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我是你今天最后一个访者吗？
　　我得告诉你这件事了，它是我父亲、贺叔叔、我、我母亲，我们生活中标着最醒目记号的事。就是那个耳光。我或许已经提到过，或许没有。
　　我印象中，我父亲和贺叔叔是谁也离不开谁的朋友。离不开是他们友情的根本。比“好”、“亲密”要深沉得多，类似生物概念的相互寄生。从达尔文进化论派的心理学观点来看，人和一切生物间的依存关系，是相互的开发利用，相互投资，一切生命间被视为价值的，是可开发可投资的潜能。友情和爱情，都是以开发和投资为主导的。
　　你们都知道中国内地1966年到1976年发生了什么，“文化大革命”。前面要加上“史无前例”、“无产阶级”。没有目睹的人想象它是个巨型卡通片，亿万人的动作、行走、挥拳头都特征化得成了卡通，滑稽的快，缺乏来由和逻辑。
　　既然你们大致了解“文革”中的中国人干了些什么，我就不多介绍。只摘取那十年中的一两个细部，给你看——是个傍晚，很好的一个傍晚。初夏的风哆嗦着白杨叶片。批斗会的标语从一棵杨树牵到另一棵杨树上，组成一个牌楼状。贺一骑三个字被缚在红色歪斜的十字架上。场景就是这样。
　　指控太多了。其中之一是“反动作家”。
　　批判会场是木板搭成的临时舞台，没人可斗时它也不荒着，十五六岁或五六十岁的红卫兵在上面唱歌、跳舞。
　　这样一个舞台。这样高高架在“艺术家协会”红砖大楼的门口。贺叔叔胸前垂吊着有他名字的木牌，长久地鞠躬。被他领导过的艺术家们一个个上台去，朗读讲稿，不断伸出食指，指向舞台中央的贺叔叔。贺叔叔仍是他几年前在朗诵会上的那身海军蓝，纽扣丢了两颗，前襟被鼻子流出的血涂黑一片。干净笔直的头路没了。
　　一半留发，一半剃秃。外形不美，心理上十倍的不美。
　　我也是一名观众。常常是观众。看歌舞，看演说，看人兑换毛主席像章。飞机制造厂停工，有足够的铝去铸像章，越铸越大，大得可以做一面盾牌。我现在看着贺叔叔仅剩的头发被人扯住，面容被扯成了一个陌生者，他忽然看见了观众中的十五岁少女。是我。他不知道这少女该不该来观看。他还想对她笑一下，表示他并不和人们一般见识，不那么大不了。他没能做到，给我看到的是那满腹委屈满心屈辱。他没看见我爸爸，右手深插在外套口袋里。那只手捏着兜里掖藏的几页批判稿，像当年贺叔叔的手抚摸着我爸爸替他写的小说，横竖拔不出来。不少作家都“造反”了，花白头发，肚子微腆，臂上套着红卫兵袖章。他们爬上舞台，如京剧中老生那样抖抖的指头将贺一骑数落着。
　　许多崇拜贺一骑的读者们特地赶来，从远郊来的人自行车上蒙一层厚尘如出土文物。崇拜者们聆听一个个默默无闻的作家念批判稿。贺一骑也好，作家们也好，从此都卸了妆。如此地当着大庭广众，在舞台上隆重地一点一点地卸妆。
　　我爸爸和所有造了反的作家、美术家、音乐家站在一堆，也戴红袖章，却不好好地戴到位置上，让它耷拉到袖管口。我讲过我爸爸一向的装束：料子是祖母遗留的，设计是他自己的，总是与他存在的时间、空间有一点差错。已经不伦不类，再加一个位置不对的造反派红袖章。他既不愿意放弃个性建树，印象的制造，又企图同化于集体。我爸爸，看看他那副样子，面色苍白，神经质地眨着眼。
