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晚年的辉煌(2)

后来陽光普照的天气安慰了她，并且使她感到舒服。等她回到巴黎的时候，她觉得身体好了一点。一个医生说她患流行性感冒，并且与过去４０年所有的医生 说的一样，工作过度。玛丽不注意自己一直有低烧。布罗妮雅回波兰去，不知怎么心里总感不安。姐妹俩在开往华沙的火车前面，在那常到的月台上，最后一次互相 拥抱。

玛丽时病时愈。在她觉得比较强健的时候，就到实验室去；在觉得眩晕软弱的时候，就留在家里写书。

每星期用几小时计划她的新住房和在梭镇的别墅。

但是健康的敌人抢到了前头了。她的热度更高，颤抖更甚。艾芙不得不耐心说服她，使她同意再请医生。玛丽总不肯请医生，借口医生们 “叫人厌烦”，而且“没有钱酬谢他们”， 因此没有一个法国开业医生得过居里夫人的诊费。这个学者，这个喜欢进步的人，却像村妇一样不喜欢治疗。

在１９３４年５月一个晴和的下午，她在物理室里工作到三点半钟，疲乏地抚摸着蒸发皿和仪器，这是她的忠实伴侣。她对她的合作者说 ：“我在发烧，我要回家去。”

从此她再没有起床。她的病没有确诊，有时说是流行性感冒，有时又说是气管：与这种病症的斗争令人失望，却迫使她接受一些令人厌倦的治疗。她突然以令 人惊骇的顺从态度忍受这些，并且肯让人把她送进医院去作全面检查。两次X 光照相，五六次分析，仍使被请到这个学者床边来的专家们困惑莫解。似乎没有一个器官有病，看不出明显的病症。只有肺的 X光相片上有她旧有的病灶和有一点发炎的陰影，他们给她用湿包疗法和拔罐疗法医治。当她回到白杜纳码头的住房的时候，既不见好，也不见坏，她周围的人开始低声谈到“疗养院”。

艾芙担心地对她说了这个办法，玛丽又听从了，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动身了。她以为是城市中的喧嚣和灰尘使她不能痊愈，希望比较清新的空气能治好她。

她日渐衰弱。在试图把她移进疗养院之前，艾芙请法国最好的医生来诊视了一次。

她的病势突然加重，但是医生们仍劝立刻动身。

这次旅行痛苦不堪：到圣哲末的时候，玛丽在火车里就支持不住了。倒在艾芙和护士的怀里晕倒过去。等到把她安顿在桑塞罗谋疗养院中最美丽的一间房子里之后，又用X 光照了一些相片，又检查了几次：她的肺不是病因，这次移动全无用处。

她的体温超过４０度，这是不能瞒玛丽的，因为她总以学者的谨慎态度自己看水银柱。她差不多不说什么，但是她那黯淡的眼睛露出绝望的恐怖。立刻从日内 瓦请来的罗斯教授，他比较了最近几天检验血液的结果，看出血里的红白血球数目都减得很快。他诊断为极严重的恶性贫血症。玛丽很忧虑她的胆囊里的结石。他安 慰她，告诉她决不给她作任何手术，并且想尽办法来给她治疗。但是生命正以极快的速度离开这个疲乏的身体。

７月３日早晨，居里夫人还能最后一次用颤动的手拿温度表，看出表上的度数减低了——临终前永远有的现象。她快乐得笑了。艾芙告诉她这是痊愈的迹象，她现在一定快要复元了。她望着敞开的窗户，怀着动人的求生欲望，怀着希望，对着太陽和巍然不动的群山说 ：“治好我的不是药，而是清新的空气和地方的高度”

临终的时候，她发出一些可怜的痛苦呻吟和一些迷惘的、惊讶的叹息 ：“我再不能说明我的意思了我感到恍惚”她没有说到任何活着的人的名字。

她没有叫她的大女儿，没有叫艾芙，也没有叫她的近亲。在她那非凡的头脑里，只浮动着关于她的工作的种种大小挂虑，她断续说着 ：“各章的分段，都应该是一样的我一直在想这个出版物”

