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罗扬的日志：江山风雨谣 第二节

　　一个常常飘着雨丝的冬季，南京城一条幽深的小巷，在一间昏暗狭窄的阁楼上，身负重伤且又举目无亲的女学生司马寻心总是暗暗勉励自己：我不能倒在最黑暗的黎明前夜，更不能充当懦夫和逃兵。然而，这段前夜太漫长了，黎明的曙光何时才能穿透厚重的云层？在漫漫无期的等待中，她担心自己年轻稚嫩的心没有那么坚强。极度彷徨无助的她凝视夜空，轻轻吟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悲愤的歌曲使家乡的苦难场景恍若眼前。她想到离开家时祖父的叮嘱：不驱逐日寇，绝不还乡！此时，她多么希望有一片驱虏抗敌的战场，早日还故乡一片安宁。然而，经历数月的奔波后，属于她的战场究竟在何方？由此及彼，她不由想起了报国无门的陆游、背井离乡的李清照、含冤赴死的岳飞以及英勇抗敌的辛弃疾，他们都用激情和生命唱出了不朽的保家卫国的诗篇，像万道霞光给黑暗中的人们带来希望。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司马寻心低声朗诵着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尽管声音低沉，却铿锵有力，就像一柄闪着蓝光的利剑，瞬间刺透了世界的血雨腥风，又仿佛是一条清澈的溪流，把大地的尘埃涤净，把孤独游子的满腹伤痛和忧戚一点点抚平。
　　罗崇文被司马寻心柔弱外表下的坚韧深深地震撼了。他不知道一个十几岁的少女承载了多少苦难，才显示出这样的大气磅礴。她的坚韧也给他注入了一种力量，一种使他摆脱自身狭隘和短视的力量——作为男儿，他应该负起某种责任。当然，他首先要做的是对自己负责。
　　就这样，眼前这个似乎是从天而降走进罗崇文生活的叫司马寻心的少女，让他滋生了许多心事，这是从前未有过的——即便是当初他得知家里给他定了亲，而他对张家小姐还不甚了解，也没有产生这样浓重的心事。他除了像兄长一样照顾她，使她的伤势尽快恢复，更愿意从内心去接近她、了解她，同时也希望她能够了解自己，让她知道她真正给他带来了一种叫“光明”的东西。或者说，朦胧中她成了他向往的“光明”。
　　于是，在这段令罗崇文振奋的日子里，在司马寻心悲愤沉郁的歌与诗的余音袅绕之间，他和她开始了促膝长谈。他对她说起他的父母、死在异国他乡的兄长以及西部平安县城和县城里的风土人情，甚至他还提到了县城父母官马县长，但他却避而不谈自己与马县长的外甥女张小姐的婚事。这也是他表现出的无可奈何的懦弱——他还不能完全正视自己的问题。
　　有一段时期，很多进步青年正在激情澎湃地想要变革、想要寻求解放，罗崇文却依然循规蹈矩，一切听从父亲的安排，包括并没有征求他本人意见就给他定了未婚妻这件事。罗崇文的循规蹈矩使得他与这个激进的时代有了相当距离的脱节，以至让他失去了许多与同龄的进步青年为社会做点大事的同等机会，或者说直到很久以后，他因了司马寻心才走到了进步青年的阵营。但毋庸置疑，在那个时代有相当一部分能为社会做点大事的青年都是从反抗包办婚姻开始的，这就注定他和司马寻心之间总该发生点什么。司马寻心的出现，使罗崇文隐约设想了除父亲的安排之外另一种对他而言更有意义的前景，尽管他还没有清楚意识到那前景包括了哪些具体内容，尽管他还在听从父亲的训导，时刻准备着回家完成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大事。这婚姻大事让罗崇文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苦恼。
　　平安县马县长的外甥女小名叫梅梅，因为罗、马两家是世交，他们小时候曾经见过面。那是在张小姐的外祖父马老太爷的寿宴上，十二岁的罗崇文跟随父母前往拜寿，比他小三四岁的张小姐也在场，且吃饭的时候与他同桌。他记得非常清楚，张小姐是左手使筷子用餐，也就是俗称的“左撇子”。母亲却连连夸她聪明。谁知道呢？许多人都说“左撇子”聪明，也不知有何依据。但她左手使筷子总不那么利落，一直低着头对付面前的小半碗长寿面。席间她只抬了一次头，是她的母亲对她说什么。罗崇文注意到了那张脸，削尖而苍白，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或者说是病态。寿宴结束后，客人们都到主人家的后花园里小坐，拉家常，小孩子们在一旁玩耍。梅梅与她的堂表姐发生了争执，她说出的话并不似她的面容那般苍白，也不似她左手使筷子那般无力，而是相当尖刻。她大约是说了堂表姐家里寒酸吝啬，只拿一篮子馍馍当寿礼，却一家子都来赴宴之类的小话。这样的言语不应该出自几岁孩童之口。她或许是听了大人们在背地里的说三道四。两个小孩子的争执却无所顾忌，所有人都知道了，结果弄得两家大人的脸上很不好看。梅梅的堂舅母拉起自家女儿气冲冲地走掉了。等罗崇文年纪再长些，便不再跟着父母走亲戚，他再也没有见过张小姐。等到父亲给他定下与张小姐的婚事，他才又想起寿宴上的一幕。都说女大十八变，他不知道如今的张小姐是否有了变化，从外表容貌到言谈举止都真真有了小姐的模样，后来，母亲托一个去南京办事的亲戚给他捎去了几件绣品——鞋垫、枕套、门帘、床围子，还有一个荷包，据说是张小姐亲自做的，手工细致，颜色搭配也好。看着那些绣品，他才打消了些许将来娶张小姐为妻的种种顾虑。
