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人质 第三十节
一九九八年的夏天，小苏接到了北京公司的通知，可以去上班了。女研究生在朝阳区有一套空房子等着他去填补，狗也康复了，不过它不能去北京，必须留在戴城。万事皆好，只有杨迟一直没有回家。
那时我已经去婚纱店上班。这是我在两年内做的第九份工作，此前我开过飞碟、卖过黄片、贩过袜子、送过花，我要是真心想写履历，能把HR吓死。反过来说，这次要是干不下去，我也该崩溃了。等我去了婚纱店一看，基本判断自己会崩溃。
婚纱店的老板姓陈，已经四十多岁，在他招我做营业员之前，店里的生意还不错。等到我去的时候，因为发大水，道路不通，各处来拿货的人都消失了，加之周边竞争激烈，全是开婚纱店的，陈老板已经发不出工资了。我心里暗骂叔叔不是人，给我介绍这种混账工作，同时也有点奇怪，开店的人，一两个月没生意不至于惨到这种程度。我学过会计，知道他现金流出问题了，这跟失血过多一个道理，再牛逼也得死。
那是火车站附近最混乱的地方，到处都是怪人，神经兮兮，步履匆忙，背着大口袋。沿街所有的店面都是婚纱，所谓婚纱一条街，这是戴城的特产之一，贩婚纱的人下火车到这里来扫一圈货，背了口袋就走，十分方便。我以为婚纱是多么高贵的玩意儿呢，一问，批发价通常八十块，顶级货三百块。这是九八年的价格，后来大概涨了点。料子也很难说得上是好的，因为那种布料和裁剪，穿在身上，除了幸福感之外，绝对不会有一点点舒服。女人要结婚，就疯了，这个我懂。
陈老板的店面不大，只有一个很小的入口，得走上楼梯才能看到整个二楼一条深邃的长廊，里面挂满衣服。如此一来，租金稍微便宜点，但时时会被人遗忘，得是老顾客才会特地转进来。自然，我的任务就是站在楼下，既充当礼仪先生，又充当吆喝小弟。一会儿彬彬有礼地对着女士们微笑，请上楼，楼上什么都有，小心台阶，地毯有点翘起来别绊着姐姐你；一会儿看到没人了，就直着嗓子喊两下，婚纱批发，批发婚纱，批发批发，婚纱婚纱。蛮押韵的。这么干了三天，嗓子哑了。陈老板过来给了我一颗润喉糖。
我吃着润喉糖，心想，倒也不错。我过去贩黄片，犯下了很多罪孽，最起码我奶奶的主是不会饶恕我的，现在卖婚纱，让中国人民穿着白颜色的衣服结婚，这他妈的在以前不可想象，我会被人卸了，现在人民也接受这种倒霉装束了，我算是为主的神圣添砖加瓦。
陈老板的老婆，我特地讲一下，她长得美。陈老板本人就像根茄子，娶了个年轻的美女，一猜就是二婚。果然，其他店员告诉我，他把自己老婆休了，这个是他发财以后娶的。不过这大美女没什么背景，郊区马台镇的一个农家女，一开口全是乡音，没法听的。纯粹好看，不实惠。她不常出现，据说待在工厂里，也不管事，纯养膘。这个店里的管理人员，都是她家里亲戚，其中有一个名叫马汉，长得阴阳怪气，像我遇到的最矬的工厂干部，常年穿得灰不溜秋，一对内容可疑的瞳孔深藏在眼镜片后面。他负责管账，收到了钱，就塞进自己掌管的一个铁盒子里。有时候会用一种很官方的口气训斥女营业员，比如偷懒就是偷懒，他非要说成是“怠工”。后来一问，原来也是从一家小化工厂下岗出来的，做过车间管理员。我很不喜欢这个家伙。
这个地方待久了，觉得十分无聊。陈老板经常会走下来看我，跟我聊几句，表现得很亲热。当然，我知道他是查岗，怕我溜出去玩了，或者没有尽心尽力吆喝。马汉来了，眼镜片冲着我闪一下，并不说话。为了嘲笑他，我找了副墨镜戴上，显得既酷又神秘。
在婚纱一条街上，我还遇见了一个熟人，他是我技校里的同学，没毕业就辍学走了。他很可怜，是个歪头，没想到竟然结婚了，老婆是我以前经常看见的一个马路少女，专门靠打桌球赢钱。这两个家伙凑在一起，开了一家婚纱店。
歪头同学对我也不错，说自己九一年就出来学生意，被人剥削了整整五年，摸清生意门道，到九六年才拥有了自己的门店，批零兼营，夫妻两个人带一个营业员，非常辛苦，但感觉很有奔头。他歪着头的样子很可爱，我老想笑，但他老婆不好惹，我曾经在桌球房把所有的钱都输给了她，不想再惹怒她了。
