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小站
一
玛格丽特·克雷斯韦尔小姐，多伦多劳动收容所负责人，
致西蒙·赫伦，北休伦，1852年1月15日。
因来信附有牧师担保，我很乐意回复。我们经常收到你这种请求，但除非来信附有担保，否则我们很难相信来信者的诚意。
本收容所内并无适婚女子，因为我们通常在她们十四五岁的时候打发其出去谋生。但随后几年会一直与她们保持联络，一般到她们结婚为止。像你这种情况，我们有时会推荐其中一个女孩子，安排一次会面，当然，双方是否合适就取决于他们自己了。
目前保持联系的人里有两位十八岁的女孩，她们针线活儿都很好，都在女帽店里当学徒，不过，要是能嫁给合适的男人，当然比一辈子做这种工作更好。其他的现在还不好多说，得取决于你们是否喜欢彼此了。
这两位女孩分别是萨迪·约翰斯通小姐和安妮·麦基洛普小姐。她们都合法出生于基督徒家庭，因为父母双亡才被安置在收容所，不涉及酗酒或任何不道德因素。不过，就约翰斯通小姐来说，有一个肺痨的问题，尽管她是个皮肤红润的丰满姑娘，长得更漂亮一些，但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你，可能她并不适合一辈子在荒野里辛勤劳作。另一位女孩，麦基洛普小姐，尽管身材瘦削，外貌稍逊，但却更为吃苦耐劳。她有一只眼睛不太好，不过不影响视力，而且她的针线活儿非常出色。她的头发和眼睛都是深色的，皮肤也稍暗，这些不是因为混血，而是因为她的父母都来自法夫。她是个很能干的女孩，也没有这个年纪的女孩身上常见的那种傻乎乎的胆怯，我觉得她比较适合你所能提供的生活。我将会和她联系告知此事，如果你打算和她见面，我们静候来信。
二
卡斯泰尔斯《守卫者报》，五十周年版，1907年2月3日。
乔治·赫伦先生的回忆录。
1851年9月的第一天，我的哥哥西蒙和我带着一箱子被褥和日用品，赶着马车从霍尔顿县出发，去休伦和布鲁斯的荒野里碰运气——当时那些地方都被人们看成荒野。我们带的东西来自西蒙的老板阿奇·弗雷姆，被算成他工资的一部分。同样，马也是从他那里租的，他的伙计和我年纪相仿，和我们同行，以便把马车赶回去。
我应该一开始先说清，我和哥哥是孤儿，刚到这个国家的五个星期内，父母相继死于热病，那时我三岁，西蒙八岁。西蒙被送去跟着母亲的堂兄阿奇·弗雷姆干活，我被没有子女的教师和他的妻子接纳。那是在霍尔顿，其实我觉得就这么过下去也不错，但西蒙离我只有几英里远，他经常来看我，总是说，我们一旦够年龄就离开此地，去拥有自己的土地独立生活，再也不用给别人干活，因为这是父亲当年的愿望。我被送到学校读书，而阿奇·弗雷姆并没有送西蒙去，所以他坚决想要离开这里。十四岁的时候，我长成了哥哥那样的壮小伙，他说我们该出发了，去广袤的休伦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
第一天，因为纳塞戈维亚和普斯林奇的路况非常糟糕，我们只走到了普雷斯顿。第二天，我们到了莎士比亚，第三天下午到了斯特拉福德。一路向西，路越来越难走，所以我们想，最好把行李交给驿站托运到克林顿去。但因为阴雨天气，驿站停止了运输，想等到路面冻结再恢复。所以，我们让阿奇·弗雷姆的伙计先带着马车和行李返回霍尔顿，然后把斧头扛在肩上，步行向卡斯泰尔斯走去。
卡斯泰尔斯尚在建设当中，在我们之前几乎没有什么人烟，有一栋既是商店又是客栈的简陋房子，有一个名叫勒意姆的德国人正在建锯木厂。还有个比我们先来的人，已经建好了一栋较大的木屋，他叫亨利·特里斯，后来成为了我的岳父。
我们住进了客栈，睡在地板上，两个人只盖着一条毯子还是一床被子。冬天早早来到了这里，冷雨连绵，一切都湿答答的。不过，我们早就预料到了会有困难，至少西蒙是这样。我之前的生活环境比他好些，不过西蒙说我们必须忍耐，我照他的话做了。
我们砍掉灌木，辟出了一条小路，通往我们那块土地，接着标好了边界，砍了盖棚屋用的原木，准备好了装屋顶用的大木铲子，还从亨利·特里斯那里借了一头拉运木材的牛。但西蒙没打算向别人借东西或者求助，他打算靠我们自己盖起这栋小木屋。当发现这不太可能的时候，我一路找到了特里斯家，在亨利和他两个儿子以及磨坊一个小伙子的帮助下，房子终于完工了。第二天，我们就开始往木料的空隙中抹泥，还弄到了一些铁杉树枝当床。这样，我们总算不用再花钱住在客栈里，而是能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了。我们有一大块榆木板，用来当门。哥哥曾经从阿奇·弗雷姆那儿几个法裔加拿大伙计那里听说，在伐木场里，火总是生在屋子的正中间，所以他说，咱们的房子也要这么办。于是，我们竖起了四根柱子，在上面建造烟囱，为了好看，打算里里外外都用泥抹平。火生得旺旺的，我们在榆木床上睡下了。半夜醒来的时候，发现木屋里火光闪耀，连盖屋顶的大木铲上都有火苗在欢快地跳动。我们赶快推倒了烟囱，木铲是用青翠的椴木做的，上面的火苗倒是不难扑灭。天一亮，我们就开始按照常规把烟囱建在屋子的一头，我想，自己最好别对此事发表任何评论。
清理了一些小树和灌木之后，我们开始砍伐大树。先砍了一棵白蜡树，然后劈成厚板来铺地板。我们的行李还没有从霍尔顿运来，所以亨利·特里斯送来一张又大又舒服的熊皮给我们铺床用，可我哥哥不想接受这份人情，把它送了回去，说我们不需要。几周之后，我们的行李运到了，我们只好借了牛去克林顿把行李拉回来，不过，哥哥说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向别人求助。
我们走到沃利，背回了面粉和咸鱼。在曼彻斯特，有人高价渡我们过河，当时那里没有桥，整个冬天冰都没坚固到足以踩着过河。
圣诞节期间，哥哥对我说，我们的房子弄得差不多了，可以够他娶个老婆回来了，这样就有人给我们做饭、收拾，等我们能买起奶牛的时候，她还可以负责挤奶。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关于“老婆”的事，我说据我所知他好像不认识什么人啊。他说他的确不认识，但是听说可以写信给孤儿院，问他们有没有愿意过这种生活的合适女孩推荐，如果有的话，他愿意过去和她见面。他想找一个十八到二十二岁之间的姑娘，健康，不怕辛苦，从小在孤儿院长大而不是刚刚进去，这样她就不会期待什么奢侈的生活或者有人服侍，也不会一直回忆从前较为轻松的生活。毫无疑问，现在的人听到这些肯定会觉得是一种很奇怪的做法。并不是说我哥哥不能自己去追求姑娘结婚，他是个很帅的小伙子，而是他当时根本没有时间、没有钱，也没有那种兴致，他脑子里全是如何创造我们的财产。而且，如果一位姑娘双亲尚在的话，他们很可能不愿意让她走那么远，去一个工作繁重、毫无享受的地方。
麦克贝恩先生是最近才来这里的牧师，他帮西蒙写了信，还亲自为他写了担保。这也说明，这种求偶方式在当时是颇为正派的做法。
后来，我们收到了回信，说是有一位姑娘可能符合要求。于是西蒙就去多伦多接她。她叫安妮，本姓是什么我忘了。他们得涉过赫利特的小河，到达克林顿的驿站之后还得穿过厚厚松散的积雪。回来之后，那姑娘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但眼前的一切还是让她吃了一惊，她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丛林地。她的行李箱里有女士们给她的床单、锅和碗碟，这让我们的屋子更舒适了一些。
四月初，哥哥和我到我们领地最远处的丛林里砍树。之前西蒙去结婚的时候，我朝着特里斯家的方向砍了一些，但西蒙想把我们领地的边界全都砍伐清楚，不想再继续往我以前那个方向砍。那天一早天气很暖和，树林里还有很多松散的积雪。我们正在西蒙想砍的地方伐一棵树，不知怎么的，我说不清是怎么回事，这树上的一根树杈忽然咔嚓一声朝着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砸了下来。我们刚听到小枝丫咔嚓作响，抬头去看，那树杈就砸到了西蒙头上，当场要了他的命。
我不得不一路拖着他的尸体穿过雪地回木屋。他虽然不胖，但是个子很高，这差事既难办又累人。那时，天气更冷了些，走到空地上的时候，我发现风里已经有了雪粒，像是一场暴风雪即将来临。我们之前的脚印已经被雪填满了，西蒙身上都是雪，这次却无法在他身上融化了。他的妻子迎到门口，非常困惑，以为我拖着的是一截木头。
在木屋里，安妮把他清理干净，我们静静地坐了一会，都不知该如何是好。牧师住在客栈里，因为这里没有教堂或者房子给他。虽然客栈只有四英里远，但是风雪已经猛烈起来，你连空地周围的树木都看不清了。这场暴风雪看起来得持续两三天，因为风是从西北方向刮过来的。我们清楚，尸体不能放在木屋里，也不能放在外面雪地里，担心会引来山猫觅食，所以，只能开始动手埋葬他。雪下面的土地还没有结冻，我在木屋边给他挖了一个坟墓，安妮缝起床单装殓了尸体，然后把他葬进了墓里。我们为他念了《主祷文》和《圣经》中的一章《诗篇》，并没有在风里待太久。我记不清念的是哪一篇了，只记得是靠近《诗篇》快结束的地方，而且很短。
那是1852年4月的第三天。
那也是当年的最后一场雪。后来，牧师过来举行了仪式，我给他竖起了一座木头墓碑。再后来，我们在公墓里有了墓地，又在那里给他立了一座石碑，但他的尸骨并没在那里。因为在我看来，把一个人的尸骨从一个地方搬运到另一个地方，是一件既无用又愚蠢的事，因为那只是他的遗骨罢了，他的灵魂早已经去了上帝那里听候审判。
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独自伐木、开垦。很快，我开始和特里斯一家一起干活，他们对我特别好。我们不分彼此，两家的活全都一起干。后来，我开始在他们家吃饭，甚至睡觉，又认识了他家的女儿珍妮，我们年龄相仿，打算结婚，等时机到了就举行了婚礼。我们一起度过了漫长而艰辛的一生。但最终，我们是幸福的，而且生养了八个子女。我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接管了岳父和我的土地，因为我两位内兄弟都离开本地去了西部谋生，日子也过得相当不错。
我的嫂子没有继续留在这里，她自己去了沃利。
如今，这里的碎石路四通八达，离我的农场不足半英里处还有一条铁路。那些丛林和灌木早已消失不见，我经常想起自己曾经砍伐过的树木，要是留到现在再砍的话，我肯定会变成有钱人。
沃尔特·麦克贝恩，北休伦自由长老会牧师，
致詹姆斯·马伦先生，休伦和布鲁斯联合县，沃利治安员，1852年9月10日。
先生，我写这封信是为了通知您，有一位本区的年轻女士很可能前往你处，她的名字叫安妮·赫伦，是个寡妇，也是我们教会的教徒之一。这位年轻人已经离开了霍洛韦镇卡斯泰尔斯附近的家，我想她是打算走到沃利去。她有可能会去监狱自首，所以，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尽我所知告诉您她的身份和过去。
我是去年十一月来到这里的，是第一个敢来冒险的牧师。我的教区里至今仍全是灌木林，除了卡斯泰尔斯客栈，我根本无处落脚。我出生在苏格兰西部，得格拉斯哥布道团的资助来到这个国家。在获知上帝的旨意后，我在他的指引下去往最需要牧师的地方传教。告诉您这些，是希望您了解我的为人，以及我对这个女人相关事宜的看法。
她是去年深冬来到这里的，成为一位年轻人西蒙·赫伦的妻子。他在我的建议下给多伦多劳动收容所写了封信，请他们推荐适合的基督教、最好是长老会的女信徒，她就是被推荐的人选。他立即和她结了婚，将她带回了和弟弟一起建造的棚屋。那两位小伙子是孤儿，没什么指望，于是来到这里开垦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冬天快结束的时候，有天他们正在干活，意外发生了。一根大树杈忽然掉下来，当场砸死了正在砍树的哥哥。弟弟把尸体拖回了木屋，因为当时被暴雪所困，他们自己将他下葬并举行了葬礼。
上帝从不滥用他的仁慈，我们遇到的各种打击最终会被证明也是来自主的关心和好意。
失去哥哥的帮助后，弟弟逐渐融入了邻居家的生活，那家人也是我们的会众——尽管那年轻人仍然在他自己的土地上工作，他们却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来接纳。他们本来也想接纳那位年轻的寡妇，但她却完全拒绝接受他们的好意，甚至对每个想要帮助她的人都避而远之，尤其是对她小叔子，尽管他说从来没有跟她拌过一句嘴。她对我也是如此，我和她说话的时候，她不会有任何顺服的回答或表示。这也是我的错，因为我不太会和女人谈话，不太能够赢得她们的信任。她们那种顽固和男人的完全不同。
