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第一次打击以后(6)

这一个奏疏上去，文书官随即口传圣旨，“先生忠言，已奏上圣母，停止了。”皇太后和神宗对于居正，到了言听计从的时候，居正认定自己底责任，所以不得不说。万历五年，整个国家的财政，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居正认为国防民生，都需要很大的经费，在有余的时候，还要计划怎样轻徭薄赋，使百姓们得到实在的利益。他舍不得把铢积寸累的资财，浪费在琼楼玉宇上面。他知道这次修理两宫，是皇太后底意思，但是为了国家着想，他决定在皇太后面前顶一下。

万历二年，《穆宗实录》修完，神宗加恩居正，荫一子做中书舍人，居正两疏辞免。万历五年，《世宗实录》修完，神宗因为居正是实录馆总裁，再行加恩，吩咐内阁拟敕，居正把加恩同官的敕书拟定奏上，但是没有提到自己。神宗随即着文书官邱得用口传圣旨：

皇祖四十五年《实录》，字字句句都是先生费心看改几次，我尽知道，先生恩该首加，却怎的不拟这敕？着令改拟了才行。

这一次居正在复疏里，痛切地把自己底心境说清。他说：

臣以羁单寒士，致位台鼎，先帝不知臣不肖，临终亲握臣手，属以大事。及遭遇圣明，眷倚弥笃，宠以宾师之礼，委以心膂之托，渥恩殊锡，岂独本朝所无，求之前史，亦所希觏。每自思惟，古之节士感遇知己，然诺相许，至于抉面碎首而不辞，既已存亡死生矣，而犹不矜其能，不食其报，况君臣分义，有不可逃于天地之间者乎？用是盟心自矢，虽才薄力僝侵，无能树植鸿巨，以答殊眷，惟于国家之事，不论大小，不择闲剧，凡力所能为，分所当为者，咸愿毕智竭力以图之！嫌怨有所弗避，劳瘁有所弗辞，惟务程功集事，而不敢有一毫觊恩谋利之心，斯于臣子分义，庶乎少尽云尔。故自皇上临御以来，所加于臣，文武禄荫，不啻四、五矣，而臣皆未敢领。昨以九年任满，皇上欲授臣以三公之官，给臣以五等之禄，臣亦恳疏陈辞，必得请而后已。岂敢异众为高，以沽流俗之誉哉？盖素所盟誓者至重，不敢自背其初心故也。近年以来，君臣之义不明，敬事之道不讲，未有尺寸，即生希冀，希冀不得，辄怀【垂夬】望，若执左券而责报于上者，臣窃非之，每欲以身为率而未能也。今乃以楮笔供奉之役，即叨横恩握泽之私，则平日所以劝勉者，皆属矫伪，人孰信之？此臣所以展转思惟，有不能一日自安者也。臣闻人臣事君，无隐情，无二辞。今臣所言，皆已真吐肺肠，辞理俱竭，借惟皇上复申前命，臣亦不过再执此辞，而章奏屡腾，言语烦渎，非皇上以手足腹心待臣之义也。万仰圣慈俯览愚衷，特赐停寝，俾臣微志获伸，虽疏食没齿，有余荣矣。所有改敕一节，万不敢拟，谨将原稿封进，伏乞圣裁施行。（奏疏五《纂修书成辞恩命疏》）

经过这样地剀切陈辞，神宗只有俞允。

这一年神宗十五岁。皇帝和平常人不同，皇太后在这一年，已经替他定下王伟底女儿，准备举行婚礼。中国的旧俗，婚礼便得选择吉日，皇帝底事，自有钦天监负责。据钦天监推测，十二月大利，又说一年之中，惟利十二月，其余皆有碍。宫内文书官传达皇大后圣旨，一切交给居正决定。居正又遇到一个小小的困难；要在万历五年十二月举行婚礼，新郎只有十五岁，新娘只有十四岁，未免太早；要到六年十二月，中间停顿一年，未免太迟，惟恐皇太后和皇上都等不及；要在这两个时期底中间，钦天监又认为月份不利。这便怎样呢？但是居正却轻易地解决了。他奏明皇太后，因为英宗、武宗、世宗都是十六岁成婚，所以应当是十六岁；他说他也知道要等待万历六年十二月，未免太迟；因此他认为最好是明年三、四月，不迟不早，最为妥帖。钦天监不是说月份不利么？居正说：“臣等窃惟帝王之礼，与士庶人不同。凡时日禁忌，皆世人俗尚，然亦有不尽然者。臣居正素性愚昧，不信一陰一一陽一选择之说，凡有举动，只据事理之当为，时势之可为者，即为之，未尝拘泥时日，牵合趋避，然亦往往误蒙天幸，动获吉利。况皇上为天地百神之主，一举一动，皆将奉职而受事焉，又岂一陰一一陽一小术，可得而拘禁耶？”（奏疏五《奏请圣母裁定大婚日期疏》）他奏明皇太后，一切只要太后作主。随后文书官口传太后圣旨：“先生说的是，今定以明年三月。”这一次居正又得到一个小小的成功。

