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17（星期二）
看新闻，说马丁·斯科塞斯用了23年去寻找完美地拍摄《沉默》这部小说的方法，2016年底，他终于把电影拍了出来。
大导演如此踌躇或许是因为一个魔咒：一流的小说很难拍成一流的电影，二流的小说反而容易被演绎成伟大的作品。科波拉当时接手《教父》这部畅销小说时可是非常不情愿的。
远藤周作在战后写的《沉默》是一部伟大的小说，甚至被誉为20世纪日本文学的最高峰。它是一部“大”小说，讲述了日本17世纪禁基督教的故事，在日本私小说的传统下，这种直面宏大问题的题材很少见。
1549年，欧洲传教士沙勿略踏上日本国土，开始传教。沙勿略认为守礼恭敬的日本人是最理想的传教对象，而当时的政权也默许了基督教的传播。直到1587年，丰臣秀吉一夜之间转变了对基督教的态度，发布禁教令，从京都和大阪捕获26名圣人，在长崎处以绑在十字架上刺死的刑罚。
我几个月前在东京的西洋美术馆看过一幅表现“二十六圣人殉教”的油画，那是一幅让人无法凝视的画：基督徒们被赤身裸体地绑在粗大的木桩上，长崎的海被夕阳和血水染成一片昏红，被激怒的海掀起巨浪，隔着画布都可以听到画中人的呻吟。
德川家康获得政权之后，曾因为和欧洲的贸易而短暂地默许了传教，在17世纪初，日本天主教徒曾多达75万人，长崎成为“远东的罗马”。
短暂的平静之后，幕府又决心禁教，且措施变得越来越严酷。1622年，发生了“元和大殉教”，包括中国人在内的55名教徒死去，此时的日本一旦发现教徒就会严厉惩处，并且利用寺院严密地监控地方社会。
1633年到1639年，江户幕府连发五次锁国令，完全查禁天主教，日本彻底沦为贸易、文化、宗教的孤岛。
《沉默》讲的是江户幕府发布禁教令之后的故事。相传葡萄牙传教士费雷拉在日本变节弃教，消息传到欧洲，欧洲教会和他的学生都大为惊讶，拒绝相信。费雷拉的三个学生决定偷渡到日本，验证传言，并且在这个宗教迫害的国家偷偷传教。
小说的主角是其中一个叫作洛特里哥的学生，他潜入日本之后，被一个村民，同时也是弃了教的基督徒吉次郎出卖，因而被捕。被捕期间，当局不断以折磨拷打日本基督徒的方式来逼洛特里哥弃教——弃教的方式是踏上一块刻着基督像的踏板。
在被拷打，被迫聆听他人被拷打的呻吟时，洛特里哥唯一可以沟通的对象就是“上帝”，他不断绝望地问上帝：为什么？为什么你面对这一切，依然保持沉默？
在聆听到上帝的回复之前，洛特里哥并不愿意弃教。后来，他见到了费雷拉——他为之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块土地的人，他始终不相信老师背叛了信仰。他见到的费雷拉已经改名为泽野忠庵，泽野不仅弃了教，而且正在编写一本批判上帝教义的书。
在和费雷拉交谈之后，洛特里哥踏上了踏板，终于把被血和汗水弄脏的脚放在了凹下去的上帝的脸上，用五根脚趾掩盖了自己爱的容颜。
直到小说的最后，上帝都保持着沉默，从来没有回应过洛特里哥的绝望与悲泣的求助，没有赐予过他哪怕一瞬间圣洁的喜悦。
小说的结尾，已经宣布弃教的洛特里哥的一段自述，让小说之前累积的信仰危机与苦难化作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量，击打着读者的心，那种情感的强度是我很多年不曾感受到的。洛特里哥接受了出卖他的吉次郎的忏悔，对自己说：
“在这个国家，我现在仍然是最后的天主教司祭。而，那个人（上帝）并非是沉默着。纵使那个人是沉默着，到今天为止，我的人生本身就在诉说着那个人。”
谈起创作《沉默》这本小说的初衷，远藤周作写下：“我并不关注那些光荣殉教的强者，而是将目光投向那些惧怕肉体折磨、害怕死亡、卑微怯懦、因一心拯救家族成员而放弃信仰最终踏上踏板的弱者。我要使他们重新从历史的尘埃中苏醒过来，在这个世界上昂首阔步地行走，倾听他们的声音，这只有文学家可以做到。”