我只是想说，我没能对她产生什么好的影响。她不再参加教会活动，农场逐渐衰败，就像她当时的心智与灵魂一样。给了她豌豆和马铃薯去种在树桩间，她也不种；门口长满了野藤蔓，她也不清理。大多数时候，她连火也不生，吃不上燕麦蛋糕或粥。小叔子搬走后，她的生活更是混乱无序。当我去看望她时，大门敞开着，显然动物们早已在这里进进出出。要是她在家的话，肯定是藏了起来嘲弄我。那些见过她的人说，她的衣服因为在灌木丛里穿梭而弄得又脏又破，身上全是荆棘的划痕和蚊虫的咬痕，她不梳头发也不扎辫子。我想，她肯定是靠邻居和小叔子送来的咸鱼和燕麦饼为生。
我正苦苦思索如何才能找到一种方法，能保护她的身体，更能解决她面临的更严重的精神危机，忽然听说她已经离开了这里。她门都没关，没穿斗篷没戴帽子，只是用烧焦的木棒在木屋地板上留下了几个字：“沃利，监狱。”我觉得这几个字的意思是说她打算去那里自首。她的小叔子觉得自己不用去追，因为她对他的态度很不友善，而当时我要去做一个临终布道所以也没法离开。因此，我希望您能告诉我，她是否去了那里，状态如何，以及您打算如何对待她。如果您把她留在了那里，冬天之前，我打算再去拜访。她是自由教会和恩典之约的孩子，因此有资格拥有一位符合自己信仰的牧师，您可千万别认为给她派去一位英格兰教会、浸礼会或是卫理公会教派的牧师就足够了。
说不定她不去监狱，而是在街上游荡，所以我应该告诉您她的外貌特征：黑发，高个子，身形瘦削，不算标致也不难看，只是有一只眼睛斜视。
詹姆斯·马伦，沃利监狱治安员，
致沃尔特·麦克贝恩牧师，北休伦，卡斯泰尔斯，1852年9月30日。
您关于那位年轻女士安妮·赫伦的来信十分及时，我深表感谢。她出现在监狱的时候虚弱又饥饿，所幸没受什么伤，基本安好地到达了沃利。被问及来这里的意图时，她说自己是来供认一起谋杀案的。当时我还有别的工作，时间又快半夜了，所以就让她在监狱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我去看她，尽量询问了所有的细节。
在收容所长大、在女帽店当学徒、她的婚姻、如何来到北休伦，她的故事和您告诉我的一模一样，除了她丈夫的死。关于此事，她是这么说的：
四月初的一天，她的丈夫和小叔子出门伐木，让她准备他们要带的午饭。临出门的时候，饭还没做好，所以她说一会儿把饭送到林子里去。然后，她烤了一些燕麦蛋糕，带了点儿咸鱼，跟着他们的足迹找到了干活的地方。但丈夫打开午饭的时候却十分生气，因为她打包打得不太好，咸鱼的油已经把蛋糕泡得乱七八糟了，让人难以下咽。他很失望，生气地说等有空的时候要好好揍她一顿。然后，他就背对着她坐在一根木头上，而她捡起一块石头朝他砸了过去。丈夫正好被砸到了脑袋，不省人事，当场死掉了。她和小叔子把遗体拖回了木屋。正好来了一场暴风雪将他们困在那里，小叔子说既然她不是故意的，真相就别告诉别人了。她同意了。他们埋葬了遗体——故事从这里又和您的一致了——这本来可以算是结局了，但她越来越焦虑，觉得自己是故意杀死丈夫的。要是当时没砸死他的话，换来的将会是更狠的毒打，她说，她干吗要冒这个险呢？最后，她决定来自首，像是要证明什么一样，她递给我一绺沾了血凝结后的干硬头发。
这是她的说法，刚开始我并不相信。以她的力气，不可能搬起并扔过去一块足以砸死一个壮小伙的石头。当我质疑这一点时，她又改变了说法，说她是用双手搬起了一大块石头，不是扔过去，而是直接从后面砸向他的脑袋。我问，为什么他弟弟没有阻止你？她回答说，当时他正看着别处。我又说，树林那里肯定还有那块带血的石头，她说她当时用雪把石头擦干净了。（实际上，当时积雪那么深，不太可能顺手就找到一块大石头。）我请她挽起袖子，检查一下她手臂上的肌肉是不是能做到那些事，她说几个月前她比现在要强壮许多。
我觉得她是在说谎，或者是自欺欺人。当时我想不出原因，只能先把她收进监狱。我问她觉得现在我们会怎么处理她，她说，你们会审问我，然后绞死我，不过，你们不在冬天实施绞刑，所以我可以在这里待到明年春天。要是你们让我干活，可能会觉得我有用，也许会把我留下来，不再绞死我了。我不知道她是从哪里听说冬天不实施绞刑的。她的故事让我十分困惑。您可能知道，我们的新监狱条件很好，犯人们吃饱穿暖，管理十分人性化，甚至有人抱怨说，那些犯人住进监狱不仅不懊悔——在这种隆冬季节，甚至很高兴。显然她不能再流浪下去，而且根据您的说法，她不想和朋友们一起生活，也不太可能独自过活。我们监狱除了犯人也收容精神病患者，如果她被证实精神错乱，我可以让她冬天住在这里，春天可能把她送去多伦多。我已经为她预约了医生，也告诉她您写信过来，还打算来看望她，但是她好像非常不情愿。她请求不让任何人来看她，除了萨迪·约翰斯通小姐，而她并不在本地。
随信附上我写给她小叔子的信，请代为转送，好让他知道她的说法，也告诉我他的看法。提前感谢您代为送信，对于您经历的辛劳以及详尽告知我此事，一并表示感谢。我是英格兰教会的一员，但对于其他新教教派为这个世界的秩序所做的工作一直非常敬佩。您可以相信，我会尽我所能，使您能来挽救这位年轻女士的灵魂，不过最好等到她真正愿意的时候。
沃尔特·麦克贝恩牧师，
致詹姆斯·马伦先生，1852年11月18日。
我立刻将您的来信送给了乔治·赫伦先生，相信他已经回信告知了他对那件事的回忆。对于他嫂子的说法，他很惊奇，因为她从来没对他或者任何人说过那些话。他说那全是她编造的，或是她的幻想，因为意外发生的那天，她根本不在树林里，也没有任何理由去那里，他们出发的时候就带上了午饭。他说曾经是有一次，他哥哥因为咸鱼的油泡烂了蛋糕责骂过她，但不是出事儿的那一天。即使她在那里想那么做，那儿也没有大石头能让她冲动行事。
很抱歉，因为生病这么晚才回信。我得了尿砂症和胃风湿，比以往都严重。最近稍稍好转，正常情况下，下周应该能如常行动了。
关于那位年轻女士的精神状况，我不知道您请的医生怎么说。但我以前就想过这一点，也请教过神明。我是这么想的。可能刚结婚的时候，她对丈夫的顺服并不是百分之百的，难免照顾不周、顶几句嘴、吵吵架，还有她们女人爱用的伤人的闷气和沉默。这一切还没解决，她的丈夫就死了，她自然而然感到懊悔和痛苦。这种情绪完全控制了她，让她觉得丈夫的死都是自己造成的。这种情况下，我想很多人都会发疯的。对有些人来说，发疯开始时像是闹着玩一样，不过他们的肤浅和鲁莽很快就会受到惩罚，魔鬼已经封锁了一切出口，发疯再也不是游戏了。
我还是希望能和她谈一谈，让她理解这一点。不过，最近有些困难，除了我这糟糕的身体，还因为我住的地方肮脏又嘈杂，我不得不日夜忍受着噪声，这摧毁了我的睡眠和学习，甚至干扰了我的祷告。凛冽的风穿透木墙，但如果我下楼去凑到火堆边，那里尽是些醉酒的灵魂和最污秽的傲慢之徒。外面只有茂密的丛林和冻结的沼泽，能将人和马都吞没。曾有人承诺修建教堂和住所，但许诺的人正忙着自己的事，看起来只能不断推后。然而，即使在病中，哪怕只给了我这样的畜棚和房子，我也没有停止布道，我的内心铭记着一位伟大的人——神旨的传道者和解读者——托马斯·波士顿，他在临终前还从窗户向楼下院子中聚集的两千多人宣讲神的大能。尽管我的会众没那么多，但我也打算宣道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无论你的人生中有什么曲折，都是神的旨意。”——托马斯·波士顿。
“这世界就像一片荒野，我们的确能够改变自己在其中的位置，但也不过是从一个荒野小站到另外一个罢了。”同上。
詹姆斯·马伦先生，
致沃尔特·麦克贝恩牧师，1853年1月17日。
我写信是想告诉您，那位女士的身体很健康，衣衫也不再那么破烂，吃得不错，打扮得很整洁。精神也平静了许多。她现在负责修补监狱里的床单和被罩，干得很不错。但我得说，她还是坚决不愿接受探访。我不建议您现在来，因为很可能是白费力气。这段路程冬天很难走，对您的健康也不太好。
她的小叔子给我写了一封很得体的信，确认她说的都不是事实。我对此十分满意。
您可能想知道医生探视过她之后是怎么说的。他觉得，她可能陷入了一种女性特有的妄想症，发病动机是一种对自我重要性的渴望，也是想逃避单调的生活或生来就得面对的苦役。她们会幻想自己被魔鬼的力量附身，犯过各种可怕的罪行，等等。有时候，她们会说自己有好几个情人，但这些情人全是幻想出来的。那些觉得自己伤风败俗的女人，实际上非常淳朴贞洁。那位医生把这一切归咎于女性们所能读到的书，幽灵啊，魔鬼啊，和公爵贵族私通之类的。对多数人来说，一旦面对现实职责，她们就会放弃这类消遣。对有些人来说，她们只是偶尔沉迷其中，就好像享用糖果或雪利酒。但对某些人来说，那却是一种彻底的沉溺，就像活在吸完鸦片后的梦中。医生没法从这女人那里了解到她曾经读过的东西，但他相信，她现在早就忘光了，或者，是狡猾地隐瞒了起来。
随着他的质疑，的确有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显露了出来。当他问她，你不害怕被绞死吗？她回答，不，你们不会绞死我的。你是说，他们会判定你精神有问题？他问。哦，也许吧，她说，而且，他们不会绞死怀着孩子的女人吧？接着，医生要为她检查身体，想知道她刚才的话是否属实。她同意了，也就是说，她诚心相信自己的话。可是，医生却发现她根本是在自我欺骗。那些她自以为怀孕的征兆不过是长期营养不良和臆想的结果。他说明了检查结果，但她相不相信还很难说。
必须承认，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对女性来说十分艰难。最近，又有一位精神失常的女人被送了进来。她的故事更令人同情，她是因为被强奸才发疯的。侵犯她的两个罪犯也被关进了监狱，就住在她隔壁的男囚区。受害者有时候连着尖叫好几小时，整座监狱也变得令人心情压抑。这能否让我们那位自称谋杀犯的女士放弃原意、离开这里，我也不知道。她是一位优秀的缝纫女工，要是她愿意，是有人愿意雇她的。
听说您的健康情况不好，居住条件也很糟糕，我很遗憾。城市已经发展得非常文明，我们几乎已经忘记了荒野生活的艰辛。你们这些自愿选择去那里生活的人，值得我们钦佩。但请允许我多说一句，以您这种健康欠佳的情况，不可能在那种生活条件下坚持太久。要是您能搬到舒适些的地方以便更长时间地工作，相信您的教会不会觉得不妥。
我附上这位年轻女士写给一位萨迪·约翰斯通小姐的信件，寄往多伦多国王大街。我们看了这封信，以便更多地了解她的精神状态，但随后又装好了信并寄了出去。可是信却被退了回来，戳记为“收件人不详”。我们还没告诉写信人此事，为的是希望她能再写点信，从而让我们有更充足的信息判断她是否有意说谎。
安妮·赫伦太太，休伦和布鲁斯联合县，沃利监狱，
致萨迪·约翰斯通小姐，多伦多大国王街49号，1852年12月20号。
萨迪，我在这里很好，很安全，吃的、住的都没什么可抱怨的。这是一栋很好的石头建筑，有点像咱们的收容所。要是你能来这里看我就好了。我经常在自己脑子里和你说很多话，没有把它们写下来，万一他们都在监视我呢。我在这里做缝纫工作，刚来时东西都没有缝补，现在已经被我整理得很好了。我还给剧院做幕帘，这是外面来的工作。我想见你。驿站直接能到这里，要是你不愿意冬天来，春天的时候你一定愿意。
詹姆斯·马伦先生，
致沃尔特·麦克贝恩牧师，1853年4月7日。
一直没收到回信，希望您一切安好，并且仍然对安妮·赫伦的案子感兴趣。她仍然待在监狱，忙着做我从外面找来的缝纫工作，没再提过孩子、绞刑或者以前那些事。她又给萨迪·约翰斯通写了一封信，但非常简短，我随信附在后面。你知道这位萨迪·约翰斯通是谁吗？
我没收到你的回信，萨迪，我想他们可能没有帮我寄信。今天是1853年4月1日，但不是咱们以前互相戏弄对方的愚人节。如果可能，请来看望我。我在沃利监狱，但一切安好。
致詹姆斯·马伦先生，卡斯泰尔斯客栈房东，爱德华·霍伊，1853年4月19日。
你寄给麦克贝恩先生的信已经退给你了。他已于2月25日在客栈去世，留下了一些书，没有人要。
三
安妮·赫伦，沃利监狱，
致萨迪·约翰斯通，多伦多。捡到的人请代为寄送。
乔治拖着他从雪地里走回来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拖着的是一截木头。我根本没看出是他。乔治说，一根树杈从树上掉下来砸着他了。他没说他已经死了。我等着他吱声，他的嘴巴半开，里面还有雪，眼睛也是半睁着。外面的暴风雪铺天盖地，我们必须把他弄进屋。我和乔治一人拖一条腿，我拖着那腿时，在心里假装那就是一截木头。屋里我生着火，很暖和，他身上的雪开始融化。血也化开了，在他耳边流下来。我有些不知所措，很怕靠近他，总觉得他的眼睛还在盯着我。
