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游戏的开始

万历十年（1582），上车补票的程序完成，王宫女的地位终于得到了确认，她挺着大肚子，接受了恭妃的封号。
　　两个月后，她不负众望生下了一个儿子，是为万历长子，取名朱常洛。
　　消息传来，举国欢腾，老太太高兴，大臣们也高兴，唯一不高兴的，就是万历。
　　因为他对这位恭妃，并没有太多感情。对这个意外出生的儿子，自然也谈不上喜欢。更何况，此时他已经有了德妃。
　　德妃，就是后世俗称的郑贵妃。北京大兴人，万历初年进宫，颇得皇帝喜爱。
　　在后来的许多记载中，这位郑贵妃被描述成一个相貌妖艳，阴狠毒辣的女人。但在我看来，相貌妖艳还有可能，阴狠毒辣实在谈不上。在此后几十年的后宫斗争中，此人手段之拙劣，脑筋之愚蠢，反应之迟钝，实在令人发指。
　　综合史料分析，其智商水平，也就能到菜市场骂个街而已。
　　可是万历偏偏就喜欢这个女人，经常前去留宿。而郑妃的肚子也相当争气，万历十一年（1583）生了个女儿，虽然不能接班，但万历很高兴，竟然破格提拔，把她升为了贵妃。
　　这是一个不详的先兆，因为在后宫中，贵妃的地位要高于其他妃嫔——包括生了儿子的恭妃。
　　而这位郑贵妃的个人素养也实在很成问题，当上了后妃领导后，除了皇后，谁都瞧不上，特别是恭妃，经常被她称作老太婆。横行宫中，专横跋扈，十分好斗。
　　难能可贵的是，贵妃同志不但特别能战斗，还特别能生。万历十四年（1586），她终于生下了儿子，取名朱常洵。
　　这位朱常洵，就是后来的福王。按郑贵妃的想法，有万历当靠山，这孩子生出来，就是当皇帝的。但她做梦也想不到，几十年后，自己这个宝贝儿子会死在屠刀之下。挥刀的人，名叫李自成。
　　但在当时，这个孩子的出生，确实让万历欣喜异常。他本来就不喜欢长子朱常洛，打算换人，现在替补来了，怎能不高兴？
　　然而他很快就将发现，皇帝说话，不一定算数。
　　吸取了以往一百多年里，自己的祖辈与言官大臣斗争的丰富经验。万历没敢过早暴露目标，绝口不提换人的事，只是静静地等待时机成熟，再把生米煮成熟饭。
　　可还没等米下锅，人家就打上门来了，而且还不是言官。
　　万历十四年（1586）三月，内阁首辅申时行上奏：望陛下早立太子，以定国家之大计，固千秋之基业。
　　老狐狸就是老狐狸，自从郑贵妃生下朱常洵，申时行就意识到了隐藏的危险。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学生想干什么。
　　凭借多年的政治经验，他也很清楚，如果这么干了，迎面而来的，必定是史无前例的惊涛骇浪。从此，朝廷将永无宁日。
　　于是他立即上书，希望万历早立长子。言下之意是，我知道你想干嘛，但这事不能干，你趁早断了这念头，早点洗了睡吧。
　　其实申时行的本意，倒不是要干涉皇帝的私生活：立谁都好，又不是我儿子，与我何干？之所以提早打预防针，实在是出于好心，告诉你这事干不成，早点收手，免得到时受苦。
　　可是他的好学生似乎打定主意，一定要吃苦，收到奏疏，只回复了一句话：
　　“长子年纪还小，再等个几年吧。”
　　学生如此不开窍，申时行只得叹息一声，扬长而去。
　　但这一次，申老师错了，他低估了对方的智商。事实上，万历十分清楚这封奏疏的隐含意义。只是在他看来，皇帝毕竟是皇帝，大臣毕竟是大臣，能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此即所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但一般说来，没事上山找老虎玩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打猎，一种是自尽。
　　话虽如此，万历倒也不打无把握之仗，在正式亮出匕首之前，他决定玩一个花招。
　　万历十四年（1586）三月，万历突然下达谕旨：郑贵妃劳苦功高，升任皇贵妃。
　　消息传来，真是粪坑里丢炸弹，分量十足。朝廷上下议论纷纷，群情激奋。