我的歪头同学邀请我加盟，在他店里帮工。“陈老板那儿没什么好做的，他工资都发不出来了，他是戴城最早做婚纱的一批人，曾经赚了一百万，但现在全都赔进去了。”
“怎么赔得这么厉害？”
“他娶了个新老婆，是马台镇的农民。他为了给老婆争脸，就在马台镇那么偏远的地方盖了一座大楼，有五层楼，好几亩地，造得就像白宫一样气派。他的婚纱厂就在那楼里，但是只占了小半个楼层，其他地方他想出租挣钱，可惜，马台镇没划进开发区，他白费劲了。”
“盖房子把钱都花光了？”
“岂止。不但花了一百万，还借了银行六百万。”歪头奸笑道，“现在他每个月得还几万块的利息，他死定了。”
我想了想说：“陈老板对我没什么不仗义的，直接跳槽到你这里来不太好，等以后吧。”
“行啊，不会很久了，再有两个月他就可以倒闭了。”
聊完了，我回到店门口，觉得少了点什么，仔细一看我的自行车被人偷走了。
天哪，我的破车，我那辆必须用鞋底充当刹车皮的破车，居然也被人偷走了。火车站是小偷最猖獗的地方，但即便如此，也不应该偷我的自行车啊。我想找一辆比它更破的都难，这他妈的太没天理了，它明明已经超出了小偷的底线。
有一段时间，雨停了，所有人都松了口气，指望着洪水能退下去。那一年戴城的情况尚可，城里没有发生太严重的内涝，但是几百公里之外江水滔滔，用报纸上的话说：险情不断。我们第一次为发生在远方的水灾本身而担心，以前我们只担心发大水了有很多人端着饭碗到戴城来要饭。
老杨还是没回来。
小苏对我说，他三天后就走，坐火车去上海，避开灾区，坐飞机到北京。东西不能带太多，假如我看中什么，就送给我了。
一双皮鞋，一件夹克，一顶草帽，一把雨伞。后来我说伞不能收，不吉利。小苏笑笑说：“咱们本来就散了。”
“你不等老杨回来了？”
“有点等不及了，怎么办？”
“确实去得太久了。”
“有他的消息就打我电话。”
“这会儿美国一定很安全吧。”我感叹说。
我看中了小苏的自行车，一辆白色的、极其破旧的公路赛车。小苏没二话就把车给了我。第二天我骑到火车站，中途有一条施工的路，坑坑洼洼的，公路赛车没法骑，我只能推着自行车着泥水闯过去，到婚纱店一看两条裤腿全完了，脚上穿着凉鞋倒还能应付。马汉不高兴了，认为我的形象不佳，有损店风，让我回家换裤子。我只能又推着自行车回去，到小苏家附近我渴坏了，进去喝水。小苏看了看，对我说：“路小路，我去帮你赢辆自行车回来。”
“怎么赢？赌钱？”
小苏叫了一辆出租车，把自行车架在后备厢里，我们直接去戴城乐园门口。小苏说他看了报纸，这一天著名外国品牌“肉的慢”在戴城乐园门口举行自行车比赛，男女前三名各奖一辆“肉得慢”十八速山地车，非常适合闯工地。比赛距离是二十公里！我说我他妈的已经累趴了，骑不动。小苏说：“我来骑，你在这儿等我。”
“你有把握吗？”
“我对赛道很熟悉，这一圈往返，正好是我们去孤儿院那边，绕过山再回来。哪儿上坡哪儿下坡，我都清清楚楚的。”小苏说，“路况很好，我的公路车可以的。”
“车况和人况呢？”我叹着气问他。
“试试看嘛。我要是没赢到，你也别怪我。”
到了戴城乐园门口才发现，我的天，人山人海。无数人推着他们的山地车、公路车、老坦克、公主车，好像还夹杂着黄鱼车，拥在起点站，显然都是想赢一辆“肉的慢”的。在这些人里，我居然还看见了好几个外国人！他们打扮得非常专业，一水儿的山地车，穿着紧身裤，头上还有一个向后凸出的安全帽。跟中国人赛车，你是得注意安全。其中还有一个老黑。我立马怂了，拉小苏的衣袖说：“咱别比了，冠军肯定是老黑的。”小苏说：“你在说什么啊？你很怕老黑吗？”
不是我怕，而是历史证明了的。当年我在化工学院和杨迟一起打篮球，对方球队里有两个老黑，比我们高半个头，这弹跳力不是盖的，比歪歪的哥哥还厉害，随随便便就能灌篮。我和老杨跟他们打了十五分钟，累得吐血，一个球没投进。最后下结论说：“是个黑人就比你强。”这种来自体能上的挫败感，我少年时几乎没有体验到。我打架拿亚军，逃跑拿冠军，一直深感自豪。在黑人面前才会明白，这什么都不是，你只能根据自己的肤色假装是个白人而歧视一下老黑呗。