乔治在火边坐下，转过脸去，靴子和厚重的外套都没有脱。我在原木拼就成的桌边坐下。我说，你怎么知道他已经死了？乔治说，你去摸摸他就知道了。可我不想去。外面的雪很大，狂风呼啸着刮过林间和屋顶。我说，在天堂的天父啊，我就这样得到了勇气。每动一下，我都得重复一遍这句话。得把他清洗干净，我说，来帮我。我取过化满雪水的桶，费力地脱下他的靴子，从脚开始清理。我请乔治帮忙的时候，他一直没转过脸来，也好像根本没听见，也没搭手帮我。我力气不够，根本脱不下他的裤子和外套，就只擦洗了手和手腕。我一直用手里的布隔着他的皮肤。血和雪融化在一起，淌到他的脑袋和肩膀下。我很想把他翻过来擦洗干净，可是一个人搬不动。于是，我走过去，拉着乔治的胳膊把他拽了过来。帮帮我，我说。什么？他说。我说，咱们得把他翻过来呀。于是，他帮忙一起将尸体翻成了脸朝下。就这样，我看到了，看到了斧子砍过的地方。
我们谁也没吭声。我把血啊什么的全都擦洗干净了，然后对乔治说，去，从我箱子里把床单拿过来。那是我平时舍不得铺在床上的好床单。我看也没有必要脱下他的衣服了，尽管那些衣服料子都不错。因为血液凝固的地方就得把衣服剪开，最后也不过剩下一堆破布头。我从他头上剪下了一小绺头发，因为我记得当初莉拉在收容所死掉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么做的。接着，乔治帮忙把他卷进了被单里，我把被单缝了起来。我一边缝，一边跟乔治说，去棚屋堆木头的背风处看看，够不够地方给他挖个墓。把木头搬开，下面的土可能更松软一些。
缝被单的时候，我得蹲伏下去，几乎像是和他一起躺在地板上。我先折起被单把他的脑袋缝在了里面，要不就得看着他的眼睛和嘴巴。乔治走了出去，我听到他在风雪中按我说的在干活，有时候木头扔在墙上发出砰的一声。我继续缝，一边看着他的身体一点一点消失在被单里，甚至一边大声说，这就好了，这就好了。床单在头部折叠了起来，到了脚部就不够了，于是我把在收容所学做的一件镶边小圆孔的衬裙接了上去，这才把他全身都缝了进去。
我出去给乔治帮忙。他已经把木头都搬走了，正在挖坑。那块地跟我想的一样，比较松软。他拿着铁锹，我就拿起了宽铲，他挖坑、松土，我铲土。
然后，我们把他抬了出来。现在已经不能一人拖一条腿了，于是乔治搬着头部，我抓住衬裙缝着的脚踝。我们把他推滚进了坑里，然后开始掩埋。乔治用铲子，我用铁锹铲不起太多土，只好用双手往里推铁锹，然后用脚使劲踩。土都填进去之后，乔治又用铲子使劲把地面拍平。接着，我们在雪地里把木头全都搬了回来，像以前一样堆在那里，看起来就像根本没人动过一样。我记得当时我们都没戴帽子和围巾，却干活干得浑身发热。
我们又拿了一些烧火的木头进屋，插上了门闩。我擦洗地板，对乔治说，脱掉你的靴子，再把外套也脱了。乔治照办了，然后坐在了火边。我用猫薄荷叶做了一种以前特里斯太太做过的茶，又往里面加了一块糖。但乔治不想喝。太烫了，我说。茶放凉了一些之后，他还是不想喝。于是，我开始和他说话。
你不是故意的。
当时太生气了，你并不是故意那么做的。
我见过以前他是怎么对你的。我看到他为一点小事就把你揍倒在地上，而你只是一声不吭地站起来。他也是那么对我的。
要是你没这么做，总有一天，他也会这样对你的。
听着，乔治，你听我说。
要是你去自首，你想想，会发生什么事？他们会把你绞死的。你死了，就再也不能给任何人带来任何好处。你的土地会怎么样？很可能又会回到王室手中，会有其他人得到它，你曾经付出的辛苦全都为别人白忙活了。
要是你走了，我会变成什么样呢？
我拿来一些凉的燕麦蛋糕，热了热，然后放了一块在他膝头。他拿起来，咬了一口，嚼了几下，却无法下咽，全都吐进了火里。
我说，听着，我比你大，懂得多些。我也是有信仰的，我每天晚上都对着上帝祈祷，我的祷告得到了回应。我和其他传教士一样清楚上帝的想法。我知道上帝不想让你这样一位好小伙被绞死。你要做的就是道歉，诚心诚意地道歉，上帝会原谅你的。我也会道歉，因为当我看到他死去的时候，我不希望，没有一分钟希望他是活着的。我会说，上帝啊，请你原谅我。你也这么做。跪下。
但他没有跪。他也没有离开他的椅子。我说，好吧，我有个主意，我去拿《圣经》来。你相信《圣经》吧？我问他。说你相信，点点头。
我没看清他点没点头，但是我说，好，好，就是这样。现在，我要告诉你以前我们在收容所会怎么做。当我们想知道自己身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或者生活中应该怎么办，就会随意翻开一页《圣经》，用手指随意一指，然后睁开眼睛，读出指到的词句，它会给你指引。要想更保险的话，那就在闭眼睛时说，上帝指引我的手指。
他的手放在膝盖上动也不动。所以我说，好吧，好吧，我替你来做。我做了一遍，然后把手指指到的地方读了出来。我把《圣经》靠近火光，好看清上面的字。是一些关于变老、白头发的话，神啊，求你不要离弃我！我说，这意思是说，你应该一直活到头发花白的老年，在此之前，什么事都不该发生在你身上。它是这么说的，《圣经》里。
接下来的词句说，某某来了，怀孕了，给他生了个儿子。
《圣经》上说你会有个儿子，我说。你必须活着，结婚生子，慢慢变老。
但下一句我记得特别清楚，一字一句都记得。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
乔治，我说，你听见了吗？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这就是说，你是安全的。
你是安全的，快站起来。站起来，去躺在床上，睡一觉。
他自己根本动不了。我拉了又拉，把他拉着站了起来，一直扯到床边——不是屋角他自己那张床，而是大床——又把他摁到床上躺下。我推着他翻了个身，把衣服脱到只剩下衬衫。他的牙齿直打战，我担心他是不是感冒或发烧了。我把所有的熨斗都加热，用布裹起来，一个挨一个摆在他旁边。棚屋里没有威士忌或者白兰地，只有猫薄荷茶。我往里面又加了一些糖，然后用汤匙一勺一勺地喂进他嘴里。我用双手揉搓他的脚，然后是胳膊和腿，又把热水泡好的衣服拧干了敷在他腹部和心口。我用非常温柔的语调对着他说话，让他安心去睡，等一觉醒来，头脑就会清醒，所有的恐惧都会烟消云散。
一根树杈砸中了他。就跟你告诉我的一样。我能看见那树杈掉下来，太快了，一路砸掉了很多小枝叶，快得简直像开枪一样。然后怎么着？砸到他脑袋上，死了。
终于把他哄睡着之后，我也在他旁边躺了下来。脱掉罩衣以后，我看见自己胳膊上青紫的瘀痕。我撩起裙子，想看看大腿上的瘀痕还在不在。还在。手背上我咬过的地方仍然瘀青一片，还很疼。
我躺下之后，什么也没发生。我整晚都没睡，一直听着他的呼吸声，时不时摸摸他，看他身上有没有暖和过来。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我就起身生着了火。他听到声音也起了床，情况看起来好些了。
他并没有忘记发生过的事，但说话的样子像是觉得一切都没关系。他说，我们当时应该做做祷告，从《圣经》里念点儿什么。他打开门，外面还飘着很大的雪，但天空很晴朗。那是那年冬天的最后一场雪。
我们走出去，念了《主祷文》。然后他说，《圣经》在哪儿呢？怎么没在架子上？我从火边拿过来之后，他又说，怎么在那儿啊？我什么也没说。他不知道该念哪一段，我就选了《诗篇》第131章，我们在收容所的时候必须念这个。耶和华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他念了这一段。然后他说，他要铲出一条路，去告诉特里斯一家。我说我待在家里给他做点儿饭吃。接着，他就出去铲雪了，但没有像我等待的那样，累了就回来吃饭。他一直铲啊铲啊，铲出了一条很长的路，然后就走了，一直没回来。天快黑了他才回来，说吃过饭了。我问，你告诉他们树的事儿了吗？他第一次用那种不善的目光看了我一眼，和他哥哥过去看我的目光一样。我再也没有提过那件事，一句也没再提过。他也再没有对我说过任何话，除了在我梦里。但我能够清楚地区分做梦和清醒，在我清醒时，除了那种不善的目光，别的什么都没有。
特里斯太太来过，想把我带到他们家一起生活，就像乔治那样。她说，我可以在那里吃，在那里睡，他们有足够的床。我不肯去。他们觉得我不去是因为太过悲伤，其实我是怕有人看到我身上的瘀青，也不愿意别人看到我哭。我说我不怕一个人住。
我几乎每晚都做梦，他们中的一人拿着斧子追我。不是他，就是乔治，反正是他们中的一个。有时候不是斧子，是他们中的一人用双手举着一块大石头，躲在门后等着我。梦是对我们的警告。
我不再待在屋里，怕他找到我。当我不在屋里而是在外面睡以后，噩梦没那么频繁了。天气忽然就暖和起来，外面蚊虫也多了，可我并不怎么在乎。我能看见它们咬出的包，却没有任何感觉，这也是我在外面受到庇护的征兆之一。一听到有人过来，我就蹲下身去。我吃一些浆果果腹，红的黑的都有，上帝保佑我没吃出毛病。
过了一阵，我开始做另一种梦。乔治来跟我说话，仍然带着那种不善的眼光，但他试图掩饰，假装自己很友好。他不断地进入我的梦境，对我说谎。天渐渐冷了，可我不想进屋。露水很重，睡在草丛里，我的衣服被浸湿了。该怎么办呢？我拿了《圣经》翻开，想从中得到启示。
现在，我的欺骗行为受到了惩罚，因为《圣经》什么都没有告诉我，我仍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的欺骗就是——帮乔治读《圣经》的时候，我没有完全按照手指指到的地方去读，而是迅速从周围找了更合意的词句。以前在收容所的时候，我也经常这么做。我总是能找到好句子，可谁也没有怀疑。你就从来没有这样，萨迪。
所以，我现在受到了惩罚，不管怎么找，我都再也无法从《圣经》中得到任何帮助。但不知是什么在脑海中让我到这里来，我就来了。我听别人谈起过，说这里很暖和，流浪汉们特别想被关进这里。于是我想，我也要来。告诉他们的那些话，也不知是怎么钻进我脑海里的。我告诉他们的都是乔治经常在梦中对我所说的谎话，他想让我相信，那件事是我做的，不是他。在这里乔治没法伤害我，这也是我过来的主要原因。要是他们觉得我疯了，而我很清楚我没有，我就是安全的。只是，我很希望你能来看看我。
我也很希望那些哀号声能够停止。
写完这封信之后，我会把它和剧院那些幕帘一起装起来，还会在信封上写上“捡到的人请代为寄送”。我相信这比交给他们要好，因为以前给他们的两封信，他们根本就没有寄出去。
四
克里斯蒂娜·马伦小姐，沃利，
致利奥波德·亨利，金士顿女王大学历史系，1959年7月8日。
是的，我就是特里斯·赫伦的妹妹记得的那位去过农场的马伦小姐，她把我称为“戴着帽子和面纱的年轻美女”实在是太客气了。那是我开车时戴的面纱。要是我没弄错的话，她提过的那位老妇人应该是赫伦先生祖父的嫂子。既然你在写他的传记，肯定已经把人物关系搞清楚了。我自己从来没有投票给特里斯·赫伦，因为我是保守党，不过，他是一位很有趣的政治家，就像你说的，他的传记能在这个地区引起更多关注——这里总让人觉得“死气沉沉的”。
他妹妹没有专门提到那辆汽车，我倒觉得很诧异。那是一辆斯坦利蒸汽汽车，1907年我二十五岁生日时自己买的，花了一千两百元，是祖父詹姆斯·马伦留给我的遗产的一部分。他以前是沃利的治安员，靠买卖农场赚到了钱。
我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带着五个女儿住进了祖父家。那是一栋很大的石头房子，叫特拉奎尔，现在成了少年犯的收容所。我有时候开玩笑说，那里早就是收容所了！
我年轻时，家里雇着一名园丁、一名厨师和一名缝纫女工。他们都是些“怪人”，彼此不和，之所以得到现在的工作，全是因为我祖父在看县里的监狱时对他们很感兴趣，最终把他们都带回了家。
我买那辆蒸汽汽车的时候，姐妹里就只剩下我还住在家里，老仆人里也只剩下了那个缝纫女工，人们叫她“老安妮”。她对这个名字毫无异议，自己也这么称呼自己，有时候会给厨师留字条说：“茶一点也不烫，你加热过了吗？老安妮。”整个三楼都是她的地盘，我的一个姐妹——多莉——说，不管什么时候她梦到家，也就是特拉奎尔，都会梦到老安妮站在三楼的楼梯顶上挥舞着量尺，穿着黑裙子的长手臂毛茸茸的，像只大蜘蛛。
她有只眼睛向一侧斜视，这总让我们觉得她比一般人看到的东西要多。
祖父不准我们打探仆人们的私生活，尤其是待过监狱的，当然我们还是悄悄问了。有时候老安妮把监狱叫作收容所。她说隔壁床有个女孩总是尖叫，不停地尖叫——这就是为什么安妮会逃进树林里去。她说那个女孩因为不小心把炉火弄灭了挨过打。那你为什么会进监狱？我们问她，她会说：“因为我说谎。”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以为说谎是要进监狱的！
