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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和读者谈《家》}}

有许多小说家喜欢把要对读者讲的话完全放在作品里面,但也有一些人愿意在作品以外发表意见。我大概属于后者。在我的每一部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集中都有我自 己写的“序”或“跋”。有些偏爱我的读者并不讨厌我的唠叨。有些关心小说中人物的命运的人甚至好心地写信来探询他们的下落。就拿这部我在二十六年前写的 《家》来说吧,今天还有读者来信要我介绍他们跟书中人通信,他们要知道书中人能够活到现在,看见新中国的光明才放心。二十六年来读者们常常来信指出书中的 觉慧就是作者,我反复解释都没有用,昨天我还接到这样的来信。主要的原因是读者们希望这个人活在他们中间,跟他们同享今天的幸福。

读者的好心使我感动,但也使我痛苦。我并不为觉慧惋惜,我知道有多少“觉慧”活到现在,而且热情地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工作。然而觉新不能见到今天的陽光,不能使他的年轻的生命发出一点点光和热,却是一件使我非常痛心的事。觉新不仅是书中人,他还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就是我的大哥。二十六年前我在上海写《家》,刚写到第六章,报告他自杀的电报就来了。你可以想象到我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写完这本小说的。

我很早就声明过,我不是一个冷静的作者,我不是为了要做作家才写小说,是过去的生活逼着我拿起笔来。我也说过:“书中人物都是我所爱过和我所恨过的。许多 场面都是我亲眼见过或者亲身经历过的。”的确,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欢笑,也陪着 他们哀哭。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我好像在挖开我的记忆的坟墓,我又看见了过去使我的心灵激动的一切。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目睹一些可爱的 年轻生命横遭摧残,以至于得到悲惨的结局。那个时候我的心由于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憎恨和诅咒。我有过觉慧在他的死去的表姐(梅)的灵前所起的那种 感情,我甚至说过觉慧在他哥哥面前所说的话:“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吧。”一直到我在一九三一年年底写完了《家》,我对于不合理的封建大家庭制度的愤恨才 有机会倾吐出来。所以我在一九三七年写的一篇《代序》中大胆地说:“我要向这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Jaccuse《我控诉》。”我还说,封建大家庭制度必 然崩溃的这个信念鼓舞我写出这部封建大家庭的历史,写出这个正在崩溃中的地主阶级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我把这个故事叫做《激流三部曲》,《家》 之后还有两个续篇:《春》和《秋》。

我可以说,我熟悉我所描写的人物和生活,因为我在那样的家庭里度过了我最初的十九年的岁月,那些人都是我当时朝夕相见的,也是我所爱过和我所恨过的。然而 我并不是写我自己家庭的历史,我写了一般的官僚地主家庭的历史。川西盆地的成都当时正是这种家庭聚集的城市。在这种家庭中长一辈是前清的官员,下一辈靠父 亲或祖父的财产过奢侈、闲懒的生活,年轻的一代却想冲出这种“象牙的监牢”。在大小军阀割据地方、小规模战争时起时停的局面下,长一辈的人希望清朝复辟; 下一辈不是“关起门做皇帝”,就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年轻的一代却立誓要用自己的双手来建造新的生活,他们甚至有“为祖先赎罪”的想法。今天长一辈的已 经死了;下一辈的连维持自己生活的能力也没有;年轻的一代中有的为中国革命流尽了自己的鲜血,有的作了建设新中国的工作者。然而在一九二○年到一九二一年 (这就是《家》的年代),虽然五四运动已经发生了,爱国热潮使多数中国青年的血沸腾,可是在高家仍然是祖父统治整个家庭的时代。高老太爷就是封建统治的君 主。他还有整个旧礼教作他的统治的理论根据。他是我的祖父,也是我的一些亲戚的家庭中的祖父。经济权捏在他的手里,他每年收入那么多的田租,可以养活整整 一大家人,所以一大家人都得听他的话。处理年轻人生死的大权也捏在他的手里。他认为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他想不到年轻人会有灵魂。他靠田租吃饭,却连农民 怎样生活也弄不清楚。甚至在军阀横征暴敛一年征几年粮税的时候,他的收入还可以使整个家过得富裕、舒服。他相信这个家是万世不败的。他以为他的儿子们会学 他的榜样,他的孙子们会走他的道路。他并不知道他的钱只会促使儿子们灵魂的堕落,他的专制只会把孙子们逼上革命的路。他更不知道是他自己亲手在给这个家庭 挖坟。他创造了这份家业,他又来毁坏这个家业。他至多也就只做到四世同堂的好梦(有一些大家庭也许维持到五代)。不单是我的祖父,高老太爷们全走着这样的 路。他们想看到和睦的家庭,可是和平的表面下掩盖着多少倾轧、斗争和悲剧。有多少年轻的生命在那里受苦、挣扎而终于不免灭亡。但是幼稚而大胆的叛逆毕竟冲 出去了,他们找到了新的天地,同时给快要闷死人的旧家庭带来一点新鲜的空气。

