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
九一年夏天，我在戴城无所事事，时间就像泥坑中的水，凝固，腐臭，倒映着天空中苍白的云。
我每天蹲在家里，找不到去处。为了防止我学坏，家里把我的零花钱降低到不可思议的水平，一个月只有5元钱。穷困到这个地步，我能找到的打工机会，只有跟着大飞去做舞男，可是我不愿意，大飞也说不行，每天跳Bo到精疲力尽，别忘了我还是个处男。大飞说了，哪天我破处了，就可以去舞厅跟着他上班了。
我也不能去街上抢劫初中生，因为找不到同伙。一个人出去干这个，太危险了。至于偷车，只能偶尔为之，尽管戴城的旧车市场为每辆赃车开出10到50元不等的价格，但我不想把这件事当一门长期生意来做。我见过偷车贼被人逮住，绑在电线杆上示众，每一个过路人都可以上去揍他一拳，一个小时挨了三五百拳，警察来的时候他都奄奄一息了。
既然什么事都干不了，我就只能歇着了。有时我到楼上去找杨一玩，但他也未必有时间接待我，他照例在房门上贴着纸条，“复习功课，请勿打扰”，窗帘严闭，屋子里放着新概念英语的录音。这时我就照着他家的门猛踹一脚，然后拔腿就跑。事后杨一还问我：“是不是你踹的门？”我坚决否认，说这是四楼的智障干的。
在七月的某一天，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我要去老丁家，给他换煤气罐。
老丁是我的语文老师，化工技校的。技校不是妓院，毕竟也要搞点文化教育，语文课当然免不了。其实技校生根本不需要学什么语文，到了厂里没人会在乎你语文水平好不好，但语文是基础课，总要象征性地学一学，更何况化工技校的老师多如牛毛，也要让他们混口饭吃。语文的存在就是为了让语文老师能养家糊口。
老丁在一年级的时候担任我们的语文老师，他早先是橡胶厂的干部，宣传科的，更早以前是个工人，他喜欢刷点小文章，那时候写文章的人比较稀罕，在报纸上发表几个小散文就可以混进宣传科。八十年代，他通了关系跑到化工技校来教语文，他妈的一个宣传科的干部，根本不是师范毕业的，教书水平很差。当然我们也不计较这个，野鸡学校的老师当然也是野鸡，我不嫌弃他，他也别嫌弃我。
老丁本人是戴城的散文家，他的文章经常发表在《戴城日报》的副刊上，署的是他的真名：丁培根。他的写作题材局限于风花雪月，比如学校围墙外面开了几朵瘌痢头花，他就能攒巴出一个五百字的散文。我本来还挺佩服他的，后来我们班主任说他是不务正业，小知识分子幻想自己流芳百世。我们班主任那张臭嘴，十年改造也没改好。
老丁本来不是教我们班的，我们班上男生多，特别混乱，他身体很差，觉得应付不过来。学校体谅他，也体谅我们，就给派了个年轻美貌的女老师过来。这位女老师不知是故意的呢还是无意的，上课时候穿着很薄的白衬衫，里面是一个血红的胸罩，这种装束加速了我们的性饥渴。只要她往讲台上一站，就会招来各种或淫或贱的目光，当然，我们只敢盯着她看，不敢耍流氓，但是即便如此，她还是被这种目光所震慑，半夜做噩梦有几十个男生轮奸她，二十连发颜射的女主角。一场梦做下来，累得连腿都抬不起来。她心理压力太大了，受不了，就申请调到别的班上去了，那些班级女生比较多些，男生的目光相对温和，她也不再戴那个血红胸罩了。
接替她的人就是老丁。我们非常不满意，血红胸罩没得看了，相反，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花白头发、近视眼、佝偻着腰的中年男人，红颜换作白发啊，刚刚被勾引起来的性欲无处发泄，只能用怨毒的目光看着他。化工技校上午上课时会有纠察老师巡逻，凡是不守纪律的学生立刻被拉出去，蹲在走廊里反省。到了语文课，我们班会有成批的学生被拉出去，蹲满整个走廊，教室里反而稀稀拉拉的。上座率这么低，老丁也很羞愧，就对我们说：“你们上课时候不要说话啦，说话会被拉出去的啦。我允许你们打瞌睡，睡醒了你们还能学到一点点知识啦，在外面蹲着你们就什么都学不到啦。”
我真没想到，因为我上课爱睡觉，就被他看上了。这老头脑子有点不正常，老是期望着从技校学生中挖出文学苗子，什么叫缘木求鱼，我算是知道了。有一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翻出我的作文本说：“你的作文写得不错，很有文学潜质，你来做语文课代表吧。”当时我们班的语文课代表是个女生，因为打胎被开除了，我莫名其妙地顶替了她，可惜没过多久就期末考试了，第二学年再也没有语文课了。我生平仅有的一次做课代表，做了一个月就破产了。
那个月里我犯了一件事：有一天上体育课，我们照例是到街上去跑步，大飞顺手从一个水果摊上偷了个桔子，被店主发现了，抡着菠萝刀在后面追。我和大飞关系不错，总不能任其被砍，就在店主冲过来的一瞬间我伸脚绊了他一下，不料他一头摔到了阴沟里，断了一根肋骨。这件事闹到学校，班主任坚决要把我开除出去。学校里的老师都很开心，凡是开除学生，老师们就像过节一样，要全都开除掉了，他们就能直接放大假。
我以为自己死定了，直接开除，我就可以去做流氓了。结果老丁跑到校长那里，给我说了情，鉴于他是戴城著名的散文家，校长也给了他面子。老丁还跑我面前邀功，说我本来是被开除的，现在改为留校察看一年，至于大飞，他偷桔子，本来应该送到派出所去的，现在为了维护学校的名誉，就当他什么都没干过。这来龙去脉有点混乱，反正我是没想明白。
老丁成了我的恩人，尽管我并不在乎那张技校文凭，但真要是把我开除出学校，我找不到可以混的地方，也很麻烦。我欠了他一个人情，于是，给他家换煤气罐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头上。
老丁有心脏病，嘴唇发紫，常年畏冷，不能从事任何剧烈运动。有一次上课的时候，讲着讲着就溜到桌子底下去了，我们还以为他气昏过去了，后来纠察队的老师冲进来，把他送到了医院，保住一条命。事后他对我说：“路小路，万一我昏倒了，你一定要马上把我送到医院去，一分钟也不能耽误。”我说：“有这么严重吗？”老丁就说：“我和死神之间是一场短跑比赛。”
他家住在白凤新村，六楼，用的是罐装煤气，要让他自己扛煤气罐的话，还没出门他就会死掉。我每隔一段时间会去他家换煤气，把空罐挂在自行车后面，送到化工局的煤气站，换上一瓶满的，再骑车回到白凤新村给他装上。
这老头是个离独，一个人住着一套两居室。上半年他偷偷告诉我，自己又结婚啦。结婚以前他邋里邋遢，长年累月穿一件暗蓝色的工作服，看上去像个衰老的政治犯。本来以为他婚后会变得干净点，至少有个女人能给他洗洗衣服，不料新娘比他还狠，是一位有硕士学位的地质勘探家，三十八岁还没结过婚的王牌老处女，一年四季都在沙漠里找石油，根本不回家。我很纳闷，娶了个老婆，跟没娶也差不多，这不是傻逼吗？
我从来没见到过地质学家，对此非常好奇，就问老丁：“你老婆到底是什么样的？”
老丁说：“你问我哪一任老婆？”
我说：“当然是地质学家啦。”
老丁就仰望虚空，说：“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那种神情好像半空中有个女神，只有他能看见。
我说：“你吹牛吧？三十八岁还没结婚的女人，怎么可能可爱啊？”
老丁说：“路小路，三十八岁的已婚女人，你觉得可爱吗？”
我摇头说：“不可爱，全是悍妇。”
老丁说：“那你的逻辑就出问题了，你到底喜欢三十八岁已婚的还是未婚的呢？”
我说：“我全都不喜欢！”
老丁说：“你的意思是，让我娶个十八岁的？”
我一下子绕不过来，只好抓自己的头皮。老丁就说我根本不了解女人，也不明白何谓可爱。后来他拿了一个木制的像框给我看，里面嵌着地质学家的照片，在一片苍茫的戈壁上，站着一个黑头黑脑的女人，脚边放着一个大背囊，她的长发被想象中的热风吹得四散飘逸。我心想，这么难看的女人，有何可爱而言。当然喽，回头再看看老丁那副怂样，他能娶到一个女硕士也不容易。女硕士对我来说简直就是火星人。
