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
致幻物有很多种。对我来说，除了品尝过一次大麻之外，迷幻摇滚、酒精、睡到半夜起来抽烟，都有着不同的致幻效果，具体来说，迷幻摇滚是散步式的幻觉，酒精是狂奔，半夜醒来抽烟则像是驻足于十字路口。
发烧是另一种形式的幻觉，那就像是被内部的力量抛出去，不知道会飞行多久，也不知道会掉落在哪里。这让我想起了锅仔那封著名的遗书，天空中飞行的石子答案或许就在小石子最终坠落的地方。
我带着烧去找咖啡女孩，她仍旧是坐在空屋子里唯一的床垫上，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那天你到底带上门了吗？”
“什么带上门？”
“那天你擦了马桶，去了拆迁工地，混了饭，噢对，还有一个女高中生住在我这儿，早晨走了。你还记得吗，我说过你出门时候忘记关门了。”
“那天发生的事情真多啊，非得借着这些特殊事件，我们才能记起一些平淡无奇的事情。”
“我不要你在这儿抒情，你到底关上门了吗？”
我用力拍我的额头，这件事即便在当时都想不起来了，像一粒盐溶化在海水里，无影无踪，不可追寻。我说我正发着烧呢，脑子是一条弯弯曲曲的死胡同，什么都想不清楚了。“丢什么东西了？”
“什么都没丢，倒是多了些东西。”
“什么？”
她从枕头下面拿出一个小纸包，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白纸，打开，里面是一堆铰下来的指甲，半透明的，很细碎，看不出是谁的。当然，我从来没有在她房间里铰过指甲。
“这不是我的。”我说。
“也不是我的。”
“有可能是那高中生的。”
“那姑娘涂着那么黑的指甲油你没看见？”
“真没注意到。”
“早说你是个不合格的侦探。”
“我在发烧呢。”我说，“也就是说，有人趁我没关门的时候，到你房间里来剪指甲，然后，什么都没碰就离开了，也没关门。对吗？”
她站起来，从包里掏出身份证，走出去，把门带上了。片刻之后，房门咔嚓一声被推开，是她用身份证撬开的。“看，就这么容易。”
“换把防盗锁吧。虽说你房间里没什么东西可偷，但贼不空手，你不在家还好办些，万一在家就惨了。”
“这不用你提醒我。问题是哪个贼会跑到我这儿来剪指甲？”
“贼都是超乎常理的。你这个贼可能是个剪指甲的狂人，不如把这堆指甲送到警察局去吧，也许正好是某个流窜犯的呢。”我有气无力又滔滔不绝地说。
她没理会我，继续说：“这个人是在窗口剪的指甲，都在窗台上，剪得很碎。那天天气不错，你是上午走的，我是傍晚回来的，下午是个空白点。他可能是在下午阳光很好的时候，对着光线剪指甲，然后把剪下的指甲归拢在窗台上。”
“模拟得相当像回事，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侦探。”
她从窗口回过头来，缓缓地说：“我想大概是我姐姐来找我了。”
她给我倒了一杯凉水，之前做咖啡女招待的感觉又回来了。她从旅行箱里拿出一盒药，说是退烧片，让我吃了，然后就可以讲一些不愿意讲的事情给我听。
“退烧片吃下去一个小时之内就能发汗，让你舒服一点，我这儿只有一盒了，都给你。”说着把药盒子塞到我的口袋里，“一天最多五粒，不可多服，多喝水，少抽烟。附近所有的药房都有卖退烧片的，但不一定都是这种，记得不要混着吃，会肾亏的。”
“记住了。”
“我来讲故事给你听，比井的故事更可怕的一个。”她说。
井就在我爸爸的厂里。我爸爸是那家工厂的工程师，搞机械的。