有时候她心情不错，就会和我们玩藏顶针的游戏。有时候心情不好，要是她熨衣摆的时候我们翻得太快或者停得太早，她就会拿别针扎我们。她说她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拿砖块放在孩子们的头顶上，就能让他们不长个儿。她讨厌做婚纱（她就一直不用给我做！），觉得我那些姐妹们嫁的男人都不怎么样。她尤其讨厌多莉的情郎，所以在衣袖的位置故意留了些细微的瑕疵，结果不得不把衣袖撕掉，多莉都哭了。但是，总督和明托夫人来沃利那会儿，她给我们做的舞会礼裙漂亮极了。
关于她自己有没有结婚的问题，她有时候说结了，有时候说没结。她说，曾有一个男人来到收容所，让所有姑娘在他面前一字排开，然后说：“我要那个炭黑色头发的。”那就是老安妮，可是她拒绝跟他走，尽管那人是乘马车来的，十分有钱。很像灰姑娘的故事，可惜结局不同。她又说，树林里的一头熊杀死了她的丈夫，是我祖父杀了那头熊，用熊皮裹着把她从监狱带回了家。
我妈妈过去常说：“行了，姑娘们。别让老安妮说了，她的话你们一个字儿也别信。”
我好像说了很多很多背景信息，但你的确说过你对那一时期的细节很感兴趣。跟很多像我这个年纪的人一样，我可能常常忘记买牛奶，但却能清楚地说出八岁时候那件外套的颜色。
好，当我买了那辆蒸汽汽车后，老安妮让我捎她出门兜风。事实证明，她心里想的更接近于一次旅行。当时我很惊讶，因为她以前从来都不想出去旅行，她拒绝去尼亚加拉大瀑布，甚至连七月一日到港口看烟花都不去。而且，她对汽车这种东西很不放心，对我这个司机也一样。但更令我惊讶的是，她竟然还有想去看望的人。她想让我开到卡斯泰尔斯，去看看赫伦一家，她说那是她的亲戚。那些人可从来没有看望过她，也没给她写过信。我问她有没有提前写信过去，问问是否方便探访。她说：“我不会写字。”这真荒谬——她经常给我们的厨师写字条，我去广场或进城时还写很长的购物清单。镶边、硬粗布、塔夫绸——这些她可都会写。
“而且，根本不用提前知会他们，”她说，“乡下的习惯不一样。”
好吧，反正我很喜欢开我的蒸汽汽车来个短途旅行。我从十五岁开始开车，但这可是属于我的第一辆车，可能也是休伦县唯一一辆斯坦利蒸汽汽车。人们都会出来看它，它可不像别的汽车那样叮叮当当、噪声轰隆，而是像大帆船那样静静地在湖面滑行。它也不会弄得周围乌烟瘴气，只在车尾留下一道蒸汽。这款车在波士顿是禁行的，因为排出的蒸汽会增加空气中的水雾。我特别喜欢跟人说，我以前开的车可是在波士顿禁行的！
六月的一个星期天，一大早我们就出发了。汽车预热启动一共花了二十五分钟，老安妮一直笔直地坐在副驾驶座上，就跟已经上路了一样。我们都戴着兜风面纱，穿着长长的宽松外衣，不过，老安妮里面穿的是深紫红色的丝裙。实际上，那是她给我祖母做觐见威尔士亲王的衣服时顺便做的。
蒸汽汽车行驶在路上的感觉简直美妙极了。它的时速能达到五十英里——在当时算很厉害了——但我没开那么快，我不想让老安妮太紧张。我们出发时人们还在教堂里做礼拜，过了一会儿，路上开始挤满了回家的马车，闹哄哄的。我很有礼貌地贴着他们缓缓前进，但老安妮可不想保持镇静，她不停地说：“快挤一下。”她是让我鸣喇叭，喇叭由一个在我旁边挡泥板下面的小球控制。
她上次离开沃利的时间肯定比我出生的时候还早。我们经过索特福德的桥（那是一座老铁桥，因为双向都可以转弯，所以以前经常发生车祸）时，她说以前这里没有桥，你得付钱坐摆渡的船。
“我没有钱，但我提起裙子，踩着石头涉水过去了。”她说，“那年夏天就是那么干旱。”
我当然不知道她说的是哪年夏天。
后来就到了，看这些大片的田地，那些树桩不见了，树林都哪儿去了？看这条路多直啊，他们的房子竟然是用砖头盖的！那些跟教堂一样大的房子是什么？
谷仓，我说。
我认识去卡斯泰尔斯的路，但到了那儿之后觉得老安妮应该给我指路到底往哪儿开。但她什么忙也没帮上，我在大路上来回兜圈，等着她找到熟悉的地方，可她说：“要是看到那家客栈就好了，我就能认识后面的路。”
这是一座工业城镇，在我看来算不上特别漂亮。我们的车果然引起了人们的注目，我也没熄火，大声问他们赫伦农场怎么走。人们边喊边比画，我总算找到了路。我让老安妮注意看信箱上的名字，可她全神贯注地在找那条小溪。我自己认出了赫伦的名字，拐进了一条长长的小路，路尽头是一座红砖房和几座让老安妮惊讶过的谷仓。这种带着外廊和主窗的红砖房是那时最流行的样式，到处都能看到。
“看那儿！”老安妮说，我还以为她说的是牧场里飞奔的一大群母牛，但她指着的却是一个大土墩，上面长满了野葡萄，立着几根木桩子。她说那就是过去的棚屋，我说：“好的，不错——现在，希望你能认出一两个熟人吧。”
周围有很多人。几辆客人的马车停在阴凉处，被拴好的马匹正在吃草。车子停在外廊边的时候，一些人站好了队看着它，但他们并没有走上前来——连跑出来的小孩子也没像城里孩子那样围到近处。他们只是抿着嘴站成一排，静静地看着。
老安妮看着的却是另外的方向。
她让我下车。下车，她说，然后问周围的人，这里有没有一位乔治·赫伦先生，他还活着吗，还是死了？
我照她说的下了车。周围有个男人回答说，是的，他还活着，是我父亲。
哦，我带来了一个人，我告诉他们，我把安妮·赫伦带来了。
那个人说，那又怎样？
（信写到这里中断了一阵，因为我晕倒了几次，去了趟医院，花纳税人的钱做了很多检查。现在，我回来了，把前半部分重读了一遍，惊讶地发现我竟然写得如此没有章法，但实在懒得重写一遍。我甚至还没写到你感兴趣的特里斯·赫伦呢，耐心点儿，马上就写到了。）
我觉得，老安妮的出现让这些人都傻了眼。他们一直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做了些什么，是不是还活着。但你可别以为人们会蜂拥而上，激动地迎接她。只有一个年轻人走了出来，非常有礼貌，把她和我先后搀下了车。他告诉我说，老安妮是他祖父的嫂子。要是我们早几个月过来就好了，他这么说，因为那时候他祖父身体健康，头脑清楚——他甚至还给报纸写了篇文章回忆早年的生活呢——但后来就病了。病好以后，就不能跟以前比了。他没法说话，只是偶尔说几个词。
这个有礼貌的年轻人就是特里斯·赫伦。
我们抵达的时候，他们可能刚刚吃完饭。女主人走出来，让特里斯·赫伦问我们吃饭了没有。你可能以为她或者我们有一方不会说英语，其实是因为他们全都特别羞涩——那些深色头发的女人，穿着深蓝色礼拜日西服的男人，不说话的孩子们。希望你别以为我是在嘲笑他们——只是，以我的生活来说，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要那么羞涩。
我们被带进了饭厅，房间里并没有用过餐的味道——他们肯定是在其他地方吃的饭——然后他们端上了丰盛的食物，我记得有腌萝卜、生菜叶、烤鸡、草莓和奶油。盘子是特意从瓷器柜里拿出来的，不是日常用的那些，是上好的印度树图案的古董瓷器。他们这里什么都是成套的，豪华的客厅家具，胡桃木的餐厅家具。我觉得，他们还得过段时间才能适应有钱人的生活。
老安妮很享受被人手忙脚乱伺候着的感觉，她吃了很多，拿着一根鸡骨头咬着上面最后一丝肉。孩子们都躲在门口，女人们在外面厨房低声甚至带着些震惊的语调交谈着。那位年轻人，特里斯·赫伦，坐在桌边作陪，我们吃的时候他喝茶。他滔滔不绝地说了很多关于自己的事，告诉我说他是诺克斯神学院的学生，很喜欢多伦多的生活。我有种感觉，他想让我知道神学院学生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呆板，生活也并不是那么严苛。他曾经在多伦多海柏公园滑平底雪橇，在汉兰角野餐，还在河谷动物园看过长颈鹿。他说话的时候，孩子们好像胆大了一点儿，开始溜进屋里来。我就问了一些常见的白痴问题：你多大啦？你在学校念几年级？你喜欢你的老师吗？他催促着孩子们回答，要么就干脆替他们说出了答案，还告诉我哪些是他的弟弟妹妹，哪些是他的表亲。
老安妮问：“你们喜欢彼此吗？”她的问题引起了一些滑稽的表情。
女主人走进来，又通过神学院学生对我传话。她告诉他说，祖父已经起来了，正在前廊里坐着。她又看着那些孩子们说：“你让他们都进来干吗？”
我们全都走到前廊去，那里放着两把直背椅子，其中一把上面坐着一位老人。他有一把雪白的漂亮胡子，一直垂到马甲的下缘。他那一张苍白、恭顺、衰老的长脸，似乎对我们没什么兴趣。
老安妮说：“哦，乔治。”好像眼前的一切跟她所想的差不多。她坐在另一把椅子上，对那些女孩里的一个说道：“去给我拿个靠垫来，那种薄垫子，垫在我腰后面。”
整个下午我都开着斯坦利蒸汽汽车带人们兜风。我现在很了解他们，所以根本不问“谁想去兜风”或者“你们对汽车感兴趣吗”，我只是走到外面，像对待马一样这里那里拍拍我的车，然后看了看里面的锅炉。神学院学生跟过来，念了念车侧面的名字：“绅士快车。”他问这是不是我父亲的。
我的，我说。我解释了一下锅炉里的水如何加热，锅炉能够承受多大的压强。人们总是好奇这个——会不会爆炸。这时孩子们已经靠得很近，我忽然说锅炉水箱快空了，问哪里能够取到水。
他们一阵风似的拿上了桶，开始压水泵！我去问外廊那些男人可不可以取水，他们说请便，我道了谢。锅炉装满水后，我很自然地问他们要不要看我预热蒸汽，其中一个代表说，也行。预热的过程里，所有人都很有耐心，男人们全神贯注地盯着锅炉。这肯定不是他们见到的第一辆汽车，但很可能是第一辆蒸汽汽车。
按照当时的习俗，我先带男人们去兜风。启动汽车时，他们充满怀疑地看着我拨弄那些按钮和拉杆。一共要推拉十三个不同的东西！我们在小路上开到时速五英里，然后是十英里。我知道，让一个女人开车载着，他们肯定有点儿别扭，但对这车的好奇占了上风。接着，我又拉了一车孩子，由那位神学院学生抱进去，告诉他们好好坐着、抓紧、别害怕、别掉下去。已经知道哪里有沟和水坑，我就开得更快了些，他们一路又害怕和又兴奋地喊叫个不停。
有些当时的感受我没有说，但现在我正享受着一杯傍晚的马提尼，所以借着酒劲说出来。我没告诉你我自己遇到的问题，因为那是些爱情的烦恼。那天和老安妮出门的时候，我就决定要尽可能地好好享受，否则简直是对斯坦利蒸汽汽车的侮辱。这辈子我都觉得这条原则很好——尽量去享受一切，即使是不太可能高兴起来的时候。
我让一个男孩跑回前廊，去问问他祖父想不想兜个风。他跑回来说：“他们都睡了。”
回去之前，我得重新装满锅炉，特里斯·赫伦走过来，站在我旁边很近的地方。
“你给了我们难忘的一天。”他说。
我并不是不屑于和他调情。实际上，未来还有一段很长的调情生涯等着我呢。一旦失恋，你就根本不去想结婚的事了，这是自然而然的。
我说，他一回多伦多的朋友身边，就会把今天忘个干净。他说真的不会，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还问，他可不可以给我写信。我说，谁也不会不让你写。
回家的路上，我想，要是他真的迷上我可就太荒谬了。一个神学院学生。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他会离开神学院进入政治学院。
“真遗憾，赫伦先生没能跟你说话。”我对老安妮说。
她说：“没事，我可以跟他说。”
实际上，特里斯·赫伦的确给我写过信。不过，当时他心中肯定也有顾虑，因为他在信里附上了一些教会学校的小手册，关于给教会学校捐款什么的。这让我有些反感，就没有回信。（数年之后，我还开玩笑说，要是我当时好好发挥的话，说不定已经嫁给他了。）
我问老安妮，赫伦先生能不能听懂她对他说的话，她说：“差不多。”我又问，再见到他，开心吗？她说开心。“他能再见到我也很开心。”她说，声音里带着一种沾沾自喜，很可能是关于她的裙子和我们的车。
那时的路边种了一排高大的树，我们的蒸汽汽车在弯垂的树冠下一溜烟地开过去。几英里之外就看到了那片湖——在树木和山峦的缝隙里远远地瞥到了几眼，于是老安妮问我，这有没有可能是同一个湖，沃利那个？
当时周围有很多老年人，脑子里装满了稀奇古怪的想法——我猜老安妮比大多数人还要严重。我记得有一次她告诉我，说以前在收容所的时候，有个女孩胃里发烧难耐，生出了个婴儿，只有老鼠那么大，已经死了，但她们把它放进烤箱时，它忽然膨胀成正常大小，烤上了一层很好的颜色，还开始踢腿。（你现在肯定在想，让一个老妇人去回忆往事，简直就跟翻开破布袋子一样。）
我告诉她说这是不可能的，肯定是一个梦。
“有可能，”她说，难得赞成我的话，“我以前的确常常做很可怕的噩梦。”
（邢楠 译）
玛格丽特·克雷斯韦尔小姐，多伦多劳动收容所负责人，