关于那场篮球，还有一点故事可讲。后来打输了，真玩不过黑人，老杨他们那伙人就急了，打算寻衅。另一个人说：“我他妈的早就想治治这帮布鲁克林傻逼了。”我问什么是布鲁克林傻逼，那人说：“就是纽约穷人，黑鬼。打死美国人，老子最恨美国人。”我点头懂了。旁边又一个人说：“你个傻逼，他们不是老美，非洲黑人啦。”那人狂拍胸脯说：“非洲黑人我更不怕了。”老杨阴阴地说：“你知道吗，这俩老黑的爸爸，是非洲某国的国防部长，在联合国专门投我们的票的，他们是高干子弟来中国留学。你打了他们，就去外交部自首吧。”那人听了，擦擦汗就走了。
在戴城乐园门口，我拖住小苏，不让他去和黑人做无谓的比试。小苏不信邪，或者他大学时代也输给过黑人，想赢回来？他说：“环法自行车赛好像没见过黑人拿冠军的。”
“好像也没有黄种人吧？”我说，“那你就去吧，输给白人黑人都不丢脸，只要别输给黄种人。”
他推着自行车来到登记处，交身份证，又交了十块钱报名费，看了看路线指示图，然后就等着吹哨子了。我站在一边跟“肉的慢”的工作人员谈天，那是俩胖姑娘。
“你们怎么把外国人都招来了？”
姑娘说：“不是我们叫的。都是高新区工作的鬼佬，他们喜欢运动，爱热闹，主动参加比赛。”
我说：“骑二十公里，摔死了怎么办？”
姑娘们愣了一下，说：“哪那么容易就死？”
我说：“上次有个外国人在解放路骑助动车，被卡车压死啦，赔了好多钱。”
姑娘们陷入沉默，知道我是来捣乱的，其中一个壮胆说：“不要紧，反正也不是我们俩赔钱。”我向她竖大拇指，这个思路就对了。另一个站起来用喇叭喊：“大家注意安全……”始发站的工作人员误判，哨子吹起来，一百多辆自行车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我听见人群里的小苏发出悠长的一声号叫，他又狂暴了，白色公路赛车直蹿出去，领先于老黑。小苏真是我此生最好的朋友。
那天我坐在马路牙子上等待着小苏回来。腿上的泥都干了，阳光猛烈地照着地面，这一带没有树荫，我在毒日下像个闲散的农民，无聊地剥取腿上的泥壳。样子太矬了，没有人愿意搭理我，后来我从身边一扇落地玻璃窗里看见自己模糊的影子，既像是猴子给自己捉虱子，也像是低头手淫。难怪都不理我了。这件事让我明白，坐在马路牙子上一定要抬头挺胸，显得清新浪漫。假如因沮丧而低下头去，把脑袋埋在两腿之间，类似什么形象你就自己去猜吧。这份感悟当然没什么大意思，属于很次要的感悟，但我后半辈子倒霉的时候再也没坐在马路牙子上低头看，这一点很重要。
有一个白人姑娘坐在了我身边。我先没看到她的脸，而是手臂，真的很赞，一层浓密的金毛，在日光下闪烁。这让我想起宝珠，宝珠的汗毛也浓密，黑色的，像细密的罗勒叶洒在富含奶油的意大利面条上。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喜欢这种范儿了，我作为一个中国男人本来应该喜欢无毛光洁的女孩，觉得有毛的多少显得不舒服，但从宝珠开始我爱上了毛。
我累了，盯着白人姑娘的手臂出神，她意识到了，转脸对我说：“你好。”原来是个会讲中国话的。我笑笑，表示友好和无害。
这是我此生第一次和外国姑娘说话。我说过，我曾经以为她们只会说good和耗。
“你怎么不去参加自行车比赛？”
“啊喏——”姑娘说，“我不太擅长这个，我是来给我男朋友，加油的。”
“男朋友中国人？”
“不，美国人。”
“我最近有点讨厌美国人。”
白人姑娘无所谓地摇摇头，说：“哼，我也不喜欢美国人。”
“我还以为你是美国人。”
“我是澳大利亚人。”
我掰着手指数了数，八国联军，没有澳大利亚的，这就算是国际友人了。澳大利亚姑娘给自己点了根香烟，很细的女式烟，他们国家没有敬烟的习俗，再说我也不爱抽女式烟，会阳痿，就不计较了。我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根“财神”，一块五一包的香烟，抽下去不但不会阳痿，连舌头都会发硬。我们坐在马路牙子上，同时对着空中吐烟。看上去倒蛮像情侣的。美国人不知道会不会生气。