她注视一个茶杯，想用一把茶匙在里面搅动，但是这似乎不是茶匙，而是一把药刀——一种精巧的实验用具：“这是用镭作的，还是用钍作的？”

她已经离开人类去和她心爱的“东西”在一起，她已经把她的一生献给它们，从此将永远与它们在一起。

后来她只是再说了几句不清楚的话；医生来给她注射， 她忽然对他发出一个表示疲倦的微弱喊声 ：“我不要。我希望别打搅我。”

她临终的时刻，显示了一个只在表面上软弱者的力量和可怕的抵抗，显示了渐渐冷却的强壮的心，它仍在跳动，不疲倦，不让步。比埃尔·卢依大夫和艾芙每人拉着她一只冰冷的手；还有１６小时工夫，生命和虚无都不受这个妇人了。到了黎明，陽光已经把群山染成玫瑰色，并且开始在极明净的天空运行；灿烂的晨光充满了这间屋子，照着床上瘦削的脸颊和无表情的灰色眼睛。死亡已经使她的眼睛定住，她的心脏终于停止跳动。

科学还须对这个遗体宣布它的判断。那些与已知的恶性贫血不同的异常症状和几次验血，指出了真正的罪魁：镭。

瑞果教授后来写道 ：“居里夫人也许要算是她丈夫和她发现的放射性物质的牺牲者之一。”

在桑塞罗谋，涛贝教授写出了如下的例行报告：“居里夫人于１９３４年７月４日在桑塞罗谋去世。

她的病症是一种发展很快的发烧的再生障碍性恶性贫血，骨髓不起反应，大半是因为长期辐射积蓄而有了改变。“

这个消息由安静的疗养院传了出去，传播全世界，在几个地方引起极深的悲痛：在华沙有海拉；在柏林的一辆赶往法国的火车里，有约瑟夫·斯可罗多夫斯基和布罗妮雅，在蒙彼利埃有雅克·居里；在伦敦有麦隆内夫人；在巴黎有一些忠诚的朋友。

一些青年学者在镭研究院里死气沉沉地仪器前面哭泣。乔治·福尼埃是玛丽喜欢的学生之一，他后来写道 ：“我们失去了一切。”

居里夫人躲开了这些悲哀，躲开了这些激动和尊崇；她躺在桑塞罗谋的床上休息。科学家和忠诚的人一直在这所房子里保护她，不许生人进去看她，扰乱她的安息。没有好奇的人知道她去世后显得多么优美。

她穿着白衣服，白发梳向后面，露出她那极大的额部，她的面容平和、庄严而且勇敢，像一个武士；那时候，她是世界上美丽、高贵的人。

她那双粗糙的、结了老茧的坚硬的手，被镭严重灼伤，它们一向的痉挛已经消失；它们伸在被单上，僵直，一动不动。

这是一双做了那么多工作的手。

１９３４年７月６日星期五下午，居里夫人谦卑地到了死人的住所：没有演说，没有仪仗，没有一个政治家或官员在场。爱她的近亲、朋友和合作者，看着把 她葬在梭镇墓地里。她的棺木放在比埃尔·居里的棺木上面，布罗妮雅和约瑟夫·斯可罗多夫斯基向墓穴洒下一把从波兰带来的泥土。墓碑上又加了一行新记载：玛 丽·居里－斯可罗多夫斯基，１８６７—１９３４年。

一年之后，玛丽去世前写成的一本书出版，这是她给年轻的“物理学爱好者”的最后启示。

镭研究院已经恢复工作，在那个明亮的图书馆里的许多科学作品之中，又加上了这一本巨著。灰色的封面上印的著作者的名字是 ：“比埃尔·居里夫人，索尔本教授。诺贝尔物理学奖。诺贝尔化学奖。”

书名只是一个庄严灿烂的名词：《放射学》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