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弃儿 第二十三节
给孩子买玩具这件事,我不在行。
我小时候家里穷,没什么像样的玩具。有一个漏气的充气天鹅,把它吹起来了,它会在三分钟之内还原成一摊塑料。也就是说每次只能玩三分钟,如果想玩久一点,就必须不停地吹它。我根本懒得和它玩,然而有一次,一个小女孩来到我家,她喜欢充气天鹅,我喜欢她,我就负责给她吹天鹅。吹了一个下午,觉得下腹疼痛,再吹下去我就该得疝气了。
我家里管得严,我妈在七十年代末就和美国人观念一致了,认为小孩不该玩枪,长大了会变成土匪。在我八岁之前,幼儿园里天天练习攻占敌人堡垒,回到家则保持着乖孩子的形象,有一次我仅仅是用手指比画了一下,要向我爸爸射击,就被我妈一个耳光扇到了墙根。我十七岁的时候和杨迟出去打群架,两个人鼻青脸肿回家,手里拎着血淋淋的棍子,我妈吓昏在了墙根。
幼儿园的教育没有使我变得更勇敢,我妈的教育也没有使我变得更儒雅。在我看来,玩具这种东西,最好不要对之抱以太大的期望,每一个搭积木的男孩都是聪明的,每一个过家家的女孩都是贤惠的,往后的事情会变成什么样,猜吧。
小苏说:“洋娃娃,汽车,书。这三样最保险。坚决反对给小女孩买枪。”
杨迟比较自信,说:“高智商的孩子都玩魔方的。”给孩子买了一个,掰乱了,又花了五分钟恢复原状。小学的时候他曾经靠这一手获得无数女生的青睐。戴黛眯着眼睛看魔方,又看看杨迟。
“这是什么?”
“这叫魔方,我可以教你玩,学起来很容易的。”杨迟说。
我对小苏说:“他小时候也这么骗女生的,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有人上当,但没人学会。”
戴黛接过魔方拧了两下,很小心地拧回原状,对杨迟说:“可以了,还给你。”
我们也给她买过洋娃娃,十块钱的地摊货。她把洋娃娃带回福利院,下个星期再去看,那玩具已经被大卸八块了。她说:“不是我弄坏的。”抱着个没脑袋的洋娃娃,跟着我们走出福利院。杨迟越看越害怕,让她把洋娃娃扔了,她想了想,把没脑袋的洋娃娃放在了路边花坛上。又走了一段路,她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娃娃脑袋。
小苏买了童话书给她讲故事,照本宣科地念《小红帽》。这故事的结局是小红帽和她奶奶都被狼吃了,然后没有了。孩子等了半天,我和杨迟也等了半天,不对啊,应该还有个猎人来救她们的,把狼的肚子剖开了,她们又起死回生了。然而在这本正宗的欧洲童话书里,她们确实是被吃掉了,没有人救。
小苏抱歉地说:“故事就是这样的,他大爷的。”
孩子说:“我害怕。”
我和杨迟说,我们也感到害怕,童话到底有多少个版本吧?
有一天我想起了一个关于独角兽的童话。我的厂医姐姐曾经给我讲过,独角兽是世界上最纯洁的动物,也最孤独。我问戴黛:“你知道什么叫孤独吗?”她说:“不知道。”
不知道就好。独角兽很优美,生活在丛林里,动物园没有,它看起来就是头顶长了一根角的白马,不过你要是把它当成马,就大错特错了。它不跟人打交道的,世界上的傻矬都不在它眼里。它虽然很孤独,但从不为此伤心,作为一只独角兽,孤独就是它的本质。
“后来呢?”
没有后来了。关于独角兽我就知道这么多,我从小到大也跟你一样,听些翻版的《小红帽》,编不出更有意思的故事。像独角兽这么纯洁而孤独的动物,我猜它是不会有故事的。我忽然又感到后悔,你说我讲什么独角兽呢,这童话也很没劲。
孩子同情地看看我。编不出故事的路大叔怪可怜的。
凌晨时,孩子发烧了。我和杨迟用小毯子裹住她,抱着赶往儿童医院急诊部。昼夜温差大,容易生病,急诊部大人小孩一堆。预检的护士量了一下体温,说:“还不到三十九度五,不能挂急诊。”
杨迟说:“出门之前量过是三十九度五。”
护士拿了体温计给我们看,三十九度。我说:“就差五分而已,给挂一个吧。”护士有点固执,横竖不给。我一生气,爬到了护士的桌子上,跪在那儿。
“给你跪一个,可以吗?!”
护士的脸红扑扑的。我低头一看,他妈的,出门太急,裤子拉链忘记拉上了,这会儿正敞开了对着她的脸,赶紧拉上了,再来一次。“现在是跪给你看了!”