我姐姐把我推井里那次，我爸爸得到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答案，我说是姐姐推我下去的，我姐姐说是我自己疯跑了掉下去的。对我爸爸来说，要么就是我姐姐在撒谎，要么就是我在撒谎，不，我不仅仅是撒谎，我没必要把这件事的责任推到姐姐头上，那么就是我产生了幻觉。
不幸的是我姐姐从来不撒谎，至少她的谎言从来没有被戳穿过，而我从小就有幻觉。我睡着的时候会突然坐起来，说死去的外婆在对我说话。我会看见隔壁的人在做不好的事。学校组织去动物园春游，别的小孩都对着猴笼子起劲，我呢，蹲在树丛边，愣说有猴子在里面。我从幼儿园开始就是出了名的幻觉女孩。
如果是你，你会信谁呢？两个女儿，一个十二岁，一个八岁，一个品学兼优，落落大方，一个迷走在现实和虚幻之间，眼圈总是青的。你一定也会选择相信那个比较可靠的。
那你就反证了我是个精神病。
我和我姐姐关系很正常，虽然不是很要好但也绝对没有不好，她是个有距离感的人，比较高傲，我是个闷葫芦，如此而已。后来发生了一点变化。
这件事过去了好几年，因为当时年纪太小，我自己的记忆也模糊了，尽管我说是姐姐推了我，但由于她和我爸爸都一口咬定是我产生了幻觉，很长时间里，连我自己都认为那是幻觉。只有卡在井里的恐惧感，太深刻，深刻到淹没了其他的记忆。再后来，我长大了一点，可以稍微理性地思考这件事了，我找不到姐姐有什么动机推我下去。什么事情都要讲动机，对不对？在简单的事实之下总是有着复杂的原因，对不对？她没有理由杀我，或者再极端一点地说，如果她想杀我，在此后那么多年的时间里，她有充裕的时间动手，再来一次。但是没有，她没有动手做这件事。
直到我十六岁那年看到了她的日记本。
那时她念大学，日记本在她的学校里。有一年五一劳动节我妈妈带着我去南京看她，她和我妈出去逛街了，我躺在她床铺上，从枕头下面摸出了那本日记。其实不是日记，她好像是一个暮年的人，在写回忆录，把二十年来经历的事情掺杂了当时发生的事写在一起，很像一部先锋派的日记体小说，有很到位的风景描写，不知所云的对话，人物都是按照某种节奏出场退场的。她把过去和现在的日常生活按照小说的节奏重新排列。
在她的日记中我看到了一个故事。
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妹妹总是能产生幻觉，梦见死去的外婆，她们那个无神论的父亲根本不信这一套，但偏偏她们的母亲是个坚定的有神论者。妹妹把外婆在梦里说的话转述给母亲，母亲就会去张罗着给外婆烧纸钱。姐姐觉得受到了冷落，姐姐羡慕妹妹的幻觉，有一天姐姐偷偷地告诉母亲，自己梦见外婆了。但母亲根本不相信姐姐。母亲大概也知道，幻觉，只能是唯一的，就像你不能同时找两个巫婆跳大绳。
日记里的故事很吊诡，姐姐真的有幻觉吗？没说。也许有，因为姐妹的基因是相似的；也许没有，也许姐姐只是妒嫉妹妹受到了母亲的关注所以模仿妹妹。总之，最后的结果是姐姐把妹妹推到了一口井里，妹妹死了。
这是一个用第三人称写的故事，很有意思，我当时想，说不定可以发表呢。只有我知道这件事到底有多可怕。
我见到我姐姐时，问她：“那个姐姐妹妹的故事，是怎么回事？”我那年十六岁，如果我再长大一岁就不会问这么愚蠢的问题了，我会把这件事按死在心里，但我当时竟然有点义愤填膺。于是，我姐姐微笑着说，那只是她近期在写的一个小说素材，小说都是谎言。她笑归笑，那表情恨不得想杀了我。她当然知道那日记里都写了些什么，除了井的故事之外还有她和两个男人同时上床之类的故事，她尽可以告诉我那都是小说，但我不是她的读者，我是她妹妹。
我明白了，在我和她之间有一场角力，类似拔河。但并不是真实和谎言之间的角力，而是幻觉和谎言，两者对峙。真相，在中间。谁赢了，真相就归谁。