但是九月间，慈圣太后底难题来了。太后派司礼监太监孙得胜，口传圣旨，今岁大喜，命内阁拟旨暂免行刑。明朝的制度，秋天有秋审，现在正是判罪执行的时期，眼看又要因为太后这一点妇人之仁，停顿下来。一切都和居正底主张根本背谬了。居正认为国家之乱，完全因为有心宽纵，以致不可收拾，所以他说，“天下之事以为无足虑，则必有大可虑者。”（书牍六《与操江宋一陽一山》）他认为“盗者必获，获而必诛，则人自不敢为矣。”（书牍八《答总宪吴公》）万历五年，有人和他说起孔子底话：“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在季康子愁到盗贼太多的时候，孔于不曾这样说过吗？居正反驳道：

盖闻圣王杀以止杀，刑期无刑，不闻纵释有罪以为仁也。“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此孔子箴病之言，是时鲁失其政，宠赂滋彰，故言此以警之，非谓徒不欲可以弭之，无是理也。夫人之可以纵情恣意，有所欲而无不得者，莫逾于为盗；而秉耒持锄，力田疾作，束缚以礼法，世之所至苦也。安于其所至苦，无所惧而自不为非者，惟夷、由、曾、史为然。今不曰“吾严刑明法之可以制欲禁邪也”，而徒以不欲率之，使民皆释其所乐，而从其所至苦，是天下皆由、夷、曾、史而后可也。舜，不欲之君也，皋陶，不欲之相也，蛮夷猾夏，寇贼奸宄，犹不能无明刑作士以威之，况其余乎？异日者有司之不敢捕盗也，以盗获而未必诛也，不诛则彼且剚刃于上，以毒其仇而合其党，故盗贼愈多，犯者愈众。今则不然，明天子振提纲维于上，而执政者持直墨而弹之，法在必行，奸无所赦。论者乃不惟舜、皋之所以致理者，而独用懦者姑息之说，衰季苟且之政以挠之，其无乃违明诏而诡国法乎？（书牍九《答宪长周松山言弭盗非全在不欲》）

现在的难题来了，慈圣太后固然要“暂免行刑”，明天子也不再“振提纲维”，怎么办呢？居正立即上疏。他说：

夫春生、秋杀，天道所以运行，雨露雪霜，万物因之发育。若一岁之间，有春生而无秋杀，有雨露而无雪霜，则岁功不成而化理或滞矣。明王奉若天道，其刑赏予夺，皆奉天意以行事。书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若弃有德而不用，释有罪而不诛，则刑、赏失中，惨、舒异用，非上天所以立君治民之意矣。臣等连日详阅法司所开重犯招情，有杀祖父母、父母者，有殴死亲兄及同居尊属者，有杀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有强盗劫财杀人者，有斗殴逞凶，登时打死人命者。据其所犯，皆绝灭天理，伤败彝伦，仁人之所痛恶，复载之所不容者，天欲诛之，而皇上顾欲释之，其无乃违上天之意乎？……今圣母独见犯罪者身被诛戮之可悯，而不知被彼所戕害者，皆含冤蓄愤于幽冥之中，明王圣主不为之一泄，彼以其怨恨冤苦之气，郁而不散，上或蒸为妖沴氛祲之变，下或招致凶荒疫疠之灾，则其为害，又不止一人一家，受其茶毒而已。独奈何不忍于有罪之凶恶，而反忍于无辜之良善乎？其用仁亦时矣！况此等之人，节经法司评审，九卿大臣评鞫，皆已众证明白，输服无辞，纵使今年不决，将来亦无生理，不过迟延月日，监毙牢狱耳。然与其暗毙牢狱，人不及知，何如明正典刑，犹足以惩奸而伸法乎？法令不行，则犯者愈众，年复一年，充满囹圄，既费关防，又亏国典，其于政体，又大谬也。伏愿皇上念上天之意不可违，祖宗之法不可废，毋惑于浮屠之说，毋流于姑息之爱，奏上圣母，仍将各犯照常行刑，以顺天道。若圣心不忍尽杀，或仍照去年例，容臣等拣其情罪尤重者，量决数十人，余姑牢固监候，俟明年大婚吉典告成，然后概免一年，则春生秋杀，仁昭义肃，并行而不悖矣。（奏疏五《论决重囚疏》）

这个奏疏上去以后，文书官口传圣旨：“先生说的是，今年照旧行刑。”居正认定“杀以止杀”；惟有严厉执行法律，民生才可以安定，国家才得到保障。统治阶级为了维持他们底统治起见，有时必须严厉执行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法律。这里看到他们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