跟他混熟了，我也就不好意思喊他的绰号了，他在学校里的绰号叫“怪丁”，又叫“阿根”。我给他面子，在公共场合喊他丁老师，私下里就喊老丁，比较亲热。老头自从和我建交之后，就变得没大没小的，经常教育我，说我傻，说我没教养。我和他之间的关系太古怪了。起初，我是一个嚣张的学生，他是一个奴颜婢膝的老师，后来混熟之后，我经常向他表示出尊敬的意思，他居然变得很嚣张，动不动就嘲笑我，还他妈的让我多看书。我问他，什么样的书比较适合一个技校生。他就从家里那个散发着霉味的书架上抽出几本书，对我说：“这是一套《约翰·克里斯朵夫》，傅雷先生翻译的，比较适合你。”我看到这套书，后脑勺立刻像挨了巴掌一样疼，忙不迭地落荒而逃。我搞不懂，为什么这帮语文老师都要让我读《约翰·克里斯朵夫》，我也搞不懂为什么要尊称傅雷为先生，又不认识他，干吗拍他马屁。
我骑上那辆新偷来的自行车去白凤新村。路上，我看见一群人在打架，十几个人打一个人。挨打的那位满脸是血，在街道上狂奔，后面那群人紧追不舍。挨打的那位眼看跑不掉了，忽然扑过来抢我的自行车，说：“车子给我！”我说：“不行，我还要去换煤气。”那个人急了，用力拽我的自行车龙头，我照着他脸上打了一拳，就这么一会儿的工夫，后面那群人追了上来，瞬间将他淹没在拳脚之中。
这种场面我见多了，一点也不内疚，要是我把自行车给了他，那现在就该是我被人打死了。
这就是夏日的戴城，无数青少年像捅了窝的马蜂一样，没头没脑到处乱窜。这群乌合之众用拳头和砖头维系着彼此之间的关系，用木棍和砍刀去认识这个世界，包括我在内。
就是那天，我遇到了于小齐。她是我在欧阳慧之后遇到的又一个女孩儿，两次恋爱之间相隔将近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里我的变化非常大，从我纵身跳下重点中学的围墙开始，我在空气中滑翔，快乐地向下坠落，在即将脑壳着地的时候遇到了她。
那天她坐在白凤新村六楼的一套两居室里，一边吃雪糕，一边翻弄老丁的破书。后来她听见有人用脚在踢门，以为是抄水表的，她拉开门看见一个头发蓬乱、满脸是汗的人站在眼前，此人穿着戴城农药厂的夏季工作服，一种纺绸的深蓝色衬衫，下面穿着一条西装短裤，再下面是一双塑料拖鞋。他叼着半截弯弯曲曲的香烟，神色慌张，目光游移，一条左腿按照迪斯科的节奏抖动着，和街上的小混混完全一样。于小齐心想，这准不是个好人，大概是个打劫的，她试图把门关上，可是这人力气比她大，从门缝里挤进半个身子，还问她：“丁培根呢？”
这个人就是我。
我没料到老丁家里会有一个女孩儿，瘦瘦长长的，齐肩的头发，长得很美。起初我以为是老丁的新娘子，后来想想不对，那黑脸娘们不可能这么年轻美貌。她和欧阳慧属于同一种类型，细长的眼睛，形状很好看的嘴巴，连发型都是一样的，更巧合的是：她也是平胸。我一下子就被她迷住了，见她要关门，努力挤进去半个身子。她慌了，用力推上门，把我压住。我像一只被拖鞋拍得半死的蟑螂，大半个身体在外面，一个脑袋和一条右臂在她眼前徒劳地挣扎着。
我说：“胳膊脱臼啦！”
她稍微松了点力气，看我又要往里钻，赶紧又把我夹在门缝里。她说：“丁培根出去了。”
“我是来换煤气的，让我进去。”
“广播里说了，经常有你这种冒充煤气公司的人，到别人家来抢劫。”
“他家里用的是煤气罐，每个月到化工局去换钢瓶的，哪来什么煤气公司的人？”我说，“我是丁培根的学生，我来帮他换煤气罐的。”
她将信将疑地问：“那你说说，丁培根是哪个学校的？”
我叹了口气：“当然是化工技校啦。他是语文老师，有心脏病，离过婚，今年又结婚了，他现在的老婆是个地质学家，勘探石油的。够清楚了吧？”
她松手让我进屋，屋子里很热，六楼到了夏天就像个大蒸笼，好在老丁本人畏冷，他三十八度的天气照样穿长袖衬衫，而且不开电风扇。这种生活对他本人而言很合适，但旁人就受不了了，首先是房间里的馊味，其次是脏乱不堪。我一进屋就开窗，去去馊味。
我问那女孩：“你是谁啊？你在老丁家做什么？”她说：“我是她女儿。”我吓了一跳，瞪着她，腿也忘记抖了。她说：“你好，我叫于小齐。”
“我叫路路路路小路。”
老丁从来没说起他有女儿，看来我对他的了解并不深。这老头看上去老实巴交的，其实很狡猾，口风非常紧。有时，出于好奇，我会问关于他前妻的事情，为什么结婚离婚，他总是支支吾吾地搪塞过去。我很不满意他这种态度，对他说：“这些事情都陈谷子烂芝麻了，有什么不好说的？”老丁就微笑着说：“人要像守财奴一样守住自己的往事。”我嘲笑他，分文不值的往事，有什么可守的。直到于小齐出现，我才发现这老头暗地里藏着一手，早知道他有个这么好看的女儿，我应该对他更巴结一些才对。
我很奇怪，为什么我遇到的美丽女孩儿，通常都有一个歪瓜咧枣的爹，这简直太神奇了。像老丁这么一个又脏又老的家伙，他的女儿和他完全呈反比，你不得不认为这是上天在捉弄人。失败是成功的父亲，这句话一点没错。
我跑到厨房里，打开煤气灶试了一下，火苗微弱，确实是要换钢瓶了。我把钢瓶卸下来，单手拎起，对于小齐说：“你可别出去，半小时就能换好，等会我上来了你给我开门。”
于小齐说：“你放心，我不走。”
“你手上拿的什么书？”
“西游记，随便翻翻。”
“噢——”
我拎着煤气罐，左手拿着一根钢筋挂钩，嘴里叼着化工局的煤气卡，三步两步就冲下了楼。我动作麻利，车速飞快，回到白凤新村时只花了二十分钟，心里暗暗祈祷，那个长相酷似欧阳慧的女孩千万不要走掉。夏天的阳光照得我浑身发烫，回到老丁家里时，衬衫已经可以拧出汗水。如我所愿，于小齐还在，老丁也回来了，两个人站在客厅里压低了声音吵架。
“我要两千块，你怎么就提了八百？”于小齐说。
“这已经是我一个月的工资奖金外加稿费了，全都给你了，我这个月喝稀饭。”老丁说。
“我要两千，我要去上海学画。”
“你找你妈再要一点吧，我这儿就这么多了。”
“我以前的压岁钱呢？”
“都在你妈那儿。”
“我妈说都在你这里。”
“你妈骗你。”
“我不管，你要给我两千。”
“姑奶奶，我这儿全是死期存折，现在拿出来，利息就全没了。”
我把煤气罐礅在地上，到冰箱里找喝的，狗屁，什么都没有，只有老丁早上喝剩下的半瓶牛奶。我把牛奶喝光了，舔了舔嘴唇上的奶迹，一声不吭地靠在门框上看他们吵架。
老丁说：“尽管我和你妈已经离婚了，但我不得不说，她经常挑拨我和你之间的关系。这实质上是一种报复，当然，我希望你不要介入到这种纠纷中。”老头说话喜欢掉书包，绕得我头疼。他还朝我看了一眼，好像是担心我把他的隐私说出去。我朝他眨眨眼睛。
于小齐说：“不用她挑拨，你对我很不关心的。”
老丁说：“你怎么改姓于了？什么时候改的？”
“上个月。我妈让我改的，我觉得于小齐比丁小齐好听。”
老丁叹了口气，说：“我还没死呢，你就改姓了。”这次不掉书包了，总算说了句狠话。
于小齐说：“反正于和丁也就差一横。”
老丁朝天翻了个白眼，再次朝我看，这时我已经笑得满脸开花了。老丁指着我说：“不许笑。”于小齐也瞪着我，我只好收起笑脸，继续看他们掐架。后来两个人不吵了，黑着脸不说话。过了半晌，于小齐嘟哝说：“我妈说你有新女人了，你的钱都归那个女人了。”老丁大怒，吼道：“我已经离婚十年了，我不能再婚啊？！”于小齐嘟哝说：“我不管，我就要两千。”我心想，你这姑娘够笨的，你只要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老丁还不乖乖地把钱掏出来。他这个人最怕吵，心脏病人就是这样，一点噪音都受不了。
老丁说：“这样吧，你到派出所去把名字改回来，我就给你两千。”
于小齐说：“改名字很麻烦的，哪有上个月改过来，这个月又改回去的？”
老丁说：“我不管，我就要改回去！”
于小齐瞪视老丁，好像是要把他瞪死，她的眼泪忽然浮上眼眶，对老丁说：“我恨你！”然后摔门而出，楼道里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老丁被摔门的声音震了一下，捂着心口，做出马上就要发病的样子。
我对老丁说：“我去送送她。”
老丁说：“没你什么事儿，你帮我把煤气罐装上了。”
我说：“你就不管她了？你丫够绝的。”
老丁说：“她书包没带走，过会儿还得回来拿。”
我一边捣腾煤气炉，一边说：“你真有一套，有个女儿也不告诉我一声，你这叫金屋藏娇吧？”
老丁说：“金屋藏娇藏的是小老婆，不是女儿。”