回家的路上，我问我妈，小时候姐姐也梦见过外婆，她告诉过你吗？我妈说，还真有这件事，不过我妈根本就不信。我问她为什么不信，她竟然说，灵媒这东西还是要相信比较小的那个孩子。我靠，就这么一个理由，令我无言以对。
这件事之后，说起来也奇怪，我身上所谓的幻觉部分渐渐消失了，我变成了一个比较正常的人。大概青春期过去了，身上那种制造幻觉的激素也就没有了。我听说精神分裂完全就是一个内分泌的问题。
第二年我姐姐从大学毕业回来，我们又住在了同一个房间里。她在电信局找到了一份工作，大学期间还曾经在什么刊物上发表过几个短篇小说，当然，没有那个关于幻觉和井的故事。几个短篇小说和一个电信局的差事差不多就是她读大学所有的成就，这已经足够让我爸爸觉得荣耀了。
说实话，我一点都不喜欢她的小说，家长里短，磕磕绊绊，工作以后她总算会写一抹城市的夜色了，陆续又发表了一些东西，小有名气。小城市的美女作家。有一天我去一个高中同学家里，他在大学里读中文系。他竟然是我姐姐的读者。我和他聊起，我说我一点都不喜欢她的小说，历数了种种缺点，我那个同学就把她写的一个关于幻觉和井的小说拿出来给我看，那就是我在她日记上看到的故事，她确实把它写成了小说，写得更丰满了，但仍然没有说出姐姐干这件事的动机。我那个同学说：“她其他小说都写得不错的，这篇尤其好，是她的成名作，难道你以前没看过吗？”我问他：“姐姐杀妹妹的动机何在？”他说：“这不需要写出来。”
我把这篇小说拿给我爸爸去看了，我是带着报复的动机的，这么多年我爸爸并不喜欢我，他只喜欢我姐姐。我这么做，有点呼应我姐姐的意思，当年她不也在我妈面前声称自己梦见外婆了吗？我们各自做着报复的事，打破我爸爸的幻觉，或者是增加我妈妈的幻觉。那时我妈重病住院，已经快不行了，我只能去折磨我爸爸。我爸爸显然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篇小说，他看完了什么都没说，做菜的时候把自己的手切下去一大块。他很幽默地对我说：“菜刀也是一种井。”
那天吃饭，我姐姐知道了这件事。她很直截了当地说：“你有被迫害妄想症，你应该去治治了。”我分毫不让地说：“既然你诚实而正常，为什么不把你的成名作拿出来给家里鉴赏鉴赏，还等我去翻故纸堆？”
在她的小说里，所有的都是谎言，或者所有的都是实话，只有妹妹死掉了是一个谎言，仅仅是一个谎言便抵消了所有的真相。我用她的小说去和她对质是件极其愚蠢的事，因为小说也是一种陷阱。但我也有我的井，她不肯把这篇小说拿出来给我们看，这就是她的失策，尽管这个井是笨拙而可笑的，但它管用就可以了。我姐姐无法回答，最后她只能说：“我就是怕这个小说刺激了你的脑神经。”我爸爸这时总算说了一句公道话：“你妹妹不是精神病。”不过他毕竟是宠爱我姐姐，又被我妈的病情弄得筋疲力尽，他到底还是做起了和事佬，让我们都忘记这件事，谁都不要争了。
这怎么可能？两个成年女人之间的仇恨是任谁也劝解不了的。我们在饭桌上剧烈地争吵，相互嘲笑，她说我是精神病，我说她是变态。吵翻了，桌子上的菜都掀了，我爸爸躲自己屋里，结果接到个电话，说我妈妈在医院病危。
妈妈就是那天走的。肝病，病毒进了脑子里，什么人都不认了，拖着拖着终于走了。她死了，我和姐姐之间刚挑起的战火只能暂停。但是我做了一件非常疯狂的事，我在吃豆腐饭的时候把这个小说拿给了家里所有的亲戚看，假如没有我提醒，亲戚们差不多都快忘记我曾经掉在井里的事情。这下我姐姐坐不住了，她疯了，把我的头按在我妈的骨灰盒上，抄起一个花瓶，后面的亲戚一拥而上把她拉开。就这一下，她输了。
