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1 章 晴天里的乌云(2)

康托翻看了斯塔福的笔记本以后，觉得十分烦恼。实验的草案倒是记录在册了，但是具体的细节却似乎少得让人吃惊。斯塔福是康托实验室里的一颗明星，教授从来没有理由质疑他的研究结果。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查看他的笔记本了。教授很生气，憋了一个上午之后，他决定往南卡罗莱纳州打电话给斯塔福。这时，又出现了一个麻烦。斯蒂芬妮没有斯塔福在南卡罗莱纳州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康托态度生硬地吩咐说：“那你就给我找他在本地的电话号码。”

前两个电话没有人接，到了傍晚才有一个女人的声音说：“你好。”

“晚上好，”他唐突地说。“这是斯塔福博士的家吗？”

“是，他住在这里，”莉亚回答：“不过，他现在不在。他不在城里。”

“我在那里能够找到他，你有他的电话吗？”

康托的不耐烦在电话里面都能够感觉出来，这就足以引起莉亚的好奇心了。她问：“你是谁呀？”

“我是康托。”

“噢，”她大吃一惊，说：“请稍等一会。”莉亚听说过许多关于教授的事，可她始终没有完全相信他的存在。她用手捂住话筒，“塞莉，最好你来听。是康托打来的，找杰里。他的声音听上去冷冰冰的，”她把电话递过去，警告她说。

塞莱斯蒂娜问：“康托教授，有事吗？”

她说话的时候加了头衔，这舒缓了教授的情绪：凡是他发现别人不经过事先介绍就听说过他的时候，总会这样。

“我是塞莱斯蒂娜-普赖斯，”她补充道，然后打住。她想看看杰里最后是否告诉教授关于她的事。可康托没有反应。她的名字听上去隐隐约约好像听见过，可现在他心里有更加重要的事。“我是——”她迟疑了一会，然后继续说，“是与杰里住在一所房子里的。”

“不知道你是否能够帮我个忙。”康托对他学生的私生活置之不理。“我有急事要找杰里。你有他的电话吗？据说他祖父在南卡罗莱纳州心脏一病发了。”

“据说？”塞莱斯蒂娜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词上。星期五晚上，她从实验室回来，看见杰里留下的一瓶玫瑰花和一封信。当时，她也用了这个词。那是他送给她的第二束花。这次信封里面吝啬的话语与第一次大相径庭。里面是一张有乡村风味的生日卡片，上面画着一条船，远处岸边有一个人。卡片上印着：“抱歉，我误了船。生日快乐。”这句话的下面，有几句手写的句子：

我祖父心脏一病发了(轻微的！)我要到南卡罗来纳州去几天。你可以打电话给我，号码：(803)555－7182。抱歉，我不能与你们一起去芝加哥了。以后再补吧。一爱一你的，杰里。

“看这张扫兴的卡片，”塞莱斯蒂娜曾经抱怨说。“既然心脏一病很轻，他为什么不能等到星期天再去？他可以从芝加哥乘飞机去。我都不知道他还有祖父。”

“塞莉，人人都有祖父。”莉亚站在她身后看卡片。“可怜的杰里。塞莉，不要担心，我们自己庆祝。我不会让任何人破坏我们化学家的生日的。”

最后，她们度过了一段值得记忆的时光：希腊侍者跳舞；克罗诺斯四重奏演出了一场很温馨婉约的现代维也纳音乐晚会——勋伯格、韦伯和贝尔格的作品；塞莱斯蒂娜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一个令她无比惊讶的发现。音乐会在一个带包一皮厢的大厅里举行。她们两位坐在那里。莉亚考虑得很周到。她甚至买了一架观剧望远镜。通过望远镜，她们可以一清二楚地仔细观看音乐家。莉亚没有忘记塞莱斯蒂娜关于这个四重奏小组以着装前卫出名的故事，至少在塞莱斯蒂娜与格雷厄姆-勒夫金一起去听过的一些音乐会上是这样的。

“把望远镜给我，”等到幕间休息，灯光亮起来的时候，塞莱斯蒂娜说。“我喜欢看人。”她用望远镜缓慢地扫视观众。忽然，她停住了。“真不敢相信，”她的声音很轻，莉亚没有听见。“是葆拉。”

看见葆拉她并不觉得惊奇。毕竟，塞莱斯蒂娜知道她的姨一妈一爱一好音乐。第一次听克罗诺斯音乐会的时候，当四重奏的大提琴手琼-杰雷诺德(JoanJeanrenaud)出现在舞台上时，她还曾对勒夫金提起过这事。使她感到惊讶的是葆拉的同伴——康托教授。她本人虽然从来没有与他有过交往，但她与杰里一起去听过他的讲演，见过他。

现在，两天之后，她居然真的与康托通话了。谁会想到他过着双重生活？杰里怎么样呢？他到南卡罗来纳去，走得实在太突然了。

“是的，”她告诉康托说：“他祖父心脏一病发了。他告诉我说是轻微发作，我给你他的电话号码。”

“我希望你祖父的心脏一病好点了。”康托没给对方有留下回答的余地；他并不是在提问。“杰里，克劳斯让他的一位博士后重复你的实验。他们遇到了问题，我不可能让克劳斯他们等很长时间，而不给他们详细资料。谢天谢地，还没有其他人想这么做：他们可能就不会这么客气，先通知我们他们所遇到的麻烦。他们很可能会直接公布他们的失败。我想我还是把你的实验室笔记的复印件寄给克劳斯的好。”

康托只听见很轻的一句：“是吗？”

“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看你的笔记了——”