宗教故事似乎总是强者的故事，如前段时间热映的《血战钢锯岭》，主人公的信仰在血肉的磨难中没有受到任何减损，反而变得越发粗壮强大，最终赢得了精神与现实的双重胜利，宛如神迹。可远藤周作对强者的故事不感兴趣，他要写一个弱者的故事。
在整部小说中，远藤周作说自己最像的角色是弃了教，并且出卖了洛特里哥的丑陋的吉次郎。
远藤周作是个肉体和精神都很孱弱的人。他1923年诞生于东京，童年生活在大连，父母离婚后，10岁的他随离婚的母亲和哥哥回到日本神户，12岁的时候在家庭的影响下受洗。
他在懵懂的状态就信了教，像是毫无知觉地穿上了一件不合体的西装，余生都用来与这身西装作对。
远藤周作说曾经想过要弃教，但有两个原因让他没有办法抛弃。第一，他发现抛弃这身西装之后，就变成裸体，并没有可以替代的衣服；第二，在母亲辞世之后，这西装是母亲唯一留给他的东西，他觉得如果不仔细研究剖析这支撑了母亲半生的信仰，就会被愧疚吞噬，并且切断了他与母亲最后的联系。
为了更好地学习基督教的教义，远藤周作赴法留学了两年半。在法国，他疾病重重，心理上又无法融入。他有首诗写了这样的格格不入，诗中说：“我不想在你的怀抱中死去/你们过于整齐/过于洁净/没有一丝的柔软和荫翳。”
暧昧柔软、赞美荫翳的日本的确是和基督教格格不入。芥川龙之介曾经写过小说《诸神的微笑》，故事里，代表日本诸神的老人对神父说：即便上帝那样的神来到这个国家也不会获胜。
日本诸神的意思是，日本的文化里有一种强大的改造力量，孔子、孟子、庄子带着文字和哲学来到这个岛国，它们却被日本人改造成自己的文化。宗教亦是如此。
在《沉默》中，无论是日本当局，还是费雷拉，都反复跟洛特里哥强调：这块泥泞的土地无法种植和滋养基督教的花。
远藤周作无法改变这土地，于是他决定改变那花——创造出一朵在泥泞中也能绽放的花，那花即使丑陋、软弱，但它不败、不倒、不凋、不飘零，无论面对雨雪打击还是劲风来袭。
他创造出了一个孱弱的上帝，一个会妥协的上帝，一个选择把信仰埋藏在心灵最深处，而不是向信众慷慨陈词的上帝。
《沉默》中的洛特里哥的原型，一部分来自于远藤周作和他母亲的精神导师，一位叫作赫佐格的神父。赫佐格后来还俗，与一位日本女性结婚，这件事对远藤周作的打击很大。他写道：“您已经变成了另一种人，眼睛里泛起被抛弃的野狗那种悲伤的神情。”然而他终究选择了原谅赫佐格神父，因为“在其他客人没有注意的情况下，您快速画了一个十字形的手势，仅仅如此我便完全理解您了”。
在远藤周作的另一部小说《深河》中，他找到的“上帝”也是软弱而丑陋的人，那人叫作大津，年轻时被女性诱惑，抛弃了宗教，后来重回基督教的怀抱，成为神父，却几乎被教会抛弃。
大津来到了印度，开始把每个向往恒河却无力爬到神圣之水的人背起，带他们到恒河去。
这是个奇怪的教徒，奇怪的神父，奇怪的“耶稣”，他为每个异教徒服务，背起他们，负担着众人的忧患和悲哀，渡他们到永生。
不同人的罪恶与心酸都被恒河包容，河水流淌，日月流年，而渡人到深河中的大津——神的化身，同样浸泡在悲哀之中。
远藤周作临死前，要求亲人将《沉默》和《深河》这两本书放入灵柩内，和自己一起下葬。
这两本书是他信仰的裁缝吧，终于把他对抗了一生的不合适的西装，剪裁成了和服。
据说远藤周作在写作之前一定会看格雷厄姆·格林的作品，格雷厄姆·格林也认为远藤周作是极其优秀的日本作家。两个作家都是天主教徒，写宗教小说，可又与传统而典型的天主教做着默默的对抗，两人有着动人的惺惺相惜。
我在看《沉默》时，总会想起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权力与荣耀》。我是几年前经阎连科老师的推荐看了这本小说，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它是我读过的最伟大的作品之一。
