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其文其人

　　徐志摩是一位生前很有争议的诗人。他的思想的驳杂以及个性*的凸现，很容易引起不同的评价。　　
　　茅盾在《徐志摩论》说：“志摩是 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圆熟的外形，配着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不外乎感伤的情绪，——轻烟似的微 哀，神秘的、象征的依恋感喟追求：这些都是发展到最后一阶段的、现代布尔乔亚诗人的特色*。”茅盾还从徐志摩《婴儿》一诗入手，分析徐志摩所痛苦地期待着 的“未来的婴儿”乃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茅盾是以阶级意识对徐志摩所作的判断，但是他仍然注意到了徐志摩自己颇为得意的一位朋友对他的两 个字的评语：这便是“浮”和“杂”（“志摩感情之浮，使他不能为诗人，思想之杂，使他不能为文人。”）这两个字概括了诗人性*格和思想的特点。徐志摩思想 的“杂”是与他为人处世的“浮”联系在一起的。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他没有闻（一多）氏那样精密，但也没有他那样冷静。他是跳着 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徐志摩就是这样，接受得快，但却始终在波动之中。　　
　　因此，在评论界有人就以徐志摩为世人所诟病的《秋 虫》、《西窗》等来批判他的消极倾向。他的思想驳杂，往往被简单地概括为“唯美”、“为艺术而艺术”一类结论，他的思想倾向，则为“反动、消极、感伤”一 类。但另一方面，思想驳杂的徐志摩又在《落叶》中热情地赞美苏联革命，并且呼吁人们“永远用积极的态度去对待人生”。《秋虫》、《西窗》发表的同时，徐志 摩还在在《志摩日记》中对五三惨案发表了相当激烈的意见：“上面的zheng府也真是糟，总司令不能发令的，外交部长是欺骗专家，中央zheng府是昏庸 老朽收容所，没有一件我们受人侮辱的事不可以追源到我们自己的昏庸。”同时还在致恩厚之信中，谈到国内形势：“虽然***是胜利了，但中国经历的灾难极为 深重。”徐志摩就是这样的一位复杂的人。他一方面对法国大革命极为景仰，一方面又极有兴味地谈论着巴黎令人目眩的糜烂以及那里的“艳丽的肉”。徐志摩在 《落叶》中说自己的性*格：“我的心灵的活动是冲动性*的，简直可以说痉挛性*的。”　　
　　热情好动的习性*，使徐志摩拥有众多的朋 友。陈从周在《记徐志摩》中说：“志摩的国际学术交往也是频繁的。他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笔会’中国分会理事，印度老诗人泰戈尔与他最是忘年之交，还与 英国哈代、赖斯基、威尔斯，法国罗曼·罗兰等等，都有交往。”陆小曼在《泰戈尔在我家作客》中回忆道：“志摩是个对朋友最热情的人，所以他的朋友很多，我 家是常常座上客满的：连外国朋友都跟他亲善，如英国的哈代、狄更生、迦耐脱。”徐志摩的交往活动，尤其是他与外国友人的交往，使他具有了一种品格。由于中 国与世界文化的隔膜太远，由于国情、语言等的差异，中国知识分子在世界性*的交往中，往往充当了“孤独者”的角色*。能像徐志摩这样以充分的认同、而又不 忘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的诗人是很少的。如果他活得更长一些，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影响的扩大，他一定会在促进东西方的交流与了解中起更为显著的作用。　　
　　中国新诗运动由胡适等人开始倡导后，经过一段尝试，到郭沫若《女神》时已经渐具规模。但新诗在很长时间的尝试中忽视了对艺术形式的完美的追求。新月派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诗“创格”运动，就是要追求艺术形式的完美。　　
　　1926年徐志摩在《诗刊弁言》中提出“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一件认真事情做”。　　