我说：“她挺漂亮的。”
老丁就用一种很警惕的目光看着我，问：“你想干吗？”
我说：“不干吗啦，老头，别着急，当心犯病。”我也说不出自己有什么企图，哥们要是有个女朋友，牵出来给大家看看也算正常，可是哥们的女儿是不是应该牵出来，这种事情还头一次遇到。
那天，老丁把他的往事讲给我听，他八二年离婚，老婆带着于小齐搬走了。照他的描述，他的前妻是一个有偏执狂的可怕女人，心眼很小，而且爱砸东西，一不顺心就撕老丁的书。那堆破书在十年前还是很新的，撕得老丁悲痛欲绝，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他一横心就离婚了。前妻临走前抛下一句话：“要是没有我，你活不过三年就得死。”这句话好像世纪末的诅咒，听得老丁毛骨悚然。当然，三个三年过去了，他还活着，虽然日子过得有点惨，虽然好几次送到医院去急救，但他毕竟逃过了那个恶毒的诅咒，而且还结婚了。这件事让他很得意，假如他当初不离婚，也许早就被那婆娘折腾死了。
我问他：“你既然那么恨她，当初为什么要跟她结婚？”
老丁说：“这你就不懂了，有些女人结婚之前还挺可爱的，婚后就完全变样了，人性的丑陋一面都会暴露出来。”
“不只是女人吧？”
“对对对，男人也这样。”老丁嘉许地拍拍我肩膀，“你现在很懂得举一反三啊。”
我挪开肩膀，我这人最讨厌别人拍我肩膀。
“老头，你知道我最佩服你什么吗？”
“什么？”
“你离婚十年，不沾女色，情愿没有女人，也不愿跟混帐老婆生活在一起。这就叫牛逼。俗话说，死了张屠户，不吃浑毛猪。十年不吃猪肉也算一条汉子。”
老丁半信半疑地看着我，过了一会儿说：“去你的。”
其实我知道，老头的性能力很差劲的啦。有心脏病的人都不能搞这个，会得马上风的，死在女人的大腿之间。不过，我真的不是在嘲笑他，因为女人的大腿是如此的重要，即使让我死一千次，我也忍不住想爬进去尝试一下。我没搞过，他搞不动，我们也同病相怜吧。
我说：“老头，我认识一个姑娘，重点中学的，跟于小齐长得特别像。”
老丁说：“她要是重点中学就好了，我也就不用操心了。”他告诉我，于小齐和他前妻不一样，性格很温柔，人也很善良，可惜学习成绩差得离谱，初中毕业会考，考了个全年级倒数第一。老丁身为一个语文老师，尽管只是野鸡学校的，仍然觉得羞辱不堪。结果这姑娘什么学校都没考上，十六岁就成了社会青年。按老丁的关系，把她安插到化工技校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他一则觉得羞愧，二则也是因为化工技校太混乱，三则专业不对口，总不能让一个女孩子到化工厂去受罪，于是就任由她晃荡了半年，第二年春天才把她送到马台镇的一个美术专业学校去。那种学校只要会涂上几笔就可以，文化考试基本等于狗屁，文盲都无所谓。老丁觉得，一个女孩学画画，总比修机器靠谱，至少也是培养一点艺术细胞。
老丁说：“她今天找我，就是说要去上海学画卡通，学杂费和生活费加起来两千！”
“我要是你，我卖血都给她。”
“不是我不给，总不能两千块钱都让我出吧？”
“说到底还是你小气。”
他被我说得有点怯了，过了一会儿，说：“我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太过分了。”
“你身上有钱吗？借我一点。”
“我操，你一个人民教师，竟然找我借钱？”我翻开口袋让他看，每一个兜里都是空荡荡的，最后我从内裤夹缝里掏出一张十元面钞的小票，问他：“这个够吗？”
我在老丁家一直呆到中午，于小齐始终没回来，可能是太伤心了，连书包都不要了。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数落老丁，说他小气，说他不是东西，残忍地盘剥自己的学生。他起先向我解释，家里的存折都是死期的，现在物价飞涨，从银行里提出来就彻底亏本了。后来我说他对自己的女儿缺乏父爱，他恼羞成怒，就下了逐客令：既然没钱，那就趁早滚蛋。我对他说：走就走，那本《西游记》借给我看看。
后来我就把《西游记》读了一遍，我以前只看过连环画和电视剧，原作没读过，这么厚的书我一看就犯晕，好在老丁的前妻把其中很多页都撕得像中国地图一样，我只能跳着看。这样很快就看完了。
那时我觉得，西游记讲的是一个关于时间的故事，而不是路程。大部分的童话都是在几个短小的磨难之后航向幸福的彼岸，可是西游记不同，九九八十一难，从头打到尾，连自己都数不清到底打死了多少个妖怪。这是一个成长的故事，它用路途来迷惑读者，事实上它在谈论的是时间。神是不会仅仅用路途来考验一个人的。
老丁曾经对我说，人生很短暂，人生也很漫长。我问他，人生到底是他妈短暂还是漫长，你不能把一件事情正着反着说，我这个技校生会感到迷惘。老丁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一个关于短暂和漫长的理论，你在痛苦中感觉到的时间是漫长的，相反，快乐使时间变得短暂。我想，西游记也是这个道理，你感到痛苦，感到在漫长的旅程中要和那么多无聊的妖怪打架，那是因为神在很远的地方。一直到旅程的最终，他们还是在打来打去，这种痛苦和漫长丝毫没有因为终点的接近而减轻，那是因为，神并不承诺他何时出现。即使你能计算出自己与神之间的距离，你仍然无法计算那个到达的时间，也许你和神只有毫厘之距，但这毫厘之间却要花掉一生的时间。
我很佩服爱因斯坦，我觉得相对论很有道理，但它已经超出了物理的范畴，简直就像一句咒语。我十八岁以前的日子，回望起来觉得飞快地流走了，那想必是快乐的日子，而暗无天日的工厂生活就要来临，这一年会比其他的年份更漫长吗？与此同时我想到于小齐，我认识她也是在这一年里，由于她的存在，这段漫长的时间同样倏忽而逝。她是漫长之中的瞬间吗？
假如痛苦的时间过得缓慢，那么，什么样的痛苦可以使时间停止？又是什么样的快乐可以让我们朝生暮死呢？
那天我从老丁家出来，在楼道里遇到于小齐，我觉得自己运气好到家了。她凶巴巴地瞪了我一眼，说：“我书包忘记了！”我站在楼下等她，没多久她就下来了，也不理我，独自往前走。我推着自行车跟在她后面，说：“我带你一段吧。”于小齐说：“不用。”我说：“这么热的天在马路上走，会晒出痱子的。”于小齐说：“不要紧。”我说：“最近这片儿不太平，我刚才还看见打群架的。”于小齐说：“你够烦的。”
我们沿着白凤新村前面那条支离破碎的水泥路往前走，路很窄，路边草丛里的叶子不时地擦在我的脚踝上，很痒。于小齐一言不发，狠狠地走路，我跟在她后面，后来我跳上自行车，以极慢的车速在她身边晃悠着，逆向地踩着脚踏板，车链发出悦耳的咝咝声，前轮左摇右摆。我也不说话，省得她说我烦。
于小齐停下脚步，看着我，说：“你遛狗啊？”我赶紧又跳下车子，说：“不是啊。”于小齐说：“你要想跟我说话呢，就好好地在边上走，不要晃来晃去的。”于是我推着车子，好像电影里谈恋爱的人那样，很文静地走在她身边。原来我也能文静啊，以前没发现。
我问她：“听说你是学美术的。”
“是美工技校。”
“美工技校就在我家附近，老丁说你在马台镇上学。”
“我这个是美工技校的分校，在马台镇上，前年新办的学校，”于小齐说，“和美工技校一样的，不过师资力量比较差，而且不分配工作的。”
我头一昏，心里暗骂老丁这个骗子，他对我说的是“美术专业学校”，其实狗屁，就是戴城著名的美工技校嘛。当时戴城有一句顺口溜，“戴中傻，二中邪，马中全是小破鞋”。说的是这三个中学的女生，戴城中学的女孩都是书呆子，第二中学的女孩是阿飞，马中是指郊区的马台中学，那学校就别提了，全市打胎的女中学生有一半都是那里的。后面还有一段是：“纺专穷，财专富，美校赛过母老虎。”说的是纺织中专的女孩都很穷，财经中专的女孩家里都有钱，工艺美术技校的女孩是又凶又难看。
美校的女孩子赛过母老虎，这句话不是吹的。那里的学生都带着又薄又快的美工刀上街，打架的时候一刀切下去，十秒钟之后才会觉得疼，然后血才标出来。该校的女生个个都不是善茬，曾经有一个女生因为自己的男朋友花心，拎着一把美工刀，把那男孩的耳朵给切下来了，她本人当然被抓进去坐牢了。这件事就此流传开来，还登上了《戴城晚报》，成为那句顺口溜的有力佐证。别人说，割耳朵这还算轻的，要像日本女人一样把男人的生殖器割下来才算厉害。为什么日本女人爱割生殖器？那是因为录像店里出租一部日本的黄色电影，《感官世界》，我们都看过。