《权力与荣耀》的背景是宗教迫害的墨西哥，几乎所有的牧师都被驱逐出境或者弃教，只有一个年老的牧师还在活动。这个牧师并不高尚，他酗酒、暴躁，还有一个私生女。警官——一个狂热的宗教反动者，誓要捉住牧师。
牧师深知自己身处险境，准备偷渡到安全的地方。临行前，他答应一个孩子，要为孩子临死的母亲做弥撒，因而失去了逃跑的机会。最后一个混血儿为了悬赏的700比索出卖了他，牧师被处决。
小说自始至终贯穿着警察与牧师的对抗，他们正是“权力”与“荣耀”的象征。
警察所代表的“权力”说：宗教不可能解救生活在苦难中的民众，但是警察所代表的政府却可以。“权力”要从孩子们的童年中消除一切他自己曾经经历过的苦难，消除一切贫穷、迷信和腐败的事物。而牧师代表的“荣耀”，的确无法改变现实的苦难，却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牧师被抓进牢房，在肮脏拥挤的黑暗角落里，一对犯人正在忘情地做爱。那对犯人给了牧师新的体悟：
“圣人们总说遭受磨难是美好的。对我们来说，遭受磨难是丑恶的：恶臭、拥挤和痛苦。对于角落的那两个人来说，那是美好的。需要学一学才能用圣人的眼光来观察事物。”
这就是“权力”与“荣耀”的区别，权力要清除一切恶臭和痛苦——当然，那是不可能的。
而荣耀，荣耀是要让恶臭的人有权恶臭，痛苦的人有权痛苦，弱小的人有权弱小，污秽的人有权污秽，懦弱的人有权懦弱。
《权力与荣耀》和《沉默》中，两个作者都创造了翻版的出卖耶稣的犹大，而让主角原谅了他们，依然为他们祈祷，聆听他们的忏悔。
《权力与荣耀》和《沉默》中，主角神父为之牺牲、受苦的人都如牛马一样愚钝麻木，安于苟且。但是两个小说里的教父竟异口同声发出同样的感慨：为美丽、良善的东西而死是很容易的，为悲惨、腐败的东西而死才是困难的。他们都选择了更为艰难的后者。
这就是荣耀战胜权力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权力不断改换主人，而荣耀永远保持着不熄灭的一束火苗。
在《权力与荣耀》里，牧师被处死之后，又一个牧师踏上宗教迫害的土地，开始了秘密活动。
在现实生活中，1865年，经历了漫长的锁国和禁教令的长崎重新开港，一群浦上村的农民叩开了教堂的门，他们指着圣母像说：“我的心和你们是相同的。”
他们的宗教信仰虽然被隐藏埋没，他们的脚虽然踩上过圣像，但他们心里的光并没有真正消失过。
我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也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我离基督教最近的一次，是去年年初从微博上得知任教华东师范大学的江绪林老师自杀。他的遗书最后两句是：“上主啊，愿你开启希望之门。我恐惧，我要喝点白酒。”
我第一次发现软弱可以如此决绝，决绝可以如此软弱。
而去年一年，每每遇到世间荒诞无常的事，我总想起《旧约·诗篇》中的一句诗：“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是无助吧，希冀一个更大的力量在目睹这世上发生的一切，即便他决计不施以援手，但他心中有数。
《沉默》和《权力与荣耀》两本书让我泪下，并不是因为其中的宗教力量，“信仰”这个词可以被替换成“信念”，这信念可以是对公平的追求、对自由的向往、对弱者的同情、对艺术的热爱。
要维持这些信念并不是口头上说的那么简单，而必须耗尽全身的力气，抵抗现实对自己的咀嚼。人往往面对现实的力量是软弱的，但就像远藤周作所说：人与神（对我来说，是高尚的信念）相遇，总会在人的一生中留下痕迹。
守护这痕迹，让它不被践踏和掩盖。这是软弱的人们所能做的底线。
在长崎，远藤周作的一句话刻在面朝大海的石碑上：“主啊，人是这么的悲哀，海是这么的蓝。”