致西蒙·赫伦，北休伦，1852年1月15日。
因来信附有牧师担保，我很乐意回复。我们经常收到你这种请求，但除非来信附有担保，否则我们很难相信来信者的诚意。
本收容所内并无适婚女子，因为我们通常在她们十四五岁的时候打发其出去谋生。但随后几年会一直与她们保持联络，一般到她们结婚为止。像你这种情况，我们有时会推荐其中一个女孩子，安排一次会面，当然，双方是否合适就取决于他们自己了。
目前保持联系的人里有两位十八岁的女孩，她们针线活儿都很好，都在女帽店里当学徒，不过，要是能嫁给合适的男人，当然比一辈子做这种工作更好。其他的现在还不好多说，得取决于你们是否喜欢彼此了。
这两位女孩分别是萨迪·约翰斯通小姐和安妮·麦基洛普小姐。她们都合法出生于基督徒家庭，因为父母双亡才被安置在收容所，不涉及酗酒或任何不道德因素。不过，就约翰斯通小姐来说，有一个肺痨的问题，尽管她是个皮肤红润的丰满姑娘，长得更漂亮一些，但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你，可能她并不适合一辈子在荒野里辛勤劳作。另一位女孩，麦基洛普小姐，尽管身材瘦削，外貌稍逊，但却更为吃苦耐劳。她有一只眼睛不太好，不过不影响视力，而且她的针线活儿非常出色。她的头发和眼睛都是深色的，皮肤也稍暗，这些不是因为混血，而是因为她的父母都来自法夫。她是个很能干的女孩，也没有这个年纪的女孩身上常见的那种傻乎乎的胆怯，我觉得她比较适合你所能提供的生活。我将会和她联系告知此事，如果你打算和她见面，我们静候来信。
二
卡斯泰尔斯《守卫者报》，五十周年版，1907年2月3日。
乔治·赫伦先生的回忆录。
1851年9月的第一天，我的哥哥西蒙和我带着一箱子被褥和日用品，赶着马车从霍尔顿县出发，去休伦和布鲁斯的荒野里碰运气——当时那些地方都被人们看成荒野。我们带的东西来自西蒙的老板阿奇·弗雷姆，被算成他工资的一部分。同样，马也是从他那里租的，他的伙计和我年纪相仿，和我们同行，以便把马车赶回去。
我应该一开始先说清，我和哥哥是孤儿，刚到这个国家的五个星期内，父母相继死于热病，那时我三岁，西蒙八岁。西蒙被送去跟着母亲的堂兄阿奇·弗雷姆干活，我被没有子女的教师和他的妻子接纳。那是在霍尔顿，其实我觉得就这么过下去也不错，但西蒙离我只有几英里远，他经常来看我，总是说，我们一旦够年龄就离开此地，去拥有自己的土地独立生活，再也不用给别人干活，因为这是父亲当年的愿望。我被送到学校读书，而阿奇·弗雷姆并没有送西蒙去，所以他坚决想要离开这里。十四岁的时候，我长成了哥哥那样的壮小伙，他说我们该出发了，去广袤的休伦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
第一天，因为纳塞戈维亚和普斯林奇的路况非常糟糕，我们只走到了普雷斯顿。第二天，我们到了莎士比亚，第三天下午到了斯特拉福德。一路向西，路越来越难走，所以我们想，最好把行李交给驿站托运到克林顿去。但因为阴雨天气，驿站停止了运输，想等到路面冻结再恢复。所以，我们让阿奇·弗雷姆的伙计先带着马车和行李返回霍尔顿，然后把斧头扛在肩上，步行向卡斯泰尔斯走去。
卡斯泰尔斯尚在建设当中，在我们之前几乎没有什么人烟，有一栋既是商店又是客栈的简陋房子，有一个名叫勒意姆的德国人正在建锯木厂。还有个比我们先来的人，已经建好了一栋较大的木屋，他叫亨利·特里斯，后来成为了我的岳父。
我们住进了客栈，睡在地板上，两个人只盖着一条毯子还是一床被子。冬天早早来到了这里，冷雨连绵，一切都湿答答的。不过，我们早就预料到了会有困难，至少西蒙是这样。我之前的生活环境比他好些，不过西蒙说我们必须忍耐，我照他的话做了。
我们砍掉灌木，辟出了一条小路，通往我们那块土地，接着标好了边界，砍了盖棚屋用的原木，准备好了装屋顶用的大木铲子，还从亨利·特里斯那里借了一头拉运木材的牛。但西蒙没打算向别人借东西或者求助，他打算靠我们自己盖起这栋小木屋。当发现这不太可能的时候，我一路找到了特里斯家，在亨利和他两个儿子以及磨坊一个小伙子的帮助下，房子终于完工了。第二天，我们就开始往木料的空隙中抹泥，还弄到了一些铁杉树枝当床。这样，我们总算不用再花钱住在客栈里，而是能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了。我们有一大块榆木板，用来当门。哥哥曾经从阿奇·弗雷姆那儿几个法裔加拿大伙计那里听说，在伐木场里，火总是生在屋子的正中间，所以他说，咱们的房子也要这么办。于是，我们竖起了四根柱子，在上面建造烟囱，为了好看，打算里里外外都用泥抹平。火生得旺旺的，我们在榆木床上睡下了。半夜醒来的时候，发现木屋里火光闪耀，连盖屋顶的大木铲上都有火苗在欢快地跳动。我们赶快推倒了烟囱，木铲是用青翠的椴木做的，上面的火苗倒是不难扑灭。天一亮，我们就开始按照常规把烟囱建在屋子的一头，我想，自己最好别对此事发表任何评论。
清理了一些小树和灌木之后，我们开始砍伐大树。先砍了一棵白蜡树，然后劈成厚板来铺地板。我们的行李还没有从霍尔顿运来，所以亨利·特里斯送来一张又大又舒服的熊皮给我们铺床用，可我哥哥不想接受这份人情，把它送了回去，说我们不需要。几周之后，我们的行李运到了，我们只好借了牛去克林顿把行李拉回来，不过，哥哥说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向别人求助。
我们走到沃利，背回了面粉和咸鱼。在曼彻斯特，有人高价渡我们过河，当时那里没有桥，整个冬天冰都没坚固到足以踩着过河。
圣诞节期间，哥哥对我说，我们的房子弄得差不多了，可以够他娶个老婆回来了，这样就有人给我们做饭、收拾，等我们能买起奶牛的时候，她还可以负责挤奶。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关于“老婆”的事，我说据我所知他好像不认识什么人啊。他说他的确不认识，但是听说可以写信给孤儿院，问他们有没有愿意过这种生活的合适女孩推荐，如果有的话，他愿意过去和她见面。他想找一个十八到二十二岁之间的姑娘，健康，不怕辛苦，从小在孤儿院长大而不是刚刚进去，这样她就不会期待什么奢侈的生活或者有人服侍，也不会一直回忆从前较为轻松的生活。毫无疑问，现在的人听到这些肯定会觉得是一种很奇怪的做法。并不是说我哥哥不能自己去追求姑娘结婚，他是个很帅的小伙子，而是他当时根本没有时间、没有钱，也没有那种兴致，他脑子里全是如何创造我们的财产。而且，如果一位姑娘双亲尚在的话，他们很可能不愿意让她走那么远，去一个工作繁重、毫无享受的地方。
麦克贝恩先生是最近才来这里的牧师，他帮西蒙写了信，还亲自为他写了担保。这也说明，这种求偶方式在当时是颇为正派的做法。
后来，我们收到了回信，说是有一位姑娘可能符合要求。于是西蒙就去多伦多接她。她叫安妮，本姓是什么我忘了。他们得涉过赫利特的小河，到达克林顿的驿站之后还得穿过厚厚松散的积雪。回来之后，那姑娘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但眼前的一切还是让她吃了一惊，她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丛林地。她的行李箱里有女士们给她的床单、锅和碗碟，这让我们的屋子更舒适了一些。
四月初，哥哥和我到我们领地最远处的丛林里砍树。之前西蒙去结婚的时候，我朝着特里斯家的方向砍了一些，但西蒙想把我们领地的边界全都砍伐清楚，不想再继续往我以前那个方向砍。那天一早天气很暖和，树林里还有很多松散的积雪。我们正在西蒙想砍的地方伐一棵树，不知怎么的，我说不清是怎么回事，这树上的一根树杈忽然咔嚓一声朝着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砸了下来。我们刚听到小枝丫咔嚓作响，抬头去看，那树杈就砸到了西蒙头上，当场要了他的命。
我不得不一路拖着他的尸体穿过雪地回木屋。他虽然不胖，但是个子很高，这差事既难办又累人。那时，天气更冷了些，走到空地上的时候，我发现风里已经有了雪粒，像是一场暴风雪即将来临。我们之前的脚印已经被雪填满了，西蒙身上都是雪，这次却无法在他身上融化了。他的妻子迎到门口，非常困惑，以为我拖着的是一截木头。
在木屋里，安妮把他清理干净，我们静静地坐了一会，都不知该如何是好。牧师住在客栈里，因为这里没有教堂或者房子给他。虽然客栈只有四英里远，但是风雪已经猛烈起来，你连空地周围的树木都看不清了。这场暴风雪看起来得持续两三天，因为风是从西北方向刮过来的。我们清楚，尸体不能放在木屋里，也不能放在外面雪地里，担心会引来山猫觅食，所以，只能开始动手埋葬他。雪下面的土地还没有结冻，我在木屋边给他挖了一个坟墓，安妮缝起床单装殓了尸体，然后把他葬进了墓里。我们为他念了《主祷文》和《圣经》中的一章《诗篇》，并没有在风里待太久。我记不清念的是哪一篇了，只记得是靠近《诗篇》快结束的地方，而且很短。
那是1852年4月的第三天。
那也是当年的最后一场雪。后来，牧师过来举行了仪式，我给他竖起了一座木头墓碑。再后来，我们在公墓里有了墓地，又在那里给他立了一座石碑，但他的尸骨并没在那里。因为在我看来，把一个人的尸骨从一个地方搬运到另一个地方，是一件既无用又愚蠢的事，因为那只是他的遗骨罢了，他的灵魂早已经去了上帝那里听候审判。
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独自伐木、开垦。很快，我开始和特里斯一家一起干活，他们对我特别好。我们不分彼此，两家的活全都一起干。后来，我开始在他们家吃饭，甚至睡觉，又认识了他家的女儿珍妮，我们年龄相仿，打算结婚，等时机到了就举行了婚礼。我们一起度过了漫长而艰辛的一生。但最终，我们是幸福的，而且生养了八个子女。我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接管了岳父和我的土地，因为我两位内兄弟都离开本地去了西部谋生，日子也过得相当不错。
我的嫂子没有继续留在这里，她自己去了沃利。
如今，这里的碎石路四通八达，离我的农场不足半英里处还有一条铁路。那些丛林和灌木早已消失不见，我经常想起自己曾经砍伐过的树木，要是留到现在再砍的话，我肯定会变成有钱人。
沃尔特·麦克贝恩，北休伦自由长老会牧师，
致詹姆斯·马伦先生，休伦和布鲁斯联合县，沃利治安员，1852年9月10日。
先生，我写这封信是为了通知您，有一位本区的年轻女士很可能前往你处，她的名字叫安妮·赫伦，是个寡妇，也是我们教会的教徒之一。这位年轻人已经离开了霍洛韦镇卡斯泰尔斯附近的家，我想她是打算走到沃利去。她有可能会去监狱自首，所以，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尽我所知告诉您她的身份和过去。
我是去年十一月来到这里的，是第一个敢来冒险的牧师。我的教区里至今仍全是灌木林，除了卡斯泰尔斯客栈，我根本无处落脚。我出生在苏格兰西部，得格拉斯哥布道团的资助来到这个国家。在获知上帝的旨意后，我在他的指引下去往最需要牧师的地方传教。告诉您这些，是希望您了解我的为人，以及我对这个女人相关事宜的看法。
她是去年深冬来到这里的，成为一位年轻人西蒙·赫伦的妻子。他在我的建议下给多伦多劳动收容所写了封信，请他们推荐适合的基督教、最好是长老会的女信徒，她就是被推荐的人选。他立即和她结了婚，将她带回了和弟弟一起建造的棚屋。那两位小伙子是孤儿，没什么指望，于是来到这里开垦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冬天快结束的时候，有天他们正在干活，意外发生了。一根大树杈忽然掉下来，当场砸死了正在砍树的哥哥。弟弟把尸体拖回了木屋，因为当时被暴雪所困，他们自己将他下葬并举行了葬礼。
上帝从不滥用他的仁慈，我们遇到的各种打击最终会被证明也是来自主的关心和好意。
失去哥哥的帮助后，弟弟逐渐融入了邻居家的生活，那家人也是我们的会众——尽管那年轻人仍然在他自己的土地上工作，他们却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来接纳。他们本来也想接纳那位年轻的寡妇，但她却完全拒绝接受他们的好意，甚至对每个想要帮助她的人都避而远之，尤其是对她小叔子，尽管他说从来没有跟她拌过一句嘴。她对我也是如此，我和她说话的时候，她不会有任何顺服的回答或表示。这也是我的错，因为我不太会和女人谈话，不太能够赢得她们的信任。她们那种顽固和男人的完全不同。