我说：“你们美工技校的人，打架也很厉害的。”
于小齐说：“我不打架的。”
我继续搭讪说：“你要两千块钱，就是想去上海念书啊？”
于小齐说：“我们学校有一个培训机会，可以到上海进修，学画卡通，你知道卡通吗？”我摇摇头。九十年代初，日本台湾的卡通公司在大陆很稀罕，况且我是个学仪表维修的，对卡通这种东西根本不了解。于小齐说：“学会了，就可以到台资公司去画卡通了，工资很高的。”
“有多高？”
“一个月三千多呢，要是做原画，一个月一万。”
“哇。”我说，“我要是毕业了，一个月只有两百块工资。”
“这个机会很难得的，我们年级有十个名额，老师特地推荐我去。”
“所以你就找老丁要钱。”
“我是找他借钱，他都不肯，抠门得要死，给了我八百块就打发我走了。”
“就是嘛，其实无非是两千块钱而已。”我顺着她说。
“你有钱吗？可不可以借我一点？”
我心想，他妈的，这户人家都是什么人啊？当爹的找我借钱，做女儿的也找我借钱，口气都一模一样。我再次把衣兜翻出来给她看，那十块钱此时已经在口袋里了，我拎着这张人民币说：“就十块钱。”
于小齐说：“算了，跟你开个玩笑的，你能有什么钱啊？”
我说：“我请你喝汽水吧。”
我们在街边的烟杂店停下，我喝可乐，于小齐喝雪碧，我再买了一包烟，十块钱就此告罄。泡妞花销大，不出所料。八月的马路上好像戒严一样，一个人都没有，燠热的南风吹过树叶，吹过新村的阳台上晾晒的衣物。远处传来打桩机的声音，单调得仿佛是夏天的鼾声。
于小齐坐在自行车的书包架上，问我：“路小路，你在化工技校读什么专业？”
“仪表维修。”
她打量了我一眼：“你也学仪表维修？”
“你认识我们学校的人？”
“不，不认识。”她说，“只知道你们学校特别乱，名声很臭。”
我想了想，说：“那要看什么人了，大部分人都挺乖的，小部分人爱捣乱。”
“你算哪部分？”
“我肯定不算乖的，有时候也闯祸吧。”
“那你说说，你都闯什么祸了。”她嘬着吸管，闲闲地问我。
我就胡编乱造说：我在学校里得罪了几个小流氓，经常跟他们打架，小流氓欺负女孩子，我就挺身而出，正义凛然，孤军奋战，以寡敌众，虽败犹荣……我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护花使者的形象，当然，护花必然要杀虫，在杀虫的时候我不免会闯祸，把人家打伤啦，打哭啦。我编完这套故事，心里叹了口气，我要真的是个护花使者就好了。我并不是真的要骗她，总不能说自己是个流氓吧？
于小齐似听非听，说：“那你肯定很受女生欢迎吧？”
“还好吧，”我装出很谦虚的样子，“长得不够帅，学习成绩一般，女生还是喜欢那些学生干部。”后面这句是实话。
“技校里的学生干部。”于小齐“嘁”了一声。
“你不懂，我们学校包分配的，学生干部可以去效益好的单位，农药厂啊，糖精厂啊。像我们这种学习成绩差的，又不是什么干部，将来只好去饲料厂。”
她笑了起来：“饲料厂啊，太滑稽了。”
其实饲料厂挺好的，没什么污染，不像农药厂，到处都是有毒气体。我爸爸就是农药厂的，被毒气熏得内分泌失调，好像一个月经男，脾气有点阴晴不定。我才不要去农药厂，家里有一个月经男就够了。
我问于小齐：“你画过裸体素描吗？”
“什么？”
“裸体素描啊。”
“噢，你说的是人体素描吧？”
“人体素描！”我纠正道。
“我们是美工技校，一般来说只要掌握基本的素描技巧就可以了，画过肖像画和人物画，你说的那种素描没学过，高等美术院校才会学这个。”
“我还以为美术学校都会画人体素描呢。”
“不画的，”于小齐说，“顶多自己找画册临摹一下。”
“那你们毕业以后去哪里工作？”
“印染厂，刺绣厂，工艺品厂。也有一些人去广告公司，专门画广告牌。我有很多同学都打算去深圳，那里工资高，不过很累的。”于小齐说，“广告装潢和卡通，是将来很赚钱的行业。”
“我还以为你们会卖画呢，外国的画家都卖画的，梵高的画就很值钱吧？”
“我们不卖画的。再说梵高活着的时候也没卖出几幅画，死了以后才值钱的。”于小齐打了个呵欠，说，“热死了，别在这里站着了。”
我看出来了，她觉得我什么都不懂，没啥好聊的。我深为自己的言语贫乏而惭愧。我一直想使自己成为一个伶牙俐嘴的人，或者很有文化，很有见地，可惜都做不到。我只有在骂人的时候才会聪明起来，见了鬼了。
于小齐说：“我要回家了，你别送了，我自己坐公共汽车。”我心里有点沮丧，捏着自行车龙头不说话。她大概也觉得我很古怪，就撂下我独自往街对面走。
那天，是几个烹饪技校的学生帮了我。于小齐过马路时，正好这几个人走过，对着她喊：“平胸！”她一下子愣住了，背对着我，就这么站在街心一动不动。普通的女孩遇到这种羞辱，一定是低头快步消失掉，好像踩了堆狗屎，但她偏不，她站在马路当中，回头朝我看，脸涨得通红。
烹饪技校的学生我很熟，经常和他们打架。我们化工技校是出了名的能打，对付烹饪技校不在话下，须知，化工技校将来是做工人的，烹饪技校将来做厨子，你见过工人怕厨子的吗？那帮家伙个个都是粉白肉圆的，肚子上全是肥肉，腹肌要是不行，打架肯定没套路。不过，论起抄家伙，烹饪技校是比较可怕的，每个技校的常备武器都跟他们未来的职业有着必然的关系，好比轻工技校习惯用榔头，化工技校习惯用铁管，美工技校习惯用美工刀。烹饪技校的学生都把菜刀揣在书包里，这菜刀就是他们的课本。真要是把他们打急了，菜刀抡出来，可不是闹着玩的。
三个烹饪技校的男生此时就站在马路对面的浓荫下，对着于小齐狂笑。这种笑声也曾经从我嘴里发出过，我终于意识到自己有多么不是东西了。既然我把自己描绘为护花使者，这种时候就不能怂了。我穿过马路，晃着肩膀走到那三个人面前。我瞄了他们一眼，发现他们都没带书包，这就好办了，这帮厨子的菜刀都是装在书包里的。
“烹饪技校的，”我对他们说：“还认得我吗？”
“你是化工技校的。”
我夸他们记性好，我在化工技校混了两年，没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打架也总是缩在后面，居然还有人认得我，这种感觉非常之棒。其中一个又说：“我知道，你是跟着大飞混的。”
“放屁。”我勃然大怒，我怎么可能是大飞那个王八蛋的手下？再一想，大飞是我们学校出了名的小流氓，曾经带着十来个人踩过烹饪技校的场子，此时我再不狐假虎威，那就真的是个傻子了。我说：“我就是大飞的哥们，那个女的是大飞的师妹。”
烹饪技校的对我冷笑，说：“大飞算老几？给舞厅看场子的，专门跟老女人滚在一起。告诉你，那个舞厅是我们老大开的，大飞来了得乖乖地喊我师叔。”我听了这话，还没来得及发作，旁边两个人就过来架住我的胳膊，中间那个照着我左眼上揍了一拳。我只听到有人喊了一声，也不知道是揍我的人在喊，还是于小齐在喊，反正我他妈的肯定没喊。我被打闷了，左眼完全看不见东西，右眼看到的都是二维图像。旁边两个人撒开手，我直挺挺地倒在人行道上，心想，今天真他妈的倒霉，送上门被人打，这不是傻逼吗？
其实我应该感谢那几个揍我的人。在有限的人生经验中，我发现，女孩子喜欢的并不是那种打手型的男性，这种人太剽悍了，缺乏安全感。女孩子喜欢的往往是那种勇气可嘉，最后却被人暴打的，所谓护花使者是也。因为他们身上有悲剧的气质，在他们保护女性的同时，也获得了她们的爱怜。当然，被人暴打很悲惨，太悲剧了，作为主人公我无法接受这种结局。
我倚着一棵树桩，半躺在人行道上，于小齐蹲在地上看着我，打我的人早已扬长而去。后来有一辆洒水车开过，她跳起来躲到一边去了，我被喷了一脸的水，稍微清醒了一点。有几个过路的冲着我哈哈大笑，说：“中暑啦？”我看着于小齐，眼神很哀怨。
于小齐问：“你怎么样？”我说：“你也太够意思了吧，我被人打了也就算了，洒水车开过来你也不拦一下，你看把我喷的！”于小齐抱歉地说：“我朝洒水车挥手，它不停，我就只好躲开了。”
“不仗义。”
“随便你怎么说吧，你眼睛充血了。”
“我现在什么样子？”