我离家出走之前去看过那口井。那次为了救我，把井掘开了，成了一个漏斗形的大坑，为了防着有人掉下去，就把这废井给填平了。很多年过去了，厂都快倒闭了，变成一个记忆的遗迹，我找到了井的位置，那里已经变成了花坛，种着一圈冬青树。我没敢走进去，我知道那个漏斗还是存在的。我在花坛边站着，走过来一个老工人，我就问他，当年是不是有个女孩掉进去过。老工人说，对的，掉进去死了。我说没死，救上来了。老工人就说，明明记得是死了嘛，女孩的爸爸是厂里的工程师，反正就是死了。我无言以对，我想要是我姐姐在这里就好了，这个谜底其实是我死了，正如她在小说中设定的那样。我们可以不用争执了。
后来我就走了。
我姐姐有个非常奇怪的习惯，她构思小说的时候会剪指甲，因为这个，她的指甲永远都留不长，稍微长出来一点点就会被她剪掉。她喜欢站在窗台上剪，剪完了，风吹过来，碎指甲自然就被吹落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我当然不是因为她而离家出走的，不完全是，还有其他原因。但她一厢情愿地认为，我是因为她而走的，她觉得我真是幻觉得无可救药了。我出去得久了，出走变成了游荡，到处打工，没什么目的，偶尔还会回家看看我爸爸。我妈死了以后，我爸变成了一个佛教徒，念佛吃斋，非常虔诚。我问他，在井的事情上，他到底相信谁的说辞？我爸说：“答案在神明那里。”
我爸爸还告诉我，以后少回来。我知道他的意思，我姐姐不会放过我。假如我的确是被她推到井里的，则我这辈子都不会安生，她一定会来找我的。反过来说，假如我的确是产生了幻觉，则可以证明我是一个妄想症患者，我这辈子还是不得安生。
这故事有趣吗？
“我感觉你还是很正常的，思考问题的方式都很正确。”我说。
“你这个话，已经把自己预设在正常人的位置上了。”
“好吧。”
“问题在于指甲。懂吗？假如我是个精神分裂，那我的判断就是错的，我姐姐不会来找我，这堆指甲不是她的，那可能就是我自己剪的放在了这里。但我竟然不记得了，我在我不记得的情况下模仿了我姐姐做过的事。我不但曾经是个精神分裂，而且，继续是个精神分裂。”
“如果你没有精神分裂那就是你姐姐来找你了。”
“她构思小说的时候会剪指甲，那么她难道会站在我的窗口构思小说？你猜猜看她在构思什么？”
我想了想说：“谋杀也需要构思，对吗？”
“对。”
“推理无效，存在太多的假设。”我努力启动着头脑里的发动机，“比如，即使你是个精神分裂，即使你是在幻觉中被你姐姐推到了井里，她仍然可能来杀你，谋杀的动机各种各样，谋杀者也有各种可能性的。又比如，即使你姐姐曾经企图杀过你，但这堆指甲并不一定就是她的，可能也是你的，可能你仍然存在幻觉。你的推理链上有太多的必然性，却忘记了偶然性才是驱动宇宙运转的法则。”
她默然不语。我说：“其实，想知道你姐姐是不是来杀你，最简单的办法是打个电话回家，问问你爸爸，这两天她在不在家。她要是在家，当然就排除了嫌疑。”
“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就是T市人，那口井也在T市，我爸爸和姐姐现在离我只有三公里远。”她说，“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我开始出汗，发烧的沉重感消退下去，脑袋稍微清醒了些，但身体却有一种步入云中的感觉。我取过她手里的茶杯，到厨房去倒了点水，穿过走道，回到房间里。一杯喝完觉得还不够，又去倒了一杯。
“今晚上住在这里吧。”她说。
“你就是不请我住，我大概也走不回去了。不过很难说可以保护你，只能摆摆炮，做个标靶，一锤子敲死了我，你就可以逃掉了。这也不错。”我仰面朝天倒在她的床垫上，“偶然性万岁。我得睡会儿，我不行了。”
“睡吧睡吧，睡醒了再说。”
“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冷静的妄想症患者呐。”我说。
