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
阴城的人真不喜欢“战争”这两个字。假若能避免,不论是用什么法儿避免,他们都情愿把轰炸阴城的仇恨马上忘得一干二净。战争是国家对国家的冲突,而阴城的人是一向不准谈国事的。特别是在这个时候,茶馆酒肆里都重新贴起红红的“莫谈国事”的纸条,而且真有不少便衣侦探来视查那红纸条儿灵验不灵验。
阴城的官吏更怕战争。由内战的经验,他们晓得以兵戈相见是最冒险的事。按着他们心里的政治生活的意义来说,战争永远有毁灭自己的政权的危险;就是一次打胜,也保不住不引起将来的失败。现在这不是内战,可是,由他们看,到底有相同之处。主战的,不管他的地位有多么高,理由有多么正当,总算是孤注一掷;一旦失败,便必会连根烂,势力瓦解。因此,阴城的最高级官吏对战争几乎是完全没有意见;自己,并且叫阴城的人,闭口不言,万不能冒失的说出强硬的话,而把自己陷在烂泥里去。小一些的官吏,深信他们的上司的态度是最聪明妥当的,一方面他们怕战争的来到,危及他们个人的生命财产,一方面他们希望上司能贯彻反战的主张;即使战争真会起来,而阴城依然能保持中立,永久的中立,阴城好象是在中国日本之间的一个小独立国,极聪明的永不被卷入旋涡!
芦沟桥的事变,所以,在阴城上下一致的预言中,是可以就地解决的;恐惶,可是决不悲观。
敌人攻打平津了!阴城颤了一颤,在颤抖中希望着这不过是加大的芦沟桥事变,早晚还是可以和平了结的,一定。他们并不为平津着急,倒是为事情还不快快结束而发慌——快快的结束吧,对谁都有益处,哪怕是将平津用一种什么顾全住面子的方法割给日本呢。因此,平津的陷落,给阴城的刺激,简直是一种不便说出的喜悦——这可就快结束了,还打个什么劲儿呢?
同时,他们也看准了,应当在平津事件结束之前,他们必须抓住时机,活动着点,多进些钱。在一个小机关里,象捉去曲时人那么小的一件事,也会敲到一千块。别的,那就无须详细的说了。
可是谁会想到呢,上海居然也打起来了!天下会真有这样愚蠢的事!阴城的最高官吏在加紧敛钱的工作中,不免微微有些悲观了。中国,就凭中国,怎能和日本打呢?白死些人,白丧失许多财产。阴城的最高官吏因悲观而几乎要爱民如子,决定不肯叫阴城的人受什么损害,而取着保境安民的态度。
这时候,在报纸上描写着的炮声,震动了阴城的青年男女们的心。就是那些老实的人民中,也有的握上了拳头,挺起了胸来的。可是,连老带少都深知道他们的兴奋是容易碰上霉头的,所以他们只能心中欢喜,而决不敢在实际上有什么表现。他们只能期待着,象海底下的暖流似的,希望到了时机便会发生作用。
这时候,另有一批人,比青年们更热烈。他们不但兴奋,而且着手预备该做的事了。这一批人在雅洁的书斋里,或精美的澡堂单间儿中,或特等的妓班内,或甚至于中学的会议室中,兴高采烈的开着他们的会议。他们之中,有的头发已白,有的烟灰满面,有的风流自赏,有的臃肿迟笨,可是脸上都发着一点不常见的光彩,象久在阴暗的地方居处,忽然见到了阳光。他们不拥护阴城的政府,不爱他们的国家,也不爱日本。他们的判断完全独立,与憎爱无关。他们的心象镜子那么客观。上海战争一起来,他们看到,战争已不会极快的收束。他们的好机会到了。机会是万不能失去的。早晚,早晚,他们看准,日本人会来到阴城的。阴城政府,他们晓得,是不想用枪炮向太阳旗射击的。这是好是坏,他们不假以思索。他们只想用什么方法替日本人把太阳旗插在阴城的城头上,而不由阴城政府手里把城池献出去。他们不爱阴城政府,可也说不上反对政府。不,绝不是反对政府,因为他们与政府有来往,在政府里有许多亲密的朋友。他们只是要先走一步,走在阴城政府的前面。自然,他们若走在前面,不用说,他们就会取政府而代之了。可是,这绝不是什么革命或斗争,而只是机不可失。他们该抓住机会,作几天官儿了。既然机会不可失,那么用些不大体面的手段,也就无所不可。这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他们不能因噎废食。正如同他们不愿与阴城政府为仇作对,他们也并不想忠于日本,与其说他们要感谢日本人给他们带来好机会,还不如说他们要感谢自己又来了一步好时运。他们有时候可以想象到,就是阴城被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分占了,他们也有方法对付一切,也可以从中取得利益,何况这一回只是日本一国呢?在智巧上,他们并没把日本人放在心里。他们不佩服任何人,只崇拜自己,甚至于崇拜自己给敌人磕头的美妙姿式。他们都受过相当的教育,可是每逢看到论及世界大势,和政治动向的文章,他们就不由的一笑置之。这些文章,据他们看,都是纸上谈兵,迂生的腐谈。真正的文章,假若他们肯动笔的话,是只论到自己怎样利用机会,是由我及他,是自内而外;什么世界大势,政治理论,狗屁!