不等康托说完，斯塔福立即转为攻势。“嗯，你没有什么理由要查看，对吗？除非是为了我们在《自然》杂志上发表那篇文章。”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含混不清的“我们”。“你让我写我们最后两份稿子的初稿。你只要求看我的草稿。”

“是的，我知道。”不管康托先前的话里隐含一着什么责怪，现在都说不出来了。他知道有些人，他们几乎连草稿也从来不自己动手写，只最后在稿子上签签他们的大名。康托与他们不一样，他文章的第一稿差不多一直是他自己写的。他曾经不止一次骄傲地指出，他的做法与那种不参与写作而专门以作者身份出现在文章上的人之间的差异。他感到，如果一个人的名字出现在一篇文章上，那么他就该为里面所有的内容负责。履行职责的最好方法就是动手写那篇文章。但是，即便是他，像康托这样有责任心的超级明星，尽管他为了维护谨慎的道德原则，曾经抵御了那种庞大研究小组的诱一惑，最近几年无论是在实验室里，还是著述的时候，他都把杰里迈亚-斯塔福都当做例外。

康托的声调变得充满歉意。“杰里，我没法把你的笔记本复印件寄给克劳斯。里面遗漏的细节实在太多了。你甚至没有说明你在原始萃取时采用哪种缓冲器。你没有给出高压液相色谱分离所用的一精一馏塔柱。你没有说明一精一氨酸酶的来源——”

斯塔福断然打断了他的话。“艾西，这些都是很细琐的、常规的内容，你知道我当时的时间多么紧迫，压力多大。要完成我所做的，”可以听得出第一人称单数下面划了线，表示强调。“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面。我猜想我只是登记目录写得太潦草了。星期三回去以后，我会把遗漏的地方补加上去的。星期五早晨，你一进办公室就可以拿到。”

这正是康托希望听见的话。过了一个星期，一封给克劳斯的信寄了出去。

三月份的大部分时间里，漂浮在康托辉煌的地平线上空的云朵没有变大，颜色也没有加深。然而，像珠穆朗玛峰上的天气变幻莫测一样，科学的天空也会瞬息万变：就康托的情况而言，就因为一个电话，骤然发生了变化。

“艾西，我并不担心，”克劳斯的话开始非常无辜，“那就是，目前尚且，”克劳斯停顿了一会，停顿的时间很短暂，只有能够辨别克劳斯话语中最细微差别的人才会明白其中的含意。

康托勉强地回了一句：“库尔特，你什么意思？”他知道会有什么事。

“我们这里的博士后研究生大桥，你不是知道我让他在做你们的实验吗？他是一位有经验的专门研究酶学的学者。他的能力无可怀疑。现在他正在做第二次尝试。他仍然不能观察到任何一精一氨酸产生。如果在那个氨基酸里的一精一氨酸没有增加，那你怎么——”

他的话说了一半，康托就打断了他。“库尔特，我完全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它将意味着什么。我将和斯塔福一起重复那个实验。然后，我将邀请你那位大桥到我的实验室来与我们一起做这个实验。”

“我想你就会这么说的。”听上去克劳斯放心了，并且也使人感到放心。“艾西，你不必担心我们。我们肯定不会在目前这个阶段公布任何事情。你很幸运：到目前为止，没有其他人在重复你的实验。你没有把实验资料寄给其他人吧？”

康托觉得很奇怪，他的话怎么听上去好像他拥有所有权似的。“当然没有。”

“这样的话，你就不必担心它了。”

他们俩都清楚那个“它”是什么意思。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它”代表康托—斯塔福实验。以原创者的名字命名一种理论或者一项实验，是在科学上最具有历史意义的褒扬：玻意耳定律，阿伏伽德罗数，或者密立根的油滴实验——尽管在一些数据处理上存在一些疑问，密立根还是在1923年因此赢得了诺贝尔奖。这些都只是一些例子。尽管如此，这类科学成就不经过其他人独立自主的验证就受到褒扬的情况是绝无仅有的。克劳斯想要提供此项验证。“它”也可以变成康托－斯塔福惨败，落得个可耻的下场。不管怎么说，在这个实验与该领域里的许多其他失败一起被人遗忘之前，还有一两个月的时间。“你最好快一点，”克劳斯再次警告他说，“因为，一旦你把论文全部写好并刊印以后，你就不知道还有谁会在他们实验室里面验证它了。”

尽管尚未开始撰写详细的稿子，康托无需要别人提醒他时间的价值。过了几分钟，斯塔福就已经被召唤到教授的办公室里。门像平常一样关着。“杰里，你知道克劳斯是怎么说的？‘别担心……还没有。’行了，我可真要开始担心了。”康托凝视着年轻的合作者。斯塔福的目光始终十分沉稳。

“你准备怎么办？”年轻人的声音很柔一弱。

康托替斯塔福感到难过。他只想让他感到时间紧迫，并不想让他感到气馁。“我们将一起重做你的实验。不要到大实验室去做，就在我的私人实验室里做。这次我一点不能大意。一切都必须严格控制。这又是一个经常会遇到的情况：罪魁祸首是一个我们没有意识到的，虽然很小，却至关重要的实验变数。这一次，你实验的每一步我都会在场。那样我们才能发现你的报告里面究竟遗漏了什么。我不想让那样的事使整个理论受到质疑。好了，孩子们，为了祖国，到实验室去开始工作。”

康托在巴黎巴斯德研究所度过的一年，仍然使他有时候会多少有点不自觉地用些法语。而斯塔福通过博士学位时，所熟练一精一通的外语不过是计算机语言FORTRAN，他没有抬起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