“澳大利亚是个很有趣的国家。有袋鼠，考拉，鸭嘴兽。”我努力回忆着初中地理课的内容。“还有袋狼。”
“你很了解澳大利亚。”姑娘有点高兴。
我心想，这不算什么，我还知道印度尼西亚出产科莫多巨龙呢。我对世界的了解，他妈的，差不多全都来自赵忠祥解说的《动物世界》，要不就是课本上的八国联军。“你们为什么来中国？”我问她。
“来学习，我在戴城大学学语言。我学了三年的中文。我的男朋友，啊喏，他是一个企业主管。”
“这儿的外国人全是企业主管。”我说，“你为什么老是啊喏啊喏的，这是日本人的口音。”
“我在日本学习过，也会日语。”
“我讨厌日本人。”
“啊喏，我明白中国人为什么讨厌日本人。但是我还很喜欢日本的。”
我掐了烟头说：“你不明白的，你又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美国人，这俩国家都被日本轰炸过。只有被日本人欺负过了才会讨厌日本人。你们澳大利亚是个和平的国家。”
“澳大利亚也被日本轰炸过，达尔文港，还有其他地方。我的祖父的哥哥，参加过战争，是盟军，在东南亚，死了。”她的中文有点不够用了，这种时候应该叫“牺牲”。
“真的吗？”我摸着脑袋有点想不通，好吧，既然都和日本人干过，那我们又是朋友了。“向你的爷爷的哥哥致敬。我的爷爷参加过朝鲜战争，跟美国人打过，全须全眼地回来了。”
“澳大利亚也参加过那场战争，是联合国军。”
“他妈的。”
我算是遇到历史专家了，跟澳大利亚人真是没什么可说的，他们还出产澳毛。经她提醒，我确实想起来，我爷爷是在跟联合国打仗。我倒很佩服老头当年，我已经二十五岁了，不复再有咬全世界的心情。现在的高新技术开发区也够凑成联合国了吧？
我点起第二根烟，姑娘掐了烟，站起来走了。显然，她觉得我没什么可聊的。我继续坐在马路牙子上，独自一人，想到远在地球另一边的厂医姐姐和戴黛，此时此刻，确实感到没什么可以再聊的了，我剥着泥腿等待着小苏给我赢一辆自行车回来，对手是装备精良的鬼佬和一群骑着破自行车的中国人。我应该立即去死才对。
过了很久，在始发站等候的人群忽然发出一声欢呼，原来是车手们回来了。比赛的路线是一路向北，在团结山那儿拿一个牌子，再折返回来。我看到一名白人车手孤零零地出现在道路上，果然是白人，不可能不是白人，他们的自行车太好了。他在触线的一瞬间松开车把，平举双手，表示雄起。澳大利亚姑娘仍然在看着远处，显然这不是她男朋友。
又过了一会儿，第二辆自行车，第三辆自行车，逐一出现。我猛然发现小苏排名第二，这让我非常吃惊。澳大利亚姑娘高喊着男友的名字，Jacky！宛如在演唱会时呼唤张学友。他紧跟在小苏后面。我心想，不错，农药化验员和外企主管的一场角逐。小苏弓着背，像抽搐一样地踩着脚踏板，那辆白色的公路赛车都快散架了。而我们的Jacky，也显得很痛苦，他努力想要超过小苏。其实他们不必争，因为前三名都能奖到一辆自行车。后来小苏说，当时要是不争，他就直接瘫倒了，必须争。
小苏赢了白人。他到站后是从车上滑下来的，坐在地上喘息不止。澳大利亚女孩冲上去亲吻了Jacky，为了表示我的open立场，我也毫不犹豫地亲吻了小苏，发出一阵狂笑，反正他已经结婚了。Jacky伸出手，向小苏表示祝贺，非常友好。
“你真的把老黑赢了！”我说。
“我早就把老黑赢了，他的自行车在路上扎了个钉子，现在大概正推着车子往回走呢。”小苏说。
我们一起去领奖，小苏赢得了一辆十八速的“肉的慢”山地车，红色的，燕把的，带水壶架的。“你是怎么赢下来的，简直不可思议啊。”我说。
“偷偷告诉你，我作弊了。”小苏说，“从孤儿院那条小路穿进去是捷径，可以绕过团结山，少了一大截上坡路。这条路，只有我们知道。”
“你真牛逼，你以前考试也作弊吗？”
“实话说，从来没有过，这是生平第一次。”
“不管用什么办法赢了鬼佬就是赢了，不算作弊。”
我搂着小苏，跑进炸鸡店去喝饮料。小苏热昏了，冰凉的可乐喝下去，忽然双腿一软，幸福地倒在了我的怀里。
“我作弊赢了美国人，他大爷的。”