　　这些事情司马寻心当然一无所知。虽然她看到了罗崇文屋里的绣品绝对出自一个心灵手巧的女子之手，却没有沿着这些蛛丝马迹去分析，去猜测。因为她只有十七岁，对世间的许多问题还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且她早已从司马文心口里得知，罗崇文是一个本分的未婚青年。经过一段日子的相处，她还发现了他的许多长处或者说是作为一个男人的优秀品质，比如他的善良和博学。他也不像她的亲哥哥司马文心，心里只装着革命和国家大事，对她缺少应有的照顾，否则她就不会身负重伤了。罗崇文对她有更多的耐心、细心，还有许多体贴入微的人情味，这无法不在一个十七岁的少女心中荡起涟漪，尽管她还没有更深入地去细想自己心理的这种微妙变化——那毕竟不是一个只有十七岁的女孩子应该时时挂在心上的事，即便有那么一点不能自已的想法，她也会因羞怯而把它紧紧地包裹起来，就像守护一块圣地。但是，她在养伤期间，却不由自主地慢慢依赖起眼前这个“捡来”的兄长了。
　　不用说，罗崇文很喜欢端庄美丽而又有思想且充满活力的司马寻心，虽然这种喜欢他还只能停留在“兄妹”层次上。
　　与他所了解不多的张小姐相比，司马寻心与张小姐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
　　通过母亲托人带来的几样绣品和一封家书，他知道张小姐的女红做得十分的好。但做女红是一般女儿家都会的，只不过有巧拙之分罢了。司马寻心的心灵手巧倒也并不在张小姐之下，这从他们的日常相处中可以领略到。而且，他不知道张小姐有没有读过书，但司马寻心是读过书的。司马家族在东北称得上诗书世家，司马寻心自从会说话起，她的祖父就教她《三字经》、《千家诗》，再年长些她进了新学堂，下学后祖父继续教给她唐诗、宋词、诸子百家以及《史记》、《汉书》、《二十四史》等等，十六岁以前她已经中学毕业，在当地她被乡邻们誉为“女秀才”。眼看东北不保，她带着祖父的嘱托到南京找哥哥。到南京后她继续就读于金陵女校，直到和哥哥一起参加激进活动身负重伤，兄妹离散，才迫不得已终止了学业。而此时她的家乡正处于日本人的铁蹄之下，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她与家里早已中断联系，这中断的“联系”对她而言隐含着深重的危机。她是有家不能回了，或者说按照她祖父的秉性，那个诗书世家早已经玉石俱焚了吧，岂有苟活于世当亡国奴的道理？这是她带着祖父的嘱托走出家门时就已经想到的。在南下的路途中她已经有了这样的预感：她和她的亲人们不是生离，而是死别。
　　十多年后，抗战胜利，当司马寻心重返故里寻找家时，从乡邻口里得知，她的祖父果然在日本人进驻屯子的当夜上吊自缢了。料理完祖父的后事，她的母亲投了井，而父亲在自家宅子里放了一把火后也不知去向。那大火烧了一天一夜。站在故居的废墟前，司马寻心没有流泪，她在想，所发生的一切大约都是祖父早就安排好的。
　　或许因了饱读诗书以及从祖父那里继承下来的秉性，司马寻心是一个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是有强烈责任感的人，和她的兄长司马文心一样，她的心里时时装着那些流离失所的人，甚至装着“恢复河山”的天下事，小小年纪就表现出一种非凡的大气。这一点连堂堂须眉的罗崇文都自愧弗如，何况那个不到十岁就知道嫌贫爱富、看碟子下菜、再看人下碟子的富家千金了？张小姐做了绣品主动让她未来的婆婆罗太太托人捎到南京，也许是一个豆蔻女子出于对罗崇文的爱慕，想以此拴住远在千里之外的他的心；他又猜测，她是否还另有深意呢？比如罗家的名望，还有资财，是马县太爷家里绝对不可比拟的。否则马县太爷也不会在自家没有适龄女孩的情况下用外甥女来与罗家联姻了。当然，这些仅仅是罗崇文的猜测。虽然是猜测，但每想到这一点，他对张小姐主动表达的爱意就感到很不踏实。张小姐应该矜持一些才符合当时的社会风尚，也更符合一个小姐的风范。她表现得的确过于心急了。
　　在与司马寻心相处的日子里，罗崇文心里七上八下、思前想后，他对自己的人生一时还无法做出实质性的选择。
　　不久，“淞沪抗战”爆发。这是继“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的又一次伤痛。侵略者的屠刀高高举起，他们不会因为对手的妥协而心慈手软。华夏大地战云密布，时局更加动荡不安。一股股暗流在涌动，它们随时都会像火山一样喷发。
　　就在此时，罗崇文又收到一封催促他回兰州完婚的家信。他不再犹豫，终于给父亲罗焕彰去了一封信，要求与张小姐解除婚约。然后他带着司马寻心离开了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