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儿女
“我明天要去干一件注定要失败的事儿。”高考的前一天,教学楼已是封闭状态,他偷偷进去,站在最高层的走廊上,那里可以看见所有教室:严整、平静、安然,乐天知命。
这个注定要失败的事儿,他指的是高考。高中三年,他已经被老师视为外表漂亮、脑子空空的“文盲”。
他坐进了考场,开考前的喇叭里传出的是对考生的各种告诫:不得这样,不得那样,否则就要严肃处理……整整说了几分钟。这段声音是他的,提前录好的。他录了几遍:凶巴巴的、亲切的、平静的,各种风格都有,录得挺认真。虽然没有人知道那个说话者就在考场里,但他还是很开心。一来他希望有人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二来他喜欢说话,特别是那种发号施令说一不二宣读圣旨的腔调。他喜欢强势。
他的职业最高典范是《新闻联播》,梦想有一天能坐在那个主播台上。他叫小波。
这个“注定要失败的事儿”一结束,他就迫不及待地去了北京,寻找一所大学。
北京,对于一个从小城去的青年来说并不陌生,但也不亲切:寒冷,冻死人,风沙大,水也不好喝;地铁挤死人,到处堵车,外地人活着不知住哪儿,死了不知埋哪儿。对于将要以说话为生的人来说,干燥的环境,也不利于嗓子。但是,还是要去北京,就算是去了别处的大学,只要不在北京,那就等于浪掷四年。四年后,还是要去北京。
“都说‘不撞南墙不回头’,但是,有的人连南墙也没见过呢。”他说。那好,去见见南墙是什么样吧!
他有漂亮的嗓音,俊朗的外表,聪明的大脑,却没有好的高考成绩。所以并没有多少选择余地。那个大学号称在北京——其实是离河北更近的一个号称为大学的大学。
他对大学没有期待,他崇尚个人奋斗。去北京前,买了一本书,叫《卡耐基论成功之道》,是集盗版卡耐基之大成的盗版书,很厚的一本,只卖十元钱。卡耐基是鼻祖,他的徒子徒孙们,那些传销成功学方法论的靠“口活儿”为生的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此起彼伏。书、讲座、老师的训话、考试的文段、学校墙上的标语、学生日记本的扉页、大考失败之后忏悔书的最后一段……90后出生的孩子,基本上是在各种励志名言的包围中长大的,是个学生就可以顺口说一大溜:“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人之所以能,是相信能”,“真正的强者,是含泪奔跑的人”……跟所有,包括自己,搏斗,搏杀,杀。
去北京前,他还对励志名言无感呢。跟很多高中生一样,他爱看的是郭敬明风格的小伤感小唯美的小说。当然,还有播音方面的专业书。他看不进任何高中课本,却看得进大学教材。
教材上说:播音员是党的喉舌,是党和人民联系的纽带,是正确舆论导向的传达者。
最高一级的播音员是国脸,国嗓,国舌。
上网查阅资料时,他才发现,《新闻联播》的观众流失严重,原因不明。他想知道原因,想知道新闻播音的本质,他要做一个最优质的播音员,他要自己写一本专业的书,有自己的体会和建树。于是,他打开电脑,开了个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了三十年,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我国的电视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电视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播音员这个职业,也越来越受到人民大众的重视和喜爱……”
然后就写不下去了。
他的语文成绩不好,如果不是重大的考试,他的作文是肯定交白卷的。在历届语文老师的亲切教导下,他已经和很多中学生一样,处于文字失语状态的边缘了。他们会写一些空话大话讨好老师,谁知老师真话也不喜欢,假话也不喜欢,半真半假的话学生又控制不好力道和比例,干脆就不说了。