第二天小苏就走了。下个世纪，我们还会再见。
那时我已经去婚纱店上班。这是我在两年内做的第九份工作，此前我开过飞碟、卖过黄片、贩过袜子、送过花，我要是真心想写履历，能把HR吓死。反过来说，这次要是干不下去，我也该崩溃了。等我去了婚纱店一看，基本判断自己会崩溃。
婚纱店的老板姓陈，已经四十多岁，在他招我做营业员之前，店里的生意还不错。等到我去的时候，因为发大水，道路不通，各处来拿货的人都消失了，加之周边竞争激烈，全是开婚纱店的，陈老板已经发不出工资了。我心里暗骂叔叔不是人，给我介绍这种混账工作，同时也有点奇怪，开店的人，一两个月没生意不至于惨到这种程度。我学过会计，知道他现金流出问题了，这跟失血过多一个道理，再牛逼也得死。
那是火车站附近最混乱的地方，到处都是怪人，神经兮兮，步履匆忙，背着大口袋。沿街所有的店面都是婚纱，所谓婚纱一条街，这是戴城的特产之一，贩婚纱的人下火车到这里来扫一圈货，背了口袋就走，十分方便。我以为婚纱是多么高贵的玩意儿呢，一问，批发价通常八十块，顶级货三百块。这是九八年的价格，后来大概涨了点。料子也很难说得上是好的，因为那种布料和裁剪，穿在身上，除了幸福感之外，绝对不会有一点点舒服。女人要结婚，就疯了，这个我懂。
陈老板的店面不大，只有一个很小的入口，得走上楼梯才能看到整个二楼一条深邃的长廊，里面挂满衣服。如此一来，租金稍微便宜点，但时时会被人遗忘，得是老顾客才会特地转进来。自然，我的任务就是站在楼下，既充当礼仪先生，又充当吆喝小弟。一会儿彬彬有礼地对着女士们微笑，请上楼，楼上什么都有，小心台阶，地毯有点翘起来别绊着姐姐你；一会儿看到没人了，就直着嗓子喊两下，婚纱批发，批发婚纱，批发批发，婚纱婚纱。蛮押韵的。这么干了三天，嗓子哑了。陈老板过来给了我一颗润喉糖。
我吃着润喉糖，心想，倒也不错。我过去贩黄片，犯下了很多罪孽，最起码我奶奶的主是不会饶恕我的，现在卖婚纱，让中国人民穿着白颜色的衣服结婚，这他妈的在以前不可想象，我会被人卸了，现在人民也接受这种倒霉装束了，我算是为主的神圣添砖加瓦。
陈老板的老婆，我特地讲一下，她长得美。陈老板本人就像根茄子，娶了个年轻的美女，一猜就是二婚。果然，其他店员告诉我，他把自己老婆休了，这个是他发财以后娶的。不过这大美女没什么背景，郊区马台镇的一个农家女，一开口全是乡音，没法听的。纯粹好看，不实惠。她不常出现，据说待在工厂里，也不管事，纯养膘。这个店里的管理人员，都是她家里亲戚，其中有一个名叫马汉，长得阴阳怪气，像我遇到的最矬的工厂干部，常年穿得灰不溜秋，一对内容可疑的瞳孔深藏在眼镜片后面。他负责管账，收到了钱，就塞进自己掌管的一个铁盒子里。有时候会用一种很官方的口气训斥女营业员，比如偷懒就是偷懒，他非要说成是“怠工”。后来一问，原来也是从一家小化工厂下岗出来的，做过车间管理员。我很不喜欢这个家伙。
这个地方待久了，觉得十分无聊。陈老板经常会走下来看我，跟我聊几句，表现得很亲热。当然，我知道他是查岗，怕我溜出去玩了，或者没有尽心尽力吆喝。马汉来了，眼镜片冲着我闪一下，并不说话。为了嘲笑他，我找了副墨镜戴上，显得既酷又神秘。
在婚纱一条街上，我还遇见了一个熟人，他是我技校里的同学，没毕业就辍学走了。他很可怜，是个歪头，没想到竟然结婚了，老婆是我以前经常看见的一个马路少女，专门靠打桌球赢钱。这两个家伙凑在一起，开了一家婚纱店。
歪头同学对我也不错，说自己九一年就出来学生意，被人剥削了整整五年，摸清生意门道，到九六年才拥有了自己的门店，批零兼营，夫妻两个人带一个营业员，非常辛苦，但感觉很有奔头。他歪着头的样子很可爱，我老想笑，但他老婆不好惹，我曾经在桌球房把所有的钱都输给了她，不想再惹怒她了。
我的歪头同学邀请我加盟，在他店里帮工。“陈老板那儿没什么好做的，他工资都发不出来了，他是戴城最早做婚纱的一批人，曾经赚了一百万，但现在全都赔进去了。”
“怎么赔得这么厉害？”