她从书包里拿出个很小的化妆盒，打开，里面有一面小镜子。我照了照，发现自己的左眼被打成了丹凤眼，眼白是血红色的，好像一个吸血鬼，那地方正在肿起来。我被自己这副熊样吓了一跳。于小齐说：“看来你的确不会打架。你这样子还跟学校的流氓打？”
我叹了口气，我只想快点回家。于小齐把我扶起来，问我：“你还能骑车吗？”我说还行，但是我不能送你回家了。她抱歉地说，她本来应该把我送回家的，但是她妈妈规定，下午四点之前必须回去，所以她只能先走了。我说没问题，走吧，我自己回家。她把我扶到自行车前面，然后她沿着人行道往前走，太阳偏西，斜照在她身上，拉出一道影子，混同于细碎的树荫。在二十米开外，她忽然回过头，说：“我后天下午还要去白凤新村。”我偏过头，用右眼看着她，以仅有的那点力气向她挥了挥手。
她走了以后，我独自坐在人行道上，左眼胀痛，不停地流眼泪。一直等到湿衣服被吹干了，我才离开那里。心里固然酸楚，但也有一点欣慰，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了保护女孩儿挨打，这一拳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我再次见到于小齐是在老丁家里，老丁不在，就于小齐一个人。说起那天的事情，她哈哈大笑说：“路小路，我问过我爸爸了，原来你在学校里也是小混混。”我心想，老丁这个混蛋，竟然把我给出卖了，亏得老子还给你扛煤气罐。我指着自己的左眼，说：“我这眼睛，好歹是为了你被打青的吧？”这时我的眼睛已经肿得不像样子，沿着眼眶一圈是乌青色的。于小齐凑近了看我的眼睛，说：“今天全都发出来啦，太好玩了，真想给你画张速写。”她身上有一股花露水的味道，很好闻。
她很夸张地说，我被打肿的眼睛很可爱，好像初生的婴儿。初生的婴儿都是这种样子吗？我不知道，我从来没见过初生的婴儿，如果真像我这样，那他们肯定很丑。我在镜子里照见自己的脸，好吧，我的左脸是婴儿，右脸仍然是个小混混。如果想彻底变成婴儿，那就应该把右眼也揍肿了，这样她就会觉得我更可爱，但我不想这样，因为揍出来的可爱是很没意思的。
我说：“都打成这样了，你还说什么风凉话。”
“好好，不说风凉话，其实真的很可爱。”于小齐笑着说，忽然又正色问我：“你当时为什么不还手？”
我说：“不能还手，三个打一个，好汉不吃眼前亏。”
“哼，你这还不是‘眼前亏’？换了我，就是咬他们一口也值，总不能白白地挨一拳。”
我问她：“你见过人家打架吗？”
于小齐说：“当然见过，我们学校经常跟马台中学打，比你这种伤势严重一百倍的，我都见过。”
“好玩吗？”
她白了我一眼。
说起她的学校，她告诉我，该校在马台镇上，是戴城工艺美术技校的分校，专门招收那些没地方读书的孩子，毕业了有文凭但不分配工作。对于一个职业学校而言，不分配工作等于狗屁。
这个学校办学没几年，之所以落座于马台镇，纯粹是因为当地的地皮便宜，该校划了几亩地，改建了两幢破房子，权当教学楼和宿舍。于小齐说，十六个女生住一间宿舍，八十个女生合用一个厕所，其惨状可想而知。教学的老师也不专业，有些老师只会画黑板报，照样也敢跑出来教素描，画出来的天安门跟城隍庙差不多。这也难怪，马台镇离戴城太远，稍微有点本事的人都不会愿意到那个地方去上班。该校面向全省招生，其实来就学的都是附近县市的，既有农村孩子也有城里孩子。学校为了挣钱，完全不考虑学生的素质，只要出钱就能到这里来读书，只要不把眼睛画到鼻子下面就算是合格。这伙学生平时被关在学校里，居然都把自己当作是艺术家，可惜他们没有艺术家的修养，倒是把艺术家的缺点都学会了，男生邋里邋遢，女生满口脏话，打架，逃课，喝酒赌博，拉帮结派，还乱搞男女关系——连老师都掺合进来。总之很烂，也没人管它烂不烂，大学都烂呢，谁会关心一个小镇上的职业学校呢？
我知道马台镇，那地方离戴城二十公里，是著名的混乱场所，我们技校这么牛逼，都不敢涉足此地。当地有一个马台中学，该校的男生经常成群结队到戴城来，他们大部分是农村的，读书之余还要干农活，或者说干农活之余读书，反正都是身材魁梧，打架不要命，而且自尊心还特别容易受挫，你要是当着他们的面说一句“乡下人”，就会被几十个人围而殴之。在我的印象中，他们总是二三十个人结伙游走于戴城的大街小巷，喜欢在“蓝国”打电子游戏，喜欢去录像厅看武打片，喜欢在舞厅里盯着女人看。他们非常容易辨认，皮肤黑，一律剃着小平头，操着硬邦邦的马台口音，腰里别着很短的自制尖刀。我们从来不去惹他们。
于小齐告诉我，美工技校的主要对手是马台中学，两个学校经常打群架。
“打得过他们吗？”我问。
“打不过，他们人多，而且是地头蛇嘛。打过几次，我们学校吃了大亏，有个学生被捅成重伤，教导处就规定学生不许外出，二十四小时都把校门锁得紧紧的，每个星期六下午，要回家的学生集体出门，由老师护送着上中巴车。就这样还是管不住，总有人忍不住会翻墙出去玩，经常被人打回来。我们学校就像个孤岛。”
“警察不管？”
“那地方只有一个小派出所，两三个警察，剩下的全是联防队，本地人，不会帮我们的。”
“那是挺没劲的，你简直跟坐牢差不多。”
“所以要去上海啊，学卡通。我不想在那个地方继续呆下去了。”
我问她：“钱搞到手了吗？”
“我爸说下个礼拜给我，他破了一张死期存折。”于小齐说，“这下我就不用去借钱啦。”
我问她什么时候去上海。她说：“九月初就去，培训三个月，再回来上课，到春节就可以拿毕业证书了。”她从书包里翻出一本很大的黑色硬面抄，又掏出铅笔和美工刀，麻利地削起铅笔来。她说，“不说这些了，打架这种事情我听着就讨厌。来，我给你画张速写，别动，就这么坐着，这儿光线正合适。”
很可惜，我没拿到那张速写，我以为她会送给我，可她说这是她的作品，得自己留着。我看到那张画，笔触很温和，像是有斜斜的小雨下在我脸上。只是我的左眼依旧吓人，在画中像一个独眼龙，匪气十足。我是一个脸上飘过细雨的土匪。
为了再次见到她，我每天早上跑到老丁家去，她都不在。老丁很警惕，问我：“你又来找小齐？”我说我主要是来看看煤气用光了没有，另外《西游记》我也读完了，我再来借几本书。借书成了我最好的借口，我一天借一本，这种阅读速度让老丁非常困惑，什么《悲惨世界》，《追忆似水年华》，《战争与和平》，这些书摞起来比抽水马桶还高，我一个礼拜就读完了。后来老丁也明白了，就对我说：“你呢，来找小齐，就跟我明说。不要再糟蹋世界名著了。”我问她：“那你告诉我，于小齐什么时候来？”老丁哈哈一笑，说：“她刚走。”
这老头太坏了，吊我胃口，我有办法整他。第二天早上六点钟，我敲响他家的门。老丁穿着长袖睡衣，一副热不死的样子，睡眼惺忪，满嘴臭气，对着我大喊：“你打了鸡血啊？我是一个心脏病患者，你想把我烦死啊？”
为了讨好他，我花三块钱买了个西瓜，给他送上去。切开一看，是个白瓤，我抄起半个西瓜冲下去，找瓜贩子理论。瓜贩子居然不认账，当然，我叉住他脖子他就认账了。我当场切了他十来个瓜，挑了个最熟的，又冲上去送给老丁。结果他不开门，还说要报警。我只能坐在楼道里，吃自己的西瓜。吃完之后，于小齐还是没来。我想这么等下去不是个事，我口袋里就那么十几块钱，再买几个西瓜就全没了，并且，这个悠长的暑假也像一根点燃的香烟，不经意之间就烧得只剩下烟屁股了。有一首歌里是这么唱的：我要等的人哪，还是没出现，我要等的人哪，还是没出现，没出现啊没出现。
我每天蹲在家里，找不到去处。为了防止我学坏，家里把我的零花钱降低到不可思议的水平，一个月只有5元钱。穷困到这个地步，我能找到的打工机会，只有跟着大飞去做舞男，可是我不愿意，大飞也说不行，每天跳Bo到精疲力尽，别忘了我还是个处男。大飞说了，哪天我破处了，就可以去舞厅跟着他上班了。
我也不能去街上抢劫初中生，因为找不到同伙。一个人出去干这个，太危险了。至于偷车，只能偶尔为之，尽管戴城的旧车市场为每辆赃车开出10到50元不等的价格，但我不想把这件事当一门长期生意来做。我见过偷车贼被人逮住，绑在电线杆上示众，每一个过路人都可以上去揍他一拳，一个小时挨了三五百拳，警察来的时候他都奄奄一息了。
既然什么事都干不了，我就只能歇着了。有时我到楼上去找杨一玩，但他也未必有时间接待我，他照例在房门上贴着纸条，“复习功课，请勿打扰”，窗帘严闭，屋子里放着新概念英语的录音。这时我就照着他家的门猛踹一脚，然后拔腿就跑。事后杨一还问我：“是不是你踹的门？”我坚决否认，说这是四楼的智障干的。