　　因为在后宫中，皇贵妃仅次于皇后，算第二把手。且历朝历代，能获此殊荣者少之又少（生下独子或在后宫服务多年）。
　　按照这个标准，郑贵妃是没戏的。因为她入宫不长，且皇帝之前已有长子，没啥突出贡献，无论怎么算都轮不到她。
　　万历突然来这一招，真可谓是煞费苦心。首先可以藉此提高郑贵妃的地位，子以母贵，母亲是皇贵妃，儿子的名分也好办；其次还能借机试探群臣的反应。今天我提拔孩子他妈，你们同意了，后天我就敢提拔孩子。温水煮青蛙，咱们慢慢来。
　　算盘打得很好，可惜只是掩耳盗铃。
　　要知道，在朝廷里混事的这帮人，个个都不简单：老百姓家的孩子，辛辛苦苦读几十年书，考得死去活来，进了朝廷，再被踩个七荤八素，这才修成正果。生肖都是属狐狸的，嗅觉极其灵敏，擅长见风使舵，无事生非。皇帝玩的这点小把戏，在他们面前也就是个笑话，傻子才看不出来。
　　更为难得的是，明朝的大臣们不但看得出来，还豁得出去。第一个出头的，是户部给事中姜应麟。
　　相对而言，这位仁兄还算文明，不说粗话，也不骂人，摆事实讲道理：
　　“皇帝陛下，听说您要封郑妃为皇贵妃，我认为这是不妥的。恭妃先生皇长子，郑妃生皇三子（中间还有一个，夭折了），先来后到，恭妃应该先封。如果您主意已定，一定要封，也应该先封恭妃为贵妃，再封郑妃皇贵妃，这样才算合适。”
　　“此外，我还认为，陛下应该尽早立皇长子为太子，这样天下方才能安定。”
　　万历再一次愤怒了，这可以理解，苦思冥想几天，好不容易想出个绝招，自以为得意，没想到人家不买账，还一言点破自己的真实意图，实在太伤自尊。
　　为挽回面子，他随即下令，将姜应麟免职外放。
　　好戏就此开场。一天后，吏部员外郎沈璟上书，支持姜应麟，万历二话不说，撤了他的职。几天后，吏部给事中杨廷相上书，支持姜应麟，沈璟，万历对其撤职处理。又几天后，刑部主事孙如法上书，支持姜应麟、沈璟、杨廷相，万历同志不厌其烦，下令将其撤职发配。
　　在这场斗争中，明朝大臣们表现出了无畏的战斗精神：不怕降级，不怕撤职，不怕发配。个顶个地扛着炸药包往上冲，前仆后继，人越闹越多，事越闹越大。中央的官不够用了，地方官也上书凑热闹，搞得一塌糊涂，乌烟瘴气。
　　然而事情终究还是办成了，虽然无数人反对，无数人骂仗，郑贵妃还是变成了郑皇贵妃。
　　虽然争得天翻地覆，但该办的事还是办了。万历十四年三月，郑贵妃正式册封。
　　这件事情的成功解决给万历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自己想办的事情，是能够办成的。
　　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
　　然而此后，在册立太子的问题上，万历确实消停了——整整消停了四年多。当然，不闹事，不代表不挨骂。事实上，在这四年里，言官们非常尽责。他们找到了新的突破口——皇帝不上朝，并以此为契机，在雒于仁等模范先锋的带领下，继续奋勇前进。
　　但总体而言，小事不断，大事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依旧。
　　直到这历史性的一天：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
　　解决雒于仁事件后，申时行再次揭开了盖子：
　　“臣等更有一事奏请。”
　　“皇长子今年已经九岁，朝廷内外都认为应册立为太子，希望陛下早日决定。”
　　在万历看来，这件事比雒于仁的酒色财气疏更头疼，于是他接过了申时行刚刚用过的铁锹，接着和稀泥：
　　“这个我自然知道，我没有嫡子（即皇后的儿子），长幼有序。其实郑贵妃也多次让我册立长子，但现在长子年纪还小，身体也弱，等他身体强壮些后，我才放心啊。”
　　这段话说得很有水平，按照语文学来分析，大致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先说自己没有嫡子，是说我只能立长子；然后又讲长幼有序，是说我不会插队，但说来说去，就是不说要立谁；接着又把郑贵妃扯出来，搞此地无银三百两。
　　最后语气一转，得出结论：虽然我只能立长子、不会插队，老婆也没有干涉此事，但考虑到儿子太小，身体太差，暂时还是别立了吧。