我只是想说，我没能对她产生什么好的影响。她不再参加教会活动，农场逐渐衰败，就像她当时的心智与灵魂一样。给了她豌豆和马铃薯去种在树桩间，她也不种；门口长满了野藤蔓，她也不清理。大多数时候，她连火也不生，吃不上燕麦蛋糕或粥。小叔子搬走后，她的生活更是混乱无序。当我去看望她时，大门敞开着，显然动物们早已在这里进进出出。要是她在家的话，肯定是藏了起来嘲弄我。那些见过她的人说，她的衣服因为在灌木丛里穿梭而弄得又脏又破，身上全是荆棘的划痕和蚊虫的咬痕，她不梳头发也不扎辫子。我想，她肯定是靠邻居和小叔子送来的咸鱼和燕麦饼为生。
我正苦苦思索如何才能找到一种方法，能保护她的身体，更能解决她面临的更严重的精神危机，忽然听说她已经离开了这里。她门都没关，没穿斗篷没戴帽子，只是用烧焦的木棒在木屋地板上留下了几个字：“沃利，监狱。”我觉得这几个字的意思是说她打算去那里自首。她的小叔子觉得自己不用去追，因为她对他的态度很不友善，而当时我要去做一个临终布道所以也没法离开。因此，我希望您能告诉我，她是否去了那里，状态如何，以及您打算如何对待她。如果您把她留在了那里，冬天之前，我打算再去拜访。她是自由教会和恩典之约的孩子，因此有资格拥有一位符合自己信仰的牧师，您可千万别认为给她派去一位英格兰教会、浸礼会或是卫理公会教派的牧师就足够了。
说不定她不去监狱，而是在街上游荡，所以我应该告诉您她的外貌特征：黑发，高个子，身形瘦削，不算标致也不难看，只是有一只眼睛斜视。
詹姆斯·马伦，沃利监狱治安员，
致沃尔特·麦克贝恩牧师，北休伦，卡斯泰尔斯，1852年9月30日。
您关于那位年轻女士安妮·赫伦的来信十分及时，我深表感谢。她出现在监狱的时候虚弱又饥饿，所幸没受什么伤，基本安好地到达了沃利。被问及来这里的意图时，她说自己是来供认一起谋杀案的。当时我还有别的工作，时间又快半夜了，所以就让她在监狱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我去看她，尽量询问了所有的细节。
在收容所长大、在女帽店当学徒、她的婚姻、如何来到北休伦，她的故事和您告诉我的一模一样，除了她丈夫的死。关于此事，她是这么说的：
四月初的一天，她的丈夫和小叔子出门伐木，让她准备他们要带的午饭。临出门的时候，饭还没做好，所以她说一会儿把饭送到林子里去。然后，她烤了一些燕麦蛋糕，带了点儿咸鱼，跟着他们的足迹找到了干活的地方。但丈夫打开午饭的时候却十分生气，因为她打包打得不太好，咸鱼的油已经把蛋糕泡得乱七八糟了，让人难以下咽。他很失望，生气地说等有空的时候要好好揍她一顿。然后，他就背对着她坐在一根木头上，而她捡起一块石头朝他砸了过去。丈夫正好被砸到了脑袋，不省人事，当场死掉了。她和小叔子把遗体拖回了木屋。正好来了一场暴风雪将他们困在那里，小叔子说既然她不是故意的，真相就别告诉别人了。她同意了。他们埋葬了遗体——故事从这里又和您的一致了——这本来可以算是结局了，但她越来越焦虑，觉得自己是故意杀死丈夫的。要是当时没砸死他的话，换来的将会是更狠的毒打，她说，她干吗要冒这个险呢？最后，她决定来自首，像是要证明什么一样，她递给我一绺沾了血凝结后的干硬头发。
这是她的说法，刚开始我并不相信。以她的力气，不可能搬起并扔过去一块足以砸死一个壮小伙的石头。当我质疑这一点时，她又改变了说法，说她是用双手搬起了一大块石头，不是扔过去，而是直接从后面砸向他的脑袋。我问，为什么他弟弟没有阻止你？她回答说，当时他正看着别处。我又说，树林那里肯定还有那块带血的石头，她说她当时用雪把石头擦干净了。（实际上，当时积雪那么深，不太可能顺手就找到一块大石头。）我请她挽起袖子，检查一下她手臂上的肌肉是不是能做到那些事，她说几个月前她比现在要强壮许多。
我觉得她是在说谎，或者是自欺欺人。当时我想不出原因，只能先把她收进监狱。我问她觉得现在我们会怎么处理她，她说，你们会审问我，然后绞死我，不过，你们不在冬天实施绞刑，所以我可以在这里待到明年春天。要是你们让我干活，可能会觉得我有用，也许会把我留下来，不再绞死我了。我不知道她是从哪里听说冬天不实施绞刑的。她的故事让我十分困惑。您可能知道，我们的新监狱条件很好，犯人们吃饱穿暖，管理十分人性化，甚至有人抱怨说，那些犯人住进监狱不仅不懊悔——在这种隆冬季节，甚至很高兴。显然她不能再流浪下去，而且根据您的说法，她不想和朋友们一起生活，也不太可能独自过活。我们监狱除了犯人也收容精神病患者，如果她被证实精神错乱，我可以让她冬天住在这里，春天可能把她送去多伦多。我已经为她预约了医生，也告诉她您写信过来，还打算来看望她，但是她好像非常不情愿。她请求不让任何人来看她，除了萨迪·约翰斯通小姐，而她并不在本地。
随信附上我写给她小叔子的信，请代为转送，好让他知道她的说法，也告诉我他的看法。提前感谢您代为送信，对于您经历的辛劳以及详尽告知我此事，一并表示感谢。我是英格兰教会的一员，但对于其他新教教派为这个世界的秩序所做的工作一直非常敬佩。您可以相信，我会尽我所能，使您能来挽救这位年轻女士的灵魂，不过最好等到她真正愿意的时候。
沃尔特·麦克贝恩牧师，
致詹姆斯·马伦先生，1852年11月18日。
我立刻将您的来信送给了乔治·赫伦先生，相信他已经回信告知了他对那件事的回忆。对于他嫂子的说法，他很惊奇，因为她从来没对他或者任何人说过那些话。他说那全是她编造的，或是她的幻想，因为意外发生的那天，她根本不在树林里，也没有任何理由去那里，他们出发的时候就带上了午饭。他说曾经是有一次，他哥哥因为咸鱼的油泡烂了蛋糕责骂过她，但不是出事儿的那一天。即使她在那里想那么做，那儿也没有大石头能让她冲动行事。
很抱歉，因为生病这么晚才回信。我得了尿砂症和胃风湿，比以往都严重。最近稍稍好转，正常情况下，下周应该能如常行动了。
关于那位年轻女士的精神状况，我不知道您请的医生怎么说。但我以前就想过这一点，也请教过神明。我是这么想的。可能刚结婚的时候，她对丈夫的顺服并不是百分之百的，难免照顾不周、顶几句嘴、吵吵架，还有她们女人爱用的伤人的闷气和沉默。这一切还没解决，她的丈夫就死了，她自然而然感到懊悔和痛苦。这种情绪完全控制了她，让她觉得丈夫的死都是自己造成的。这种情况下，我想很多人都会发疯的。对有些人来说，发疯开始时像是闹着玩一样，不过他们的肤浅和鲁莽很快就会受到惩罚，魔鬼已经封锁了一切出口，发疯再也不是游戏了。
我还是希望能和她谈一谈，让她理解这一点。不过，最近有些困难，除了我这糟糕的身体，还因为我住的地方肮脏又嘈杂，我不得不日夜忍受着噪声，这摧毁了我的睡眠和学习，甚至干扰了我的祷告。凛冽的风穿透木墙，但如果我下楼去凑到火堆边，那里尽是些醉酒的灵魂和最污秽的傲慢之徒。外面只有茂密的丛林和冻结的沼泽，能将人和马都吞没。曾有人承诺修建教堂和住所，但许诺的人正忙着自己的事，看起来只能不断推后。然而，即使在病中，哪怕只给了我这样的畜棚和房子，我也没有停止布道，我的内心铭记着一位伟大的人——神旨的传道者和解读者——托马斯·波士顿，他在临终前还从窗户向楼下院子中聚集的两千多人宣讲神的大能。尽管我的会众没那么多，但我也打算宣道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无论你的人生中有什么曲折，都是神的旨意。”——托马斯·波士顿。
“这世界就像一片荒野，我们的确能够改变自己在其中的位置，但也不过是从一个荒野小站到另外一个罢了。”同上。
詹姆斯·马伦先生，
致沃尔特·麦克贝恩牧师，1853年1月17日。
我写信是想告诉您，那位女士的身体很健康，衣衫也不再那么破烂，吃得不错，打扮得很整洁。精神也平静了许多。她现在负责修补监狱里的床单和被罩，干得很不错。但我得说，她还是坚决不愿接受探访。我不建议您现在来，因为很可能是白费力气。这段路程冬天很难走，对您的健康也不太好。
她的小叔子给我写了一封很得体的信，确认她说的都不是事实。我对此十分满意。
您可能想知道医生探视过她之后是怎么说的。他觉得，她可能陷入了一种女性特有的妄想症，发病动机是一种对自我重要性的渴望，也是想逃避单调的生活或生来就得面对的苦役。她们会幻想自己被魔鬼的力量附身，犯过各种可怕的罪行，等等。有时候，她们会说自己有好几个情人，但这些情人全是幻想出来的。那些觉得自己伤风败俗的女人，实际上非常淳朴贞洁。那位医生把这一切归咎于女性们所能读到的书，幽灵啊，魔鬼啊，和公爵贵族私通之类的。对多数人来说，一旦面对现实职责，她们就会放弃这类消遣。对有些人来说，她们只是偶尔沉迷其中，就好像享用糖果或雪利酒。但对某些人来说，那却是一种彻底的沉溺，就像活在吸完鸦片后的梦中。医生没法从这女人那里了解到她曾经读过的东西，但他相信，她现在早就忘光了，或者，是狡猾地隐瞒了起来。
随着他的质疑，的确有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显露了出来。当他问她，你不害怕被绞死吗？她回答，不，你们不会绞死我的。你是说，他们会判定你精神有问题？他问。哦，也许吧，她说，而且，他们不会绞死怀着孩子的女人吧？接着，医生要为她检查身体，想知道她刚才的话是否属实。她同意了，也就是说，她诚心相信自己的话。可是，医生却发现她根本是在自我欺骗。那些她自以为怀孕的征兆不过是长期营养不良和臆想的结果。他说明了检查结果，但她相不相信还很难说。
必须承认，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对女性来说十分艰难。最近，又有一位精神失常的女人被送了进来。她的故事更令人同情，她是因为被强奸才发疯的。侵犯她的两个罪犯也被关进了监狱，就住在她隔壁的男囚区。受害者有时候连着尖叫好几小时，整座监狱也变得令人心情压抑。这能否让我们那位自称谋杀犯的女士放弃原意、离开这里，我也不知道。她是一位优秀的缝纫女工，要是她愿意，是有人愿意雇她的。
听说您的健康情况不好，居住条件也很糟糕，我很遗憾。城市已经发展得非常文明，我们几乎已经忘记了荒野生活的艰辛。你们这些自愿选择去那里生活的人，值得我们钦佩。但请允许我多说一句，以您这种健康欠佳的情况，不可能在那种生活条件下坚持太久。要是您能搬到舒适些的地方以便更长时间地工作，相信您的教会不会觉得不妥。
我附上这位年轻女士写给一位萨迪·约翰斯通小姐的信件，寄往多伦多国王大街。我们看了这封信，以便更多地了解她的精神状态，但随后又装好了信并寄了出去。可是信却被退了回来，戳记为“收件人不详”。我们还没告诉写信人此事，为的是希望她能再写点信，从而让我们有更充足的信息判断她是否有意说谎。
安妮·赫伦太太，休伦和布鲁斯联合县，沃利监狱，
致萨迪·约翰斯通小姐，多伦多大国王街49号，1852年12月20号。
萨迪，我在这里很好，很安全，吃的、住的都没什么可抱怨的。这是一栋很好的石头建筑，有点像咱们的收容所。要是你能来这里看我就好了。我经常在自己脑子里和你说很多话，没有把它们写下来，万一他们都在监视我呢。我在这里做缝纫工作，刚来时东西都没有缝补，现在已经被我整理得很好了。我还给剧院做幕帘，这是外面来的工作。我想见你。驿站直接能到这里，要是你不愿意冬天来，春天的时候你一定愿意。
詹姆斯·马伦先生，
致沃尔特·麦克贝恩牧师，1853年4月7日。
一直没收到回信，希望您一切安好，并且仍然对安妮·赫伦的案子感兴趣。她仍然待在监狱，忙着做我从外面找来的缝纫工作，没再提过孩子、绞刑或者以前那些事。她又给萨迪·约翰斯通写了一封信，但非常简短，我随信附在后面。你知道这位萨迪·约翰斯通是谁吗？
我没收到你的回信，萨迪，我想他们可能没有帮我寄信。今天是1853年4月1日，但不是咱们以前互相戏弄对方的愚人节。如果可能，请来看望我。我在沃利监狱，但一切安好。
致詹姆斯·马伦先生，卡斯泰尔斯客栈房东，爱德华·霍伊，1853年4月19日。
你寄给麦克贝恩先生的信已经退给你了。他已于2月25日在客栈去世，留下了一些书，没有人要。
三
安妮·赫伦，沃利监狱，
致萨迪·约翰斯通，多伦多。捡到的人请代为寄送。
乔治拖着他从雪地里走回来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拖着的是一截木头。我根本没看出是他。乔治说，一根树杈从树上掉下来砸着他了。他没说他已经死了。我等着他吱声，他的嘴巴半开，里面还有雪，眼睛也是半睁着。外面的暴风雪铺天盖地，我们必须把他弄进屋。我和乔治一人拖一条腿，我拖着那腿时，在心里假装那就是一截木头。屋里我生着火，很暖和，他身上的雪开始融化。血也化开了，在他耳边流下来。我有些不知所措，很怕靠近他，总觉得他的眼睛还在盯着我。