在七月的某一天，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我要去老丁家，给他换煤气罐。
老丁是我的语文老师，化工技校的。技校不是妓院，毕竟也要搞点文化教育，语文课当然免不了。其实技校生根本不需要学什么语文，到了厂里没人会在乎你语文水平好不好，但语文是基础课，总要象征性地学一学，更何况化工技校的老师多如牛毛，也要让他们混口饭吃。语文的存在就是为了让语文老师能养家糊口。
老丁在一年级的时候担任我们的语文老师，他早先是橡胶厂的干部，宣传科的，更早以前是个工人，他喜欢刷点小文章，那时候写文章的人比较稀罕，在报纸上发表几个小散文就可以混进宣传科。八十年代，他通了关系跑到化工技校来教语文，他妈的一个宣传科的干部，根本不是师范毕业的，教书水平很差。当然我们也不计较这个，野鸡学校的老师当然也是野鸡，我不嫌弃他，他也别嫌弃我。
老丁本人是戴城的散文家，他的文章经常发表在《戴城日报》的副刊上，署的是他的真名：丁培根。他的写作题材局限于风花雪月，比如学校围墙外面开了几朵瘌痢头花，他就能攒巴出一个五百字的散文。我本来还挺佩服他的，后来我们班主任说他是不务正业，小知识分子幻想自己流芳百世。我们班主任那张臭嘴，十年改造也没改好。
老丁本来不是教我们班的，我们班上男生多，特别混乱，他身体很差，觉得应付不过来。学校体谅他，也体谅我们，就给派了个年轻美貌的女老师过来。这位女老师不知是故意的呢还是无意的，上课时候穿着很薄的白衬衫，里面是一个血红的胸罩，这种装束加速了我们的性饥渴。只要她往讲台上一站，就会招来各种或淫或贱的目光，当然，我们只敢盯着她看，不敢耍流氓，但是即便如此，她还是被这种目光所震慑，半夜做噩梦有几十个男生轮奸她，二十连发颜射的女主角。一场梦做下来，累得连腿都抬不起来。她心理压力太大了，受不了，就申请调到别的班上去了，那些班级女生比较多些，男生的目光相对温和，她也不再戴那个血红胸罩了。
接替她的人就是老丁。我们非常不满意，血红胸罩没得看了，相反，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花白头发、近视眼、佝偻着腰的中年男人，红颜换作白发啊，刚刚被勾引起来的性欲无处发泄，只能用怨毒的目光看着他。化工技校上午上课时会有纠察老师巡逻，凡是不守纪律的学生立刻被拉出去，蹲在走廊里反省。到了语文课，我们班会有成批的学生被拉出去，蹲满整个走廊，教室里反而稀稀拉拉的。上座率这么低，老丁也很羞愧，就对我们说：“你们上课时候不要说话啦，说话会被拉出去的啦。我允许你们打瞌睡，睡醒了你们还能学到一点点知识啦，在外面蹲着你们就什么都学不到啦。”
我真没想到，因为我上课爱睡觉，就被他看上了。这老头脑子有点不正常，老是期望着从技校学生中挖出文学苗子，什么叫缘木求鱼，我算是知道了。有一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翻出我的作文本说：“你的作文写得不错，很有文学潜质，你来做语文课代表吧。”当时我们班的语文课代表是个女生，因为打胎被开除了，我莫名其妙地顶替了她，可惜没过多久就期末考试了，第二学年再也没有语文课了。我生平仅有的一次做课代表，做了一个月就破产了。
那个月里我犯了一件事：有一天上体育课，我们照例是到街上去跑步，大飞顺手从一个水果摊上偷了个桔子，被店主发现了，抡着菠萝刀在后面追。我和大飞关系不错，总不能任其被砍，就在店主冲过来的一瞬间我伸脚绊了他一下，不料他一头摔到了阴沟里，断了一根肋骨。这件事闹到学校，班主任坚决要把我开除出去。学校里的老师都很开心，凡是开除学生，老师们就像过节一样，要全都开除掉了，他们就能直接放大假。
我以为自己死定了，直接开除，我就可以去做流氓了。结果老丁跑到校长那里，给我说了情，鉴于他是戴城著名的散文家，校长也给了他面子。老丁还跑我面前邀功，说我本来是被开除的，现在改为留校察看一年，至于大飞，他偷桔子，本来应该送到派出所去的，现在为了维护学校的名誉，就当他什么都没干过。这来龙去脉有点混乱，反正我是没想明白。
老丁成了我的恩人，尽管我并不在乎那张技校文凭，但真要是把我开除出学校，我找不到可以混的地方，也很麻烦。我欠了他一个人情，于是，给他家换煤气罐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头上。
老丁有心脏病，嘴唇发紫，常年畏冷，不能从事任何剧烈运动。有一次上课的时候，讲着讲着就溜到桌子底下去了，我们还以为他气昏过去了，后来纠察队的老师冲进来，把他送到了医院，保住一条命。事后他对我说：“路小路，万一我昏倒了，你一定要马上把我送到医院去，一分钟也不能耽误。”我说：“有这么严重吗？”老丁就说：“我和死神之间是一场短跑比赛。”
他家住在白凤新村，六楼，用的是罐装煤气，要让他自己扛煤气罐的话，还没出门他就会死掉。我每隔一段时间会去他家换煤气，把空罐挂在自行车后面，送到化工局的煤气站，换上一瓶满的，再骑车回到白凤新村给他装上。
这老头是个离独，一个人住着一套两居室。上半年他偷偷告诉我，自己又结婚啦。结婚以前他邋里邋遢，长年累月穿一件暗蓝色的工作服，看上去像个衰老的政治犯。本来以为他婚后会变得干净点，至少有个女人能给他洗洗衣服，不料新娘比他还狠，是一位有硕士学位的地质勘探家，三十八岁还没结过婚的王牌老处女，一年四季都在沙漠里找石油，根本不回家。我很纳闷，娶了个老婆，跟没娶也差不多，这不是傻逼吗？
我从来没见到过地质学家，对此非常好奇，就问老丁：“你老婆到底是什么样的？”
老丁说：“你问我哪一任老婆？”
我说：“当然是地质学家啦。”
老丁就仰望虚空，说：“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那种神情好像半空中有个女神，只有他能看见。
我说：“你吹牛吧？三十八岁还没结婚的女人，怎么可能可爱啊？”
老丁说：“路小路，三十八岁的已婚女人，你觉得可爱吗？”
我摇头说：“不可爱，全是悍妇。”
老丁说：“那你的逻辑就出问题了，你到底喜欢三十八岁已婚的还是未婚的呢？”
我说：“我全都不喜欢！”
老丁说：“你的意思是，让我娶个十八岁的？”
我一下子绕不过来，只好抓自己的头皮。老丁就说我根本不了解女人，也不明白何谓可爱。后来他拿了一个木制的像框给我看，里面嵌着地质学家的照片，在一片苍茫的戈壁上，站着一个黑头黑脑的女人，脚边放着一个大背囊，她的长发被想象中的热风吹得四散飘逸。我心想，这么难看的女人，有何可爱而言。当然喽，回头再看看老丁那副怂样，他能娶到一个女硕士也不容易。女硕士对我来说简直就是火星人。
跟他混熟了，我也就不好意思喊他的绰号了，他在学校里的绰号叫“怪丁”，又叫“阿根”。我给他面子，在公共场合喊他丁老师，私下里就喊老丁，比较亲热。老头自从和我建交之后，就变得没大没小的，经常教育我，说我傻，说我没教养。我和他之间的关系太古怪了。起初，我是一个嚣张的学生，他是一个奴颜婢膝的老师，后来混熟之后，我经常向他表示出尊敬的意思，他居然变得很嚣张，动不动就嘲笑我，还他妈的让我多看书。我问他，什么样的书比较适合一个技校生。他就从家里那个散发着霉味的书架上抽出几本书，对我说：“这是一套《约翰·克里斯朵夫》，傅雷先生翻译的，比较适合你。”我看到这套书，后脑勺立刻像挨了巴掌一样疼，忙不迭地落荒而逃。我搞不懂，为什么这帮语文老师都要让我读《约翰·克里斯朵夫》，我也搞不懂为什么要尊称傅雷为先生，又不认识他，干吗拍他马屁。
我骑上那辆新偷来的自行车去白凤新村。路上，我看见一群人在打架，十几个人打一个人。挨打的那位满脸是血，在街道上狂奔，后面那群人紧追不舍。挨打的那位眼看跑不掉了，忽然扑过来抢我的自行车，说：“车子给我！”我说：“不行，我还要去换煤气。”那个人急了，用力拽我的自行车龙头，我照着他脸上打了一拳，就这么一会儿的工夫，后面那群人追了上来，瞬间将他淹没在拳脚之中。
