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下乡——杨绛(2)
来源: 未知 作者: 杨绛 时间: 2014-02-23 阅读: 次
不知谁的主意，提倡“诗画上墙”。我们那个贫穷的山村，连可以题诗作画的白墙也没有几堵。我们把较为平整的黄土墙也刷白了利用。可是诗和画总不能都由外来受教育的知识分子一手包办啊。我们从本村的小学校里要了些男女学生的作文，虽有错别字，而且多半不完整，意思却还明白。我们把可用的作文变成“诗”，也就是“顺口溜”，署上作者的名字。每首“诗”都配上一幅“画”，有些墙上剩留些似画非画的图痕，我们添补成“画”，再配上一首“诗”。我们一队七个老人，没一人能画。村上有一个能画的小伙子，却又不是闲着没事的，只能乘他有空，请来画几笔。我和女伴儿掇一条长板凳，站在上面，大胆老面皮一同挥笔画了一棵果实累累的大树，表示“丰收”。村里人端洋着说：“不赖。”这就是很好的鼓励了。天气严寒，捧着砚台、颜色缸的手都冻僵了，可是我们穿街走巷，见一堵平整的墙，就题诗作画，墙上琳琅满目，村子立即成了个“诗画村”。有一幅“送公粮”的画，大约出于那位能画的小伙子之手，我们配上了诗，却捏造不出作者的名字，就借用了一位村干部的大名。我们告诉了那位干部，并指点他看了“诗”、“画”和署名。他喜得满面欢笑，宛如小儿得饼。我才知道不仅文人好名，老农也一个样儿。村里的小学校长命学生把墙上的“诗”抄在红红绿绿的纸上，贴在学校门口，算是他们那学校的成绩。我们有几位老先生认为那是“剽窃”。就算是“剽窃”，不也名正言顺吗！墙上都明写着作者的大名呢！有的村里汇集了几个村的“诗”，印成小册子。上面的顺口溜竟是千篇一律，都是什么“心里亮堂堂”呀，“卫星飞上天”之类。我自己编造的时候，觉得纯出“本店自造”，竞不知是抄袭了人——或者竟是别的村子抄袭了我们？不过这阵风不久就刮过了。
我们串门儿的时候，曾见到有几家的条桌上摆着一只钟，罩在玻璃罩下。可是一般人家都没有钟表。如要开会，说明八点开，至早要等到九点或九点半，甚至十点。有一次是在一个较远的礼堂开一个什么报告会。我们准时到会，从七点半直等到近十一点，又累又急又无聊又饿。不记得那次的会是否开成，还是草草走过场的；我怀疑这是否相当于“怠工”的“怠会”。一般学习会在食堂附近开，老乡们在一个多小时里陆续到齐，发言倒也踊跃。老大妈老大爷一个个高声嚷：“我说说！”说的全是正确的话，像小学生上课回答教师他学到了什么。如果以为他们的发言反映他们的意见，那就错了。他们不过表示：“你教的我明白了”。他们很简单地重复了教导他们的话，不把这句话做成花团锦簇的文章，也不参加自己的什么意见。“怪话”我只听到上文提起的那一次。也许是我“过敏”，觉得语气“不大对头”。我回京谈体会时，如实报道了那几句话，谁也没听出什么“怪话”，只说我下乡对农民有了感情，学他们的话也腔吻毕肖。我常怀疑，我们是否把农民估计得太简单了？
村子附近的山里出黏土，经火一烧，变得很坚硬，和一般泥土烧成的东西不同。黏土值钱，是村民增加收入的大财源。我们曾去参观他们挖掘。肖桂兰带着一群小伙子和大姑娘铲的铲，挖的挖，装在大筐里，背着倒在小车上堆聚一处。我们六个老人（我们的队长好像是有事到北京去了）象征性地帮着搬了几团泥块。这是挂过彩的那位退伍军人请我们去的。他还要款待我们吃饭，我们赶紧饿着肚子溜回自己的食堂。
我们还打算为这个山村写一部村史。可是挂过彩的军人和肖桂兰都是务实派，不善空谈。我的任务是“诱供”，另有几人专司记录。我一心设法哄他们谈过去的事，因此记不得他们谈了些什么。反正“村史”没有写成。
阳历元旦村里过节，虽然不是春节，村里也要演个戏热闹一番。我才知道这么个小小荒村里，也人才济济。嗓子好、扮相好的姑娘多得很。我才了解古代无道君王下乡选美确有道理。
五整队回京
我们原定下乡三个月，后来减缩成两个月。
