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行雜記——郁达夫
来源: 未知 作者: 郁达夫 时间: 2014-02-17 阅读: 次
一
上船的第二日,海里起了风浪,饭也不能吃,僵卧在舱里,自家倒得了一个反省的机会。
这时候,大约船在舟山岛外的海洋里,窗外又凄其的下雨了。半年来的变化,病状,绝望,和一个女人的不名誉的纠葛,母亲的不瞭解我的恶骂,在上海的几个月的游荡。一幕一幕的过去的痕迹,很杂乱地尽在眼前交错。
上船前的几天,虽则是心里很牢落,然而实际上仍是一件事情也没有干妥。闲下来在船舱里这么的一想,竟想了许多琐杂的事情来:
“那一笔钱,不晓几时才拿得出来?”
“分配的方法,不晓有没有对C君说清?”
“一包火腿和茶叶,不知究竟要什么时候才能送到北京?”
“啊!一封信又忘了!忘了!”
像这样的乱想了一阵,不知不觉,又昏昏的睡去,一直到了午后的三点多钟。在半醒半觉的昏睡餘波里沉浸了一回,听见同舱的K和W在说话,并且话题逼近到自家的身上来了:
“D不晓得怎么样?”K的问话。
“叫他一声吧!”W答。
“喂,D!醒了吧?”K又放大了声音,向我叫。
“乌乌??乌??醒了,什么时候?”
“舱里空气不好,我们上‘突克’去换一换空气吧!”
K的提议,大家赞成了,自家也忙忙的起了床。风停了,雨也已经休止,“突克”上散坐著几个船客。海面的天空,有许多灰色的黑云在那里低徊。一阵一阵的大风渣沫,还时时吹上面来。湿空气里,只听见那几位同船者的杂话声。因为是粤音,所以辨不出什么话来,而实际上我也没有听取人家的说话的意思和準备。
三人在铁栏杆上靠了一会,K和W在笑谈什么话,我只呆呆的凝视著黯淡的海和天,动也不愿意动,话也不愿意说。
正在这一个失神的当儿,背后忽儿听见了一种清脆的女人的声音。回头来一看,却是昨天上船的时候看见过一眼的那个广东姑娘。她大约只有十七八岁年纪,衣服的材料虽则十分朴素,然而剪裁的式样,却很时髦。她的微突的两隻近视眼,狭长的脸子,曲而且小且薄的嘴唇,梳的一条垂及腰际的辫发,不高不大的身材,并不白洁的皮肤,以及一举一动的姿势,简直和北京的银弟一样。昨天早晨,在匆忙杂乱的中间,看见了一眼,已经觉得奇怪了,今天在这一个短距离里,又深深地视察了一番,更觉得她和银弟的中间,确有一道相通的气质。在两三年前,或者又耍弄出许多把戏来搅扰这一位可怜的姑娘的心意;但当精力消疲的此刻,竟和大病的人看见了丰美的盛饌一样,心里只起了一种怨恨,并不想有什么动作。
她手里抱著一个周岁内外的小孩,这小孩尽在吵著,仿佛要她抱上什么地方去的样子。她想想没法,也只好走近了我们的近边,把海浪指给那小孩看。我很自然的和她说了两句话,把小孩的一隻肥手捏了一回。小孩还是吵著不已,她又只好把他抱回舱里去。我因为感著了微寒,也不愿意在“突克”上久立,过了几分鐘,就匆匆的跑回了船室。
吃完了较早的晚饭,和大家谈了些杂天,电灯上火的时候,窗外又凄凄的起了风雨。大家睡熟了,我因为白天三四个鐘头的甜睡,这时候竟合不拢眼来。拿出了一本小说来读,读不上几行,又觉得毫无趣味。丢了书,直躺在被里,想来想去想了半天,觉得在这一个时候对於自家的情味最投合的,还是因那个广东女子而惹起的银弟的回忆。
计算起来,在北京的三年乱杂的生活里,比较得有一点前后的脉络,比较得值得回忆的,还是和银弟的一段恶姻缘。
人生是什么?恋爱又是什么?年纪已经到了三十,相貌又奇丑,毅力也不足,名誉,金钱都说不上的这一个可怜的生物,有谁来和你讲恋爱?在这一种绝望的状态里,醉闷的中间,真想不到会遇著这一个一样飘零的银弟!