护士说:“你还是换家医院吧,这儿不给挂的。”
我站在护士的桌子上。现在有一帮人过来把我往下拉,医院的保安,后面排队的大人。我被他们拽下来,双手紧紧地抓住桌腿,人们试图把我拖出去,桌子也跟着往外挪。有人掰我的手指,我用两条腿缠住桌腿,现在麻烦你们来掰我的大腿吧。
这个过程中,杨迟抱着孩子,退到一边,用保温杯接了热水给孩子喝。我们配合得太默契,分工明确,我负责闹,他负责照顾小孩。这时过来一个比较有经验的护士,俯身对我说:“你撒开腿,你这么闹,我就算想给你挂号也不行啊。后面多少人都看着呢。”
我说:“我要是撒开腿,立马就被扔出去了。别以为我不知道。”
有经验的护士说:“你这么不要脸的我还头一次看见。”
我说:“放屁,我家里好多亲戚都是做医生的,该怎么做我最清楚。大家都是中国人,拜托你讲话慎重些。你以为我喜欢不要脸吗?”
这时杨迟带着孩子过来了,说:“再量一下体温吧。”
护士没辙,又给量了一下,这次他妈的爆表了,四十度往上还不止。护士顺水推舟,赶紧给了急诊票让去挂号。我立刻从地上站起来,抖了抖衣服,撸了撸头发,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跟着老杨走了。
“给喝过热水了,是吗?”
“是啊。”杨迟说,“老一套。”
“要是小苏在,今儿晚上肯定又得狂暴了,一口吞下那护士都有可能。”
“小苏干得出来。”
“你刚才被人打了。”孩子睁开眼睛对我说。
“没有,我自己躺地上的。”
“为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必须主动躺在地上,”我说,“不过你别学这个,我也很少这么干,躺在地上不好,以后会变得没有自尊心的。”
半夜里,孩子打吊针,睡着了,我和老杨闲聊。我说我很难想象,将来自己有了小孩,每次去医院急诊都得躺在地上挂号。要都这样,我情愿没小孩的。杨迟说:“到那时候也许你已经升官发财了,你想让护士躺在地上都可以。”我说:“这境界太高了,我做不到。”杨迟说:“你境界已经很高了,为了孩子肯躺下去。以前连饭票都不舍得捐的。”
“你就别再提饭票了,这是两码事,我现在也没有饭票给戴黛。”
我努力向杨迟解释,那个站在食堂门口请求捐助的孩子,在我看来,他不是孩子,而是一面镜子。我没资格投之以饭票,生恐他抬起头来让我看到一张和我一模一样的脸。至于我躺在地上,那倒没什么了不起的,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也知道下场如何。它不是镜子,最多只是一件猥琐而难看的戏装,既然有人喜欢看,那我不妨穿一次。
杨迟说:“你以后会知道捐饭票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下场不会更惨。”
我说:“我要是戴黛的亲爹,这么躺下去,一定会觉得非常惨吧。现在倒还好。”
杨迟说:“我现在觉得自己就是戴黛的亲爹了。她没有别的亲人了,对吧?”
“很快就要被领走啦。”
“这是必然的。她是个挺健康的孩子,看上去也很活泼,会用枪打人。谁去都会先挑她。唯一的问题是年龄稍微大了点,很多人情愿领养婴儿的,没有记忆,不知道自己是个弃儿。如果她被领走,我还会去看她的。当然,那时候我就不是她爸爸了,喊我哥哥也行啊。我不会有你这种捐饭票的心理障碍。”
“养父养母会答应吗?可能会斩断一切联系吧。”
“那也就没办法了。”
“她可能会忘记你,忘记我和小苏,孩子的记忆中放不下太多东西。”我说,“我五岁之前什么事都想不起来了。”
杨迟沉默。又想到一件事,说:“前几天我骑自行车带她出去,她自己踩在脚踏板上往前杠上坐,这很奇怪,没有人教过她,福利院也不可能让她坐自行车。说明她以前会这个。蔺华说她是去年在街上被人捡到的,但是她说不清自己的身世。”
“也许以前有人骑着自行车带她,教过她这个。”
杨迟伤感地说:“应该是一个男人吧,她爸爸?但她似乎什么都不记得了。”
吊完了水,我们收拾收拾回家。孩子的烧退了一点,天还没亮,我们抱着孩子出医院,外面浓黑一片,没有出租车,还得走回农药新村。好在两个人轮番扛着,不那么累。道路寂静,我以为她睡着了,走了一会儿,忽然听见她说话。
“我是被我爸爸扔掉的。”
