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康伟业在信纸上一遍又一遍地写下“请你不要再回信了”这句话。但他总是没有足够的勇气把信扔进邮筒。康伟业想:人家姑娘那么好的条件,凭什么你说吹就 吹?一个不是党员的扛猪肉的工人,月工资才拿十八块钱,你吹一个拿二十四块钱的漂亮党员姑娘,这不是故意伤害人家吗?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毛泽东逝世了。 一个晴天霹雳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震响。噩耗传来,人们如丧考妣,失声痛哭,停下了手中正在进行的工作,奔向大街去购买黑纱和制作花圈的彩 纸。大街上的人群一片呜咽,犹如世界末日来临。工厂、学校、商店、机关单位、公园、餐馆,到处有人因为过份的悲痛而晕倒。不管是什么人晕倒了,总会有一群 人拥上去,抱的抱,抬的抬,有的递开水有的掐人中。共同的灾难感使中国人民一下子亲密起来,一只手总想握住另一只手,个人的肩总想依靠着大家的肩。这一 天,突然有人叫康伟业接电话。康伟业对准电话筒大声说:“喂。”那边是段莉娜。段莉娜听到康伟业的声音就忍不住抽泣起来,抽泣使段莉娜显出了女姓的温柔, 她说:“伟业,毛主席他老人家……”
康伟业也正沉浸在失去领袖的悲痛之中,他说:“小段,你不用说了。小段,你不要哭,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化悲痛为力量。我们更重要的任务是如何继承他老 人家的遗志,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康伟业嗓音低沉,语气里充满了前所未有亲切,既阳刚又委婉。他敏感地意识到段莉娜对他的称呼是亲昵的“伟业”而不“康 伟业同志了”。
康伟业趁机大胆地说:“我也很想见见你。”
下班后,康伟业挤上公共汽车赶往武昌蛇山公园。他们在浓重的暮色中找到了对方,哽咽着呼唤了一声“毛主席”,不知怎么的人就在对方怀里了。段莉娜滂沱 的眼泪弄湿了康伟业的脸膛,康伟业用他的大手一把一把地为段莉娜抹去泪水和鼻涕,顺手揩在身后的树干上。这一夜,他们并肩而坐,在蛇山幽暗的秋草清香的树 丛里,听着一列列火车在他们脚下哐哐、哐哐、哐哐地走过,由远及近,由近及远,仿佛历史的进程,既漫长又匆匆,不知来自于哪里。一切都突然变得无头无序, 无依无靠,使人感到惘然失措。段莉娜的手一直猫在康伟业的手掌心时,两人都有很踏实的感觉。他们絮絮私语,从国内形势说到国际形势,又从国际形势说到了他 们自己的状况。
康伟业和段莉娜就这样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
段莉娜把康伟业带回家见了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康伟业也把段莉娜带回了家。康伟业的家住在单位宿舍里,宿舍由五十年代的苏联式大办公室间隔而成,两间房被书籍挤得满满的,厨房和卫生间是公用的。
段莉娜的家在部队大院。大门口有士兵站岗,院子里头绿化得像公园,一幢幢带了一点西洋风格的小楼错落在浓荫之中。几乎每一家的篱笆墙上都藤藤葛葛地挂 满了丝瓜、苦瓜、鹅米豆。肥厚的青菜叶子悠闲自得地伸到篱笆外面,平坦的柏油马路一直通到小楼的门前。尤其是第一次,康伟业一进干休所情绪就晴天转多云 了。他愤愤不平地想:好哇,原来是这样的啊!你们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说是解放了我们的城市,倒偷偷地圈了这么大的院子,每家都住小洋楼,还种 菜,肆意地把农村搬到城市里。这一切应该怎么解释呢?
段莉娜的父亲一身戎装,腹部膨起,双手背在身后,在段莉娜介绍了康伟业之后,仅仅对他点了一个头,以后就一直坐在阳光充沛的院子里听半导体收音机,打 瞌睡,段莉娜的兄弟姐妹就不敢恭维了。他们一个个全都是大大咧咧的,用傲视武汉话的部队普通话交谈,无休止地谈他们的话题,从中央谈到地方。把军委领导人 和军区司令员的名字说来说去,全都不带姓氏,只说某某同志,搞得像是他们的亲兄弟,牛皮哄哄的。他们根本不在乎康伟业的存在。段莉娜的母亲也仅限于客气, 让保姆做饭,自己根本不下厨。于是,康伟业段莉娜有了第一次激烈的争吵。康伟业如此强烈的感受和不平在段莉娜看来简直幼稚可笑。段莉娜反问说:“按你的理 论,那么毛主席也不应该住北京中南海,而应该住到湖南长沙的韶山冲去是不是?”