天知道,他其实是多么乐于表达,也善于表达的人。对于播音,有师自通,无师也自通。一块儿学习专业的同学说:“我觉得你不用上大学,直接就可以拉到演播室里上岗了。”见过他的人,都评价他“专业很牛”、“声音好听”、“很帅”、“眼神坚定”、“能出人头地”。
但是,作为一个从低端大学起步,没有人脉背景,在大而不当的皇城做蚁民的人,做党的“喉舌”的机会之路还没有显现出来。
尽管表述艰难,但他还是想写书或者写论文。他删去了那个“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了三十年”的开头,重新写道:“别的行业都有道德规范,但是我们这个行业没有,我看了很多专业书和论文,但没有谁说得让我信服。我觉得中国式播音规范,就是把经过编辑的文稿的重点和社会影响,完整、准确、有自己理解地传达出来。”写完,他自己评价说:“很反动。”
这段平淡无奇的表达竟然吓到了他自己。和很多90后出生的孩子一样,他们从小到大都会学一门课叫政治,但是他们并不关心政治。他们关心不来,也轮不上他们关心。家长和老师也不喜欢他们真的关心,因为一旦关心,就可能“反动”。
他几乎熟记了《新闻联播》的常用句式——听多练多的缘故。他的一绝是念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某某某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3月20日12时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就算不动真情,也天然声情并茂,好听之极。
但是,他渐渐焦虑了。他的大学里有跳楼自杀的,而且死成了;有抽烟着火的,而且烧着了;有一个月和二十几个女生开房的……这些都不值得一提,学校不让提,记者也懒得跑一趟。这些事儿太小了,那么多大小破事还报道不过来呢。他担心的是自己的专业,在缺乏实践平台的情况下,渐渐有消耗殆尽的危险了。
大学提供的实践平台总是那么幼稚可笑。学生会和社团热衷于关起门来攒比赛:学生们互相比,班跟班比,系跟系比,人跟人比。他不跟同学比,只跟“新闻联播”找差距。从不参加这些比赛。但别人到班上来找他比:“听说你很牛啊!”他顺手拿了一张报纸,完全不用备稿,一口气读完,不错一字。那个同学无言地走了。
但是,他知道自己缺很多……这些缺,不是靠早上起来练晨功,对着大树喊嗓能完全解决的。他要借助真正的专业录音工厂,职业主播台来自己体会,迅速弥补自身缺陷。
他本打算靠配音赚钱打工。但人家说,打工可以,但赚钱没有,配音也没有,得先听着。作为没有收入的学生,他的日子在大手大脚花钱和窘迫中交替度过。有时被朋友带出去社交,去的是高档餐厅,见识的是奢侈品,跟着别人奢侈一把,并不觉别扭,似乎那生活也当属于他。但轮到他自己生活,不到月终就得喝稀饭,有时只能去食堂找女生蹭饭。
配音的行情,从他嘴里说出来,如此混乱:“赵忠祥配一个小时的专题片才2万元。”才2万元?2万元很少吗?那得拿多少钱呢?“那个某某某(一个经常做商业广告配音的)配几分钟的片子就是几百万!”
90后的孩子,大部分还没有正式开始工作。他们不鄙视钱,但鄙视很少的钱。在他们眼里,钱的最小单位是万。但是等到他们自己去赚的时候才知道,别人并不会给你一把票子,甚至也不会给一张现成的票子。光荣而情况不好的时候,你就是个“志愿者”。得到的是盒饭、印有标识的肥大T恤,同样印有标识的纪念品,或许是一条围巾,或许是一个茶杯;比较好的时候是一个等待兑现的口头约定;好的时候——一天100元吧,还干不了几天。
他们对自己轻车裘马、豪宅美女的未来很容易有画面。从来不会设想,自己有一天可能成为富士康的工人,被挤压到为了放不下或挣不到的每月两三千元而跳楼。“每月3000元”,很多90后中学生,即使来自农村,也会真心错愕地说:“这么少?”