我的头挨在枕头上，在柔软的枕芯深处有一股力量将我的意识向下拖拽，灵魂出窍，但不是向上飞腾，而是被什么东西抱着，一股脑儿地沉入了海底。
发烧是另一种形式的幻觉，那就像是被内部的力量抛出去，不知道会飞行多久，也不知道会掉落在哪里。这让我想起了锅仔那封著名的遗书，天空中飞行的石子答案或许就在小石子最终坠落的地方。
我带着烧去找咖啡女孩，她仍旧是坐在空屋子里唯一的床垫上，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那天你到底带上门了吗？”
“什么带上门？”
“那天你擦了马桶，去了拆迁工地，混了饭，噢对，还有一个女高中生住在我这儿，早晨走了。你还记得吗，我说过你出门时候忘记关门了。”
“那天发生的事情真多啊，非得借着这些特殊事件，我们才能记起一些平淡无奇的事情。”
“我不要你在这儿抒情，你到底关上门了吗？”
我用力拍我的额头，这件事即便在当时都想不起来了，像一粒盐溶化在海水里，无影无踪，不可追寻。我说我正发着烧呢，脑子是一条弯弯曲曲的死胡同，什么都想不清楚了。“丢什么东西了？”
“什么都没丢，倒是多了些东西。”
“什么？”
她从枕头下面拿出一个小纸包，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白纸，打开，里面是一堆铰下来的指甲，半透明的，很细碎，看不出是谁的。当然，我从来没有在她房间里铰过指甲。
“这不是我的。”我说。
“也不是我的。”
“有可能是那高中生的。”
“那姑娘涂着那么黑的指甲油你没看见？”
“真没注意到。”
“早说你是个不合格的侦探。”
“我在发烧呢。”我说，“也就是说，有人趁我没关门的时候，到你房间里来剪指甲，然后，什么都没碰就离开了，也没关门。对吗？”
她站起来，从包里掏出身份证，走出去，把门带上了。片刻之后，房门咔嚓一声被推开，是她用身份证撬开的。“看，就这么容易。”
“换把防盗锁吧。虽说你房间里没什么东西可偷，但贼不空手，你不在家还好办些，万一在家就惨了。”
“这不用你提醒我。问题是哪个贼会跑到我这儿来剪指甲？”
“贼都是超乎常理的。你这个贼可能是个剪指甲的狂人，不如把这堆指甲送到警察局去吧，也许正好是某个流窜犯的呢。”我有气无力又滔滔不绝地说。
她没理会我，继续说：“这个人是在窗口剪的指甲，都在窗台上，剪得很碎。那天天气不错，你是上午走的，我是傍晚回来的，下午是个空白点。他可能是在下午阳光很好的时候，对着光线剪指甲，然后把剪下的指甲归拢在窗台上。”
“模拟得相当像回事，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侦探。”
她从窗口回过头来，缓缓地说：“我想大概是我姐姐来找我了。”
她给我倒了一杯凉水，之前做咖啡女招待的感觉又回来了。她从旅行箱里拿出一盒药，说是退烧片，让我吃了，然后就可以讲一些不愿意讲的事情给我听。
“退烧片吃下去一个小时之内就能发汗，让你舒服一点，我这儿只有一盒了，都给你。”说着把药盒子塞到我的口袋里，“一天最多五粒，不可多服，多喝水，少抽烟。附近所有的药房都有卖退烧片的，但不一定都是这种，记得不要混着吃，会肾亏的。”
“记住了。”
“我来讲故事给你听，比井的故事更可怕的一个。”她说。
井就在我爸爸的厂里。我爸爸是那家工厂的工程师，搞机械的。
我姐姐把我推井里那次，我爸爸得到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答案，我说是姐姐推我下去的，我姐姐说是我自己疯跑了掉下去的。对我爸爸来说，要么就是我姐姐在撒谎，要么就是我在撒谎，不，我不仅仅是撒谎，我没必要把这件事的责任推到姐姐头上，那么就是我产生了幻觉。