　　崇拜者们听懂了一件事：每个人控诉的内容，都包含这个事实，贺一骑从来没在稿纸上连续爬过四十分钟。除了《紫槐》，他从来没有动笔写过任何作品。他们说，贺一骑，你奴役别人；你从一开始就相上了一个软弱而有天资的人，让他替你写了八十九万字！
　　我爸爸的脸突然红得可怕。他出了人群，上了舞台。右手还那样，深插在外套口袋里，像贺叔叔一样，按在随时会响的武器上。我看着这张酒醉似的红脸，有这么一张脸必定要出事了。我想走开，不想知道将会出什么事。我见我爸爸踏上木阶梯，根本没感觉到自己踩空一步。他步伐的连贯性和手脚的协调性都出现了梗阻与变态。笨拙而难堪，加上袖口上完全不合宜的红袖章，我父亲那么严肃冷峻地在开大家一个玩笑。他走到贺叔叔旁边。
　　走得太近了，好像要劫法场。他的右手有拔出批判稿的动势。也许他写得不那么恶意十足，写得生动些、有趣些，不只是充满不得志者的正义和倒算。可是太近了，离贺叔叔微微发胖的身躯已不到一步。
　　贺叔叔这才意识到谁来了。他向爸爸转过脸。有几个月了，他们彼此分离，此情此景的相见，他有点战乱中相逢的悲喜交集。就在他与爸爸照面的刹那，我爸爸的右手拔出来了，竟是空的。那只手从口袋的底部出发，从它自己也不能预估的暗地发动，它渐渐成形了一个动作，一个被叫作“掴耳光”的动作。我爸爸、贺叔叔以及所有的人同时明白这个动作的意义。在它的酿成和发生之前，我爸爸和贺叔叔以及台下上千人一样不知何所期。那耳光之脆，之狠，之漂亮。
　　因为这只手出发前的目的地并不明确，在完成旅程后，它顿时惊觉地回顾。我爸爸的整个意识开始回顾。
　　他从来没有打过人。恨暴力，恨人与人、动物与动物肉体间的暴烈接触。认为没有比它更低级的交流。
　　没有，人们一时静静地，反应断在那儿。
　　贺叔叔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中头偏了一下。像是看着那一巴掌打在别的人或别的物体上。过了一会儿他才逐渐弄清，被打的客体正是他自己。又过一会儿，他才抬手去摸被掴的那块面颊。他不是因为被掴痛，被掴出火灼般五根指痕而去摸。摸，是想摸出逻辑、头绪来。他想摸摸看，是否真有一个耳掴子存留在那里；不管他会不会忘却和原谅，它都永远存留在那里。不摸，他绝对不相信它会从他最信赖最不可分离的朋友那儿来。
　　到现在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贺叔叔那双眼睛，那里面有一点点天真，来自自信的天真。它们就那样看着我爸爸，像是说：你怎么了？
　　耳光还在初夏黄昏的空气中一圈圈地扩散，在一千多人的鼓膜上一波一波地荡开，贺叔叔就那样看着我爸爸：你到底怎么了？
　　我得承认，贺叔叔眼睛里的其余成分都是不天真的，是精明、成熟、对权术的通晓。是双厉害的眼睛，表面上有着农民温暖的笑意。它们正是看透了人的弱点而能做他们的领导，发挥他们的长处，最好地开发他们的长处。看出袒护和娇惯人的短处是开发他们长处的始点。因此，它们宽厚地审视人们的短处，给予悦然的默许。
　　贺叔叔摸了一下脸颊：没有口角流血那种电影镜头，只是微细地泛起一层耻辱。
　　现在来看看我爸爸这只手。文弱、细长，一向是我妈妈替它们剪指甲，许久前，那中指内侧出现一条浅槽，笔杆压出的槽。渐渐，槽的形状定了下来，变成一个永固的曲扭。当我爸爸在八寸厚的稿纸最下层写上“终稿于一九六三年二月”这行字时，他的右手和左手已很不同了，似乎大一些，梗起暴突的灰蓝血管，显得那样易感易怒。
