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接受改造 五 会见亲属(2)

这个经历，在别人看来也许平淡无奇，在我可是不小的惊异。她过去的生活比五妹还要“娇贵”，每天只知道玩，向我撒娇，每逢听说我送了别人东西，总要向我打听，讨“赏”，谁料得到，这个娇慵懒散、只知道谢恩讨赏的“三格格”竟会成了一名社会活动家？乍一听来，真是不可思议。但这个变化是可以理解的。我理解她后来为什么那么积极地宣传新婚姻法，为什么她会在向邻居们读报时哭出来，因为我相信她说的这句话：“我从前是什么？是个摆设！”

从前，她虽然有着一定文化水平，名义上是个“贵”妇，而实际上生活是空虚的，贫乏的。她和三妹夫在日本住着的时候，我曾去信叫她把日常生活告诉我，她回信说：“我现在坐在屋里，下女在旁用熨斗烫衣服，老仆在窗外浇花，小狗瞪着眼珠蹲着，看着一匣糖果……实在没有词儿了。”现在，生活给她打开了眼界，丰富了思想，当邻居那样殷切地等她读报时，她才觉出自己有了存在的意义。

她后来谈过这样一段经历：“在通化，有一天民兵找了我去，说老百姓在开会，要我去交代一下。我吓坏了，我以为斗争会斗汉奸是很可怕的。我说，你饶了我吧，叫我干什么都行。后来见了干部，他们说不用怕，老百姓是最讲理的。我没法，到了群众会上吓得直哆嗦，我向人们讲了自己的经历。那次会上人多极了，也有人听说看皇姑，都来了。听我讲完，人们嘁嘁喳喳议论开了，后来有人站起来说：‘她自己没干过什么坏事，我们没意见了。’大伙听了都赞成，就散会了。我这才知道，老百姓真是最讲理的。”

她这最后一句话，是我刚刚才懂得的。而她在十年前就懂得了。

在会见的第二天，正巧接到了二妹来的信，信中说，她的大女儿，一个体育学院的二年级生，已经成了业余的优秀汽车教练员，最近驾驶着摩托车完成了天津到汉口的长途训练。她以幸福的语气告诉我，不但这个十二年前小姐式的女儿成了运动健将，其他的几个孩子也都成了优秀生。当我把这些告诉了三妹。五妹，她们又抹了眼泪，并且把自己的孩子的情况讲了一遍。在这里，我发现这才是爱新觉罗的命运的真正变化。

我曾根据一九三七年修订的“玉牒”和妹妹弟弟们提供的材料，做过一个统计。爱新觉罗氏醇王这一支从载字辈算起，，婴儿夭折和不成年的死亡率，在清末时是百分之三十四，民国时代是百分之十，解放后十年则是个零。如果把爱新觉罗全家的未成年的死亡率算一下，那就更令人触目惊心。只算我曾祖父的后代，载字与溥字辈未成年的死亡率，男孩是百分之四十强，女孩是百分之五十弱，合计是百分之四十五。在夭亡人口中不足两岁以下的又占百分之五十八强。这就是说道光皇帝的后人每出生十个就有四个半夭折，其中大半又是不到两岁就死了的。

我同七叔和妹妹们会见的时候，还没有做这个统计，但是一听到妹妹们屈起手指讲述每个孩子迥异往昔的现况时，我不由得想起了因被我祖母疼爱以至于活活饿死的伯父，十七岁时就死了的大胞妹，不到两岁就死了的三胞弟，以及我在玉牒上看到的那一连串“未有名”字样（来不及起名就死了）。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死亡与成长的数字上，即使每个孩子都长大，除了提鸟笼什么都不会，或者除了失学、失业就看不见什么别的前途，那比起短命来也没什么更多的意思。在民国时代，八旗子弟的命运大部分正是如此。长一辈的每天除了提着鸟笼溜后门，就是一清早坐着喝茶，喝到中午吃饭时，十个八个碟儿的萝卜条豆腐干摆谱，吃完饭和家里人发威风，此外再也不知道有什么好于；晚一辈的除了请安、服侍长辈、照长辈的样子去仿效之外，也很少有知道再要学些什么的。到后来坐吃山空，就业无能，或者有些才能的却又就业无门，结果还是个走投无路。这类事情我知道的不少，现在是全变了！我从这次会见中，深刻地感受到我们下一代的命运，与前一代是如何的不同，他们受到的待遇，实在是我从前所不敢企望的。在北京的一个弟弟和六个妹妹，共有二十七个孩子，除了未达学龄的以外，都在学校里念书，最大的已进了大学。我七叔那边有十六个孙儿孙女和重孙儿重孙女：二十八岁的长孙是水电站技术员；一个孙女是军医大学学生；一个孙女参加过志愿军，立过三等功，已从朝鲜复员回来，转入大学念书；一个孙女是解放军的文艺工作者；其他的除了幼儿或在校。或就业，没有一个游手好闲的。过去的走马放鹰、提笼逛街的上代人生活，在这一代人眼中成了笑话。

下一代人也有例外的命运，那是生活在另外一个社会里的溥杰的女儿。他有两个女儿，那时跟她们的母亲住在日本，最大的十八岁。在我们这次跟亲属会见的九个月后，溥杰的妻子从日本寄来一个悲痛的消息，这个大女儿因为恋爱问题跟一个男朋友一起自杀了。后来我听到种种传说，不管怎么传说，我相信那男孩子跟我的侄女一样都是不幸的。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里，青年们的命运就是如此不同。

从这年起，管理所就不断来人探亲。值得一说的是，顽固的“怀疑派”老刘，看见了他的学艺术的女儿，并且看见了女儿带来的女婿。

女儿对他说：“你还不相信，爸爸？我在艺术学院！这就是我的朋友！”他说：“我信了。”

女儿说：“你明白不明白，如果不是毛主席的领导，我能进艺术学院吗？我能有今天的幸福吗？”他说：“这也明白了！”

女儿说：“明白了，你就要好好地学习，好好地改造！”

老刘明白了的事情，老张也明白了。他因为儿子叫他先生，几乎发了疯。这时他女儿来看他，带来了儿子的一封信，他把这封信几乎给每个人都看了：

“爸爸：我现在明白了，我有过‘左’的情绪。团组织给我的教育，同志们给我的批评，完全是对的，我不应该对您那样……您学习中有什么困难？我想您学习中一定用得上金笔，我买了一支，托姐姐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