不幸的是我姐姐从来不撒谎，至少她的谎言从来没有被戳穿过，而我从小就有幻觉。我睡着的时候会突然坐起来，说死去的外婆在对我说话。我会看见隔壁的人在做不好的事。学校组织去动物园春游，别的小孩都对着猴笼子起劲，我呢，蹲在树丛边，愣说有猴子在里面。我从幼儿园开始就是出了名的幻觉女孩。
如果是你，你会信谁呢？两个女儿，一个十二岁，一个八岁，一个品学兼优，落落大方，一个迷走在现实和虚幻之间，眼圈总是青的。你一定也会选择相信那个比较可靠的。
那你就反证了我是个精神病。
我和我姐姐关系很正常，虽然不是很要好但也绝对没有不好，她是个有距离感的人，比较高傲，我是个闷葫芦，如此而已。后来发生了一点变化。
这件事过去了好几年，因为当时年纪太小，我自己的记忆也模糊了，尽管我说是姐姐推了我，但由于她和我爸爸都一口咬定是我产生了幻觉，很长时间里，连我自己都认为那是幻觉。只有卡在井里的恐惧感，太深刻，深刻到淹没了其他的记忆。再后来，我长大了一点，可以稍微理性地思考这件事了，我找不到姐姐有什么动机推我下去。什么事情都要讲动机，对不对？在简单的事实之下总是有着复杂的原因，对不对？她没有理由杀我，或者再极端一点地说，如果她想杀我，在此后那么多年的时间里，她有充裕的时间动手，再来一次。但是没有，她没有动手做这件事。
直到我十六岁那年看到了她的日记本。
那时她念大学，日记本在她的学校里。有一年五一劳动节我妈妈带着我去南京看她，她和我妈出去逛街了，我躺在她床铺上，从枕头下面摸出了那本日记。其实不是日记，她好像是一个暮年的人，在写回忆录，把二十年来经历的事情掺杂了当时发生的事写在一起，很像一部先锋派的日记体小说，有很到位的风景描写，不知所云的对话，人物都是按照某种节奏出场退场的。她把过去和现在的日常生活按照小说的节奏重新排列。
在她的日记中我看到了一个故事。
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妹妹总是能产生幻觉，梦见死去的外婆，她们那个无神论的父亲根本不信这一套，但偏偏她们的母亲是个坚定的有神论者。妹妹把外婆在梦里说的话转述给母亲，母亲就会去张罗着给外婆烧纸钱。姐姐觉得受到了冷落，姐姐羡慕妹妹的幻觉，有一天姐姐偷偷地告诉母亲，自己梦见外婆了。但母亲根本不相信姐姐。母亲大概也知道，幻觉，只能是唯一的，就像你不能同时找两个巫婆跳大绳。
日记里的故事很吊诡，姐姐真的有幻觉吗？没说。也许有，因为姐妹的基因是相似的；也许没有，也许姐姐只是妒嫉妹妹受到了母亲的关注所以模仿妹妹。总之，最后的结果是姐姐把妹妹推到了一口井里，妹妹死了。
这是一个用第三人称写的故事，很有意思，我当时想，说不定可以发表呢。只有我知道这件事到底有多可怕。
我见到我姐姐时，问她：“那个姐姐妹妹的故事，是怎么回事？”我那年十六岁，如果我再长大一岁就不会问这么愚蠢的问题了，我会把这件事按死在心里，但我当时竟然有点义愤填膺。于是，我姐姐微笑着说，那只是她近期在写的一个小说素材，小说都是谎言。她笑归笑，那表情恨不得想杀了我。她当然知道那日记里都写了些什么，除了井的故事之外还有她和两个男人同时上床之类的故事，她尽可以告诉我那都是小说，但我不是她的读者，我是她妹妹。
我明白了，在我和她之间有一场角力，类似拔河。但并不是真实和谎言之间的角力，而是幻觉和谎言，两者对峙。真相，在中间。谁赢了，真相就归谁。
回家的路上，我问我妈，小时候姐姐也梦见过外婆，她告诉过你吗？我妈说，还真有这件事，不过我妈根本就不信。我问她为什么不信，她竟然说，灵媒这东西还是要相信比较小的那个孩子。我靠，就这么一个理由，令我无言以对。
这件事之后，说起来也奇怪，我身上所谓的幻觉部分渐渐消失了，我变成了一个比较正常的人。大概青春期过去了，身上那种制造幻觉的激素也就没有了。我听说精神分裂完全就是一个内分泌的问题。