我曾经对什么人都声明过,“银弟并不美。也没有什么特别可爱的地方。”若硬要说出一点好处来,那只有她的娇小的年纪和她的尚不十分腐化的童心。
酒后的一次访问,竟种下了恶根,在前年的岁暮,前后两三个月里,弄得我心力耗尽,一直到此刻还没有恢复过来,全身只剩了一层瘦黄的薄皮包著的一副残骨。
这当然说不上是什么恋爱,然而和平常的人肉买卖,仿佛也有点分别。啊啊,你们若要笑我的蠢,笑我的无聊,也只好由你们笑,实际上银弟的身世是有点可同情的地方在那里。
她父亲是乡下的裁缝,没出息的裁缝,本来是苏州塘口的一个恶少年;因为姘识了她的娘,他们俩就逃到了上海,在浙江路的荣安里开设了一间裁缝摊。当然是一间裁缝摊,并不是铺子。在这苦中带乐的生涯里,银弟生下了地。过了几时,父亲又在上海拐了一笔钱和一个女子,大小四人就又从上海逃到了北京。拐来的那个女子,后来当然只好去当娼妓,银弟的娘也因为男人的不德,饮上了酒,渐渐的变成了班子里的龟婆。罪恶贯盈,她父亲竟于一天严寒的晚上在雪窠里醉死了。她的娘以节蓄下来的四五百块恶钱,包了一个姑娘,勉强维持她的生活。像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年,银弟也长大了。在这中间,她的娘自然不能安分守寡,和一个年轻的琴师又结成了夫妇。迴圈报应,并不是天理,大约是人事当然的结果;前年春天,银弟也从“度嫁”的身分进了一步,去上捐当作了娟女。而我这前世作孽的冤鬼,也同她前后同时的浮荡在北京城里。
第一次去访问之后,她已经把我的名姓记住。第二天晚上十一点前后醉了回家,家里的老妈子就告诉我说:“有一位姓董的,已经打了好几次电话来了。”我当初摸不著头脑,按了老妈子告诉我的号码就打了一个回电。及听到接电话的人说是蘼香馆,我才想起了前一晚的事情,所以并没有教他去叫银弟讲话,马上就把接话机挂上了。
记得这是前年九、十月中的事情,此后天气一天寒似一天,国内的经济界也因为政局的不安一天衰落一天,胡同里车马的稀少,也是当然的结果。这中间我虽则经济并不宽裕,然而东挪西借,一直到年底止,为银弟开销的账目,总结起来,也有几百块钱的样子。在阔人很多的北京城里,这几百块钱,当然算不得什么一回事,可是由相貌不扬,衣饰不富,经验不足的银弟看来,我已经是她的恩客了。此外还有一件事情,说出来是谁也不相信的,使她更加把我当作了一个不是平常的客人看。
上船的第二日,海里起了风浪,饭也不能吃,僵卧在舱里,自家倒得了一个反省的机会。
这时候,大约船在舟山岛外的海洋里,窗外又凄其的下雨了。半年来的变化,病状,绝望,和一个女人的不名誉的纠葛,母亲的不瞭解我的恶骂,在上海的几个月的游荡。一幕一幕的过去的痕迹,很杂乱地尽在眼前交错。
上船前的几天,虽则是心里很牢落,然而实际上仍是一件事情也没有干妥。闲下来在船舱里这么的一想,竟想了许多琐杂的事情来:
“那一笔钱,不晓几时才拿得出来?”
“分配的方法,不晓有没有对C君说清?”
“一包火腿和茶叶,不知究竟要什么时候才能送到北京?”
“啊!一封信又忘了!忘了!”
像这样的乱想了一阵,不知不觉,又昏昏的睡去,一直到了午后的三点多钟。在半醒半觉的昏睡餘波里沉浸了一回,听见同舱的K和W在说话,并且话题逼近到自家的身上来了:
“D不晓得怎么样?”K的问话。
“叫他一声吧!”W答。
“喂,D!醒了吧?”K又放大了声音,向我叫。
“乌乌??乌??醒了,什么时候?”
“舱里空气不好,我们上‘突克’去换一换空气吧!”