　　这招糊弄别人可能还行，对付申时行就有点滑稽了，和了几十年稀泥，哪排得上你小子？
　　于是申先生将计就计，说了这样一句话：
　　“皇长子已经九岁，应该出阁读书了，请陛下早日决定此事。”
　　这似乎是一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但事实绝非如此，因为在明代，皇子出阁读书，就等于承认其为太子，申时行的用意非常明显：既然你不愿意封他为太子，那让他出去读书总可以吧，形式不重要，内容才是关键。
　　万历倒也不笨，他也不说不读书，只是强调人如果天资聪明，不读书也行。申时行马上反驳，说即使人再聪明，如果没有人教导，也是不能成才的。
　　就这样，两位仁兄从继承人问题到教育问题，你来我往，互不相让，闹到最后，万历烦了：
　　“我都知道了，先生你回去吧！”
　　话说到这个份上，也只好回去了，申时行离开了宫殿，向自己家走去。
　　然而当他刚刚踏出宫门的时候，却听到了身后急促的脚步声。
　　申时行转身，看见了一个太监，他带来了皇帝的谕令：
　　“先不要走，我已经叫皇长子来了，先生你见一见吧。”
　　十几年后，当申时行在家撰写回忆录的时候，曾无数次提及这个不可思议的场景以及此后那奇特的一幕，终其一生，他也未能猜透万历的企图。
　　申时行不敢怠慢，即刻回到了宫中，在那里，他看见了万历和他的两个儿子，皇长子朱常洛，以及皇三子朱常洵。
　　但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并非这两个皇子，而是此时万历的表情。没有愤怒，没有狡黠，只有安详与平和。
　　他指着皇长子，对申时行说：
　　“皇长子已经长大了，只是身体还有些弱。”
　　然后他又指着皇三子，说道：
　　“皇三子已经五岁了。”
　　接下来的，是一片沉默。
　　万历平静地看着申时行，一言不发。此时的他，不是一个酒色财气的昏庸之辈，不是一个暴跳如雷的使气之徒。
　　他是一个父亲，一个看着子女不断成长，无比欣慰的父亲。
　　申时行知道机会来了，于是他打破了沉默：
　　“皇长子年纪已经大了，应该出阁读书。”
　　万历的心意似乎仍未改变：
　　“我已经指派内侍教他读书。”
　　事到如今，只好豁出去了：
　　“皇上您在东宫的时候，才六岁，就已经读书了。皇长子此刻读书，已经晚了！”
　　万历的回答并不愤怒却让人哭笑不得：
　　“我五岁就已能读书！”
　　申时行知道，在他的一生中，可能再也找不到一个更好的机会，去劝服万历，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他上前几步，未经许可，便径自走到了皇长子的面前，端详片刻，对万历由衷地说道：
　　“皇长子仪表非凡，必成大器，这是皇上的福分啊，希望陛下能够早定大计，朝廷幸甚！国家幸甚！”
　　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日，在愤怒、沟通、争执后，万历终于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万历微笑地点点头，对申时行说道：
　　“这个我自然知道，其实郑贵妃也劝过我早立长子，以免外人猜疑，我没有嫡子，册立长子是迟早的事情啊。”
　　这句和缓的话，让申时行感到了温暖，儿子出来了，好话也说了，虽然也讲几句什么郑贵妃支持，没有嫡子之类的屁话，但终究是表了态。
　　形势大好，然而接下来，申时行却一言不发，行礼之后便退出了大殿。
　　这正是他绝顶聪明之处，点到即止，见好就收，今天先定调，后面慢慢来。
　　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次和谐的对话，不但史无前例，而且后无来者。“争国本”事件的严重性，将远远超出他的预料，因为决定此事最终走向的，既不是万历，也不会是他。
　　谈话结束后，申时行回到了家中，开始满怀希望地等待万历的圣谕，安排皇长子出阁读书。