我的祖父虽然顽固,但并非不聪明,他死前已经感到幻灭,他是怀着寂寞、空虚之感死去的。我的二叔以正人君子的姿态把祖父留下的家业勉强维持了几年,终于带 着无可奈何的凄凉感觉离开了世界。以后房子卖掉了,人也散了,死的死,走的走。一九四一年我回到成都的时候,我的五叔以一个“小偷”的身份又穷又病地死在 监牢里面。他花光了从祖父那里得到的一切,花光了他的妻子给他带来的一切以后,没有脸再见他的妻儿,就做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人。这个人的另一面我在小说 中没有写到:他面貌清秀,能诗能文,换一个时代他也许会显出他的才华。可是封建旧家庭的环境戕害了他的生机,他只能做损人害己的事情。为着他,我后来又写 过一本题作《憩园》的中篇小说。

我在前面说过,觉新是我的大哥。他是我一生爱得最多的人。我常常这样想:要是我早把《家》写出来,他也许会看见了横在他面前的深渊,那么他可能不会落到那 里面去。然而太迟了。我的小说刚刚开始在上海的《时报》上连载,他就在成都服毒自杀了。十四年以后我的另一个哥哥在上海病故。我们三弟兄跟觉新、觉民、觉 慧一样,有三个不同的性格,因此也有三种不同的结局。我说过好几次,过去十几年的生活像梦魇一般压在我的心上。这梦魇无情地摧毁了许多同辈的年轻人的灵 魂。我几乎也成了受害者中的一个。然而“幼稚”和“大胆”救了我。在这一点我也许像觉慧。我凭着一个单纯的信仰,踏着大步向一个目标走去:我要做我自己的 主人;我偏要做别人不许我做的事。我在自己办的刊物上发表过几篇内容浅薄而且有抄袭嫌疑的文章。我不能说已经有了成熟的思想。但是我牢牢记住丹东的话: “大胆,大胆,永远大胆!”这三个大胆在那种环境里意外地收到了效果,帮助我得到了初步的解放。觉慧也正是靠着他的“大胆”才能够逃出那个正在崩溃的家 庭,找寻自己的新天地;而“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却把觉新活生生地断送了。

有些读者关心小说中的几个女主人公:瑞珏、梅、鸣凤、琴,希望多知道一点关于她们的事情。她们四个人代表着四种不同的性格,也有两种不同的结局。瑞珏的性 格跟我嫂嫂的不同,虽然我祖父死后我嫂嫂被逼着搬到城外茅舍里去生产,可是她并未像瑞珏那样悲惨地死在那里。我也有过一个像梅那样年纪的表姐,她当初跟我 大哥感情好。她常常到我们家来玩,我们这一辈人不论男女都喜欢她。我们都盼望她能够成为我们的嫂嫂,后来听说姑母不愿意“亲上加亲”(她自己已经受够亲上 加亲的痛苦了,我的三婶是我姑母夫家的小姐),因此这一对有情人不能成为眷属。四五年后我的表姐做了富家的填房少奶奶。以后的十几年内她生了一大群儿女, 一九四二年我在成都重见她的时候,她已经成了一个爱钱如命的可笑的胖女人。我们家里有过一个叫做翠凤的丫头,关于她我什么记忆也没有了,我只记得一件事 情:我们有一个远房的亲戚托人来说话,要讨她做姨太太,她的叔父征求她本人的意见,她坚决地拒绝。虽然她并没有爱上哪一位少爷,她倒宁愿后来嫁一个贫家丈 夫。她的性格跟鸣凤的不同,而且她是一个“寄饭”的丫头。所谓“奇饭”,就是用劳动换来她的饮食和居住。她仍然有权做自己的主人。她的叔父是我们家的老听 差。他并不虐待她。所以她比鸣凤幸运,用不着在湖水里去找归宿。

我写梅,写瑞珏,写鸣凤,我心里充满了同情和悲愤。我庆幸我把自己的感情放进了我的小说。我代那许多做了不必要的牺牲品的年轻女人叫出了一声:“冤枉!”