这种场面我见多了，一点也不内疚，要是我把自行车给了他，那现在就该是我被人打死了。
这就是夏日的戴城，无数青少年像捅了窝的马蜂一样，没头没脑到处乱窜。这群乌合之众用拳头和砖头维系着彼此之间的关系，用木棍和砍刀去认识这个世界，包括我在内。
就是那天，我遇到了于小齐。她是我在欧阳慧之后遇到的又一个女孩儿，两次恋爱之间相隔将近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里我的变化非常大，从我纵身跳下重点中学的围墙开始，我在空气中滑翔，快乐地向下坠落，在即将脑壳着地的时候遇到了她。
那天她坐在白凤新村六楼的一套两居室里，一边吃雪糕，一边翻弄老丁的破书。后来她听见有人用脚在踢门，以为是抄水表的，她拉开门看见一个头发蓬乱、满脸是汗的人站在眼前，此人穿着戴城农药厂的夏季工作服，一种纺绸的深蓝色衬衫，下面穿着一条西装短裤，再下面是一双塑料拖鞋。他叼着半截弯弯曲曲的香烟，神色慌张，目光游移，一条左腿按照迪斯科的节奏抖动着，和街上的小混混完全一样。于小齐心想，这准不是个好人，大概是个打劫的，她试图把门关上，可是这人力气比她大，从门缝里挤进半个身子，还问她：“丁培根呢？”
这个人就是我。
我没料到老丁家里会有一个女孩儿，瘦瘦长长的，齐肩的头发，长得很美。起初我以为是老丁的新娘子，后来想想不对，那黑脸娘们不可能这么年轻美貌。她和欧阳慧属于同一种类型，细长的眼睛，形状很好看的嘴巴，连发型都是一样的，更巧合的是：她也是平胸。我一下子就被她迷住了，见她要关门，努力挤进去半个身子。她慌了，用力推上门，把我压住。我像一只被拖鞋拍得半死的蟑螂，大半个身体在外面，一个脑袋和一条右臂在她眼前徒劳地挣扎着。
我说：“胳膊脱臼啦！”
她稍微松了点力气，看我又要往里钻，赶紧又把我夹在门缝里。她说：“丁培根出去了。”
“我是来换煤气的，让我进去。”
“广播里说了，经常有你这种冒充煤气公司的人，到别人家来抢劫。”
“他家里用的是煤气罐，每个月到化工局去换钢瓶的，哪来什么煤气公司的人？”我说，“我是丁培根的学生，我来帮他换煤气罐的。”
她将信将疑地问：“那你说说，丁培根是哪个学校的？”
我叹了口气：“当然是化工技校啦。他是语文老师，有心脏病，离过婚，今年又结婚了，他现在的老婆是个地质学家，勘探石油的。够清楚了吧？”
她松手让我进屋，屋子里很热，六楼到了夏天就像个大蒸笼，好在老丁本人畏冷，他三十八度的天气照样穿长袖衬衫，而且不开电风扇。这种生活对他本人而言很合适，但旁人就受不了了，首先是房间里的馊味，其次是脏乱不堪。我一进屋就开窗，去去馊味。
我问那女孩：“你是谁啊？你在老丁家做什么？”她说：“我是她女儿。”我吓了一跳，瞪着她，腿也忘记抖了。她说：“你好，我叫于小齐。”
“我叫路路路路小路。”
老丁从来没说起他有女儿，看来我对他的了解并不深。这老头看上去老实巴交的，其实很狡猾，口风非常紧。有时，出于好奇，我会问关于他前妻的事情，为什么结婚离婚，他总是支支吾吾地搪塞过去。我很不满意他这种态度，对他说：“这些事情都陈谷子烂芝麻了，有什么不好说的？”老丁就微笑着说：“人要像守财奴一样守住自己的往事。”我嘲笑他，分文不值的往事，有什么可守的。直到于小齐出现，我才发现这老头暗地里藏着一手，早知道他有个这么好看的女儿，我应该对他更巴结一些才对。
我很奇怪，为什么我遇到的美丽女孩儿，通常都有一个歪瓜咧枣的爹，这简直太神奇了。像老丁这么一个又脏又老的家伙，他的女儿和他完全呈反比，你不得不认为这是上天在捉弄人。失败是成功的父亲，这句话一点没错。
我跑到厨房里，打开煤气灶试了一下，火苗微弱，确实是要换钢瓶了。我把钢瓶卸下来，单手拎起，对于小齐说：“你可别出去，半小时就能换好，等会我上来了你给我开门。”
于小齐说：“你放心，我不走。”
“你手上拿的什么书？”
“西游记，随便翻翻。”
“噢——”
我拎着煤气罐，左手拿着一根钢筋挂钩，嘴里叼着化工局的煤气卡，三步两步就冲下了楼。我动作麻利，车速飞快，回到白凤新村时只花了二十分钟，心里暗暗祈祷，那个长相酷似欧阳慧的女孩千万不要走掉。夏天的阳光照得我浑身发烫，回到老丁家里时，衬衫已经可以拧出汗水。如我所愿，于小齐还在，老丁也回来了，两个人站在客厅里压低了声音吵架。
“我要两千块，你怎么就提了八百？”于小齐说。
“这已经是我一个月的工资奖金外加稿费了，全都给你了，我这个月喝稀饭。”老丁说。
“我要两千，我要去上海学画。”
“你找你妈再要一点吧，我这儿就这么多了。”
“我以前的压岁钱呢？”
“都在你妈那儿。”
“我妈说都在你这里。”
“你妈骗你。”
“我不管，你要给我两千。”
“姑奶奶，我这儿全是死期存折，现在拿出来，利息就全没了。”
我把煤气罐礅在地上，到冰箱里找喝的，狗屁，什么都没有，只有老丁早上喝剩下的半瓶牛奶。我把牛奶喝光了，舔了舔嘴唇上的奶迹，一声不吭地靠在门框上看他们吵架。
老丁说：“尽管我和你妈已经离婚了，但我不得不说，她经常挑拨我和你之间的关系。这实质上是一种报复，当然，我希望你不要介入到这种纠纷中。”老头说话喜欢掉书包，绕得我头疼。他还朝我看了一眼，好像是担心我把他的隐私说出去。我朝他眨眨眼睛。
于小齐说：“不用她挑拨，你对我很不关心的。”
老丁说：“你怎么改姓于了？什么时候改的？”
“上个月。我妈让我改的，我觉得于小齐比丁小齐好听。”
老丁叹了口气，说：“我还没死呢，你就改姓了。”这次不掉书包了，总算说了句狠话。
于小齐说：“反正于和丁也就差一横。”
老丁朝天翻了个白眼，再次朝我看，这时我已经笑得满脸开花了。老丁指着我说：“不许笑。”于小齐也瞪着我，我只好收起笑脸，继续看他们掐架。后来两个人不吵了，黑着脸不说话。过了半晌，于小齐嘟哝说：“我妈说你有新女人了，你的钱都归那个女人了。”老丁大怒，吼道：“我已经离婚十年了，我不能再婚啊？！”于小齐嘟哝说：“我不管，我就要两千。”我心想，你这姑娘够笨的，你只要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老丁还不乖乖地把钱掏出来。他这个人最怕吵，心脏病人就是这样，一点噪音都受不了。
老丁说：“这样吧，你到派出所去把名字改回来，我就给你两千。”
于小齐说：“改名字很麻烦的，哪有上个月改过来，这个月又改回去的？”
老丁说：“我不管，我就要改回去！”
于小齐瞪视老丁，好像是要把他瞪死，她的眼泪忽然浮上眼眶，对老丁说：“我恨你！”然后摔门而出，楼道里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老丁被摔门的声音震了一下，捂着心口，做出马上就要发病的样子。
我对老丁说：“我去送送她。”
老丁说：“没你什么事儿，你帮我把煤气罐装上了。”
我说：“你就不管她了？你丫够绝的。”
老丁说：“她书包没带走，过会儿还得回来拿。”
我一边捣腾煤气炉，一边说：“你真有一套，有个女儿也不告诉我一声，你这叫金屋藏娇吧？”
老丁说：“金屋藏娇藏的是小老婆，不是女儿。”
我说：“她挺漂亮的。”
老丁就用一种很警惕的目光看着我，问：“你想干吗？”
我说：“不干吗啦，老头，别着急，当心犯病。”我也说不出自己有什么企图，哥们要是有个女朋友，牵出来给大家看看也算正常，可是哥们的女儿是不是应该牵出来，这种事情还头一次遇到。
那天，老丁把他的往事讲给我听，他八二年离婚，老婆带着于小齐搬走了。照他的描述，他的前妻是一个有偏执狂的可怕女人，心眼很小，而且爱砸东西，一不顺心就撕老丁的书。那堆破书在十年前还是很新的，撕得老丁悲痛欲绝，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他一横心就离婚了。前妻临走前抛下一句话：“要是没有我，你活不过三年就得死。”这句话好像世纪末的诅咒，听得老丁毛骨悚然。当然，三个三年过去了，他还活着，虽然日子过得有点惨，虽然好几次送到医院去急救，但他毕竟逃过了那个恶毒的诅咒，而且还结婚了。这件事让他很得意，假如他当初不离婚，也许早就被那婆娘折腾死了。
我问他：“你既然那么恨她，当初为什么要跟她结婚？”