在阴城,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他们没有什么可怕的人与事。因为他们会把羞耻放在一边,而向一条狗媚笑,假若那条狗对他们表示强硬。
可是,他们却怕一个人——堵西汀。假若他们的媚笑可以软化了一条狗,他们便庆祝自己的成功;在他们的看法,这是他们的胜利。但是,他们没法使堵西汀不拒绝他们的媚笑与磕头,而且准知道堵西汀是玩惯了手枪与炸弹的。设若没有这个怪物在阴城,他们简直可以在马路上,高声宣传他们的主张,阴城的政府是不会拦阻他们的,因为大家都是一路人,绝不肯公开的互相仇视。他们与政府的共同仇敌不是日本,而是堵西汀。不过,政府呢有军警保卫,而他们可没有武力保护自己。因此,他们得在妓院或书斋里开会,而且得时时变动地方,好使堵西汀的手枪不易瞄准。同时,他们把那些有血性的青年,也都看成堵西汀的党羽,而随时的向政府陈说,应当严加防范。在这件事上,他们一方面赞成无情的政府对青年们的摧残,一方面还觉得政府作的不够,非得他们自己得到政权的时候不能扫清了年轻的那一群叛徒!
堵西汀,因此,老得象一条老鼠似的躲避着这些卖国的恶猫。
曲时人慢慢的好起来,有桂枝的帮助,他已能坐起了。只能坐一会儿,因为背上的创痂与鲜肉不允许他倚靠着;而直挺挺的坐着,背上又时时抽着疼。坐一会儿,他支持不住了,又得很费事的躺下。躺下,无事可作,他只能乱想,而想着想着便怒恼起来,低声自言自语的咒骂。咒骂到不耐烦了,他才感觉到自己是变了脾气,变成了另一个人,象铁被打成钢那样,他的心硬得时时想杀人。
桂枝很怕他这样低声自语,更怕他叨唠完了而瞪着眼愣起来。他象看着点什么,又象没有看什么,就那么愣着出神;慢慢的,他的脸来了些血色;有时白眼珠上起了些横的血丝,非常的可怕。她愿跟他说些话,可是没的可说。对国事,她几乎因服侍病人而完全忘了看报。对家务,她知道曲时人不是个女人,说出来或者只足以招他讨厌。对娱乐,她由曲时人来到的那一天,就没出去过,不知城里又到了什么新电影或新的伶人;而且她深知道时人不喜欢她那种享乐的生活。关于易风,厉树人们,她没得到任何消息,空念道念道,或者更足以叫时人心中不安。对于平牧乾,说来也更奇怪,她简直始终没想到过。虽然在分别的时候,是那样的难割难舍。平牧乾在她心中的地位已被时人占去了。假若她愿意说,她真想告诉时人这一点事,可是又难于开口。她只能多帮时人的忙,扶他坐起来,扶他躺下去,给他吃药,给他倒水;希望着能在这些小的接触上,引起一些话来。可是,及至说起来,话又是那么短!“还疼不疼?”“好多了!”时人空空的一笑,闭上眼,腮上乱动着,想必是咬牙忍痛呢。她不能再多说什么,他是病人哪!