阳历年底，村上开始过节。我们不好意思分享老乡们过节的饭食，所以买了两只鸡。两瓶酒送给厨房。我又一次做送礼的“友好使者”，向他们致谢意。那个村子出厨师，专给人家办酒席。他们平时“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回厨房宰了猪，又加上两只鸡，就做出不少拿手好菜，有的竟是我们从未吃过的。例如把正方形的五花肉，转着切成薄薄的一长条，卷上仍是正方形，炖得稀烂，人口消融。我们连日吃白面馒头和花卷，都是难得的细粮，我们理应回避。这或许也是促成我们早归的原因吧？因为再过一个月就是春节了。
我们回京之前，得各自总结收获，互提意见。意见多半是芝麻绿豆，例如说我不懂民间语言等等，我不甚在意，听完就忘了。但有一句话是我最得意的：队长评语中说我能和老乡们“打成一片”。一位党外的“马列主义老先生”不以为然，说我不过是“婆婆妈妈”而已，并未能与农民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打成一片。他的话也许完全正确。我理论水平低，不会和他理论。但是队长并未取消他的评语。我还是心服有修养的老党员，不爱听“马列老先生”的宏论。我觉得自己和农民之间，没什么打不通的；如果我生在他们村里，我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我下乡前的好奇心，就这样“自以为是”、“自得其乐”地算是满足了。
下乡两个月，大体说来很快活，唯有一个阴影：那就是与家人离散，经常牵心挂肚。我同炕有个相貌端好的女伴，偶逢旁边没别人，她就和我说“悄悄话”。第一次的“悄悄话”是她对我说的。她凑近我低声问：
“你想不想你的老头儿？”
我说：“想。你想不想你的老头儿？”
她说：“想啊！”
两人相对傻笑；先是自嘲的笑，转而为无可奈何的苦笑。我们眼睛里交换了无限同情。以后，见面彼此笑笑，也成安慰。她是我同炕之友，虽然我们说“悄悄话”的机会不多。
默存留在家里的时候，三天来一信，两天来一信，字小行密，总有两三张纸。同伙唯我信多，都取笑我。我贴身衬衣上有两只口袋，丝绵背心上又有两只，每袋至多能容纳四五封信（都是去了信封的，而且只能插入大半，露出小半）。我攒不到二十封信，肚子上左边右边尽是硬邦邦的信，虽未形成大肚皮，弯腰很不方便，信纸不肯弯曲，稀里哗啦地响，还有掉出来的危险。其实这些信谁都读得，既不肉麻，政治上也绝无见不得人的话。可是我经过几次运动，多少有点神经病，觉得文字往往像解放前广告上的“百灵机”，“有意想不到之效力”；一旦发生了这种效力，白纸黑字，百口莫辩。因此我只敢揣在贴身的衣袋里。衣袋里实在装不下了，我只好抽出信藏在提包里。我身上是轻了，心上却重了，结果只好硬硬心肠，信攒多了，就付之一火。我记得曾在缝纫室的泥地上当着女伴烧过两三次。这是默存一辈子写得最好的情书。用他自己的话：“以离思而论，行者每不如居者之笃”，“惆怅独归，其‘情’更凄戚于踽凉长往也”。用他翻译洋人的话：“离别之惆怅乃专为居者而设”，“此间百凡如故，我仍留而君已去耳。行行生别离，去者不如留者神伤之甚也。”（见《谈艺录》541页）他到了昌黎天天捣粪，仍偷空写信，而嘱我不必回信。我常后悔焚毁了那许多宝贵的信。唯一的安慰是：“过得了月半，过不了三十”，即使全璧归家，又怎逃得过丙丁大劫。况且那许多信又不比《曾文正公家书》之类，旨在示范同世，垂训后人，那是专写给我一个人看的。罢了，让火神菩萨为我收藏着吧。
村里和我友情较深的是“蒙娜·丽莎”和她的爸爸。我和女伴同去辞行。“蒙娜·丽莎”搀着大芝子送一程，又一程，末了她附着大芝子的耳朵说了一句话，大芝子学舌说：“想着我们哪！”我至今想着他们，还连带想到一个不知谁家的小芝子。
总结完毕，我们山村的小队和稻米之乡的小队一起结队回北京，我和许多同伙挤在一个拖厢里。我们不能像沙丁鱼伸直了身子平躺，站着也不能直立，因为车顶太低，屈的不能伸腰，因为挤得太紧。我坐在一条长凳尽头，身上压满了同伴的大包小包，两腿渐渐发麻，先是像针戳，后来感觉全无，好像两条腿都没有了。全伙挤上车不是容易，好半天曲屈着也不易忍耐，黄昏时分，我们终于安抵北京。我们乖乖地受了一番教育，毕业回家了。
一九九一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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