K的提议,大家赞成了,自家也忙忙的起了床。风停了,雨也已经休止,“突克”上散坐著几个船客。海面的天空,有许多灰色的黑云在那里低徊。一阵一阵的大风渣沫,还时时吹上面来。湿空气里,只听见那几位同船者的杂话声。因为是粤音,所以辨不出什么话来,而实际上我也没有听取人家的说话的意思和準备。
三人在铁栏杆上靠了一会,K和W在笑谈什么话,我只呆呆的凝视著黯淡的海和天,动也不愿意动,话也不愿意说。
正在这一个失神的当儿,背后忽儿听见了一种清脆的女人的声音。回头来一看,却是昨天上船的时候看见过一眼的那个广东姑娘。她大约只有十七八岁年纪,衣服的材料虽则十分朴素,然而剪裁的式样,却很时髦。她的微突的两隻近视眼,狭长的脸子,曲而且小且薄的嘴唇,梳的一条垂及腰际的辫发,不高不大的身材,并不白洁的皮肤,以及一举一动的姿势,简直和北京的银弟一样。昨天早晨,在匆忙杂乱的中间,看见了一眼,已经觉得奇怪了,今天在这一个短距离里,又深深地视察了一番,更觉得她和银弟的中间,确有一道相通的气质。在两三年前,或者又耍弄出许多把戏来搅扰这一位可怜的姑娘的心意;但当精力消疲的此刻,竟和大病的人看见了丰美的盛饌一样,心里只起了一种怨恨,并不想有什么动作。
她手里抱著一个周岁内外的小孩,这小孩尽在吵著,仿佛要她抱上什么地方去的样子。她想想没法,也只好走近了我们的近边,把海浪指给那小孩看。我很自然的和她说了两句话,把小孩的一隻肥手捏了一回。小孩还是吵著不已,她又只好把他抱回舱里去。我因为感著了微寒,也不愿意在“突克”上久立,过了几分鐘,就匆匆的跑回了船室。
吃完了较早的晚饭,和大家谈了些杂天,电灯上火的时候,窗外又凄凄的起了风雨。大家睡熟了,我因为白天三四个鐘头的甜睡,这时候竟合不拢眼来。拿出了一本小说来读,读不上几行,又觉得毫无趣味。丢了书,直躺在被里,想来想去想了半天,觉得在这一个时候对於自家的情味最投合的,还是因那个广东女子而惹起的银弟的回忆。
计算起来,在北京的三年乱杂的生活里,比较得有一点前后的脉络,比较得值得回忆的,还是和银弟的一段恶姻缘。
人生是什么?恋爱又是什么?年纪已经到了三十,相貌又奇丑,毅力也不足,名誉,金钱都说不上的这一个可怜的生物,有谁来和你讲恋爱?在这一种绝望的状态里,醉闷的中间,真想不到会遇著这一个一样飘零的银弟!
我曾经对什么人都声明过,“银弟并不美。也没有什么特别可爱的地方。”若硬要说出一点好处来,那只有她的娇小的年纪和她的尚不十分腐化的童心。
酒后的一次访问,竟种下了恶根,在前年的岁暮,前后两三个月里,弄得我心力耗尽,一直到此刻还没有恢复过来,全身只剩了一层瘦黄的薄皮包著的一副残骨。
这当然说不上是什么恋爱,然而和平常的人肉买卖,仿佛也有点分别。啊啊,你们若要笑我的蠢,笑我的无聊,也只好由你们笑,实际上银弟的身世是有点可同情的地方在那里。
她父亲是乡下的裁缝,没出息的裁缝,本来是苏州塘口的一个恶少年;因为姘识了她的娘,他们俩就逃到了上海,在浙江路的荣安里开设了一间裁缝摊。当然是一间裁缝摊,并不是铺子。在这苦中带乐的生涯里,银弟生下了地。过了几时,父亲又在上海拐了一笔钱和一个女子,大小四人就又从上海逃到了北京。拐来的那个女子,后来当然只好去当娼妓,银弟的娘也因为男人的不德,饮上了酒,渐渐的变成了班子里的龟婆。罪恶贯盈,她父亲竟于一天严寒的晚上在雪窠里醉死了。她的娘以节蓄下来的四五百块恶钱,包了一个姑娘,勉强维持她的生活。像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年,银弟也长大了。在这中间,她的娘自然不能安分守寡,和一个年轻的琴师又结成了夫妇。迴圈报应,并不是天理,大约是人事当然的结果;前年春天,银弟也从“度嫁”的身分进了一步,去上捐当作了娟女。而我这前世作孽的冤鬼,也同她前后同时的浮荡在北京城里。
第一次去访问之后,她已经把我的名姓记住。第二天晚上十一点前后醉了回家,家里的老妈子就告诉我说:“有一位姓董的,已经打了好几次电话来了。”我当初摸不著头脑,按了老妈子告诉我的号码就打了一个回电。及听到接电话的人说是蘼香馆,我才想起了前一晚的事情,所以并没有教他去叫银弟讲话,马上就把接话机挂上了。
记得这是前年九、十月中的事情,此后天气一天寒似一天,国内的经济界也因为政局的不安一天衰落一天,胡同里车马的稀少,也是当然的结果。这中间我虽则经济并不宽裕,然而东挪西借,一直到年底止,为银弟开销的账目,总结起来,也有几百块钱的样子。在阔人很多的北京城里,这几百块钱,当然算不得什么一回事,可是由相貌不扬,衣饰不富,经验不足的银弟看来,我已经是她的恩客了。此外还有一件事情,说出来是谁也不相信的,使她更加把我当作了一个不是平常的客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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