我和杨迟一起停下脚步,孩子在杨迟手里。这个时候是一天中最寂静的时刻。
孩子又说:“我记得我妈妈死了,我爸爸把我扔在街边。”
杨迟再也没有力气抱她,我也没力气接她。我们两个人一屁股坐在了街边的地上,搂着孩子,仿佛也有一位巨大而虚无的父将我们抛弃。
我小时候家里穷,没什么像样的玩具。有一个漏气的充气天鹅,把它吹起来了,它会在三分钟之内还原成一摊塑料。也就是说每次只能玩三分钟,如果想玩久一点,就必须不停地吹它。我根本懒得和它玩,然而有一次,一个小女孩来到我家,她喜欢充气天鹅,我喜欢她,我就负责给她吹天鹅。吹了一个下午,觉得下腹疼痛,再吹下去我就该得疝气了。
我家里管得严,我妈在七十年代末就和美国人观念一致了,认为小孩不该玩枪,长大了会变成土匪。在我八岁之前,幼儿园里天天练习攻占敌人堡垒,回到家则保持着乖孩子的形象,有一次我仅仅是用手指比画了一下,要向我爸爸射击,就被我妈一个耳光扇到了墙根。我十七岁的时候和杨迟出去打群架,两个人鼻青脸肿回家,手里拎着血淋淋的棍子,我妈吓昏在了墙根。
幼儿园的教育没有使我变得更勇敢,我妈的教育也没有使我变得更儒雅。在我看来,玩具这种东西,最好不要对之抱以太大的期望,每一个搭积木的男孩都是聪明的,每一个过家家的女孩都是贤惠的,往后的事情会变成什么样,猜吧。
小苏说:“洋娃娃,汽车,书。这三样最保险。坚决反对给小女孩买枪。”
杨迟比较自信,说:“高智商的孩子都玩魔方的。”给孩子买了一个,掰乱了,又花了五分钟恢复原状。小学的时候他曾经靠这一手获得无数女生的青睐。戴黛眯着眼睛看魔方,又看看杨迟。
“这是什么?”
“这叫魔方,我可以教你玩,学起来很容易的。”杨迟说。
我对小苏说:“他小时候也这么骗女生的,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有人上当,但没人学会。”
戴黛接过魔方拧了两下,很小心地拧回原状,对杨迟说:“可以了,还给你。”
我们也给她买过洋娃娃,十块钱的地摊货。她把洋娃娃带回福利院,下个星期再去看,那玩具已经被大卸八块了。她说:“不是我弄坏的。”抱着个没脑袋的洋娃娃,跟着我们走出福利院。杨迟越看越害怕,让她把洋娃娃扔了,她想了想,把没脑袋的洋娃娃放在了路边花坛上。又走了一段路,她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娃娃脑袋。
小苏买了童话书给她讲故事,照本宣科地念《小红帽》。这故事的结局是小红帽和她奶奶都被狼吃了,然后没有了。孩子等了半天,我和杨迟也等了半天,不对啊,应该还有个猎人来救她们的,把狼的肚子剖开了,她们又起死回生了。然而在这本正宗的欧洲童话书里,她们确实是被吃掉了,没有人救。
小苏抱歉地说:“故事就是这样的,他大爷的。”
孩子说:“我害怕。”
我和杨迟说,我们也感到害怕,童话到底有多少个版本吧?
有一天我想起了一个关于独角兽的童话。我的厂医姐姐曾经给我讲过,独角兽是世界上最纯洁的动物,也最孤独。我问戴黛:“你知道什么叫孤独吗?”她说:“不知道。”
不知道就好。独角兽很优美,生活在丛林里,动物园没有,它看起来就是头顶长了一根角的白马,不过你要是把它当成马,就大错特错了。它不跟人打交道的,世界上的傻矬都不在它眼里。它虽然很孤独,但从不为此伤心,作为一只独角兽,孤独就是它的本质。
“后来呢?”
没有后来了。关于独角兽我就知道这么多,我从小到大也跟你一样,听些翻版的《小红帽》,编不出更有意思的故事。像独角兽这么纯洁而孤独的动物,我猜它是不会有故事的。我忽然又感到后悔,你说我讲什么独角兽呢,这童话也很没劲。
孩子同情地看看我。编不出故事的路大叔怪可怜的。
凌晨时,孩子发烧了。我和杨迟用小毯子裹住她,抱着赶往儿童医院急诊部。昼夜温差大,容易生病,急诊部大人小孩一堆。预检的护士量了一下体温,说:“还不到三十九度五,不能挂急诊。”
杨迟说:“出门之前量过是三十九度五。”
护士拿了体温计给我们看,三十九度。我说:“就差五分而已,给挂一个吧。”护士有点固执,横竖不给。我一生气,爬到了护士的桌子上,跪在那儿。
“给你跪一个,可以吗?!”
护士的脸红扑扑的。我低头一看,他妈的,出门太急,裤子拉链忘记拉上了,这会儿正敞开了对着她的脸,赶紧拉上了,再来一次。“现在是跪给你看了!”