　　四年。
　　我爸爸隐身在两个书架形成的隔离中，一趴四年。我妈妈没有进去为他擦过桌子，因为桌面太小，铺了稿纸和贺叔叔的笔记，就没什么面积可落尘土了。一盏十二瓦的日光灯管日夜都亮，爸就那样趴在乱哄哄的小桌上。有时桌上太满，他就把烟缸和茶杯放在地上。十二瓦的日光灯让你看清他写下的每个字，但每看清一个字你的瞳人都是一个抽搐。他在那隔绝中干咳、冒烟、吱吱地扭椅子，有时一个字也写不出，只写出一地纸团子。有时他不出来吃饭，不出来倒烟缸，茶干了他就把茶叶全嚼掉也不出来添水。最后出来了，脸色和十二瓦日光灯一模一样。告诉妈妈他写了有多精彩的三行，这样的文字写下去会了不得。他在这个时候顶天立地，灰白着面孔在家具丛中高视阔步。像个聋子一样嗓门特别大，根本不听别人说什么。眼睛空空的，是古希腊时期庙宇雕塑的王者的眼睛，空缺的眸子成了那种宇宙式的目光。
　　这个时刻他什么都不计较。我可以多要几角钱去游泳或买冰食，妈妈可以乘机搜查他的信件，看看是否有女人笔迹。这个时刻，之于爸爸，生和死都是小事。
　　这样的四年。完成了。八十九万字。厚重的三大卷。封面给你壮阔的感觉，的确是时代之作，深红底色，如静脉之血，书名是《金色狂草》。再就是贺一骑三个字，黑色，方正重大。不愧是名设计家，爸爸说。他以那只血管暴突略略曲扭的右手抚在深红、金色、黑色上面。像农夫抚着自己的土地，田野和禾木。一个已把土地割让、出售了的农夫。
　　还像没有做母亲名分的女人把私生子一遍遍摸着。
　　贺叔叔没有注意到我爸爸那种内在的抖颤。他说起书引起的种种重大反应。他没有看出我爸爸的心情，那种寡妇把不可正名的婴孩永远寄托于人的心情。也许他看出了，却只能由它去。
　　贺叔叔是在吃了一耳光之后才明白，那四年如何在我爸爸的生命中被勾销了。
　　我们还回到这个粗糙的舞台上——风刮着两侧高高的毛笔形的白杨树，之间的白纸标语刺啦啦作响。
　　我爸爸的右手正在那记耳掴子的归途上，五个指尖为余震所麻木。贺叔叔的左手伸向脸颊，去核实。我爸爸看着贺叔叔的眼睛，那么创伤的目光，像是一个人在全力迎击扑面而来的枪弹时突然从侧面或后面中弹，子弹发自如此近的一个枪口，枪后面是他自认为已永远结盟的人。贺叔叔的眼睛一刻也不离开我爸爸，要双方一同确认那证据。我爸爸突然明白他再也收不回那只打贺叔叔的右手，再也无法使手指的震荡平息。他永远别想把耳光从这只手上洗去了。
　　他没有发一言，批判稿白白待在他外套兜里，白白浸了他的手汗，他打完这记耳光，完全迷失了行为的方向，完全被贺叔叔那伤透心的一瞥目光弄得智商降到零点，根本没有听见不少人为他这个耳光鼓掌。人们把它看成奴隶起义。我爸爸，一个反戈的英雄。
　　我爸爸也没有看见台下更多的人由意外转为鄙夷的目光。那些人开始同情受如此之叛卖的贺一骑。我爸爸两眼昏黑，什么也无法看见。他为自己身心内突然蹦出这么个不属于自己的行为而茫茫然，台下上千张脸，台上白纸黑字的巨型条幅，斜阳沐浴的红砖楼房上鳞甲般的一层层大字报，一层层背叛和起义，一层层人寰颠倒更迭，都在他眼前成了水底景物，变形、蠕动，柔和地将彼此色彩形态渗成一体。
　　是的，我爸爸眼里涌起泪水。