“他娶了个新老婆，是马台镇的农民。他为了给老婆争脸，就在马台镇那么偏远的地方盖了一座大楼，有五层楼，好几亩地，造得就像白宫一样气派。他的婚纱厂就在那楼里，但是只占了小半个楼层，其他地方他想出租挣钱，可惜，马台镇没划进开发区，他白费劲了。”
“盖房子把钱都花光了？”
“岂止。不但花了一百万，还借了银行六百万。”歪头奸笑道，“现在他每个月得还几万块的利息，他死定了。”
我想了想说：“陈老板对我没什么不仗义的，直接跳槽到你这里来不太好，等以后吧。”
“行啊，不会很久了，再有两个月他就可以倒闭了。”
聊完了，我回到店门口，觉得少了点什么，仔细一看我的自行车被人偷走了。
天哪，我的破车，我那辆必须用鞋底充当刹车皮的破车，居然也被人偷走了。火车站是小偷最猖獗的地方，但即便如此，也不应该偷我的自行车啊。我想找一辆比它更破的都难，这他妈的太没天理了，它明明已经超出了小偷的底线。
有一段时间，雨停了，所有人都松了口气，指望着洪水能退下去。那一年戴城的情况尚可，城里没有发生太严重的内涝，但是几百公里之外江水滔滔，用报纸上的话说：险情不断。我们第一次为发生在远方的水灾本身而担心，以前我们只担心发大水了有很多人端着饭碗到戴城来要饭。
老杨还是没回来。
小苏对我说，他三天后就走，坐火车去上海，避开灾区，坐飞机到北京。东西不能带太多，假如我看中什么，就送给我了。
一双皮鞋，一件夹克，一顶草帽，一把雨伞。后来我说伞不能收，不吉利。小苏笑笑说：“咱们本来就散了。”
“你不等老杨回来了？”
“有点等不及了，怎么办？”
“确实去得太久了。”
“有他的消息就打我电话。”
“这会儿美国一定很安全吧。”我感叹说。
我看中了小苏的自行车，一辆白色的、极其破旧的公路赛车。小苏没二话就把车给了我。第二天我骑到火车站，中途有一条施工的路，坑坑洼洼的，公路赛车没法骑，我只能推着自行车着泥水闯过去，到婚纱店一看两条裤腿全完了，脚上穿着凉鞋倒还能应付。马汉不高兴了，认为我的形象不佳，有损店风，让我回家换裤子。我只能又推着自行车回去，到小苏家附近我渴坏了，进去喝水。小苏看了看，对我说：“路小路，我去帮你赢辆自行车回来。”
“怎么赢？赌钱？”
小苏叫了一辆出租车，把自行车架在后备厢里，我们直接去戴城乐园门口。小苏说他看了报纸，这一天著名外国品牌“肉的慢”在戴城乐园门口举行自行车比赛，男女前三名各奖一辆“肉得慢”十八速山地车，非常适合闯工地。比赛距离是二十公里！我说我他妈的已经累趴了，骑不动。小苏说：“我来骑，你在这儿等我。”
“你有把握吗？”
“我对赛道很熟悉，这一圈往返，正好是我们去孤儿院那边，绕过山再回来。哪儿上坡哪儿下坡，我都清清楚楚的。”小苏说，“路况很好，我的公路车可以的。”
“车况和人况呢？”我叹着气问他。
“试试看嘛。我要是没赢到，你也别怪我。”
到了戴城乐园门口才发现，我的天，人山人海。无数人推着他们的山地车、公路车、老坦克、公主车，好像还夹杂着黄鱼车，拥在起点站，显然都是想赢一辆“肉的慢”的。在这些人里，我居然还看见了好几个外国人！他们打扮得非常专业，一水儿的山地车，穿着紧身裤，头上还有一个向后凸出的安全帽。跟中国人赛车，你是得注意安全。其中还有一个老黑。我立马怂了，拉小苏的衣袖说：“咱别比了，冠军肯定是老黑的。”小苏说：“你在说什么啊？你很怕老黑吗？”
不是我怕，而是历史证明了的。当年我在化工学院和杨迟一起打篮球，对方球队里有两个老黑，比我们高半个头，这弹跳力不是盖的，比歪歪的哥哥还厉害，随随便便就能灌篮。我和老杨跟他们打了十五分钟，累得吐血，一个球没投进。最后下结论说：“是个黑人就比你强。”这种来自体能上的挫败感，我少年时几乎没有体验到。我打架拿亚军，逃跑拿冠军，一直深感自豪。在黑人面前才会明白，这什么都不是，你只能根据自己的肤色假装是个白人而歧视一下老黑呗。