　 　中国新诗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格律诗运动便由闻一多、徐志摩领导，以《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艺术主张。新月派也由此得来，他们的艺术 实践对于早期新诗的散漫倾向确实是有力的反拨。徐志摩是新月派理论的最忠实的实践者，正如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说的，他努力于“体制的 输入与试验”，而且“他尝试的体制最多”。　　
　　新诗运动从五四开始，到新月派的锐意“创格”，这个过程体现新诗开始成熟地转向对诗艺 的探求。陈梦家在《新月诗选·序言》说的“主张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严谨”，就是新月派探求的理论概括。受到新月派诗人尤其是徐志摩的启发和影 响，诗人们开始把情感的反复吟咏当作了一种诗歌的创作的追求。徐志摩的一些名篇如《为要寻一颗明星》、《苏苏》、《再不见雷峰》、《半夜深巷琵琶》等，都 追求把活泼的情绪纳入一个严谨的结构框架，以有变化的复沓来获得音乐的效果。他的《为要寻一颗明星》诗歌的格式是单纯的，诗句也是单纯的，但却有丰富的节 律变化。有意追求的复沓，大部分相同中微小的变异，造出既繁富又单纯的综合美感。徐志摩的复杂而认真的实践，使他成为“纯艺术”的忠实实行者，他的几乎每 一个音节都是经过精心选择后安放在最妥切的位置上。而他还能以纯粹的口语，展示那种失去的没落的哀叹；那种无可奈何的眷恋，被极完美的音韵包裹起来，而且 闪闪发光。　　
　　徐志摩的诗风受英国浪漫派诗歌的影响很大。卞之琳在《徐志摩诗重读志感》对此作过精确的说明：“尽管徐志摩在身体上、 思想上、感情上，好动不好静，海内外奔波‘云游’，但是一落到英国、英国的十九世纪浪漫派诗境，他的思想感情发而为诗，就从没有能超出这个笼子。”“尽管 听说徐志摩也译过美国民主诗人惠特曼的自由体诗，也译过法国象征派先驱波德莱的《死尸》，尽管他还对年轻人讲过未来派，他的诗思、诗艺几乎没有越出过十九 世纪英国浪漫派雷池一步。”　　
　　徐志摩的爱情诗使他个人赢得了很大的声誉，他把自己的情感体验和情路历程倾吐在诗歌中，从而使自己的 诗歌别具一格。艾青在《中国新诗六十年》中说徐志摩“擅长的是爱情诗”，“他在女性*面前显得特别饶舌”。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指 出：“他的情诗，为爱情而咏爱情：不一定是实生活的表现，只是想象着自己保举自己作情人，如西方诗家一样。”茅盾在《徐志摩论》中认为：“我以为志摩的许 多披着恋爱外衣的诗，不能够把来当作单纯的情诗看的；透过那恋爱的外衣，有他的那个对于人生的单纯信仰。”然而，徐志摩的理想是单纯的、非现实的，单纯到 了到处受到人世烦扰的碰撞，非现实的到了一触即毁灭。胡适在《追忆志摩》于是就说：“这个现实世界太复杂了，他的单纯的信仰禁不起这个现实世界的摧 毁……”。
　　尽管如此，徐志摩总是非常乐观，他的诗歌中还有乐观的调子。陈梦家在新月诗选·序言》中说：“他的诗，永远是愉快的空气， 不曾有一些儿伤感或颓废的调子，他的眼泪也闪耀着欢喜的圆光。这自我解放与空灵的飘忽，安放在他柔丽清爽的诗句中，给人总是那舒快的感悟。好象一只聪明玲 珑的鸟，是欢喜，是怨，她唱的皆是美妙的歌。”朱自清在《新中国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也说：“他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他让你觉着世上一切 都是活泼的、鲜明的。陈西滢氏评他的诗，所谓不是平常的欧化，按说就是这个。又说他的诗的音调多近羯鼓饶钹，很少提琴洞箫等抑扬缠绵的风趣，那正是他老在 跳着溅着的缘故。”　　
　　徐志摩诗中这种生命的欢乐，来自他对生活的理想的执着与自信。他总是不知道风在哪个方向吹，他总是骑着一匹拐 腿的瞎马向着黑夜里加鞭，而他总在幻想有一颗明星。陈梦家说徐志摩诗是“柔美流丽”的，徐志摩即使是在谈痛苦和死亡，也充满了浪漫色*彩。但他又是颓唐和 消极的，他把人生的理想建立在欢乐意识之上，一旦理想破灭，随之而来的就是无可言状的悲哀和绝望。因此，茅盾在《徐志摩论》说：“一旦人生的转变出乎他意 料之外，而且超过了他期待的耐心，于是他的曾经有过的单纯信仰发生动摇，于是他流入于怀疑的颓废了。”　　
　　徐志摩是才情显赫的诗人，是新月派的“诗圣”，同时也是著名的散文家。　　