　　为自己四年中消散的年华，和蜷伏的自尊。为他那份报答：他和他的妻他的女儿原本也不配享有那四年的风调雨顺，只是因为一份格外的恩宠和袒护。他还为自己突然从背后向朋友开枪，为自己人格中突然显露的卑鄙，我爸爸为这所有的颠来倒去而痛苦得噙满两眼的泪。
　　他没有看见我的面孔也在那上千张面孔中。路两头的交通彻底堵塞，卡车已被人占领而变成瞭望台。他眼睛的焦点定在楼前那个永远也不完整的巨大塑像上。塑像这时分是浅红的，全都浸泡在沉淀的夕阳里，那样巍峨而混沌，潜存着成为各种人形的可能性。那庞大的朦胧是个尚未定型的巨型胎儿。巨型的怪胎。
　　爸爸的目光终点是王琛白要以毕生去使之成形的塑像。但我肯定他没有看见它。他急于走出这里、这个现实，去拭掉泪水。太窘人了。那么凛然的叛变之后竟流出泪水。
　　贺叔叔站立在简陋的舞台上，看我爸爸如何收场，下台。他目送他的背影。目送一只风筝从自己手中的线轴上挣脱了，就要飘走。他的右颊上留着爸爸的五根指痕，任所有人参观：他成了落井人、落水狗。目送爸爸向后甩起的外套两襟，看着他长年伏案而形成的驼背，以及他自以为挺起胸实际只不过耸着的瘦削的肩膀。贺叔叔看着我爸爸越走越远，如同古道上看着一个一去不复返的友人。
　　他是伤感为主，还有失望和侮辱。我爸爸，他以为是他一辈子的朋友。
　　我本来已打算随我爸爸一块儿离开，可我突然感到我不能与他为伍。他可以在任何场合给贺叔叔耳光，那将只是脾性上的过失而不是人格的败笔。他完全可以在贺一骑春风满面捧着刚出版仍带墨腥的长篇小说来我家时，在贺叔叔将一张定期存款单暧昧地夹在书中来结清我爸爸的四年心血时，打出那记耳光。他还可以在贺一骑不断把他召到食堂的屏风后面，工头一般对他的写作蹙眉或欣悦时，掴他一记。甚至于，在贺书记提着十斤白米、两根猪大肠来救济大饥荒中微微浮肿的我们一家三口时，给他一下子。总之，我爸爸可以打出这一巴掌的机会很多，他一个又一个地错过了。失去的机会使他越来越窝囊，越来越弄不清他与贺叔叔的这场友情是什么东西。弄成这么个局面，谁也无力收拾了。
　　是的，羞耻感。
　　我爸爸的行为让我无地自容。完全是低能动物的虚张声势，趁着强大者的伤残和绝境，突然扑上去，可怜和丑陋。贺叔叔本来不应该那样强大，却被我爸爸那卑小的一举反衬出伟大来。
　　我爸爸从他十五岁的女儿身边走过去。他的女儿给他让路，觉得她得离这卑劣的血缘远些。你看，十五岁的少女是唯一见证了舞台上舞台下的一切的人。她是唯一将自己的良知平均分成两半的人：一半给她的父亲，为他那窝囊了几辈子终于爆发的造反；一半给她的贺叔叔，痛心他付出去的信赖和友爱。
　　你说对了。
　　我同情贺叔叔。在我爸爸落荒的背影被巨型怪胎的雕像遮掉后，我对贺叔叔的同情占满了对父亲的怜惜，任何人都不该被叛卖得这样惨，不该承受这样形式的反目。贺叔叔的发梢忽然一层灰白，面容也一层老态。留在他左颊上的，是我父亲丑陋的手印。
　　真对不起，我忘了时间！
　　这是你要的清单——所有在我脑际闪过的想法。只可能是一部分，因为许多时候我无法中断正在做的事情，比方讲课，交谈（有时我会边谈边潦草地记一两笔，之后再规整），晨跑。
　　过分乱，只能是由我念给你听，如果愿意你可以手记。
　　准备好了？
　　他（舒茨）瘦了，要想个办法避免和他单独碰头。