康伟业说:“段莉娜,想不到你是这么刁猾!”
段莉娜说:“是我刁猾还是你农民意识,心胸狭隘,少见多怪?”
康伟业把一只水杯狠狠地摔到地上,说:“请你们摸摸自己的后脑勺,想想你们才进城几天?土腥气掉了没有?还敢说我有农民意识!”
段莉娜的脸都气得发绿了。她最后送给康伟业的话是:“只有不要脸的人才说不要脸的话!”
这一次争吵使他们的关系濒于绝交的边缘。但是他们周围的人没有让他们绝交。李大夫受男女双方父母之托,穿梭往来,找当事人双方一再地谈话。大家都认为 青年男女在谈对象的过程中闹一点别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有人帮忙和稀泥,一个粑粑就可以捏团圆。康伟业和段莉娜就这样被很有耐心的旁人又捏到了一起。最 后的结果是:康伟业就摔水杯这个事实本身道了一个歉。众人就对段莉娜说:他道歉了他道歉了。段莉娜紧绷的脸便逐渐松弛了下来。
若干日子之后,在两人融洽亲密的某一个时刻,康伟业戏谑地羞弄段莉娜说:“其实你根本不想和我吹是不是?其实你在主动追求我是不是?”
段莉娜不打自招地说:“臭美你的吧。”
康伟业说:“为什么?我又不是党员,又不是干部,你为什么一见面就喜欢我?”
康伟业没有得到他想要的撩人魂魄的回答,诸如我爱你这种火辣的情话。段莉娜一五一十地告诉康伟业,一是因为李大夫说他人品好,有知识,很聪明,将会很 有前途。二是因为他高大英武,家庭成分也是革命干部。三是因为第一次见面就给她一张报纸垫石凳,说明他会照顾人。四是因为他闲话少,不纠缠女性,生活作风 正派。五是因为她的中学同学贺汉儒告诉过她,康伟业在小学就曾经得到过水利部部长的赞赏。段莉娜有点泄气地说:“我个子太高了,很难找到一个比我高出十五 公分以上,又具备各方面条件的人。只有你比较合适,因为入党问题和工作问题都来不是太难解决的问题。”
段莉娜清晰地列举出了一二三四五条,这使康伟业既失望又佩服。他说:“没有想到你考虑问题这么成熟。”
段莉娜神秘莫测地说:“亲爱的,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这是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瓦西里的一句台词,它在中国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被引申, 被抽象,被当作了包含多种意义的弦外之音。康伟业明白了。段莉娜将动用各种力量来帮助他入党和提干。他感到了温暖。一种窃喜的自得的温暖。他感激地伸出手 去,使劲握了一下段莉娜的手。
果然,接下来,康伟业入了党,提了干,成了厂办公室主任。在主任的位置上逐渐锻炼出了才干,不久又被调到了物资局,一去就是科长。康伟业春风得意马蹄 疾,两年时间一晃而过。一晃之间,康伟业完完全全换了一副崭新的面貌。事业上的成功是男人最好的营养,社会的宠爱是男人最好的滋补,名利简直就是男人生命 活力之源泉。康伟业一扫从前的蔫劲和霉味,精神抖擞,容光焕发,衣服穿得整洁合体,说话自信又响亮,他算得上一个英俊而有风度的男青年了。
就在这年的冬天里,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段莉娜因为她的父母去了外地而特意把康伟业叫来陪伴她。晚饭后,下雪了,是那种可爱的私语般悄悄而又绵密的大 雪。他们在暖气洋洋的房间里隔着窗玻璃看雪,聊一些关于雪的闲话。段莉娜不住地嚷热。她双颊彤红,两眼粼粼闪光,一会儿脱一件外套,一会儿脱一件毛衣,后 来脱得只剩下一件贴身的粉红色球衣,她处女之身那温热诱人的神秘气息一阵又一阵地扑向康伟业。康伟业不禁浑身发热,冲动难耐,望着段莉娜错不开眼珠。两人 一番挑逗,一番推就,半真半假,试试探探,竟然慌里慌张,拉拉扯扯地把男女之事做了。
