了无线电这种新玩意儿，当时办报的人都很紧张，担心无线电的新闻会取代报章，后来电视又出现，大家就更紧张了。然而，时至今日，报纸还是存在着。当然，如果没有电视，报章的情况会比较好些，至少不会被电视抢去那么多广告。（哄堂大笑）然而，虽然面对这样强的竞争，报纸还是能够存在，因为毕竟各有各的群众基础和特色。 

我想，小说和连续剧的关系也是一样，虽然目前也许连续剧的观众会比小说多，但小说也不会因此就立刻被淘汰。 

杜：谈到办报的问题，我想大家都知道，《明报》虽然在销路上不是第一大报，可是，它的素质和水准，大家都公认是一流的，对于这种成就，您个人有些什么感想呢？ 

金：就个人而言，自然是感到相当满意。一般而言，报纸总是分成两个极端，这在英国是特别明显，一种是以质量取胜的，另一种则是流行性强的。当然，从办报者本身的理想而言，总是希望能够办一份比较好的报纸，销售量倒在其次。以《明报》目前的情形来说，我觉得内容还是不够好，还是可以有改善的地方，这是坦白话，绝对不是谦虚之词。 

杜：这次在台北和一些朋友，特别是沈登恩，大家在谈起《明报》和您的时候，大家都对您这份报纸的水准和素质推崇备至。正由于如此，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究竟是怎样一种力量和使命感在推动您，使您会办出这样一份高水准的报章呢？ 

金：我个人一离开学校就进入《大公报》。当时在中国它是最有地位（但销数不算很多）的报纸，对舆论也很有影响力，我从学生时代起就很喜欢这样一份报纸。后来到香港，我也在《大公报》服务。但后来改变路线，和过去的传统完全断绝。 

我认为，一个人一生所做的事业，不论大小，总应该能令自己回想起来感到欣慰。当然这是一个目标，做不做得到是另一回事，不过总得尽力去做就是了。所以，办报纸也应该办一份最好的报纸。当然这也是每个人的理想，如果你是开计程车，就希望自己能开得最好，朝向最好的目标走。 

杜：关于这点，刚才您提到舆论，提到理想，提到最好的目标，这使我想到您那有口皆碑的《明报》社评。这里，我想以最简单的方式，请问您一个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就是：您的社评为什么写得那么好？ 

金（微笑）：这是承蒙大家看得起了。香港是一个政治斗争很尖锐的地方。这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社会，各种各样的政治都有。就《明报》而言，在别的方面我们也不见得就比其他报章好，不过，有一点我们却是做到了，那就是真正独立的。任何力量想影响我们的话，我们是绝对抗拒的。这种态度和立场，可能读者在短期内注意不到，但长期下来，读者就会了解，我们是真正客观、独立和公正的。这个原则维持了二十多年，可说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各种威逼利诱是很大的。当然这也不是因为我是怎么伟大，能够不为威逼利诱所动。只是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只要能维持起码的生活就够了，只要过得去就可以了，这样，利诱就容易抗拒了。因为你给我很多钱当然很好，但是我辛辛苦苦搞起来的一番事业就这样卖给人家，就真是太可惜了。就这样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利诱和威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