　　作为散文家的徐志摩的成就并不亚于作为诗人的徐志摩。徐志摩以浓郁而奇艳的风格出现在散文界，从冰心的灵俊、朱自清的清丽、周作人的冲淡、丰子恺的趣味之中显示出自己的特殊风采。　　
　　徐志摩的生前自编了三本散文集：《落叶》、《巴黎的鳞爪》和《自剖文集》，此外还有《志摩日记》、《志摩书信》、《眉轩琐语》、《西湖记》、《泰戈尔来华》等。　　
　　林语堂在《新丰折臂翁·跋》说：“志摩，情才，亦一奇才也，以诗著，更以散文著，吾于白话诗念不下去，独于志摩诗念得下去。其散文尤奇，运句措辞，得力于传奇，而参西洋语句，了无痕迹。”　　
　 　杨振声在《与志摩最后的一别》一文里，这样评价徐志摩的散文：“他那‘跑野马’的散文，自己老早就认为比他的诗还好。那用字，有多生动活泼！那颜色*， 真是‘浓得化不开’！那联想的富丽，那生趣的充溢！尤其是他那态度与口吻，有多轻清，多顽皮，多伶俐！而那气力也真足，文章里永看不出懈怠，老那样像云的 层涌，春泉的潺溪！他的文章确有它独创的风格，在散文里不能不让他占一席地。”徐志摩散文的总体特征就是浓得化不开，在结构上的特征则是跑野马。　　
　 　梁实秋在《谈志摩的散文》中说：“他的文章是跑野马；但是跑得好。志摩的文章本来用不着题目，随他写去，永远有风趣。严格地讲，文章里多生枝节 （Digression）原不是好处，但有时那枝节本身来得妙，读者便会全神贯注在那枝节上，不回到本题上也不要紧，志摩的散文几乎全是小品文的性*质， 不比是说理的论文，所以他的跑野马的文笔不但不算毛病，转觉得可爱了。”他说徐志摩散文的妙处，一是“永远保持着一个亲热的态度”；二是“他写起文章来任 性*”；三是“他的文章永远是用心写的”。　　
　　徐志摩的一生虽然是短暂的，但他的诗文在大浪淘沙的历史之河中永存。同样徐志摩他本人在他的朋友心中永存。　　
　 　胡适在《追悼志摩》中说，志摩走后，他们的世界里被他带走了不少云彩。他在朋友之中是一片最可爱的云彩，永远是温暖的颜色*，永远是美的花样，永远是可 爱。他常说他不知道风灾哪一个方向吹，其实，胡适说他们没有几个人知道风在哪个方向吹。可是，不知从哪个方向吹来的狂风卷走了他，他的朋友们的天空顿时一 片惨淡，一片寂寞，因为最可爱的云消散了。　　
　　徐志摩之所以这样让朋友们哀念他，胡适说那是因为他的为人整个是一团同情心，只是一团 爱。叶公超就说：“他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怨恨，甚至于无意中都没有表示过一些嫉妒的神气。”陈伯通也说：“尤其朋友里缺不了他。他是我们 的连索，他是粘着性*的，发酵性*的。在这七八年中，国内文艺界里起了不少的风波，炒了不少的架，许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的不能见面。但我没有听见有人怨恨 过志摩。谁也不能抵抗志摩的同情心，谁也不能避开他的粘着性*。他才是和事的无穷的同情，使我们老，他总是朋友中间的‘连索’。他从没有疑心，他从不会妒 忌。使这些多疑善妒的人们十分惭愧，又十分羡慕。”　　
　　徐志摩的一生是爱的象征。但社会上对他的行为和追求往往不理解，那是因为他们 不明白徐志摩的单纯信仰。他的离婚和第二次结婚是他一生最受社会严厉批评的地方。胡适认为，他做的这两件事最能代表他的单纯理想的追求。徐志摩万分诚恳地 相信那两件事都是他实现那美与自由的人生的正当步骤。胡适指出徐志摩深信理想的人生必须有爱，必须有自由，必须有美，徐志摩深信这种三位一体的人生是可以 追求的，至少可以用纯洁的心血培养出来。因此，胡适要求大家从这个观点来观察徐志摩的一生，从这一点上才可以理解徐志摩的行为。只有先认清了徐志摩的单纯 信仰，才能认清徐志摩的为人。　　
　　徐志摩在一首《生活》的诗中认为自己最后的几年生活得非常失败。他的失败，在胡适看来，就是一个单 纯的理想主义者的失败。徐志摩的追求使他的朋友们惭愧，因为胡适说他们的信心太小了，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在这诺大的世界中，只有徐志摩有这信心，冒险去 追求，经历了许多波折，牺牲了一切平凡的安逸，牺牲了家庭的荣誉和人间的名誉去追求、去试验一个梦想的神圣境界，但他终不免失败的命运。胡适说，他的失败 是因为他的信仰太单纯了，而这个世界太复杂了。然而，徐志摩在这恐怖的压迫下，从不叫一声投降。胡适认为他从不曾完全绝望，他从不曾绝对地怨恨谁。胡适看 他替朋友们做事，替团体做事，他总是依旧那么热心和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