爱慕他的女孩儿很多,爱慕他的男的(不一定是男孩儿了)也不少。“你是不是同性恋啊?”因为他长得俊美,有时还露出女孩儿妩媚的一面。所以,同学之间如果互相熟了,会有人直言不讳地这样问。他的回答是:“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别人听了,会认为是默认了。
在大城小市的高中,老师们还在为捉拿少男少女若有若无的恋情而热烈工作。殊不知,恋爱这桩小事,在少男少女们那儿本就不算大事,也早就不算什么大事。少男少女们对性话题早就不避讳,对同性恋也见怪不怪。平日里同性之间玩亲亲的大有人在。一时没有爱情的少女,填补的方式是看耽美小说,做腐女,意淫同性恋——得是有虐、有吻、有睡的。如果没有,那自己写呗。少女中的腐女群体之壮大、之理直气壮,还是叫人挺开眼界的。他并不排斥跟男的交往,男性朋友里有直男,也有弯的。有时跟男性朋友一块儿走,会有腐女掩口赞叹:“好唯美哦。”
也有女生经过他的时候,悄声说:“变态。”被他抡翻在地上。为了不被人认为是同性恋,他会故意飙粗口,表露出很男人的一面。当然,gay也不是都“女”。好多比男的还“男”。“我如果做gay,他妈的誓死不当0。”他经常被一些同性恋作为0来试探,觉得挺屈辱的。
他之所以不否认也不承认自己是gay,一方面是没必要跟谁坦白;另一方面,他确实长了一张男性女性都喜欢的脸。他说:“我去北京之前,还想着靠脸;现在不这样想了,得靠本事。”但是,他知道,靠本事也不完全行,得靠背景、潜规则、机会。靠来靠去,容颜就老了。他才十八岁,还有四年个人奋斗的时限。二十二岁,就被他视为“老”的门槛。
他最近找朗诵材料,不知怎么就找到了这首诗,很喜欢读它:“不幸,我植根在峡谷,长啊长啊,却也高不过风头的小草……我死了,那时我正青春年少。我死了!年轻的躯干在地底痉挛,我死了!不死的精灵却还在拼命呼号:‘我要出去!我要出去!我要出去啊……’我的理想不是蹲黑牢!”这首诗创作于“文革”后期。
他像是威廉萨克雷笔下的人物。威廉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通往中产阶级之路的少男少女们”。女人的代表是小说《名利场》,男人的代表是《巴里·林登》(又名《乱世男女》)。大导演库布里克拍过后者的同名电影。
巴里·林登从爱尔兰的纯真少年,偶然机会变成了士兵,又设法和上流社会的夫人结婚,用手段得到了爵位,电影后半段的命运却急转直衰,最后与人决斗,却再无奋斗的理由和志气,草草瘸了一条腿,回归沉寂。
电影最后打出字幕:“最终,上述的人物,活在乔治三世受到诽谤,无论好坏、美丑、贫富,现在都已经不重要了。”
这颇有些唾面自干、不完亦完的意思。越是阶级板结的社会,就越容易孕育乱世。乱世自有一套合情不合理,畸形却被默认的成功途径,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无数成功人物声称这是自己的成功秘诀,这话正着听是励志,反着听却是再邪魅不过的暗示,少男少女顺着这指示牌踏入荆棘小径。
“巴里·林登”的故事,剪不断,讲不完,说圆满了,便是诛心。乱世中涌出的儿女,就莫问出处罢。
这个注定要失败的事儿,他指的是高考。高中三年,他已经被老师视为外表漂亮、脑子空空的“文盲”。
他坐进了考场,开考前的喇叭里传出的是对考生的各种告诫:不得这样,不得那样,否则就要严肃处理……整整说了几分钟。这段声音是他的,提前录好的。他录了几遍:凶巴巴的、亲切的、平静的,各种风格都有,录得挺认真。虽然没有人知道那个说话者就在考场里,但他还是很开心。一来他希望有人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二来他喜欢说话,特别是那种发号施令说一不二宣读圣旨的腔调。他喜欢强势。
他的职业最高典范是《新闻联播》,梦想有一天能坐在那个主播台上。他叫小波。
这个“注定要失败的事儿”一结束,他就迫不及待地去了北京,寻找一所大学。
北京,对于一个从小城去的青年来说并不陌生,但也不亲切:寒冷,冻死人,风沙大,水也不好喝;地铁挤死人,到处堵车,外地人活着不知住哪儿,死了不知埋哪儿。对于将要以说话为生的人来说,干燥的环境,也不利于嗓子。但是,还是要去北京,就算是去了别处的大学,只要不在北京,那就等于浪掷四年。四年后,还是要去北京。
“都说‘不撞南墙不回头’,但是,有的人连南墙也没见过呢。”他说。那好,去见见南墙是什么样吧!