乔治在火边坐下，转过脸去，靴子和厚重的外套都没有脱。我在原木拼就成的桌边坐下。我说，你怎么知道他已经死了？乔治说，你去摸摸他就知道了。可我不想去。外面的雪很大，狂风呼啸着刮过林间和屋顶。我说，在天堂的天父啊，我就这样得到了勇气。每动一下，我都得重复一遍这句话。得把他清洗干净，我说，来帮我。我取过化满雪水的桶，费力地脱下他的靴子，从脚开始清理。我请乔治帮忙的时候，他一直没转过脸来，也好像根本没听见，也没搭手帮我。我力气不够，根本脱不下他的裤子和外套，就只擦洗了手和手腕。我一直用手里的布隔着他的皮肤。血和雪融化在一起，淌到他的脑袋和肩膀下。我很想把他翻过来擦洗干净，可是一个人搬不动。于是，我走过去，拉着乔治的胳膊把他拽了过来。帮帮我，我说。什么？他说。我说，咱们得把他翻过来呀。于是，他帮忙一起将尸体翻成了脸朝下。就这样，我看到了，看到了斧子砍过的地方。
我们谁也没吭声。我把血啊什么的全都擦洗干净了，然后对乔治说，去，从我箱子里把床单拿过来。那是我平时舍不得铺在床上的好床单。我看也没有必要脱下他的衣服了，尽管那些衣服料子都不错。因为血液凝固的地方就得把衣服剪开，最后也不过剩下一堆破布头。我从他头上剪下了一小绺头发，因为我记得当初莉拉在收容所死掉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么做的。接着，乔治帮忙把他卷进了被单里，我把被单缝了起来。我一边缝，一边跟乔治说，去棚屋堆木头的背风处看看，够不够地方给他挖个墓。把木头搬开，下面的土可能更松软一些。
缝被单的时候，我得蹲伏下去，几乎像是和他一起躺在地板上。我先折起被单把他的脑袋缝在了里面，要不就得看着他的眼睛和嘴巴。乔治走了出去，我听到他在风雪中按我说的在干活，有时候木头扔在墙上发出砰的一声。我继续缝，一边看着他的身体一点一点消失在被单里，甚至一边大声说，这就好了，这就好了。床单在头部折叠了起来，到了脚部就不够了，于是我把在收容所学做的一件镶边小圆孔的衬裙接了上去，这才把他全身都缝了进去。
我出去给乔治帮忙。他已经把木头都搬走了，正在挖坑。那块地跟我想的一样，比较松软。他拿着铁锹，我就拿起了宽铲，他挖坑、松土，我铲土。
然后，我们把他抬了出来。现在已经不能一人拖一条腿了，于是乔治搬着头部，我抓住衬裙缝着的脚踝。我们把他推滚进了坑里，然后开始掩埋。乔治用铲子，我用铁锹铲不起太多土，只好用双手往里推铁锹，然后用脚使劲踩。土都填进去之后，乔治又用铲子使劲把地面拍平。接着，我们在雪地里把木头全都搬了回来，像以前一样堆在那里，看起来就像根本没人动过一样。我记得当时我们都没戴帽子和围巾，却干活干得浑身发热。
我们又拿了一些烧火的木头进屋，插上了门闩。我擦洗地板，对乔治说，脱掉你的靴子，再把外套也脱了。乔治照办了，然后坐在了火边。我用猫薄荷叶做了一种以前特里斯太太做过的茶，又往里面加了一块糖。但乔治不想喝。太烫了，我说。茶放凉了一些之后，他还是不想喝。于是，我开始和他说话。
你不是故意的。
当时太生气了，你并不是故意那么做的。
我见过以前他是怎么对你的。我看到他为一点小事就把你揍倒在地上，而你只是一声不吭地站起来。他也是那么对我的。
要是你没这么做，总有一天，他也会这样对你的。
听着，乔治，你听我说。
要是你去自首，你想想，会发生什么事？他们会把你绞死的。你死了，就再也不能给任何人带来任何好处。你的土地会怎么样？很可能又会回到王室手中，会有其他人得到它，你曾经付出的辛苦全都为别人白忙活了。
要是你走了，我会变成什么样呢？
我拿来一些凉的燕麦蛋糕，热了热，然后放了一块在他膝头。他拿起来，咬了一口，嚼了几下，却无法下咽，全都吐进了火里。
我说，听着，我比你大，懂得多些。我也是有信仰的，我每天晚上都对着上帝祈祷，我的祷告得到了回应。我和其他传教士一样清楚上帝的想法。我知道上帝不想让你这样一位好小伙被绞死。你要做的就是道歉，诚心诚意地道歉，上帝会原谅你的。我也会道歉，因为当我看到他死去的时候，我不希望，没有一分钟希望他是活着的。我会说，上帝啊，请你原谅我。你也这么做。跪下。
但他没有跪。他也没有离开他的椅子。我说，好吧，我有个主意，我去拿《圣经》来。你相信《圣经》吧？我问他。说你相信，点点头。
我没看清他点没点头，但是我说，好，好，就是这样。现在，我要告诉你以前我们在收容所会怎么做。当我们想知道自己身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或者生活中应该怎么办，就会随意翻开一页《圣经》，用手指随意一指，然后睁开眼睛，读出指到的词句，它会给你指引。要想更保险的话，那就在闭眼睛时说，上帝指引我的手指。
他的手放在膝盖上动也不动。所以我说，好吧，好吧，我替你来做。我做了一遍，然后把手指指到的地方读了出来。我把《圣经》靠近火光，好看清上面的字。是一些关于变老、白头发的话，神啊，求你不要离弃我！我说，这意思是说，你应该一直活到头发花白的老年，在此之前，什么事都不该发生在你身上。它是这么说的，《圣经》里。
接下来的词句说，某某来了，怀孕了，给他生了个儿子。
《圣经》上说你会有个儿子，我说。你必须活着，结婚生子，慢慢变老。
但下一句我记得特别清楚，一字一句都记得。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
乔治，我说，你听见了吗？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这就是说，你是安全的。
你是安全的，快站起来。站起来，去躺在床上，睡一觉。
他自己根本动不了。我拉了又拉，把他拉着站了起来，一直扯到床边——不是屋角他自己那张床，而是大床——又把他摁到床上躺下。我推着他翻了个身，把衣服脱到只剩下衬衫。他的牙齿直打战，我担心他是不是感冒或发烧了。我把所有的熨斗都加热，用布裹起来，一个挨一个摆在他旁边。棚屋里没有威士忌或者白兰地，只有猫薄荷茶。我往里面又加了一些糖，然后用汤匙一勺一勺地喂进他嘴里。我用双手揉搓他的脚，然后是胳膊和腿，又把热水泡好的衣服拧干了敷在他腹部和心口。我用非常温柔的语调对着他说话，让他安心去睡，等一觉醒来，头脑就会清醒，所有的恐惧都会烟消云散。
一根树杈砸中了他。就跟你告诉我的一样。我能看见那树杈掉下来，太快了，一路砸掉了很多小枝叶，快得简直像开枪一样。然后怎么着？砸到他脑袋上，死了。
终于把他哄睡着之后，我也在他旁边躺了下来。脱掉罩衣以后，我看见自己胳膊上青紫的瘀痕。我撩起裙子，想看看大腿上的瘀痕还在不在。还在。手背上我咬过的地方仍然瘀青一片，还很疼。
我躺下之后，什么也没发生。我整晚都没睡，一直听着他的呼吸声，时不时摸摸他，看他身上有没有暖和过来。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我就起身生着了火。他听到声音也起了床，情况看起来好些了。
他并没有忘记发生过的事，但说话的样子像是觉得一切都没关系。他说，我们当时应该做做祷告，从《圣经》里念点儿什么。他打开门，外面还飘着很大的雪，但天空很晴朗。那是那年冬天的最后一场雪。
我们走出去，念了《主祷文》。然后他说，《圣经》在哪儿呢？怎么没在架子上？我从火边拿过来之后，他又说，怎么在那儿啊？我什么也没说。他不知道该念哪一段，我就选了《诗篇》第131章，我们在收容所的时候必须念这个。耶和华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他念了这一段。然后他说，他要铲出一条路，去告诉特里斯一家。我说我待在家里给他做点儿饭吃。接着，他就出去铲雪了，但没有像我等待的那样，累了就回来吃饭。他一直铲啊铲啊，铲出了一条很长的路，然后就走了，一直没回来。天快黑了他才回来，说吃过饭了。我问，你告诉他们树的事儿了吗？他第一次用那种不善的目光看了我一眼，和他哥哥过去看我的目光一样。我再也没有提过那件事，一句也没再提过。他也再没有对我说过任何话，除了在我梦里。但我能够清楚地区分做梦和清醒，在我清醒时，除了那种不善的目光，别的什么都没有。
特里斯太太来过，想把我带到他们家一起生活，就像乔治那样。她说，我可以在那里吃，在那里睡，他们有足够的床。我不肯去。他们觉得我不去是因为太过悲伤，其实我是怕有人看到我身上的瘀青，也不愿意别人看到我哭。我说我不怕一个人住。
我几乎每晚都做梦，他们中的一人拿着斧子追我。不是他，就是乔治，反正是他们中的一个。有时候不是斧子，是他们中的一人用双手举着一块大石头，躲在门后等着我。梦是对我们的警告。
我不再待在屋里，怕他找到我。当我不在屋里而是在外面睡以后，噩梦没那么频繁了。天气忽然就暖和起来，外面蚊虫也多了，可我并不怎么在乎。我能看见它们咬出的包，却没有任何感觉，这也是我在外面受到庇护的征兆之一。一听到有人过来，我就蹲下身去。我吃一些浆果果腹，红的黑的都有，上帝保佑我没吃出毛病。
过了一阵，我开始做另一种梦。乔治来跟我说话，仍然带着那种不善的眼光，但他试图掩饰，假装自己很友好。他不断地进入我的梦境，对我说谎。天渐渐冷了，可我不想进屋。露水很重，睡在草丛里，我的衣服被浸湿了。该怎么办呢？我拿了《圣经》翻开，想从中得到启示。
现在，我的欺骗行为受到了惩罚，因为《圣经》什么都没有告诉我，我仍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的欺骗就是——帮乔治读《圣经》的时候，我没有完全按照手指指到的地方去读，而是迅速从周围找了更合意的词句。以前在收容所的时候，我也经常这么做。我总是能找到好句子，可谁也没有怀疑。你就从来没有这样，萨迪。
所以，我现在受到了惩罚，不管怎么找，我都再也无法从《圣经》中得到任何帮助。但不知是什么在脑海中让我到这里来，我就来了。我听别人谈起过，说这里很暖和，流浪汉们特别想被关进这里。于是我想，我也要来。告诉他们的那些话，也不知是怎么钻进我脑海里的。我告诉他们的都是乔治经常在梦中对我所说的谎话，他想让我相信，那件事是我做的，不是他。在这里乔治没法伤害我，这也是我过来的主要原因。要是他们觉得我疯了，而我很清楚我没有，我就是安全的。只是，我很希望你能来看看我。
我也很希望那些哀号声能够停止。
写完这封信之后，我会把它和剧院那些幕帘一起装起来，还会在信封上写上“捡到的人请代为寄送”。我相信这比交给他们要好，因为以前给他们的两封信，他们根本就没有寄出去。
四
克里斯蒂娜·马伦小姐，沃利，
致利奥波德·亨利，金士顿女王大学历史系，1959年7月8日。
是的，我就是特里斯·赫伦的妹妹记得的那位去过农场的马伦小姐，她把我称为“戴着帽子和面纱的年轻美女”实在是太客气了。那是我开车时戴的面纱。要是我没弄错的话，她提过的那位老妇人应该是赫伦先生祖父的嫂子。既然你在写他的传记，肯定已经把人物关系搞清楚了。我自己从来没有投票给特里斯·赫伦，因为我是保守党，不过，他是一位很有趣的政治家，就像你说的，他的传记能在这个地区引起更多关注——这里总让人觉得“死气沉沉的”。
他妹妹没有专门提到那辆汽车，我倒觉得很诧异。那是一辆斯坦利蒸汽汽车，1907年我二十五岁生日时自己买的，花了一千两百元，是祖父詹姆斯·马伦留给我的遗产的一部分。他以前是沃利的治安员，靠买卖农场赚到了钱。
我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带着五个女儿住进了祖父家。那是一栋很大的石头房子，叫特拉奎尔，现在成了少年犯的收容所。我有时候开玩笑说，那里早就是收容所了！
我年轻时，家里雇着一名园丁、一名厨师和一名缝纫女工。他们都是些“怪人”，彼此不和，之所以得到现在的工作，全是因为我祖父在看县里的监狱时对他们很感兴趣，最终把他们都带回了家。
我买那辆蒸汽汽车的时候，姐妹里就只剩下我还住在家里，老仆人里也只剩下了那个缝纫女工，人们叫她“老安妮”。她对这个名字毫无异议，自己也这么称呼自己，有时候会给厨师留字条说：“茶一点也不烫，你加热过了吗？老安妮。”整个三楼都是她的地盘，我的一个姐妹——多莉——说，不管什么时候她梦到家，也就是特拉奎尔，都会梦到老安妮站在三楼的楼梯顶上挥舞着量尺，穿着黑裙子的长手臂毛茸茸的，像只大蜘蛛。
她有只眼睛向一侧斜视，这总让我们觉得她比一般人看到的东西要多。
祖父不准我们打探仆人们的私生活，尤其是待过监狱的，当然我们还是悄悄问了。有时候老安妮把监狱叫作收容所。她说隔壁床有个女孩总是尖叫，不停地尖叫——这就是为什么安妮会逃进树林里去。她说那个女孩因为不小心把炉火弄灭了挨过打。那你为什么会进监狱？我们问她，她会说：“因为我说谎。”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以为说谎是要进监狱的！