是啊，人是这么的悲哀。但幸好，海永远是这么的蓝。
大导演如此踌躇或许是因为一个魔咒：一流的小说很难拍成一流的电影，二流的小说反而容易被演绎成伟大的作品。科波拉当时接手《教父》这部畅销小说时可是非常不情愿的。
远藤周作在战后写的《沉默》是一部伟大的小说，甚至被誉为20世纪日本文学的最高峰。它是一部“大”小说，讲述了日本17世纪禁基督教的故事，在日本私小说的传统下，这种直面宏大问题的题材很少见。
1549年，欧洲传教士沙勿略踏上日本国土，开始传教。沙勿略认为守礼恭敬的日本人是最理想的传教对象，而当时的政权也默许了基督教的传播。直到1587年，丰臣秀吉一夜之间转变了对基督教的态度，发布禁教令，从京都和大阪捕获26名圣人，在长崎处以绑在十字架上刺死的刑罚。
我几个月前在东京的西洋美术馆看过一幅表现“二十六圣人殉教”的油画，那是一幅让人无法凝视的画：基督徒们被赤身裸体地绑在粗大的木桩上，长崎的海被夕阳和血水染成一片昏红，被激怒的海掀起巨浪，隔着画布都可以听到画中人的呻吟。
德川家康获得政权之后，曾因为和欧洲的贸易而短暂地默许了传教，在17世纪初，日本天主教徒曾多达75万人，长崎成为“远东的罗马”。
短暂的平静之后，幕府又决心禁教，且措施变得越来越严酷。1622年，发生了“元和大殉教”，包括中国人在内的55名教徒死去，此时的日本一旦发现教徒就会严厉惩处，并且利用寺院严密地监控地方社会。
1633年到1639年，江户幕府连发五次锁国令，完全查禁天主教，日本彻底沦为贸易、文化、宗教的孤岛。
《沉默》讲的是江户幕府发布禁教令之后的故事。相传葡萄牙传教士费雷拉在日本变节弃教，消息传到欧洲，欧洲教会和他的学生都大为惊讶，拒绝相信。费雷拉的三个学生决定偷渡到日本，验证传言，并且在这个宗教迫害的国家偷偷传教。
小说的主角是其中一个叫作洛特里哥的学生，他潜入日本之后，被一个村民，同时也是弃了教的基督徒吉次郎出卖，因而被捕。被捕期间，当局不断以折磨拷打日本基督徒的方式来逼洛特里哥弃教——弃教的方式是踏上一块刻着基督像的踏板。
在被拷打，被迫聆听他人被拷打的呻吟时，洛特里哥唯一可以沟通的对象就是“上帝”，他不断绝望地问上帝：为什么？为什么你面对这一切，依然保持沉默？
在聆听到上帝的回复之前，洛特里哥并不愿意弃教。后来，他见到了费雷拉——他为之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块土地的人，他始终不相信老师背叛了信仰。他见到的费雷拉已经改名为泽野忠庵，泽野不仅弃了教，而且正在编写一本批判上帝教义的书。
在和费雷拉交谈之后，洛特里哥踏上了踏板，终于把被血和汗水弄脏的脚放在了凹下去的上帝的脸上，用五根脚趾掩盖了自己爱的容颜。
直到小说的最后，上帝都保持着沉默，从来没有回应过洛特里哥的绝望与悲泣的求助，没有赐予过他哪怕一瞬间圣洁的喜悦。
小说的结尾，已经宣布弃教的洛特里哥的一段自述，让小说之前累积的信仰危机与苦难化作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量，击打着读者的心，那种情感的强度是我很多年不曾感受到的。洛特里哥接受了出卖他的吉次郎的忏悔，对自己说：
“在这个国家，我现在仍然是最后的天主教司祭。而，那个人（上帝）并非是沉默着。纵使那个人是沉默着，到今天为止，我的人生本身就在诉说着那个人。”
谈起创作《沉默》这本小说的初衷，远藤周作写下：“我并不关注那些光荣殉教的强者，而是将目光投向那些惧怕肉体折磨、害怕死亡、卑微怯懦、因一心拯救家族成员而放弃信仰最终踏上踏板的弱者。我要使他们重新从历史的尘埃中苏醒过来，在这个世界上昂首阔步地行走，倾听他们的声音，这只有文学家可以做到。”
宗教故事似乎总是强者的故事，如前段时间热映的《血战钢锯岭》，主人公的信仰在血肉的磨难中没有受到任何减损，反而变得越发粗壮强大，最终赢得了精神与现实的双重胜利，宛如神迹。可远藤周作对强者的故事不感兴趣，他要写一个弱者的故事。