有时候,他忽然问起树人们来,桂枝没有什么可报告的。时人却在这种时节,细细的述说他们那些最显然而平凡的举动与一切。他说得很起劲,因为起劲而又恢复了他平日婆婆妈妈的叨唠。桂枝听着,耐心的听着,她希望时人能详细的述说他自己,作为她耐心听她所不关心的人与事的报酬。可是,他并不喜欢说他自己,他非常的谦卑,永远觉得陈述他自己是一种不好意思的事,因为他知道自己一向是多么平凡庸碌。这几乎使桂枝有时想不再服侍他,不再在他身上有什么盼望;他简直的简单得象块圆圆的木头!
可是,桂枝到底不能放弃他。他是那么简单,可也那么勇敢。一个顶不可爱的孩子,若是跌倒而不啼哭,总会引起女性的怜悯的。桂枝为看护这个平凡的人,不知不觉的改变了许多。偶而她对镜子看看自己的时候,她才惭愧而高兴的看出自己的眼比以前明亮了许多,脸上起了一层凝静坚实的光儿。看完自己,她象忘记了一件什么最重要的事似的,急忙跑去看看时人。时人依然是那么老实,简单,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可是桂枝并不失望,并不后悔,反而幻想起一些陪伴着这样的男人的快乐与可靠。她甚至于有时候责备自己,为什么偶而的嫌他平凡庸碌!
慢慢的,她想出个安慰他的办法来——给他念报纸听。这的确是个好办法。听到北方与东线的战事消息,他的眼亮起来,话也多了。他并不懂军事。听到胜败的消息,他只以常人所有的欢喜或失望去批评,或完全为表示喜或忧而叨唠着。他的话也许幼稚得可笑,可是他的感情是真挚的。这种兴奋与话语,使桂枝对国事也逐渐关心起来,也敢随便的发表意见。她晓得即使说的不对,也不会遭受到什么严重的指摘与驳斥;在这种谈话中,似乎只要表示出爱国的“心”就行了。他说的平凡,她说的也不高明,可是这种说话使她更了解了他,更敢与他亲近。她慢慢的觉到他是最真朴可爱的一个青年,什么机巧也没有,只有一片诚心。认清了这个,她不由的在亲热之中,渐渐的要表示自己的优越了。她敢于去批评或纠正他的话了。遇到批评与驳辩,曲时人便没了话,他不想反攻。桂枝非常得意。可是,赶到论及中国胜败的问题,时人却毫不让步。中国必胜,必胜!没有理由,没有佐证,他只相信中国必胜!在这时候,他也颇会发怒,毫不客气的嚷叫。桂枝不敢再往下死钉,她感到了男子的威力,不但不生气,反倒笑着把话岔到别处去。他的怒气消散,她便得意的走开,走得很轻快,绝不象以前那么七扭八歪的乱晃了;她好象得到些什么真实的力量,使她的身子挺拔起来。
他与她的这种小的冲突,引起桂秋的注意。他也加入了这个念报与讨论的小集会。最初,桂枝很不喜欢哥哥来参加,因为哥哥至少阻减了她自己说话的机会。可是,过了两三天,她不再反对了。原来桂秋——平日虽然自视甚高——也不懂军事,也是只凭着民族争斗时的一点普遍的情感,来说长道短;不管说的对不对,而只管说的痛快不痛快。说着说着,他觉到了自己的愚蠢;有时候甚至于忽然的走出去,到书房中去忏悔,用最高明的思想来洗涤洗涤脑府,仿佛是。可是,到第二天看报的时候,他又来了。什么思想似乎也不如使心中跳得紧一些舒服,在这抗战的期间,他那轻易不露血色的脸上,在这样谈论战事的时候,也会通红起来。他那善于摆弄闲雅姿态的手也会拳起来,捶着桌子。对于曲时人,他不再象从前那么淡漠了;提起金山们,他也有了相当的关心。他到刚要后悔这样转变的时节,他似乎会找到一些自慰的答辩:“一个人总要关心民族的存亡的!不管他是谁!”这样,他不但不再害那随时袭来的头疼,而且精神健旺起来。