的确我的悲愤太大了。我记得我还是五六岁的小孩的时候,我在姐姐的房里找到了一本《烈女传》的插图本。下栏是图,上栏是字。我做小孩子的时候,在家里很少 见到图画书。所以我把这本已经翻旧了的线装书当作宝贝。我一页一页地翻看。尽是些美丽的古装女人。有的用刀砍断自己的手,有的在烈火中烧死,有的在水上飘 浮,有的拿剪刀刺自己的咽喉。还有一个年轻女人在高楼上投缳自尽。都是些可怕的故事!为什么这样的命运专落在女人的身上?我不明白!我问我那两个姐姐,她 们说这是《烈女传》。年轻姑娘都要念这样的书。我还是不明白。我问母亲。她说这是历代的节烈的妇女。我求她给我讲解。她告诉我:那是一个寡妇,因为一个陌 生的男子拉了她的手,她便当着那个人的面砍下自己的手来;这是一个王妃,宫里发生火灾,但是陪伴她的人没有来,她不能一个人走出宫去抛头露面,便甘心烧死 在宫中。为什么女人,特别是年轻的女人,就应该为那些可笑的陈旧观念,为那种人造的礼教忍受种种痛苦,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什么那本充满血腥味的《烈女 传》就应当被看作女人学习的榜样?连母亲也不能说得使我心服。我不相信那个充满血腥味的可怕的“道理”。即使别人拥护它,我也要反对。不久这种“道理”就 被一九一一年的革命打垮了,《烈女传》被我翻破以后,甚至在我们家里也难找出第二本来。但是我们家里仍然充满着那种带血腥味的空气。我有个表姐在民国初年 还有过抱牌位成亲的“壮举”。不用说,她念《烈女传》入了迷,甘愿为她从未见过一面的亡故的未婚夫守节,还梦想有人为她立一座贞节牌坊。甚至在五四运动之 后,北京大学已经开始招收女生了,三个剪了辫子的女学生在成都却站不住脚,只得逃往上海或北京。更不用说,我的姐姐妹妹们享受不到人的权利了。一九二三年 我的第三个姐姐,还被人用花轿抬到一个陌生的人家,做填房妻子,忍受公婆的折磨,一年以后就寂寞地死在医院里。她的结局跟《春》里面蕙的结局一样。《春》 里面觉新报告蕙的死讯的长信,就是根据我大哥写给我的信改写的。据说我那个最小的叔父(我的小说里没有他)当时还打算送一副挽联去:“临死无言,在生可 想。”她的丈夫把她的灵柩抛在尼姑庵里,自己忙着张灯结彩做第三次的新郎,后来还是我的大哥花钱埋葬了她。

我真不忍挖开我的回忆的坟墓。那里面不知道埋葬了多少令人伤心断肠的痛史。

然而在我们家庭的暗夜中,琴出现了。这是我的一个堂姐的影子,我另外还把当时我见过的少数新女性的血液注射在她的身上。在我离家的前两三年中,她很有可能 做一个像琴那样的女人。她热心地读了不少传播新思想的书刊,我的三哥每天晚上都要跟她在一起坐上两个钟头读书、谈话。可是后来她的母亲跟我的继母闹翻了, 不久她又跟她母亲搬出公馆去了。虽然同住在一条街上,可是我们始终没有机会相见。三哥还跟她通过好多封信。我们弟兄离开成都的那天早晨到她家里去过一次, 总算见到了她一面。这就是我在小说的最后写的那个场面。可是环境薄待了这个可爱的少女。没有人帮忙她像淑英那样地逃出囚笼。她被父母用感情做铁栏关在古庙 似的家里,连一个陌生的男人也没法看见。有人说她母亲死后,父亲舍不得花一笔嫁女费,故意让她守在家里,不给她找一位夫婿。我一九四二年回成都见到了她, 她已经成了一个“弱骨支离”的“老太婆”了。其实她只比我大一岁。我在小说里借用了她后来写的两句诗,那是由梅讲出来的:“往事依稀浑似梦,都随风雨到心 头。”她那一点点锋鑣*终于被“家庭牢狱生活”磨洗干净了。她成了一个性情乖僻的老处女,到死都没法走出家门。连一个同情她的人也没有。只剩下从父亲遗产 中分到的三四十亩田,留给她的两个兄弟。我用这么多的话谈起我二十七岁时写的这本小说,这样地反复解释也许可以帮助今天的读者了解作者当时的心情。

我最近重读了《家》,我仍然很激动。我自己喜欢这本小说,因为它至少告诉我一件事情:青春是美丽的东西。

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而且它一直是我的鼓舞的泉源。

巴金195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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