在整部小说中，远藤周作说自己最像的角色是弃了教，并且出卖了洛特里哥的丑陋的吉次郎。
远藤周作是个肉体和精神都很孱弱的人。他1923年诞生于东京，童年生活在大连，父母离婚后，10岁的他随离婚的母亲和哥哥回到日本神户，12岁的时候在家庭的影响下受洗。
他在懵懂的状态就信了教，像是毫无知觉地穿上了一件不合体的西装，余生都用来与这身西装作对。
远藤周作说曾经想过要弃教，但有两个原因让他没有办法抛弃。第一，他发现抛弃这身西装之后，就变成裸体，并没有可以替代的衣服；第二，在母亲辞世之后，这西装是母亲唯一留给他的东西，他觉得如果不仔细研究剖析这支撑了母亲半生的信仰，就会被愧疚吞噬，并且切断了他与母亲最后的联系。
为了更好地学习基督教的教义，远藤周作赴法留学了两年半。在法国，他疾病重重，心理上又无法融入。他有首诗写了这样的格格不入，诗中说：“我不想在你的怀抱中死去/你们过于整齐/过于洁净/没有一丝的柔软和荫翳。”
暧昧柔软、赞美荫翳的日本的确是和基督教格格不入。芥川龙之介曾经写过小说《诸神的微笑》，故事里，代表日本诸神的老人对神父说：即便上帝那样的神来到这个国家也不会获胜。
日本诸神的意思是，日本的文化里有一种强大的改造力量，孔子、孟子、庄子带着文字和哲学来到这个岛国，它们却被日本人改造成自己的文化。宗教亦是如此。
在《沉默》中，无论是日本当局，还是费雷拉，都反复跟洛特里哥强调：这块泥泞的土地无法种植和滋养基督教的花。
远藤周作无法改变这土地，于是他决定改变那花——创造出一朵在泥泞中也能绽放的花，那花即使丑陋、软弱，但它不败、不倒、不凋、不飘零，无论面对雨雪打击还是劲风来袭。
他创造出了一个孱弱的上帝，一个会妥协的上帝，一个选择把信仰埋藏在心灵最深处，而不是向信众慷慨陈词的上帝。
《沉默》中的洛特里哥的原型，一部分来自于远藤周作和他母亲的精神导师，一位叫作赫佐格的神父。赫佐格后来还俗，与一位日本女性结婚，这件事对远藤周作的打击很大。他写道：“您已经变成了另一种人，眼睛里泛起被抛弃的野狗那种悲伤的神情。”然而他终究选择了原谅赫佐格神父，因为“在其他客人没有注意的情况下，您快速画了一个十字形的手势，仅仅如此我便完全理解您了”。
在远藤周作的另一部小说《深河》中，他找到的“上帝”也是软弱而丑陋的人，那人叫作大津，年轻时被女性诱惑，抛弃了宗教，后来重回基督教的怀抱，成为神父，却几乎被教会抛弃。
大津来到了印度，开始把每个向往恒河却无力爬到神圣之水的人背起，带他们到恒河去。
这是个奇怪的教徒，奇怪的神父，奇怪的“耶稣”，他为每个异教徒服务，背起他们，负担着众人的忧患和悲哀，渡他们到永生。
不同人的罪恶与心酸都被恒河包容，河水流淌，日月流年，而渡人到深河中的大津——神的化身，同样浸泡在悲哀之中。
远藤周作临死前，要求亲人将《沉默》和《深河》这两本书放入灵柩内，和自己一起下葬。
这两本书是他信仰的裁缝吧，终于把他对抗了一生的不合适的西装，剪裁成了和服。
据说远藤周作在写作之前一定会看格雷厄姆·格林的作品，格雷厄姆·格林也认为远藤周作是极其优秀的日本作家。两个作家都是天主教徒，写宗教小说，可又与传统而典型的天主教做着默默的对抗，两人有着动人的惺惺相惜。
我在看《沉默》时，总会想起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权力与荣耀》。我是几年前经阎连科老师的推荐看了这本小说，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它是我读过的最伟大的作品之一。
《权力与荣耀》的背景是宗教迫害的墨西哥，几乎所有的牧师都被驱逐出境或者弃教，只有一个年老的牧师还在活动。这个牧师并不高尚，他酗酒、暴躁，还有一个私生女。警官——一个狂热的宗教反动者，誓要捉住牧师。