对于堵西汀,桂秋也由冷淡而变为亲近。他依然以为堵西汀的思想落后,可是战争根本是动作,最壮烈勇敢的动作;在其中,只能以动作配备动作,予打击者以打击;而堵西汀恰好是个以动作表现一切的人。跟这个骨瘦如柴,而浑身是胆的人谈过几次,桂秋渐渐的壮起一点胆子来。因为胆子大了些,他开始对实际问题感觉兴趣,不再以为一伸手就有被烫伤的危险了。堵西汀不向他讨论什么问题,而每一见面就几乎是命令式的叫他做些事。桂秋虽然不能一时完全照计而行,可是至少觉得在救国的事情上自己并不用愁没有份儿;应该做的,可以做的,正自很多很多;即使自己懒得动手,只要肯出钱,别人就会替他办好。
洗桂枝可为了难。她不晓得怎样对付堵西汀这个瘦人。因他常来,哥哥的确改变得更温和更近人情了一些,这是可喜的。可是,堵先生不单单来找哥哥,他也老和曲时人说很长的时间。她不便坐在一旁,详细的听他们都说些什么;可是她也并不肯太大意了。她是义务护士,也就利用这个地位,抽冷子便钻进屋去,送点东西,或问一句什么。她的耳与眼都下着很大的心,去捉到几个字,或看到一点什么可疑的神色。她晓得堵西汀是个老江湖,不容易擒住,所以她决定放过他去,而完全注意到曲时人。她几乎始终没听到曲时人说过什么,可是回回看见他的脸特别的光亮,神气特别的沉着。她晓得其中必有毛病。
她唯一的盼望是曲时人且别一时就好利落了。直觉的,她感到一些不好的朕兆:只要他一痊好,他总会被堵西汀拐了走的,去杀人,去放火!因此,独自在屋中的时候,她坐卧不安的在愁闷与焦躁之中,她要想一些妥当的办法,留住曲时人。可是,思索适足以增加愁苦,她想不出方法来。于是,赶快的放出笑脸,去找时人。在未走到病室之前,她预备好,要极勇敢的,几乎是不顾一切的,想一股脑儿把心中的真话真情都告诉他。及至见了他,她的勇气又消散了,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无聊的,敷衍的,跟他说几句极平常,不着边际的话。然后心中空空的,懒懒的,走出来,到屋中扯乱了头发,而后再慢慢的梳理好。
这一面走不通,她想直接的和堵西汀闹一场,把他赶了出去,使他不好意思再来。只要他不来煽惑,曲时人是不会自己出坏主意的。可是,这个方法也难实现。她是小姐,而堵西汀是——据她看——土匪,怎能干得过他呢?不,不能这么做;反之,她似乎倒应该敷衍这个瘦土匪,对他表示亲善,或者倒许更有好处。
她居然常留堵西汀与她兄妹一同吃饭。有一天,堵西汀听见外面的风声不好,坐到半夜还不肯走,她就留他住下,给他预备了一张顶舒服的床。
曲时人已可以自己照管自己,所以桂枝的眼泡红肿得不便见人的时候,便一天不出屋门,而曲时人似乎并不怎么理会!以冷淡对冷淡,才能保住小姐的尊严,她不能太失了身分。可是,万一他就这么傻糊糊的被堵西汀拐了走呢?她不能坐视不救。这并非单为她自己,也是为曲时人。她必须救他,保护他;她伺候好了他的病,就更当保全住他的性命。她的心热起来,把眼泪擦干;不管眼睛是怎么不好看,鼓起勇气去找他。
“时人!”她笑得顶不自然,自己觉得出脸上很不得劲:“你是不是要走呢?”
“我?”时人的胖脸在病后,非常的白润,可是神气难捉摸:“我?可不是!堵先生叫我去工作,我愿意去!现在,我什么也不怕了!堵先生说,这里有许多汉奸。你看,桂枝,树人们上前线去工作,我不必一定非找他们去不可。前方打敌人,后方杀汉奸,价值是一样的。桂枝,我感谢你,你知道我的嘴很笨,不会说什么;我感谢你!我看,我必得去杀汉奸。你呢,应当去做看护,你可以做个顶好的看护!再劝桂秋做点什么。咱们谁也不应当闲着,是不是?”桂枝答不出话来。不知是怎么的,她已离时人很近了;低着头,她拉住了他的胖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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