他有漂亮的嗓音,俊朗的外表,聪明的大脑,却没有好的高考成绩。所以并没有多少选择余地。那个大学号称在北京——其实是离河北更近的一个号称为大学的大学。
他对大学没有期待,他崇尚个人奋斗。去北京前,买了一本书,叫《卡耐基论成功之道》,是集盗版卡耐基之大成的盗版书,很厚的一本,只卖十元钱。卡耐基是鼻祖,他的徒子徒孙们,那些传销成功学方法论的靠“口活儿”为生的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此起彼伏。书、讲座、老师的训话、考试的文段、学校墙上的标语、学生日记本的扉页、大考失败之后忏悔书的最后一段……90后出生的孩子,基本上是在各种励志名言的包围中长大的,是个学生就可以顺口说一大溜:“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人之所以能,是相信能”,“真正的强者,是含泪奔跑的人”……跟所有,包括自己,搏斗,搏杀,杀。
去北京前,他还对励志名言无感呢。跟很多高中生一样,他爱看的是郭敬明风格的小伤感小唯美的小说。当然,还有播音方面的专业书。他看不进任何高中课本,却看得进大学教材。
教材上说:播音员是党的喉舌,是党和人民联系的纽带,是正确舆论导向的传达者。
最高一级的播音员是国脸,国嗓,国舌。
上网查阅资料时,他才发现,《新闻联播》的观众流失严重,原因不明。他想知道原因,想知道新闻播音的本质,他要做一个最优质的播音员,他要自己写一本专业的书,有自己的体会和建树。于是,他打开电脑,开了个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了三十年,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我国的电视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电视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播音员这个职业,也越来越受到人民大众的重视和喜爱……”
然后就写不下去了。
他的语文成绩不好,如果不是重大的考试,他的作文是肯定交白卷的。在历届语文老师的亲切教导下,他已经和很多中学生一样,处于文字失语状态的边缘了。他们会写一些空话大话讨好老师,谁知老师真话也不喜欢,假话也不喜欢,半真半假的话学生又控制不好力道和比例,干脆就不说了。
天知道,他其实是多么乐于表达,也善于表达的人。对于播音,有师自通,无师也自通。一块儿学习专业的同学说:“我觉得你不用上大学,直接就可以拉到演播室里上岗了。”见过他的人,都评价他“专业很牛”、“声音好听”、“很帅”、“眼神坚定”、“能出人头地”。
但是,作为一个从低端大学起步,没有人脉背景,在大而不当的皇城做蚁民的人,做党的“喉舌”的机会之路还没有显现出来。
尽管表述艰难,但他还是想写书或者写论文。他删去了那个“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了三十年”的开头,重新写道:“别的行业都有道德规范,但是我们这个行业没有,我看了很多专业书和论文,但没有谁说得让我信服。我觉得中国式播音规范,就是把经过编辑的文稿的重点和社会影响,完整、准确、有自己理解地传达出来。”写完,他自己评价说:“很反动。”
这段平淡无奇的表达竟然吓到了他自己。和很多90后出生的孩子一样,他们从小到大都会学一门课叫政治,但是他们并不关心政治。他们关心不来,也轮不上他们关心。家长和老师也不喜欢他们真的关心,因为一旦关心,就可能“反动”。
他几乎熟记了《新闻联播》的常用句式——听多练多的缘故。他的一绝是念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某某某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3月20日12时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就算不动真情,也天然声情并茂,好听之极。
但是,他渐渐焦虑了。他的大学里有跳楼自杀的,而且死成了;有抽烟着火的,而且烧着了;有一个月和二十几个女生开房的……这些都不值得一提,学校不让提,记者也懒得跑一趟。这些事儿太小了,那么多大小破事还报道不过来呢。他担心的是自己的专业,在缺乏实践平台的情况下,渐渐有消耗殆尽的危险了。
大学提供的实践平台总是那么幼稚可笑。学生会和社团热衷于关起门来攒比赛:学生们互相比,班跟班比,系跟系比,人跟人比。他不跟同学比,只跟“新闻联播”找差距。从不参加这些比赛。但别人到班上来找他比:“听说你很牛啊!”他顺手拿了一张报纸,完全不用备稿,一口气读完,不错一字。那个同学无言地走了。
但是,他知道自己缺很多……这些缺,不是靠早上起来练晨功,对着大树喊嗓能完全解决的。他要借助真正的专业录音工厂,职业主播台来自己体会,迅速弥补自身缺陷。
他本打算靠配音赚钱打工。但人家说,打工可以,但赚钱没有,配音也没有,得先听着。作为没有收入的学生,他的日子在大手大脚花钱和窘迫中交替度过。有时被朋友带出去社交,去的是高档餐厅,见识的是奢侈品,跟着别人奢侈一把,并不觉别扭,似乎那生活也当属于他。但轮到他自己生活,不到月终就得喝稀饭,有时只能去食堂找女生蹭饭。
配音的行情,从他嘴里说出来,如此混乱:“赵忠祥配一个小时的专题片才2万元。”才2万元?2万元很少吗?那得拿多少钱呢?“那个某某某(一个经常做商业广告配音的)配几分钟的片子就是几百万!”