第二年我姐姐从大学毕业回来，我们又住在了同一个房间里。她在电信局找到了一份工作，大学期间还曾经在什么刊物上发表过几个短篇小说，当然，没有那个关于幻觉和井的故事。几个短篇小说和一个电信局的差事差不多就是她读大学所有的成就，这已经足够让我爸爸觉得荣耀了。
说实话，我一点都不喜欢她的小说，家长里短，磕磕绊绊，工作以后她总算会写一抹城市的夜色了，陆续又发表了一些东西，小有名气。小城市的美女作家。有一天我去一个高中同学家里，他在大学里读中文系。他竟然是我姐姐的读者。我和他聊起，我说我一点都不喜欢她的小说，历数了种种缺点，我那个同学就把她写的一个关于幻觉和井的小说拿出来给我看，那就是我在她日记上看到的故事，她确实把它写成了小说，写得更丰满了，但仍然没有说出姐姐干这件事的动机。我那个同学说：“她其他小说都写得不错的，这篇尤其好，是她的成名作，难道你以前没看过吗？”我问他：“姐姐杀妹妹的动机何在？”他说：“这不需要写出来。”
我把这篇小说拿给我爸爸去看了，我是带着报复的动机的，这么多年我爸爸并不喜欢我，他只喜欢我姐姐。我这么做，有点呼应我姐姐的意思，当年她不也在我妈面前声称自己梦见外婆了吗？我们各自做着报复的事，打破我爸爸的幻觉，或者是增加我妈妈的幻觉。那时我妈重病住院，已经快不行了，我只能去折磨我爸爸。我爸爸显然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篇小说，他看完了什么都没说，做菜的时候把自己的手切下去一大块。他很幽默地对我说：“菜刀也是一种井。”
那天吃饭，我姐姐知道了这件事。她很直截了当地说：“你有被迫害妄想症，你应该去治治了。”我分毫不让地说：“既然你诚实而正常，为什么不把你的成名作拿出来给家里鉴赏鉴赏，还等我去翻故纸堆？”
在她的小说里，所有的都是谎言，或者所有的都是实话，只有妹妹死掉了是一个谎言，仅仅是一个谎言便抵消了所有的真相。我用她的小说去和她对质是件极其愚蠢的事，因为小说也是一种陷阱。但我也有我的井，她不肯把这篇小说拿出来给我们看，这就是她的失策，尽管这个井是笨拙而可笑的，但它管用就可以了。我姐姐无法回答，最后她只能说：“我就是怕这个小说刺激了你的脑神经。”我爸爸这时总算说了一句公道话：“你妹妹不是精神病。”不过他毕竟是宠爱我姐姐，又被我妈的病情弄得筋疲力尽，他到底还是做起了和事佬，让我们都忘记这件事，谁都不要争了。
这怎么可能？两个成年女人之间的仇恨是任谁也劝解不了的。我们在饭桌上剧烈地争吵，相互嘲笑，她说我是精神病，我说她是变态。吵翻了，桌子上的菜都掀了，我爸爸躲自己屋里，结果接到个电话，说我妈妈在医院病危。
妈妈就是那天走的。肝病，病毒进了脑子里，什么人都不认了，拖着拖着终于走了。她死了，我和姐姐之间刚挑起的战火只能暂停。但是我做了一件非常疯狂的事，我在吃豆腐饭的时候把这个小说拿给了家里所有的亲戚看，假如没有我提醒，亲戚们差不多都快忘记我曾经掉在井里的事情。这下我姐姐坐不住了，她疯了，把我的头按在我妈的骨灰盒上，抄起一个花瓶，后面的亲戚一拥而上把她拉开。就这一下，她输了。
我离家出走之前去看过那口井。那次为了救我，把井掘开了，成了一个漏斗形的大坑，为了防着有人掉下去，就把这废井给填平了。很多年过去了，厂都快倒闭了，变成一个记忆的遗迹，我找到了井的位置，那里已经变成了花坛，种着一圈冬青树。我没敢走进去，我知道那个漏斗还是存在的。我在花坛边站着，走过来一个老工人，我就问他，当年是不是有个女孩掉进去过。老工人说，对的，掉进去死了。我说没死，救上来了。老工人就说，明明记得是死了嘛，女孩的爸爸是厂里的工程师，反正就是死了。我无言以对，我想要是我姐姐在这里就好了，这个谜底其实是我死了，正如她在小说中设定的那样。我们可以不用争执了。