关于那场篮球，还有一点故事可讲。后来打输了，真玩不过黑人，老杨他们那伙人就急了，打算寻衅。另一个人说：“我他妈的早就想治治这帮布鲁克林傻逼了。”我问什么是布鲁克林傻逼，那人说：“就是纽约穷人，黑鬼。打死美国人，老子最恨美国人。”我点头懂了。旁边又一个人说：“你个傻逼，他们不是老美，非洲黑人啦。”那人狂拍胸脯说：“非洲黑人我更不怕了。”老杨阴阴地说：“你知道吗，这俩老黑的爸爸，是非洲某国的国防部长，在联合国专门投我们的票的，他们是高干子弟来中国留学。你打了他们，就去外交部自首吧。”那人听了，擦擦汗就走了。
在戴城乐园门口，我拖住小苏，不让他去和黑人做无谓的比试。小苏不信邪，或者他大学时代也输给过黑人，想赢回来？他说：“环法自行车赛好像没见过黑人拿冠军的。”
“好像也没有黄种人吧？”我说，“那你就去吧，输给白人黑人都不丢脸，只要别输给黄种人。”
他推着自行车来到登记处，交身份证，又交了十块钱报名费，看了看路线指示图，然后就等着吹哨子了。我站在一边跟“肉的慢”的工作人员谈天，那是俩胖姑娘。
“你们怎么把外国人都招来了？”
姑娘说：“不是我们叫的。都是高新区工作的鬼佬，他们喜欢运动，爱热闹，主动参加比赛。”
我说：“骑二十公里，摔死了怎么办？”
姑娘们愣了一下，说：“哪那么容易就死？”
我说：“上次有个外国人在解放路骑助动车，被卡车压死啦，赔了好多钱。”
姑娘们陷入沉默，知道我是来捣乱的，其中一个壮胆说：“不要紧，反正也不是我们俩赔钱。”我向她竖大拇指，这个思路就对了。另一个站起来用喇叭喊：“大家注意安全……”始发站的工作人员误判，哨子吹起来，一百多辆自行车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我听见人群里的小苏发出悠长的一声号叫，他又狂暴了，白色公路赛车直蹿出去，领先于老黑。小苏真是我此生最好的朋友。
那天我坐在马路牙子上等待着小苏回来。腿上的泥都干了，阳光猛烈地照着地面，这一带没有树荫，我在毒日下像个闲散的农民，无聊地剥取腿上的泥壳。样子太矬了，没有人愿意搭理我，后来我从身边一扇落地玻璃窗里看见自己模糊的影子，既像是猴子给自己捉虱子，也像是低头手淫。难怪都不理我了。这件事让我明白，坐在马路牙子上一定要抬头挺胸，显得清新浪漫。假如因沮丧而低下头去，把脑袋埋在两腿之间，类似什么形象你就自己去猜吧。这份感悟当然没什么大意思，属于很次要的感悟，但我后半辈子倒霉的时候再也没坐在马路牙子上低头看，这一点很重要。
有一个白人姑娘坐在了我身边。我先没看到她的脸，而是手臂，真的很赞，一层浓密的金毛，在日光下闪烁。这让我想起宝珠，宝珠的汗毛也浓密，黑色的，像细密的罗勒叶洒在富含奶油的意大利面条上。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喜欢这种范儿了，我作为一个中国男人本来应该喜欢无毛光洁的女孩，觉得有毛的多少显得不舒服，但从宝珠开始我爱上了毛。
我累了，盯着白人姑娘的手臂出神，她意识到了，转脸对我说：“你好。”原来是个会讲中国话的。我笑笑，表示友好和无害。
这是我此生第一次和外国姑娘说话。我说过，我曾经以为她们只会说good和耗。
“你怎么不去参加自行车比赛？”
“啊喏——”姑娘说，“我不太擅长这个，我是来给我男朋友，加油的。”
“男朋友中国人？”
“不，美国人。”
“我最近有点讨厌美国人。”
白人姑娘无所谓地摇摇头，说：“哼，我也不喜欢美国人。”
“我还以为你是美国人。”
“我是澳大利亚人。”
我掰着手指数了数，八国联军，没有澳大利亚的，这就算是国际友人了。澳大利亚姑娘给自己点了根香烟，很细的女式烟，他们国家没有敬烟的习俗，再说我也不爱抽女式烟，会阳痿，就不计较了。我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根“财神”，一块五一包的香烟，抽下去不但不会阳痿，连舌头都会发硬。我们坐在马路牙子上，同时对着空中吐烟。看上去倒蛮像情侣的。美国人不知道会不会生气。
“澳大利亚是个很有趣的国家。有袋鼠，考拉，鸭嘴兽。”我努力回忆着初中地理课的内容。“还有袋狼。”
“你很了解澳大利亚。”姑娘有点高兴。