　　我爸爸上封信是什么时候来的？我得尽快回去看他。彻底回去，不回来了呢？（这个想法很令我温暖。）
　　我怎么敢说这些？说英语反正是不知深浅的。
　　其实在当时我并不反感你和我做爱。别用这种腔调。我可以告你性骚扰，因为你是我的上司。撕毁的那封推荐信，我该把它保存下来。
　　贺叔叔摔了一跤。和他告别的时候，他舌头有些大。
　　没有后代？没有后代会是什么后果？是不是找个人，做出个后代来？太晚了。电视上那个女人四十八岁生了头胎。原来这些焦灼是没有孩子引起的。先有个自己的孩子，再去找人结婚，找这个老头吗？随便。原始部落的男人往往在与一个女人结婚之前把她同前夫生养的崽子都杀掉。从他们到你（舒茨），男性必须掩饰的太多了。
　　宋峻怎么会变得那么贫嘴呢？和我恋爱的时候他多不爱开口啊。同他的婚姻还是不错的，离婚竟然发生了，他看电视，我打毛线。他去踢足球，我去球场硬叫他回来吃饭。还是快乐的，我们坏在了哪里？没有信仰，我和他都对婚姻没有信仰。这个婚姻无益处，也无害处。起码宋峻不肉麻。怎么就结束得那么漂亮！
　　宋峻宋峻宋峻。
　　一年零九个月没有一个字来过。和新婚的妻子，又要过成他和我了。
　　我天性上的弱点啊。
　　警惕我爸爸的毛病。
　　活下去又有什么不同？
　　糟粕怎么办？由谁来打扫清理？到八十岁再死就免去别人处理你这摊糟粕了吗？那时候他们处理起来怨气会小些。现在是你在制造糟粕，那时你被制造成了糟粕。在我没有想好处理方式之前，我不去找死。
　　我的心理医生说：急什么？反正你总可以晚一点杀自己。先试试，不行再自杀也不晚。
　　他这句话倒是让我“退后一步，海阔天空”，让我有恃无恐。
　　要打个电话给他，把我的秘密告诉他吗？现在？现在。最好碰上留言机。算了。可以写给他。别留下字据。看他的关切会不会深下去。
　　他猝不及防地问我：你说你从十一岁到十二岁发生了很大变化，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你能记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吗？他像个私家侦探，已抓住了疑点。我撒了谎，我以后会更正。
　　我同我的心理医生说的，有多大比例的谎言？尽量别撒谎，否则不是把诊费白花了？
　　这股味道是什么？是番茄鸡罐头？真的会闻到意念中的气味，记忆和嗅觉，谁储存了谁？
　　贺叔叔我这生是忘不掉了。
　　其实不常想到他。英文把他抹杀了。他和中文的我连着。在底层，没有语言的深部。
　　没有太多的人能承受我的恨。恨是伟大的感情，谁配我的恨？必须是伟大的人。绝大多数人不配你的恨。
　　贺叔叔的五官，给灯光概略了，像一张潍坊剪纸。眼梢、眉梢、嘴角，都是吉庆。抱着刚出版的三大部头小说兴冲冲地来了。爸爸和他都喝了酒，从高兴喝到沉闷，两人都不知怎么了。妈妈夺下爸爸最后半盅酒，贺叔叔失手打翻自己的酒，两人闷闷地散了伙。我爸爸在贺叔叔走后翻开书，手指殷切却又不让我们看出殷切。果然看到书页深处夹了张定期存款单，上面是爸爸的名字。料定会被螫痛，忍不住还是要去碰，果然给螫了。我从来不知它的数目，爸爸不可能给我看见。它是用来收买我，还是我爸爸？
　　乞妇的儿子，把乞与施变成了人世间的第一对关系。