　　可是一天天过去了，希望变成了失望。到了月底，他也坐不住了，随即上疏，询问皇长子出阁读书的日期。这意思是说，当初咱俩谈好的事，你得守信用，给个准信。
　　但是万历似乎突然失忆，啥反应都没有，申时行等了几天，一句话都没有等到。
　　既然如此，那就另出新招，几天后，内阁大学士王锡爵上书：
　　“陛下，其实我们不求您立刻册立太子，只是现在皇长子九岁，皇三子已五岁，应该出阁读书。”
　　不说立太子，只说要读书，而且还把皇三子一起拉上，由此而见，王锡爵也是个老狐狸。
　　万历那边却似乎是人死绝了，一点消息也没有，王锡爵等了两个月，石沉大海。
　　到了四月，包括申时行在内，大家都忍无可忍了，内阁四名大学士联名上疏，要求册立太子。
　　尝到甜头的万历故伎重演：无论你们说什么，我都不理，我是皇帝，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但他实在低估了手下的这帮老油条，对付油盐不进的人，他们一向都是有办法的。
　　几天后，万历同时收到了四份奏疏，分别是申时行、王锡爵、许国、王家屏四位内阁大学士的辞职报告。理由多种多样，有说身体不好，有说事务繁忙，难以继任的，反正一句话，不干了。
　　自万历退居二线以来，国家事务基本全靠内阁，内阁一共就四个人，要是都走了，万历就得累死。
　　没办法，皇帝大人只好现身，找内阁的几位同志谈判，好说歹说，就差求饶了，并且当场表态，会在近期解决这一问题。
　　内阁的几位大人总算给了点面子，一番交头接耳之后，上报皇帝：病的还是病，忙的还是忙，但考虑到工作需要，王家屏大学士愿意顾全大局，继续干活。
　　万历窃喜。
　　因为这位兄弟的策略，叫拖一天是一天。拖到这帮老家伙都退了，皇三子也大了，到时木已成舟，不同意也得同意。这次内阁算是上当了。
　　然而上当的人，只有他。
　　因为他从未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留下来的，偏偏是王家屏呢？
　　王家屏，山西大同人，隆庆二年进士。简单地说，这是个不上道的人。
　　王家屏的科举成绩很好，被选为庶吉士，还编过《世宗实录》，应该说是很有前途的，可一直以来，他都没啥进步。原因很简单，高拱当政的时候，他曾上书弹劾高拱的亲戚，高首辅派人找他谈话，让他给点面子，他说，不行。
　　张居正当政的时候，他搞非暴力不合作。照常上班，就是不靠拢上级，张居正刚病倒的时候，许多人都去祈福，表示忠心，，有人拉他一起去，他说，不去。
　　张居正死了，万历十二年，他进入内阁，成为大学士。此时的内阁，已经有了申时行、王锡爵、许国三个人，他排第四。按规矩，这位甩尾巴的新人应该老实点，可他偏偏是个异类，每次内阁讨论问题，即使大家都同意，他觉得不对，就反对。即使大家都反对，他觉得对，就同意。
　　他就这么在内阁里硬挺了六年，谁见了都怕，申时行拿他也没办法。更有甚者，写辞职信时，别人的理由都是身体有病，工作太忙，他却别出一格，说是天下大旱，作为内阁成员，负有责任，应该辞职（久旱乞罢）。
　　把他留下来，就是折腾万历的。
　　几天后，礼部尚书于慎行上书，催促皇帝册立太子，语言比较激烈。万历也比较生气，罚了他三个月工资。
　　事情的发生，应该还算正常，不正常的，是事情的结局。
　　换在以往，申时行已经开始挥舞铁锹和稀泥了，先安慰皇帝，再安抚大臣，最后你好我好大家好，收工。
　　相比而言，王家屏要轻松得多，因为他只有一个意见——支持于慎行。
　　工资还没扣，他就即刻上书，为于慎行辩解，说了一大通道理，把万历同志的脾气活活顶了回去。但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一次，万历没有发火。
　　因为他发不了火，事情很清楚，内阁四个人，走了三个，留下来的这个，还是个二杆子，明摆着是要为难自己。而且这位坚持战斗的王大人还说不得，再闹腾一次，没准就走人了，到时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可是光忍还不够，言官大臣赤膊上阵，内阁打黑枪，明里暗里都来，比逼宫还狠，不给个说法，是熬不过去了。