我心想，这不算什么，我还知道印度尼西亚出产科莫多巨龙呢。我对世界的了解，他妈的，差不多全都来自赵忠祥解说的《动物世界》，要不就是课本上的八国联军。“你们为什么来中国？”我问她。
“来学习，我在戴城大学学语言。我学了三年的中文。我的男朋友，啊喏，他是一个企业主管。”
“这儿的外国人全是企业主管。”我说，“你为什么老是啊喏啊喏的，这是日本人的口音。”
“我在日本学习过，也会日语。”
“我讨厌日本人。”
“啊喏，我明白中国人为什么讨厌日本人。但是我还很喜欢日本的。”
我掐了烟头说：“你不明白的，你又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美国人，这俩国家都被日本轰炸过。只有被日本人欺负过了才会讨厌日本人。你们澳大利亚是个和平的国家。”
“澳大利亚也被日本轰炸过，达尔文港，还有其他地方。我的祖父的哥哥，参加过战争，是盟军，在东南亚，死了。”她的中文有点不够用了，这种时候应该叫“牺牲”。
“真的吗？”我摸着脑袋有点想不通，好吧，既然都和日本人干过，那我们又是朋友了。“向你的爷爷的哥哥致敬。我的爷爷参加过朝鲜战争，跟美国人打过，全须全眼地回来了。”
“澳大利亚也参加过那场战争，是联合国军。”
“他妈的。”
我算是遇到历史专家了，跟澳大利亚人真是没什么可说的，他们还出产澳毛。经她提醒，我确实想起来，我爷爷是在跟联合国打仗。我倒很佩服老头当年，我已经二十五岁了，不复再有咬全世界的心情。现在的高新技术开发区也够凑成联合国了吧？
我点起第二根烟，姑娘掐了烟，站起来走了。显然，她觉得我没什么可聊的。我继续坐在马路牙子上，独自一人，想到远在地球另一边的厂医姐姐和戴黛，此时此刻，确实感到没什么可以再聊的了，我剥着泥腿等待着小苏给我赢一辆自行车回来，对手是装备精良的鬼佬和一群骑着破自行车的中国人。我应该立即去死才对。
过了很久，在始发站等候的人群忽然发出一声欢呼，原来是车手们回来了。比赛的路线是一路向北，在团结山那儿拿一个牌子，再折返回来。我看到一名白人车手孤零零地出现在道路上，果然是白人，不可能不是白人，他们的自行车太好了。他在触线的一瞬间松开车把，平举双手，表示雄起。澳大利亚姑娘仍然在看着远处，显然这不是她男朋友。
又过了一会儿，第二辆自行车，第三辆自行车，逐一出现。我猛然发现小苏排名第二，这让我非常吃惊。澳大利亚姑娘高喊着男友的名字，Jacky！宛如在演唱会时呼唤张学友。他紧跟在小苏后面。我心想，不错，农药化验员和外企主管的一场角逐。小苏弓着背，像抽搐一样地踩着脚踏板，那辆白色的公路赛车都快散架了。而我们的Jacky，也显得很痛苦，他努力想要超过小苏。其实他们不必争，因为前三名都能奖到一辆自行车。后来小苏说，当时要是不争，他就直接瘫倒了，必须争。
小苏赢了白人。他到站后是从车上滑下来的，坐在地上喘息不止。澳大利亚女孩冲上去亲吻了Jacky，为了表示我的open立场，我也毫不犹豫地亲吻了小苏，发出一阵狂笑，反正他已经结婚了。Jacky伸出手，向小苏表示祝贺，非常友好。
“你真的把老黑赢了！”我说。
“我早就把老黑赢了，他的自行车在路上扎了个钉子，现在大概正推着车子往回走呢。”小苏说。
我们一起去领奖，小苏赢得了一辆十八速的“肉的慢”山地车，红色的，燕把的，带水壶架的。“你是怎么赢下来的，简直不可思议啊。”我说。
“偷偷告诉你，我作弊了。”小苏说，“从孤儿院那条小路穿进去是捷径，可以绕过团结山，少了一大截上坡路。这条路，只有我们知道。”
“你真牛逼，你以前考试也作弊吗？”
“实话说，从来没有过，这是生平第一次。”
“不管用什么办法赢了鬼佬就是赢了，不算作弊。”
我搂着小苏，跑进炸鸡店去喝饮料。小苏热昏了，冰凉的可乐喝下去，忽然双腿一软，幸福地倒在了我的怀里。
“我作弊赢了美国人，他大爷的。”
第二天小苏就走了。下个世纪，我们还会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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