　　我发现自己坐在带壁炉的餐馆，对面坐着穿着质地优良的纯棉高领衫的舒茨教授。桌面上摊着四张纸：他为我写的推荐信。电脑印刷机把一切复原如初，印出崭新的四页。原来他可以一次次撕碎它，同时使其再生。顽强的自我复制，更替和繁殖，一点痕迹也不见。存款单上的数额我永远不可能知道。不管它大还是小，都是奇辱。
　　他脸上亮起一个微笑。
　　我说：谢谢你。
　　他说：你说什么？
　　我原来说的是中文。
　　我没有足够的体力说英文。英文必须是那个年轻力壮的我说的。我讲中文是退休，是退化，是我向孩提期的退化，如同成年人吮呷棒棒糖，挖鼻孔，以此类行为来减缓作为成年人的压力，我没有体力做成年人。我的力气只够好好把这餐饭吃完。
　　别逼我讲英文，你要面对一个成年人的。年轻气盛，操着正值十八岁青春的语言，依仗不知天高地厚的率真。你得面对他。
　　让我退化。既然统治欲、占有欲、竞争欲，几乎所有对人类历史进展发生影响的欲望都是朝着孩提期退化，如同啃手指、呷棒糖、挖鼻孔，是成熟向幼稚的心理退化，请让我也退化。让我讲中文。你不必全听懂。不是谁都不企图去懂婴孩无字的表达？
　　发怒也是退化。我发现自己在发怒。
　　你怎么不对我吼回来？我得不到正当反应。舒茨不参与进来。我一个人打球，那边不接。我说他利用职位欺辱女性他还不接。
　　发怒就像泻便，憋得绝望时出现了个厕所，就着茅坑长舒一口气敞开自己。怒得厉害，就便感强烈，带着腹痛、压迫、肠子乱拱，因此也越发刺激、痛快。但假如发怒的对象不给你强烈的对抗，排泄只是温和的，不遇任何阻力和抵抗的，均匀地进行；整个肌体不被那种反作用力震撼得冷噤连串，发怒的快感等于零。
　　他说了“不管怎样我是爱你的”这句话吗？
　　我用我孩提期的语言说他占我便宜；就这点权力，你还想怎样。
　　占便宜也是心理退化的症状之一。如同侵略性一样，如同相互弑杀，白日梦，食之过量，手淫，都是由成熟向幼稚，由成年向孩提的退化。
　　一个人有些不甘心。他离开已有一个小时了！
　　记忆像潮水一样退去。
　　有一点盼望：他忘了东西，帽子、手套，或者公文夹，回来取。我可以好好告诉他。我那个英文的性格已附着在我身上，我有了做一个成年人的能力。我可以告诉他一、二、三、四，我的损伤究竟在哪里。
　　地上是那封推荐信，是我撕的，这回。破坏东西也是心理退化。弗洛伊德列了上百种心理退化的症状，还有迷信和看恐怖故事。
　　“文化大革命”是几亿人一同干的，砸碎这里那里，你打我我打你，听、视、制造恐怖故事，仿佛是整个民族向幼稚退化。就像希特勒，政治生涯中的每一分钟，都充满严重的心理退化，凡事都拒绝成年人所应具有的能力。整个战争，屠杀是因为几个人的严重心理退化。这样的结论令人好受些。
　　不要审判他，医治他。
　　医治从哪里下手？这般辽阔的退化。
　　情愿它是退化：大标语，破“四旧”，迫害，人人都带有攻击性。不投身到集体的恐怖中去，是没有安全感的，退化最终是寻求安全感。把别人致伤、致死，只不过是为了一点安全感。突然跳起来，掴人一个耳光，仅仅是为那点安全感。红旗的海洋里，沉浮的原来都是些不安全的心。
　　你全用笔录下了？
　　还有十分钟，我今天早些走，因为我不记得我出来的时候有没有锁门。
　　留步吧。谢谢。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