　　几天后，一个太监找到了王家屏，向他传达了皇帝的谕令：
　　“册立太子的事情，我准备明年办，不要再烦（扰）我了。”
　　王家屏顿时喜出望外，然而，这句话还没有讲完：
　　“如果还有人敢就此事上书，就到十五岁再说！”
　　朱常洛是万历十年出生的，万历发出谕令的时间是万历十八年，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再敢闹腾，这事就六年后再办！
　　虽然不是无条件投降，但终究还是有了个说法，经过长达五年的斗争，大臣们胜利了——至少他们自己这样认为。
　　事情解决了，王家屏兴奋了，兴奋之余，就干了一件事。
　　他把皇帝的这道谕令告诉了礼部，而第一个获知消息的人，正是礼部尚书于慎行。
　　于慎行欣喜若狂，当即上书告诉皇帝：
　　“此事我刚刚知道，已经通报给朝廷众官员，要求他们耐心等候。”
　　万历气得差点吐了白沫。
　　因为万历给王家屏的，并不是正规的圣旨，而是托太监传达的口谕，看上去似乎没区别，但事实上，这是一个有深刻政治用意的举动。
　　其实在古代，君无戏言这句话基本是胡扯，皇帝也是人，时不时编个瞎话，吹吹牛，也很正常，真正说了就要办的，只有圣旨。白纸黑字写在上面，糊弄不过去。所以万历才派太监给王家屏传话，而他的用意很简单：这件事情我心里有谱，但现在还不能办，先跟你通个气，以后遇事别跟我对着干，咱们慢慢来。
　　皇帝大人原本以为，王大学士好歹在朝廷混了几十年，这点觉悟应该还有，可没想到，这位一根筋的仁兄竟然把事情捅了出去，密谈变成了公告，被逼上梁山了。
　　他当即派出太监，前去内阁质问王家屏，却得到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答案。
　　王家屏是这样辩解的：
　　“册立太子是大事，之前许多大臣都曾因上疏被罚，我一个人定不了，又被许多大臣误会，只好把陛下的旨意传达出去，以消除大家的疑虑（以释众惑）。”
　　这番话的真正意思大致是这样的：我并非不知道你的用意，但现在我的压力也很大，许多人都在骂我，我也没办法，只好把陛下拉出来背黑锅了。
　　虽然不上道，也是个老狐狸。
　　既然如此，就只好将错就错了，几天后，万历正式下发圣旨：
　　“关于册立皇长子为太子的事情，我已经定了，说话算数（诚待天下），等长子到了十岁，我自然会下旨，到时册立出阁读书之类的事情一并解决，就不麻烦你们再催了。”
　　长子十岁，是万历十九年，也就是下一年，皇帝的意思很明确，我已经同意册立长子，你们也不用绕弯子，搞什么出阁读书之类的把戏，让老子清净一年，明年就立了！
　　这下大家都高兴了，内阁的几位仁兄境况也突然大为改观，有病的病好了，忙的也不忙了，除王锡爵（母亲有病，回家去了，真的）外，大家都回来了。
　　剩下来的，就是等了。一晃就到了万历二十年，春节过了，春天过了，都快要开西瓜了，万历那里一点消息都没有。
　　泱泱大国，以诚信为本，这就没意思了。
　　可是万历二十年毕竟还没过，之前已经约好，要是贸然上书催他，万一被认定毁约，推迟册立，违反合同的责任谁都负担不起，而且皇上到底是皇上，你上疏说他耍赖，似乎也不太妥当。
　　一些脑子活的言官大臣就开始琢磨，既要敲打皇帝，又不能留把柄，想来想去，终于找到了一个完美的替代目标——申时行。
　　没办法，申大人，谁让你是首辅呢？也只好让你去扛了。
　　很快，一封名为《论辅臣科臣疏》的奏疏送到了内阁，其主要内容，是弹劾申时行专权跋扈，压制言官，使得正确意见得不到执行。
　　可怜，申首辅一辈子和稀泥，东挖砖西补墙，累得半死，临了还要被人玩一把，此文言辞尖锐，指东打西，指桑骂槐，可谓是政治文本的典范。
　　文章作者，是南京礼部主事汤显祖，除此文外，他还写过另一部更有名的著作——牡丹亭。
　　【汤显祖】
　　汤显祖，字义仍，江西临川人，上书这一年，他四十二岁，官居六品。
　　虽说四十多岁才混到六品，实在不算起眼。但此人绝非等闲之辈，早在三十年前，汤先生已天下闻名。
　　十三岁的时候，汤显祖就加入了泰州学派（也没个年龄限制），成为了王学的门人，跟着那帮“异端”四处闹腾，开始出名。