护士说:“你还是换家医院吧,这儿不给挂的。”
我站在护士的桌子上。现在有一帮人过来把我往下拉,医院的保安,后面排队的大人。我被他们拽下来,双手紧紧地抓住桌腿,人们试图把我拖出去,桌子也跟着往外挪。有人掰我的手指,我用两条腿缠住桌腿,现在麻烦你们来掰我的大腿吧。
这个过程中,杨迟抱着孩子,退到一边,用保温杯接了热水给孩子喝。我们配合得太默契,分工明确,我负责闹,他负责照顾小孩。这时过来一个比较有经验的护士,俯身对我说:“你撒开腿,你这么闹,我就算想给你挂号也不行啊。后面多少人都看着呢。”
我说:“我要是撒开腿,立马就被扔出去了。别以为我不知道。”
有经验的护士说:“你这么不要脸的我还头一次看见。”
我说:“放屁,我家里好多亲戚都是做医生的,该怎么做我最清楚。大家都是中国人,拜托你讲话慎重些。你以为我喜欢不要脸吗?”
这时杨迟带着孩子过来了,说:“再量一下体温吧。”
护士没辙,又给量了一下,这次他妈的爆表了,四十度往上还不止。护士顺水推舟,赶紧给了急诊票让去挂号。我立刻从地上站起来,抖了抖衣服,撸了撸头发,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跟着老杨走了。
“给喝过热水了,是吗?”
“是啊。”杨迟说,“老一套。”
“要是小苏在,今儿晚上肯定又得狂暴了,一口吞下那护士都有可能。”
“小苏干得出来。”
“你刚才被人打了。”孩子睁开眼睛对我说。
“没有,我自己躺地上的。”
“为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必须主动躺在地上,”我说,“不过你别学这个,我也很少这么干,躺在地上不好,以后会变得没有自尊心的。”
半夜里,孩子打吊针,睡着了,我和老杨闲聊。我说我很难想象,将来自己有了小孩,每次去医院急诊都得躺在地上挂号。要都这样,我情愿没小孩的。杨迟说:“到那时候也许你已经升官发财了,你想让护士躺在地上都可以。”我说:“这境界太高了,我做不到。”杨迟说:“你境界已经很高了,为了孩子肯躺下去。以前连饭票都不舍得捐的。”
“你就别再提饭票了,这是两码事,我现在也没有饭票给戴黛。”
我努力向杨迟解释,那个站在食堂门口请求捐助的孩子,在我看来,他不是孩子,而是一面镜子。我没资格投之以饭票,生恐他抬起头来让我看到一张和我一模一样的脸。至于我躺在地上,那倒没什么了不起的,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也知道下场如何。它不是镜子,最多只是一件猥琐而难看的戏装,既然有人喜欢看,那我不妨穿一次。
杨迟说:“你以后会知道捐饭票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下场不会更惨。”
我说:“我要是戴黛的亲爹,这么躺下去,一定会觉得非常惨吧。现在倒还好。”
杨迟说:“我现在觉得自己就是戴黛的亲爹了。她没有别的亲人了,对吧?”
“很快就要被领走啦。”
“这是必然的。她是个挺健康的孩子,看上去也很活泼,会用枪打人。谁去都会先挑她。唯一的问题是年龄稍微大了点,很多人情愿领养婴儿的,没有记忆,不知道自己是个弃儿。如果她被领走,我还会去看她的。当然,那时候我就不是她爸爸了,喊我哥哥也行啊。我不会有你这种捐饭票的心理障碍。”
“养父养母会答应吗?可能会斩断一切联系吧。”
“那也就没办法了。”
“她可能会忘记你,忘记我和小苏,孩子的记忆中放不下太多东西。”我说,“我五岁之前什么事都想不起来了。”
杨迟沉默。又想到一件事,说:“前几天我骑自行车带她出去,她自己踩在脚踏板上往前杠上坐,这很奇怪,没有人教过她,福利院也不可能让她坐自行车。说明她以前会这个。蔺华说她是去年在街上被人捡到的,但是她说不清自己的身世。”
“也许以前有人骑着自行车带她,教过她这个。”
杨迟伤感地说:“应该是一个男人吧,她爸爸?但她似乎什么都不记得了。”
吊完了水,我们收拾收拾回家。孩子的烧退了一点,天还没亮,我们抱着孩子出医院,外面浓黑一片,没有出租车,还得走回农药新村。好在两个人轮番扛着,不那么累。道路寂静,我以为她睡着了,走了一会儿,忽然听见她说话。
“我是被我爸爸扔掉的。”
我和杨迟一起停下脚步,孩子在杨迟手里。这个时候是一天中最寂静的时刻。
孩子又说:“我记得我妈妈死了,我爸爸把我扔在街边。”
杨迟再也没有力气抱她,我也没力气接她。我们两个人一屁股坐在了街边的地上,搂着孩子,仿佛也有一位巨大而虚无的父将我们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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