90后的孩子,大部分还没有正式开始工作。他们不鄙视钱,但鄙视很少的钱。在他们眼里,钱的最小单位是万。但是等到他们自己去赚的时候才知道,别人并不会给你一把票子,甚至也不会给一张现成的票子。光荣而情况不好的时候,你就是个“志愿者”。得到的是盒饭、印有标识的肥大T恤,同样印有标识的纪念品,或许是一条围巾,或许是一个茶杯;比较好的时候是一个等待兑现的口头约定;好的时候——一天100元吧,还干不了几天。
他们对自己轻车裘马、豪宅美女的未来很容易有画面。从来不会设想,自己有一天可能成为富士康的工人,被挤压到为了放不下或挣不到的每月两三千元而跳楼。“每月3000元”,很多90后中学生,即使来自农村,也会真心错愕地说:“这么少?”
爱慕他的女孩儿很多,爱慕他的男的(不一定是男孩儿了)也不少。“你是不是同性恋啊?”因为他长得俊美,有时还露出女孩儿妩媚的一面。所以,同学之间如果互相熟了,会有人直言不讳地这样问。他的回答是:“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别人听了,会认为是默认了。
在大城小市的高中,老师们还在为捉拿少男少女若有若无的恋情而热烈工作。殊不知,恋爱这桩小事,在少男少女们那儿本就不算大事,也早就不算什么大事。少男少女们对性话题早就不避讳,对同性恋也见怪不怪。平日里同性之间玩亲亲的大有人在。一时没有爱情的少女,填补的方式是看耽美小说,做腐女,意淫同性恋——得是有虐、有吻、有睡的。如果没有,那自己写呗。少女中的腐女群体之壮大、之理直气壮,还是叫人挺开眼界的。他并不排斥跟男的交往,男性朋友里有直男,也有弯的。有时跟男性朋友一块儿走,会有腐女掩口赞叹:“好唯美哦。”
也有女生经过他的时候,悄声说:“变态。”被他抡翻在地上。为了不被人认为是同性恋,他会故意飙粗口,表露出很男人的一面。当然,gay也不是都“女”。好多比男的还“男”。“我如果做gay,他妈的誓死不当0。”他经常被一些同性恋作为0来试探,觉得挺屈辱的。
他之所以不否认也不承认自己是gay,一方面是没必要跟谁坦白;另一方面,他确实长了一张男性女性都喜欢的脸。他说:“我去北京之前,还想着靠脸;现在不这样想了,得靠本事。”但是,他知道,靠本事也不完全行,得靠背景、潜规则、机会。靠来靠去,容颜就老了。他才十八岁,还有四年个人奋斗的时限。二十二岁,就被他视为“老”的门槛。
他最近找朗诵材料,不知怎么就找到了这首诗,很喜欢读它:“不幸,我植根在峡谷,长啊长啊,却也高不过风头的小草……我死了,那时我正青春年少。我死了!年轻的躯干在地底痉挛,我死了!不死的精灵却还在拼命呼号:‘我要出去!我要出去!我要出去啊……’我的理想不是蹲黑牢!”这首诗创作于“文革”后期。
他像是威廉萨克雷笔下的人物。威廉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通往中产阶级之路的少男少女们”。女人的代表是小说《名利场》,男人的代表是《巴里·林登》(又名《乱世男女》)。大导演库布里克拍过后者的同名电影。
巴里·林登从爱尔兰的纯真少年,偶然机会变成了士兵,又设法和上流社会的夫人结婚,用手段得到了爵位,电影后半段的命运却急转直衰,最后与人决斗,却再无奋斗的理由和志气,草草瘸了一条腿,回归沉寂。
电影最后打出字幕:“最终,上述的人物,活在乔治三世受到诽谤,无论好坏、美丑、贫富,现在都已经不重要了。”
这颇有些唾面自干、不完亦完的意思。越是阶级板结的社会,就越容易孕育乱世。乱世自有一套合情不合理,畸形却被默认的成功途径,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无数成功人物声称这是自己的成功秘诀,这话正着听是励志,反着听却是再邪魅不过的暗示,少男少女顺着这指示牌踏入荆棘小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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