　　二十一岁，他考中举人。七年后，到京城参加会试，运气不好，遇见了张居正。
　　之所以说运气不好，并非张居正讨厌他，恰恰相反，张首辅很赏识他，还让自己的儿子去和他交朋友。
　　这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可问题在于，汤先生异端中毒太深，瞧不起张居正，摆了谱，表示拒不交友。
　　他既然敢跟张首辅摆谱，张首辅自然要摆他一道，考试落榜也是免不了的。三年后，他再次上京赶考，张首辅锲而不舍，还是要儿子和他交朋友，算是不计前嫌。但汤先生依然不给面子，再次摆谱。首辅大人自然再摆他一道，又一次落榜。
　　但汤先生不但有骨气，还有毅力，三年后再次赶考，这一次张首辅没有再阻拦他（死了），终于成功上榜。
　　由于之前两次跟张居正硬扛，汤先生此时的名声已经是如日中天。当朝的大人物张四维、申时行等人都想拉他，可汤先生死活不搭理人家。
　　不搭理就有不搭理的去处，名声大噪的汤显祖被派到了南京，几番折腾，才到礼部混了个主事。
　　南京本来就没事干，南京的礼部更是闲得出奇，这反倒便宜了汤先生。闲暇之余开始写戏，并且颇有建树，日子过得还算不错，直到万历十九年的这封上疏。
　　很明显，汤先生的政治高度比不上艺术高度，奏疏刚送上去，申时行还没说什么，万历就动手了。
　　对于这种杀鸡儆猴的把戏，皇帝大人一向比较警觉（他也常用这招），立马做出了反应，把汤显祖发配到边远地区（广东徐闻）去当典史。
　　这是一次极其致命的打击，从此汤先生再也没能翻过身来。
　　万历这辈子罢过很多人的官，但这一次，是最为成功的。因为他只罢掉了一个六品主事，却换回一个明代最伟大的戏曲家，赚大发了。
　　二十八岁落榜后，汤显祖开始写戏。三十岁的时候，写出了《紫箫记》；三十八岁，写出了《紫钗记》。四十二岁被赶到广东，七年后京察，又被狠狠地折腾了一回，索性回了老家。
　　来回倒腾几十年，一无所获。在极度苦闷之中，四十九岁的汤显祖回顾了自己戏剧化的一生，用悲凉而美艳的辞藻写下了他所有的梦想和追求，是为《还魂记》，后人又称《牡丹亭》。
　　牡丹亭，全剧共十五出，描述了一个死而复生的爱情故事，（情节比较复杂，有兴趣自己去翻翻）。此剧音律流畅，词曲优美，轰动一时，时人传诵：牡丹一出，西厢（《西厢记》）失色。此后传唱天下百余年，堪与之媲美者，唯有孔尚任之《桃花扇》。
　　为官不济，为文不朽，是以无憾。
　　〖史赞：二百年来，一人而已。〗
　　总的说来，汤显祖的运气是不错的，因为更麻烦的事，他还没赶上。
　　汤先生上书两月之后，福建佥事李琯就开炮了，目标还是申时行。不过这次更狠，用词狠毒不说，还上升到政治高度，一条条列下来，弹劾申时行十大罪，转瞬之间，申先生就成了天字第一号大恶人。
　　万历也不客气，再度发威，撤了李琯的职。
　　命令一下，申时行却并不高兴，反而唉声叹气，忧心忡忡。
　　因为到目前为止，虽然你一刀我一棍打个不停，但都是摸黑放枪，谁也不挑明。万历的合同也还有效，拖到年尾，皇帝赖账就是理亏，到时再争，也是十拿九稳。
　　可万一下面这帮愤中愤老忍不住，玩命精神爆发，和皇帝公开死磕，事情就难办了。
　　俗语云：怕什么，就来什么。
　　工部主事张有德终于忍不住了，他愤然上书，要求皇帝早日册立太子。
　　等的就是你。
　　万历随即做出反应，先罚了张有德的工资，鉴于张有德撕毁合同，册立太子的事情推后一年办理。
　　这算是正中下怀，本来就不大想立，眼看合同到期，正为难呢，来这么个冤大头，不用白不用。册立的事情也就能堂而皇之地往后拖了。
　　事实上，这是他的幻想。
　　因为在大臣们看来，这合同本来就不合理，忍气吞声大半年，那是给皇帝面子，早就一肚子苦水怨气没处泻，你敢蹦出来，那好，咱们就来真格的！
　　当然，万历也算是老运动员了。对此他早有准备，无非是来一群大臣瞎咋呼，先不理，闹得厉害再出来说几句话，把事情熬过去，完事。
　　形势的发展和他的预料大致相同，张有德走人后，他的领导，工部尚书曾同亨就上书了，要求皇帝早日册立太子。
　　万历对此嗤之以鼻，他很清楚，这不过是个打头的，大部队在后。下面的程序他都能背出来，吵吵嚷嚷，草草收场，实在毫无新鲜可言。
