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时出现”的柏杨

　　朱洪海
　　中国大陆的八十年代，往往又是理想主义的代名词，发生并贯穿于这个年代的一系列变革，让人们震惊、兴奋和渴望，在今天，八十年代常常和怀旧联系在一起。
　　一九七七年开始，大陆恢复了高考制度，直到八十年代结束，大约有六百万的青年学生先后走进校园，他们当中，年龄小的刚刚成年，也有三十几岁的大龄学生。他们一般出生于五六十年代，当他们与八十年代狭路相逢时，正是他们人生意识的成长时期，因而一方面他们续传了“五四”一精一神的薪火，同时更有“文革”的沉痛反思。所以，他们思考的深度远超他们的师长，又远非后来人可比。这一代人，本文所称“八十年代人”这个概念并非时下流行的“八十年代生人”。
　　之所以选择“八十年代人”来研究柏杨的意义，是因为八十年代“五四”一精一神在对传统的大反思中表现出了一定的缺失，它依旧停留在“科学”与“民主”的认定上，没有在现实生存及生存方式的提升上予以充分的重视，更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恰恰是柏杨先生鲜明的现实批判，为“八十年代人”的人文启蒙，给予了完整的、重要的弥补。
　　一、适时出现的柏杨
　　几乎所有能够持续生长的事物，，都必须有着它的缘分。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好望角早了若干年，但是他没有缘分，于是中国错过了可以依托海洋让世界认识中国的机会。后来的乾嘉盛世，不过是历史中国最后的繁荣，《南京条约》于是成为必然。
　　大陆的“文革”年代，以地下方式极为流行一部手抄本小说《归来》（即《第二次握手》），可惜张扬也是没有缘分。他的“错误”在于这部小说创作得太早，所以在当时他只好成为“反革命”，坐牢四年，几乎被槍决。但是后来的张扬依旧没有缘分。若干年后，这本小说的总印量达到了四百三十万册，然而张扬拿到的全部稿费只有两千五百元人民币。在大陆的八十年代初期，还没有后来比较完善的稿费制度，张扬的缘分可谓糟糕至极。
　　缘分有时看起来只是和某一个人有关，但就是这个人往往是在意味着一个时代。
　　柏杨来到大陆的时候，恰好也刚刚是他应该来，也正是大陆需要他来的时候。
　　有关中国大陆八十年代的研究，近几年开始陆续有了一些总结性*的文章，内容多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层面。但是，显然这些文章基本就停留在了总结性*的基础上，我们好像还不清楚曾经走过的这个年代，对于我们的未来有多么重要。
　　八十年代，我们没有给予它应有的位置。
　　八十年代是我们出发的地方，今天的中国，那些能够让我们振奋的，几乎都是从那里开始起飞的；我们出发的原动力，归根结底是来自八十年代的文化酝酿。这就是八十年代对于我们的意义：这是一个新时代的起点。
　　在八十年代产生这种文化酝酿，来自于众所周知的文化反思，从一首诗、一篇小说、一部电影开始，从反思文学开始，反思的波澜汇集成河最终波及到思想界。内部的异化也为外来的声音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各种学说、流派与思想喧嚣而来，八十年代的思想界，犹如一个开放的花园热闹非凡。在这熙攘的人群中，应该有四个人，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尼采和萨特在八十年代初来到中国的时候，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几乎达到了震撼的程度；紧随其后的是弗洛伊德，“八十年代人”不能忘记他，是因为他第一次给予了中国人完整的性*观念。
　　第四个到来的是柏杨。
　　“酱缸文化”来到大陆的时候，是八十年代中期，正是大陆思想界的破冰之旅如火如荼的时期。一九八四年的柏杨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发表了他著名的演讲，其轰动效应之烈以致立即波及到大陆。“酱缸文化”的基本一精一神“国民性*批判”刚好呼应了大陆正推向高|潮的文化反思运动，于是，整个八十年代的近六百万学子，即“八十年代人”几乎没有人没有议论过柏杨和《丑陋的中国人》，导致的直接反应就是柏杨热！
　　在当时，在中国大陆的文化阶层，柏杨是若干核心词汇当中的一个。爱荷华演讲的第二年，《丑陋的中国人》就被大陆出版社介绍给了大陆读者，有人估计，当时的发行量高达几百万册，柏杨先生震撼性*的声音，让学子们争相阅读。当时富有影响力的文化核心媒体，几乎都重点推出过有关柏杨的讨论。
　　迄今为止，柏杨先生两千万字的文学、史学著作多数都在大陆出版过，有的甚至由多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但是柏杨带给大陆的核心影响则是“酱缸文化”。“酱缸文化”的到来加速了破冰之旅的进程。
　　从文化界开始的反思在整个社会引发了全面碰撞，人们都感受到社会在发生变化，但是变化又步履维艰，明显的特征是进两步退一步，新时期的改革萌芽在严重的争议中艰难生长。
　　八十年代前期的反思显然不够彻底，因为反思的出发点都是站在了传统的基础上。对于传统，中国人是抱着“去其糟粕，取其一精一华”的态度的，但是问题在于何谓一精一华？怎么知道不会由于眼神不好、大脑迟钝，紧抱不放的一精一华实际却是糟粕？并且由于时间的转换、地点的不同，糟粕与一精一华之间也会互相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