事毕,段莉娜仿佛突然醒悟他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她羞得把脸久久地埋在枕头上,呜呜地痛哭。康伟业的感觉糟糕得一塌糊涂。他想他可能做下了一件巨大的后果不堪设想的愚蠢事情。他想:该哭的应该是我。
康伟业也正沉浸在失去领袖的悲痛之中,他说:“小段,你不用说了。小段,你不要哭,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化悲痛为力量。我们更重要的任务是如何继承他老 人家的遗志,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康伟业嗓音低沉,语气里充满了前所未有亲切,既阳刚又委婉。他敏感地意识到段莉娜对他的称呼是亲昵的“伟业”而不“康 伟业同志了”。
康伟业趁机大胆地说:“我也很想见见你。”
下班后,康伟业挤上公共汽车赶往武昌蛇山公园。他们在浓重的暮色中找到了对方,哽咽着呼唤了一声“毛主席”,不知怎么的人就在对方怀里了。段莉娜滂沱 的眼泪弄湿了康伟业的脸膛,康伟业用他的大手一把一把地为段莉娜抹去泪水和鼻涕,顺手揩在身后的树干上。这一夜,他们并肩而坐,在蛇山幽暗的秋草清香的树 丛里,听着一列列火车在他们脚下哐哐、哐哐、哐哐地走过,由远及近,由近及远,仿佛历史的进程,既漫长又匆匆,不知来自于哪里。一切都突然变得无头无序, 无依无靠,使人感到惘然失措。段莉娜的手一直猫在康伟业的手掌心时,两人都有很踏实的感觉。他们絮絮私语,从国内形势说到国际形势,又从国际形势说到了他 们自己的状况。
康伟业和段莉娜就这样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
段莉娜把康伟业带回家见了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康伟业也把段莉娜带回了家。康伟业的家住在单位宿舍里,宿舍由五十年代的苏联式大办公室间隔而成,两间房被书籍挤得满满的,厨房和卫生间是公用的。
段莉娜的家在部队大院。大门口有士兵站岗,院子里头绿化得像公园,一幢幢带了一点西洋风格的小楼错落在浓荫之中。几乎每一家的篱笆墙上都藤藤葛葛地挂 满了丝瓜、苦瓜、鹅米豆。肥厚的青菜叶子悠闲自得地伸到篱笆外面,平坦的柏油马路一直通到小楼的门前。尤其是第一次,康伟业一进干休所情绪就晴天转多云 了。他愤愤不平地想:好哇,原来是这样的啊!你们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说是解放了我们的城市,倒偷偷地圈了这么大的院子,每家都住小洋楼,还种 菜,肆意地把农村搬到城市里。这一切应该怎么解释呢?
段莉娜的父亲一身戎装,腹部膨起,双手背在身后,在段莉娜介绍了康伟业之后,仅仅对他点了一个头,以后就一直坐在阳光充沛的院子里听半导体收音机,打 瞌睡,段莉娜的兄弟姐妹就不敢恭维了。他们一个个全都是大大咧咧的,用傲视武汉话的部队普通话交谈,无休止地谈他们的话题,从中央谈到地方。把军委领导人 和军区司令员的名字说来说去,全都不带姓氏,只说某某同志,搞得像是他们的亲兄弟,牛皮哄哄的。他们根本不在乎康伟业的存在。段莉娜的母亲也仅限于客气, 让保姆做饭,自己根本不下厨。于是,康伟业段莉娜有了第一次激烈的争吵。康伟业如此强烈的感受和不平在段莉娜看来简直幼稚可笑。段莉娜反问说:“按你的理 论,那么毛主席也不应该住北京中南海,而应该住到湖南长沙的韶山冲去是不是?”
康伟业说:“段莉娜,想不到你是这么刁猾!”
段莉娜说:“是我刁猾还是你农民意识,心胸狭隘,少见多怪?”