后来我就走了。
我姐姐有个非常奇怪的习惯，她构思小说的时候会剪指甲，因为这个，她的指甲永远都留不长，稍微长出来一点点就会被她剪掉。她喜欢站在窗台上剪，剪完了，风吹过来，碎指甲自然就被吹落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我当然不是因为她而离家出走的，不完全是，还有其他原因。但她一厢情愿地认为，我是因为她而走的，她觉得我真是幻觉得无可救药了。我出去得久了，出走变成了游荡，到处打工，没什么目的，偶尔还会回家看看我爸爸。我妈死了以后，我爸变成了一个佛教徒，念佛吃斋，非常虔诚。我问他，在井的事情上，他到底相信谁的说辞？我爸说：“答案在神明那里。”
我爸爸还告诉我，以后少回来。我知道他的意思，我姐姐不会放过我。假如我的确是被她推到井里的，则我这辈子都不会安生，她一定会来找我的。反过来说，假如我的确是产生了幻觉，则可以证明我是一个妄想症患者，我这辈子还是不得安生。
这故事有趣吗？
“我感觉你还是很正常的，思考问题的方式都很正确。”我说。
“你这个话，已经把自己预设在正常人的位置上了。”
“好吧。”
“问题在于指甲。懂吗？假如我是个精神分裂，那我的判断就是错的，我姐姐不会来找我，这堆指甲不是她的，那可能就是我自己剪的放在了这里。但我竟然不记得了，我在我不记得的情况下模仿了我姐姐做过的事。我不但曾经是个精神分裂，而且，继续是个精神分裂。”
“如果你没有精神分裂那就是你姐姐来找你了。”
“她构思小说的时候会剪指甲，那么她难道会站在我的窗口构思小说？你猜猜看她在构思什么？”
我想了想说：“谋杀也需要构思，对吗？”
“对。”
“推理无效，存在太多的假设。”我努力启动着头脑里的发动机，“比如，即使你是个精神分裂，即使你是在幻觉中被你姐姐推到了井里，她仍然可能来杀你，谋杀的动机各种各样，谋杀者也有各种可能性的。又比如，即使你姐姐曾经企图杀过你，但这堆指甲并不一定就是她的，可能也是你的，可能你仍然存在幻觉。你的推理链上有太多的必然性，却忘记了偶然性才是驱动宇宙运转的法则。”
她默然不语。我说：“其实，想知道你姐姐是不是来杀你，最简单的办法是打个电话回家，问问你爸爸，这两天她在不在家。她要是在家，当然就排除了嫌疑。”
“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就是T市人，那口井也在T市，我爸爸和姐姐现在离我只有三公里远。”她说，“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我开始出汗，发烧的沉重感消退下去，脑袋稍微清醒了些，但身体却有一种步入云中的感觉。我取过她手里的茶杯，到厨房去倒了点水，穿过走道，回到房间里。一杯喝完觉得还不够，又去倒了一杯。
“今晚上住在这里吧。”她说。
“你就是不请我住，我大概也走不回去了。不过很难说可以保护你，只能摆摆炮，做个标靶，一锤子敲死了我，你就可以逃掉了。这也不错。”我仰面朝天倒在她的床垫上，“偶然性万岁。我得睡会儿，我不行了。”
“睡吧睡吧，睡醒了再说。”
“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冷静的妄想症患者呐。”我说。
我的头挨在枕头上，在柔软的枕芯深处有一股力量将我的意识向下拖拽，灵魂出窍，但不是向上飞腾，而是被什么东西抱着，一股脑儿地沉入了海底。
微信扫码关注
随时手机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