有时候她心情不错，就会和我们玩藏顶针的游戏。有时候心情不好，要是她熨衣摆的时候我们翻得太快或者停得太早，她就会拿别针扎我们。她说她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拿砖块放在孩子们的头顶上，就能让他们不长个儿。她讨厌做婚纱（她就一直不用给我做！），觉得我那些姐妹们嫁的男人都不怎么样。她尤其讨厌多莉的情郎，所以在衣袖的位置故意留了些细微的瑕疵，结果不得不把衣袖撕掉，多莉都哭了。但是，总督和明托夫人来沃利那会儿，她给我们做的舞会礼裙漂亮极了。
关于她自己有没有结婚的问题，她有时候说结了，有时候说没结。她说，曾有一个男人来到收容所，让所有姑娘在他面前一字排开，然后说：“我要那个炭黑色头发的。”那就是老安妮，可是她拒绝跟他走，尽管那人是乘马车来的，十分有钱。很像灰姑娘的故事，可惜结局不同。她又说，树林里的一头熊杀死了她的丈夫，是我祖父杀了那头熊，用熊皮裹着把她从监狱带回了家。
我妈妈过去常说：“行了，姑娘们。别让老安妮说了，她的话你们一个字儿也别信。”
我好像说了很多很多背景信息，但你的确说过你对那一时期的细节很感兴趣。跟很多像我这个年纪的人一样，我可能常常忘记买牛奶，但却能清楚地说出八岁时候那件外套的颜色。
好，当我买了那辆蒸汽汽车后，老安妮让我捎她出门兜风。事实证明，她心里想的更接近于一次旅行。当时我很惊讶，因为她以前从来都不想出去旅行，她拒绝去尼亚加拉大瀑布，甚至连七月一日到港口看烟花都不去。而且，她对汽车这种东西很不放心，对我这个司机也一样。但更令我惊讶的是，她竟然还有想去看望的人。她想让我开到卡斯泰尔斯，去看看赫伦一家，她说那是她的亲戚。那些人可从来没有看望过她，也没给她写过信。我问她有没有提前写信过去，问问是否方便探访。她说：“我不会写字。”这真荒谬——她经常给我们的厨师写字条，我去广场或进城时还写很长的购物清单。镶边、硬粗布、塔夫绸——这些她可都会写。
“而且，根本不用提前知会他们，”她说，“乡下的习惯不一样。”
好吧，反正我很喜欢开我的蒸汽汽车来个短途旅行。我从十五岁开始开车，但这可是属于我的第一辆车，可能也是休伦县唯一一辆斯坦利蒸汽汽车。人们都会出来看它，它可不像别的汽车那样叮叮当当、噪声轰隆，而是像大帆船那样静静地在湖面滑行。它也不会弄得周围乌烟瘴气，只在车尾留下一道蒸汽。这款车在波士顿是禁行的，因为排出的蒸汽会增加空气中的水雾。我特别喜欢跟人说，我以前开的车可是在波士顿禁行的！
六月的一个星期天，一大早我们就出发了。汽车预热启动一共花了二十五分钟，老安妮一直笔直地坐在副驾驶座上，就跟已经上路了一样。我们都戴着兜风面纱，穿着长长的宽松外衣，不过，老安妮里面穿的是深紫红色的丝裙。实际上，那是她给我祖母做觐见威尔士亲王的衣服时顺便做的。
蒸汽汽车行驶在路上的感觉简直美妙极了。它的时速能达到五十英里——在当时算很厉害了——但我没开那么快，我不想让老安妮太紧张。我们出发时人们还在教堂里做礼拜，过了一会儿，路上开始挤满了回家的马车，闹哄哄的。我很有礼貌地贴着他们缓缓前进，但老安妮可不想保持镇静，她不停地说：“快挤一下。”她是让我鸣喇叭，喇叭由一个在我旁边挡泥板下面的小球控制。
她上次离开沃利的时间肯定比我出生的时候还早。我们经过索特福德的桥（那是一座老铁桥，因为双向都可以转弯，所以以前经常发生车祸）时，她说以前这里没有桥，你得付钱坐摆渡的船。
“我没有钱，但我提起裙子，踩着石头涉水过去了。”她说，“那年夏天就是那么干旱。”
我当然不知道她说的是哪年夏天。
后来就到了，看这些大片的田地，那些树桩不见了，树林都哪儿去了？看这条路多直啊，他们的房子竟然是用砖头盖的！那些跟教堂一样大的房子是什么？
谷仓，我说。
我认识去卡斯泰尔斯的路，但到了那儿之后觉得老安妮应该给我指路到底往哪儿开。但她什么忙也没帮上，我在大路上来回兜圈，等着她找到熟悉的地方，可她说：“要是看到那家客栈就好了，我就能认识后面的路。”
这是一座工业城镇，在我看来算不上特别漂亮。我们的车果然引起了人们的注目，我也没熄火，大声问他们赫伦农场怎么走。人们边喊边比画，我总算找到了路。我让老安妮注意看信箱上的名字，可她全神贯注地在找那条小溪。我自己认出了赫伦的名字，拐进了一条长长的小路，路尽头是一座红砖房和几座让老安妮惊讶过的谷仓。这种带着外廊和主窗的红砖房是那时最流行的样式，到处都能看到。
“看那儿！”老安妮说，我还以为她说的是牧场里飞奔的一大群母牛，但她指着的却是一个大土墩，上面长满了野葡萄，立着几根木桩子。她说那就是过去的棚屋，我说：“好的，不错——现在，希望你能认出一两个熟人吧。”
周围有很多人。几辆客人的马车停在阴凉处，被拴好的马匹正在吃草。车子停在外廊边的时候，一些人站好了队看着它，但他们并没有走上前来——连跑出来的小孩子也没像城里孩子那样围到近处。他们只是抿着嘴站成一排，静静地看着。
老安妮看着的却是另外的方向。
她让我下车。下车，她说，然后问周围的人，这里有没有一位乔治·赫伦先生，他还活着吗，还是死了？
我照她说的下了车。周围有个男人回答说，是的，他还活着，是我父亲。
哦，我带来了一个人，我告诉他们，我把安妮·赫伦带来了。
那个人说，那又怎样？
（信写到这里中断了一阵，因为我晕倒了几次，去了趟医院，花纳税人的钱做了很多检查。现在，我回来了，把前半部分重读了一遍，惊讶地发现我竟然写得如此没有章法，但实在懒得重写一遍。我甚至还没写到你感兴趣的特里斯·赫伦呢，耐心点儿，马上就写到了。）
我觉得，老安妮的出现让这些人都傻了眼。他们一直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做了些什么，是不是还活着。但你可别以为人们会蜂拥而上，激动地迎接她。只有一个年轻人走了出来，非常有礼貌，把她和我先后搀下了车。他告诉我说，老安妮是他祖父的嫂子。要是我们早几个月过来就好了，他这么说，因为那时候他祖父身体健康，头脑清楚——他甚至还给报纸写了篇文章回忆早年的生活呢——但后来就病了。病好以后，就不能跟以前比了。他没法说话，只是偶尔说几个词。
这个有礼貌的年轻人就是特里斯·赫伦。
我们抵达的时候，他们可能刚刚吃完饭。女主人走出来，让特里斯·赫伦问我们吃饭了没有。你可能以为她或者我们有一方不会说英语，其实是因为他们全都特别羞涩——那些深色头发的女人，穿着深蓝色礼拜日西服的男人，不说话的孩子们。希望你别以为我是在嘲笑他们——只是，以我的生活来说，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要那么羞涩。
我们被带进了饭厅，房间里并没有用过餐的味道——他们肯定是在其他地方吃的饭——然后他们端上了丰盛的食物，我记得有腌萝卜、生菜叶、烤鸡、草莓和奶油。盘子是特意从瓷器柜里拿出来的，不是日常用的那些，是上好的印度树图案的古董瓷器。他们这里什么都是成套的，豪华的客厅家具，胡桃木的餐厅家具。我觉得，他们还得过段时间才能适应有钱人的生活。
老安妮很享受被人手忙脚乱伺候着的感觉，她吃了很多，拿着一根鸡骨头咬着上面最后一丝肉。孩子们都躲在门口，女人们在外面厨房低声甚至带着些震惊的语调交谈着。那位年轻人，特里斯·赫伦，坐在桌边作陪，我们吃的时候他喝茶。他滔滔不绝地说了很多关于自己的事，告诉我说他是诺克斯神学院的学生，很喜欢多伦多的生活。我有种感觉，他想让我知道神学院学生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呆板，生活也并不是那么严苛。他曾经在多伦多海柏公园滑平底雪橇，在汉兰角野餐，还在河谷动物园看过长颈鹿。他说话的时候，孩子们好像胆大了一点儿，开始溜进屋里来。我就问了一些常见的白痴问题：你多大啦？你在学校念几年级？你喜欢你的老师吗？他催促着孩子们回答，要么就干脆替他们说出了答案，还告诉我哪些是他的弟弟妹妹，哪些是他的表亲。
老安妮问：“你们喜欢彼此吗？”她的问题引起了一些滑稽的表情。
女主人走进来，又通过神学院学生对我传话。她告诉他说，祖父已经起来了，正在前廊里坐着。她又看着那些孩子们说：“你让他们都进来干吗？”
我们全都走到前廊去，那里放着两把直背椅子，其中一把上面坐着一位老人。他有一把雪白的漂亮胡子，一直垂到马甲的下缘。他那一张苍白、恭顺、衰老的长脸，似乎对我们没什么兴趣。
老安妮说：“哦，乔治。”好像眼前的一切跟她所想的差不多。她坐在另一把椅子上，对那些女孩里的一个说道：“去给我拿个靠垫来，那种薄垫子，垫在我腰后面。”
整个下午我都开着斯坦利蒸汽汽车带人们兜风。我现在很了解他们，所以根本不问“谁想去兜风”或者“你们对汽车感兴趣吗”，我只是走到外面，像对待马一样这里那里拍拍我的车，然后看了看里面的锅炉。神学院学生跟过来，念了念车侧面的名字：“绅士快车。”他问这是不是我父亲的。
我的，我说。我解释了一下锅炉里的水如何加热，锅炉能够承受多大的压强。人们总是好奇这个——会不会爆炸。这时孩子们已经靠得很近，我忽然说锅炉水箱快空了，问哪里能够取到水。
他们一阵风似的拿上了桶，开始压水泵！我去问外廊那些男人可不可以取水，他们说请便，我道了谢。锅炉装满水后，我很自然地问他们要不要看我预热蒸汽，其中一个代表说，也行。预热的过程里，所有人都很有耐心，男人们全神贯注地盯着锅炉。这肯定不是他们见到的第一辆汽车，但很可能是第一辆蒸汽汽车。
按照当时的习俗，我先带男人们去兜风。启动汽车时，他们充满怀疑地看着我拨弄那些按钮和拉杆。一共要推拉十三个不同的东西！我们在小路上开到时速五英里，然后是十英里。我知道，让一个女人开车载着，他们肯定有点儿别扭，但对这车的好奇占了上风。接着，我又拉了一车孩子，由那位神学院学生抱进去，告诉他们好好坐着、抓紧、别害怕、别掉下去。已经知道哪里有沟和水坑，我就开得更快了些，他们一路又害怕和又兴奋地喊叫个不停。
有些当时的感受我没有说，但现在我正享受着一杯傍晚的马提尼，所以借着酒劲说出来。我没告诉你我自己遇到的问题，因为那是些爱情的烦恼。那天和老安妮出门的时候，我就决定要尽可能地好好享受，否则简直是对斯坦利蒸汽汽车的侮辱。这辈子我都觉得这条原则很好——尽量去享受一切，即使是不太可能高兴起来的时候。
我让一个男孩跑回前廊，去问问他祖父想不想兜个风。他跑回来说：“他们都睡了。”
回去之前，我得重新装满锅炉，特里斯·赫伦走过来，站在我旁边很近的地方。
“你给了我们难忘的一天。”他说。
我并不是不屑于和他调情。实际上，未来还有一段很长的调情生涯等着我呢。一旦失恋，你就根本不去想结婚的事了，这是自然而然的。
我说，他一回多伦多的朋友身边，就会把今天忘个干净。他说真的不会，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还问，他可不可以给我写信。我说，谁也不会不让你写。
回家的路上，我想，要是他真的迷上我可就太荒谬了。一个神学院学生。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他会离开神学院进入政治学院。
“真遗憾，赫伦先生没能跟你说话。”我对老安妮说。
她说：“没事，我可以跟他说。”
实际上，特里斯·赫伦的确给我写过信。不过，当时他心中肯定也有顾虑，因为他在信里附上了一些教会学校的小手册，关于给教会学校捐款什么的。这让我有些反感，就没有回信。（数年之后，我还开玩笑说，要是我当时好好发挥的话，说不定已经嫁给他了。）
我问老安妮，赫伦先生能不能听懂她对他说的话，她说：“差不多。”我又问，再见到他，开心吗？她说开心。“他能再见到我也很开心。”她说，声音里带着一种沾沾自喜，很可能是关于她的裙子和我们的车。
那时的路边种了一排高大的树，我们的蒸汽汽车在弯垂的树冠下一溜烟地开过去。几英里之外就看到了那片湖——在树木和山峦的缝隙里远远地瞥到了几眼，于是老安妮问我，这有没有可能是同一个湖，沃利那个？
当时周围有很多老年人，脑子里装满了稀奇古怪的想法——我猜老安妮比大多数人还要严重。我记得有一次她告诉我，说以前在收容所的时候，有个女孩胃里发烧难耐，生出了个婴儿，只有老鼠那么大，已经死了，但她们把它放进烤箱时，它忽然膨胀成正常大小，烤上了一层很好的颜色，还开始踢腿。（你现在肯定在想，让一个老妇人去回忆往事，简直就跟翻开破布袋子一样。）
我告诉她说这是不可能的，肯定是一个梦。
“有可能，”她说，难得赞成我的话，“我以前的确常常做很可怕的噩梦。”
（邢楠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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