牧师深知自己身处险境，准备偷渡到安全的地方。临行前，他答应一个孩子，要为孩子临死的母亲做弥撒，因而失去了逃跑的机会。最后一个混血儿为了悬赏的700比索出卖了他，牧师被处决。
小说自始至终贯穿着警察与牧师的对抗，他们正是“权力”与“荣耀”的象征。
警察所代表的“权力”说：宗教不可能解救生活在苦难中的民众，但是警察所代表的政府却可以。“权力”要从孩子们的童年中消除一切他自己曾经经历过的苦难，消除一切贫穷、迷信和腐败的事物。而牧师代表的“荣耀”，的确无法改变现实的苦难，却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牧师被抓进牢房，在肮脏拥挤的黑暗角落里，一对犯人正在忘情地做爱。那对犯人给了牧师新的体悟：
“圣人们总说遭受磨难是美好的。对我们来说，遭受磨难是丑恶的：恶臭、拥挤和痛苦。对于角落的那两个人来说，那是美好的。需要学一学才能用圣人的眼光来观察事物。”
这就是“权力”与“荣耀”的区别，权力要清除一切恶臭和痛苦——当然，那是不可能的。
而荣耀，荣耀是要让恶臭的人有权恶臭，痛苦的人有权痛苦，弱小的人有权弱小，污秽的人有权污秽，懦弱的人有权懦弱。
《权力与荣耀》和《沉默》中，两个作者都创造了翻版的出卖耶稣的犹大，而让主角原谅了他们，依然为他们祈祷，聆听他们的忏悔。
《权力与荣耀》和《沉默》中，主角神父为之牺牲、受苦的人都如牛马一样愚钝麻木，安于苟且。但是两个小说里的教父竟异口同声发出同样的感慨：为美丽、良善的东西而死是很容易的，为悲惨、腐败的东西而死才是困难的。他们都选择了更为艰难的后者。
这就是荣耀战胜权力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权力不断改换主人，而荣耀永远保持着不熄灭的一束火苗。
在《权力与荣耀》里，牧师被处死之后，又一个牧师踏上宗教迫害的土地，开始了秘密活动。
在现实生活中，1865年，经历了漫长的锁国和禁教令的长崎重新开港，一群浦上村的农民叩开了教堂的门，他们指着圣母像说：“我的心和你们是相同的。”
他们的宗教信仰虽然被隐藏埋没，他们的脚虽然踩上过圣像，但他们心里的光并没有真正消失过。
我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也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我离基督教最近的一次，是去年年初从微博上得知任教华东师范大学的江绪林老师自杀。他的遗书最后两句是：“上主啊，愿你开启希望之门。我恐惧，我要喝点白酒。”
我第一次发现软弱可以如此决绝，决绝可以如此软弱。
而去年一年，每每遇到世间荒诞无常的事，我总想起《旧约·诗篇》中的一句诗：“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是无助吧，希冀一个更大的力量在目睹这世上发生的一切，即便他决计不施以援手，但他心中有数。
《沉默》和《权力与荣耀》两本书让我泪下，并不是因为其中的宗教力量，“信仰”这个词可以被替换成“信念”，这信念可以是对公平的追求、对自由的向往、对弱者的同情、对艺术的热爱。
要维持这些信念并不是口头上说的那么简单，而必须耗尽全身的力气，抵抗现实对自己的咀嚼。人往往面对现实的力量是软弱的，但就像远藤周作所说：人与神（对我来说，是高尚的信念）相遇，总会在人的一生中留下痕迹。
守护这痕迹，让它不被践踏和掩盖。这是软弱的人们所能做的底线。
在长崎，远藤周作的一句话刻在面朝大海的石碑上：“主啊，人是这么的悲哀，海是这么的蓝。”
是啊，人是这么的悲哀。但幸好，海永远是这么的蓝。
微信扫码关注
随时手机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