　　然而当下一封奏疏送上来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错了。
　　这封奏疏的署名人并不多，只有三个，分别是申时行、许国、王家屏。
　　但对万历而言，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因为之前无论群臣多么反对，内阁都是支持他的。即使以辞职回家相威胁，也从未公开与他为敌，是他的最后一道屏障，现在竟然公开站出来和他对着干，此例一开，后果不堪设想。
　　特别是申时行，虽说身在内阁，时不时也说两句，但那都是做给人看的。平日里忙着和稀泥，帮着调节矛盾，是名副其实的卧底兼间谍。
　　可这次，申时行连个消息都没透，就打了个措手不及，实在太不够意思，于是万历私下派出了太监，斥责申时行。
　　一问，把申时行也问糊涂了，因为这事他压根就不知道！
　　事情是这样的，这封奏疏是许国写的，写好后让王家屏署名，王兄自然不客气，提笔就签了名，而申时行的底细他俩都清楚，这个老滑头死也不会签，于是许大人胆一壮，代申首辅签了名，拖下了水。
　　事已至此，申大人只能一脸无辜的表白：
　　“名字是别人代签的，我事先真不知道。”
　　事情解释了，太监也回去了，可申先生却开始琢磨了：万一太监传达不对怎么办？万一皇帝不信怎么办？万一皇帝再激动一次，把事情搞砸怎么办？
　　想来想去，他终于决定，写一封密信。
　　这封密信的内容大致是说，我确实不知道上奏的事情，这事情皇上你不要急，自己拿主意就行。
　　客观地讲，申时行之所以说这句话，倒不一定是耍两面派，因为他很清楚皇帝的性格：
　　像万历这号人，属于死要面子活受罪，打死也不认错的。看上去非常随和，实际上极其固执，和他硬干，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所以申时行的打算，是先稳住皇帝，再慢慢来。
　　事实确如所料，万历收到奏疏后，十分高兴，当即回复：
　　“你的心意我已知道，册立的事情我已有旨意，你安心在家调养就是了。”
　　申时行总算松了口气，事情终于糊弄过去了。
　　但他做梦也想不到，他长达十年的和稀泥生涯，将就此结束——因为那封密信。
　　申时行的这封密信，属于机密公文，按常理，除了皇帝，别人是看不见的。
　　可是在几天后的一次例行公文处理中，万历将批好的文件转交内阁，结果不留神，把这封密信也放了进去。
　　这就好比拍好了照片存电脑，又把电脑拿出去给人修，是个要命的事。
　　文件转到内阁，这里是申时行的地盘，按说事情还能挽回。可问题在于申大人为避风头，当时还在请病假，负责工作的许国也没留意，顺手就转给了礼部。
　　最后，它落在了礼部给事中罗大纮的手里。
　　罗大纮，江西吉水人。关于这个人，只用一句就能概括：一个称职的言官。
　　看到申时行的密信后，罗大纮非常愤怒，因为除了耍两面派外，申时行在文中还写了这样一句话：惟亲断亲裁，勿因小臣妨大典。
　　这句话说白了，就是你自己说了算，不要理会那些小臣。
　　我们是小臣，你是大臣？！
　　此时申时行已经发现了密信外泄，他十分紧张，立刻找到了罗大纮的领导，礼部科给事中胡汝宁，让他去找罗大纮谈判。
　　可惜罗大纮先生不吃这一套，写了封奏疏，把这事给捅了出去，痛骂申时行两面派。
　　好戏就此开场，言官们义愤填膺。吏部给事中钟羽正、候先春随即上书，痛斥申时行，中书黄正宾等人也跟着凑热闹，骂申时行老滑头。
　　眼看申首辅吃亏，万历当即出手，把罗大纮赶回家当了老百姓，还罚了上书言官的工资。
　　但事情闹到这个份上，已经无法收拾了。
　　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的申时行，终究在阴沟里翻了船。自万历十年以来，他忍辱负重，上下协调，独撑大局，打落门牙往肚里吞，至今已整整十年。
　　现在，他再也支撑不下去了。
　　万历十九年（1591）九月，申时行正式提出辞职，最终得到批准，回乡隐退。
　　大乱就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