康伟业把一只水杯狠狠地摔到地上,说:“请你们摸摸自己的后脑勺,想想你们才进城几天?土腥气掉了没有?还敢说我有农民意识!”
段莉娜的脸都气得发绿了。她最后送给康伟业的话是:“只有不要脸的人才说不要脸的话!”
这一次争吵使他们的关系濒于绝交的边缘。但是他们周围的人没有让他们绝交。李大夫受男女双方父母之托,穿梭往来,找当事人双方一再地谈话。大家都认为 青年男女在谈对象的过程中闹一点别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有人帮忙和稀泥,一个粑粑就可以捏团圆。康伟业和段莉娜就这样被很有耐心的旁人又捏到了一起。最 后的结果是:康伟业就摔水杯这个事实本身道了一个歉。众人就对段莉娜说:他道歉了他道歉了。段莉娜紧绷的脸便逐渐松弛了下来。
若干日子之后,在两人融洽亲密的某一个时刻,康伟业戏谑地羞弄段莉娜说:“其实你根本不想和我吹是不是?其实你在主动追求我是不是?”
段莉娜不打自招地说:“臭美你的吧。”
康伟业说:“为什么?我又不是党员,又不是干部,你为什么一见面就喜欢我?”
康伟业没有得到他想要的撩人魂魄的回答,诸如我爱你这种火辣的情话。段莉娜一五一十地告诉康伟业,一是因为李大夫说他人品好,有知识,很聪明,将会很 有前途。二是因为他高大英武,家庭成分也是革命干部。三是因为第一次见面就给她一张报纸垫石凳,说明他会照顾人。四是因为他闲话少,不纠缠女性,生活作风 正派。五是因为她的中学同学贺汉儒告诉过她,康伟业在小学就曾经得到过水利部部长的赞赏。段莉娜有点泄气地说:“我个子太高了,很难找到一个比我高出十五 公分以上,又具备各方面条件的人。只有你比较合适,因为入党问题和工作问题都来不是太难解决的问题。”
段莉娜清晰地列举出了一二三四五条,这使康伟业既失望又佩服。他说:“没有想到你考虑问题这么成熟。”
段莉娜神秘莫测地说:“亲爱的,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这是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瓦西里的一句台词,它在中国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被引申, 被抽象,被当作了包含多种意义的弦外之音。康伟业明白了。段莉娜将动用各种力量来帮助他入党和提干。他感到了温暖。一种窃喜的自得的温暖。他感激地伸出手 去,使劲握了一下段莉娜的手。
果然,接下来,康伟业入了党,提了干,成了厂办公室主任。在主任的位置上逐渐锻炼出了才干,不久又被调到了物资局,一去就是科长。康伟业春风得意马蹄 疾,两年时间一晃而过。一晃之间,康伟业完完全全换了一副崭新的面貌。事业上的成功是男人最好的营养,社会的宠爱是男人最好的滋补,名利简直就是男人生命 活力之源泉。康伟业一扫从前的蔫劲和霉味,精神抖擞,容光焕发,衣服穿得整洁合体,说话自信又响亮,他算得上一个英俊而有风度的男青年了。
就在这年的冬天里,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段莉娜因为她的父母去了外地而特意把康伟业叫来陪伴她。晚饭后,下雪了,是那种可爱的私语般悄悄而又绵密的大 雪。他们在暖气洋洋的房间里隔着窗玻璃看雪,聊一些关于雪的闲话。段莉娜不住地嚷热。她双颊彤红,两眼粼粼闪光,一会儿脱一件外套,一会儿脱一件毛衣,后 来脱得只剩下一件贴身的粉红色球衣,她处女之身那温热诱人的神秘气息一阵又一阵地扑向康伟业。康伟业不禁浑身发热,冲动难耐,望着段莉娜错不开眼珠。两人 一番挑逗,一番推就,半真半假,试试探探,竟然慌里慌张,拉拉扯扯地把男女之事做了。
事毕,段莉娜仿佛突然醒悟他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她羞得把脸久久地埋在枕头上,呜呜地痛哭。康伟业的感觉糟糕得一塌糊涂。他想他可能做下了一件巨大的后果不堪设想的愚蠢事情。他想:该哭的应该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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