老丁说：“这你就不懂了，有些女人结婚之前还挺可爱的，婚后就完全变样了，人性的丑陋一面都会暴露出来。”
“不只是女人吧？”
“对对对，男人也这样。”老丁嘉许地拍拍我肩膀，“你现在很懂得举一反三啊。”
我挪开肩膀，我这人最讨厌别人拍我肩膀。
“老头，你知道我最佩服你什么吗？”
“什么？”
“你离婚十年，不沾女色，情愿没有女人，也不愿跟混帐老婆生活在一起。这就叫牛逼。俗话说，死了张屠户，不吃浑毛猪。十年不吃猪肉也算一条汉子。”
老丁半信半疑地看着我，过了一会儿说：“去你的。”
其实我知道，老头的性能力很差劲的啦。有心脏病的人都不能搞这个，会得马上风的，死在女人的大腿之间。不过，我真的不是在嘲笑他，因为女人的大腿是如此的重要，即使让我死一千次，我也忍不住想爬进去尝试一下。我没搞过，他搞不动，我们也同病相怜吧。
我说：“老头，我认识一个姑娘，重点中学的，跟于小齐长得特别像。”
老丁说：“她要是重点中学就好了，我也就不用操心了。”他告诉我，于小齐和他前妻不一样，性格很温柔，人也很善良，可惜学习成绩差得离谱，初中毕业会考，考了个全年级倒数第一。老丁身为一个语文老师，尽管只是野鸡学校的，仍然觉得羞辱不堪。结果这姑娘什么学校都没考上，十六岁就成了社会青年。按老丁的关系，把她安插到化工技校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他一则觉得羞愧，二则也是因为化工技校太混乱，三则专业不对口，总不能让一个女孩子到化工厂去受罪，于是就任由她晃荡了半年，第二年春天才把她送到马台镇的一个美术专业学校去。那种学校只要会涂上几笔就可以，文化考试基本等于狗屁，文盲都无所谓。老丁觉得，一个女孩学画画，总比修机器靠谱，至少也是培养一点艺术细胞。
老丁说：“她今天找我，就是说要去上海学画卡通，学杂费和生活费加起来两千！”
“我要是你，我卖血都给她。”
“不是我不给，总不能两千块钱都让我出吧？”
“说到底还是你小气。”
他被我说得有点怯了，过了一会儿，说：“我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太过分了。”
“你身上有钱吗？借我一点。”
“我操，你一个人民教师，竟然找我借钱？”我翻开口袋让他看，每一个兜里都是空荡荡的，最后我从内裤夹缝里掏出一张十元面钞的小票，问他：“这个够吗？”
我在老丁家一直呆到中午，于小齐始终没回来，可能是太伤心了，连书包都不要了。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数落老丁，说他小气，说他不是东西，残忍地盘剥自己的学生。他起先向我解释，家里的存折都是死期的，现在物价飞涨，从银行里提出来就彻底亏本了。后来我说他对自己的女儿缺乏父爱，他恼羞成怒，就下了逐客令：既然没钱，那就趁早滚蛋。我对他说：走就走，那本《西游记》借给我看看。
后来我就把《西游记》读了一遍，我以前只看过连环画和电视剧，原作没读过，这么厚的书我一看就犯晕，好在老丁的前妻把其中很多页都撕得像中国地图一样，我只能跳着看。这样很快就看完了。
那时我觉得，西游记讲的是一个关于时间的故事，而不是路程。大部分的童话都是在几个短小的磨难之后航向幸福的彼岸，可是西游记不同，九九八十一难，从头打到尾，连自己都数不清到底打死了多少个妖怪。这是一个成长的故事，它用路途来迷惑读者，事实上它在谈论的是时间。神是不会仅仅用路途来考验一个人的。
老丁曾经对我说，人生很短暂，人生也很漫长。我问他，人生到底是他妈短暂还是漫长，你不能把一件事情正着反着说，我这个技校生会感到迷惘。老丁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一个关于短暂和漫长的理论，你在痛苦中感觉到的时间是漫长的，相反，快乐使时间变得短暂。我想，西游记也是这个道理，你感到痛苦，感到在漫长的旅程中要和那么多无聊的妖怪打架，那是因为神在很远的地方。一直到旅程的最终，他们还是在打来打去，这种痛苦和漫长丝毫没有因为终点的接近而减轻，那是因为，神并不承诺他何时出现。即使你能计算出自己与神之间的距离，你仍然无法计算那个到达的时间，也许你和神只有毫厘之距，但这毫厘之间却要花掉一生的时间。
我很佩服爱因斯坦，我觉得相对论很有道理，但它已经超出了物理的范畴，简直就像一句咒语。我十八岁以前的日子，回望起来觉得飞快地流走了，那想必是快乐的日子，而暗无天日的工厂生活就要来临，这一年会比其他的年份更漫长吗？与此同时我想到于小齐，我认识她也是在这一年里，由于她的存在，这段漫长的时间同样倏忽而逝。她是漫长之中的瞬间吗？
假如痛苦的时间过得缓慢，那么，什么样的痛苦可以使时间停止？又是什么样的快乐可以让我们朝生暮死呢？
那天我从老丁家出来，在楼道里遇到于小齐，我觉得自己运气好到家了。她凶巴巴地瞪了我一眼，说：“我书包忘记了！”我站在楼下等她，没多久她就下来了，也不理我，独自往前走。我推着自行车跟在她后面，说：“我带你一段吧。”于小齐说：“不用。”我说：“这么热的天在马路上走，会晒出痱子的。”于小齐说：“不要紧。”我说：“最近这片儿不太平，我刚才还看见打群架的。”于小齐说：“你够烦的。”
我们沿着白凤新村前面那条支离破碎的水泥路往前走，路很窄，路边草丛里的叶子不时地擦在我的脚踝上，很痒。于小齐一言不发，狠狠地走路，我跟在她后面，后来我跳上自行车，以极慢的车速在她身边晃悠着，逆向地踩着脚踏板，车链发出悦耳的咝咝声，前轮左摇右摆。我也不说话，省得她说我烦。
于小齐停下脚步，看着我，说：“你遛狗啊？”我赶紧又跳下车子，说：“不是啊。”于小齐说：“你要想跟我说话呢，就好好地在边上走，不要晃来晃去的。”于是我推着车子，好像电影里谈恋爱的人那样，很文静地走在她身边。原来我也能文静啊，以前没发现。
我问她：“听说你是学美术的。”
“是美工技校。”
“美工技校就在我家附近，老丁说你在马台镇上学。”
“我这个是美工技校的分校，在马台镇上，前年新办的学校，”于小齐说，“和美工技校一样的，不过师资力量比较差，而且不分配工作的。”
我头一昏，心里暗骂老丁这个骗子，他对我说的是“美术专业学校”，其实狗屁，就是戴城著名的美工技校嘛。当时戴城有一句顺口溜，“戴中傻，二中邪，马中全是小破鞋”。说的是这三个中学的女生，戴城中学的女孩都是书呆子，第二中学的女孩是阿飞，马中是指郊区的马台中学，那学校就别提了，全市打胎的女中学生有一半都是那里的。后面还有一段是：“纺专穷，财专富，美校赛过母老虎。”说的是纺织中专的女孩都很穷，财经中专的女孩家里都有钱，工艺美术技校的女孩是又凶又难看。
美校的女孩子赛过母老虎，这句话不是吹的。那里的学生都带着又薄又快的美工刀上街，打架的时候一刀切下去，十秒钟之后才会觉得疼，然后血才标出来。该校的女生个个都不是善茬，曾经有一个女生因为自己的男朋友花心，拎着一把美工刀，把那男孩的耳朵给切下来了，她本人当然被抓进去坐牢了。这件事就此流传开来，还登上了《戴城晚报》，成为那句顺口溜的有力佐证。别人说，割耳朵这还算轻的，要像日本女人一样把男人的生殖器割下来才算厉害。为什么日本女人爱割生殖器？那是因为录像店里出租一部日本的黄色电影，《感官世界》，我们都看过。
我说：“你们美工技校的人，打架也很厉害的。”
于小齐说：“我不打架的。”
我继续搭讪说：“你要两千块钱，就是想去上海念书啊？”
于小齐说：“我们学校有一个培训机会，可以到上海进修，学画卡通，你知道卡通吗？”我摇摇头。九十年代初，日本台湾的卡通公司在大陆很稀罕，况且我是个学仪表维修的，对卡通这种东西根本不了解。于小齐说：“学会了，就可以到台资公司去画卡通了，工资很高的。”
“有多高？”
“一个月三千多呢，要是做原画，一个月一万。”
“哇。”我说，“我要是毕业了，一个月只有两百块工资。”
“这个机会很难得的，我们年级有十个名额，老师特地推荐我去。”
“所以你就找老丁要钱。”
“我是找他借钱，他都不肯，抠门得要死，给了我八百块就打发我走了。”
“就是嘛，其实无非是两千块钱而已。”我顺着她说。
“你有钱吗？可不可以借我一点？”
我心想，他妈的，这户人家都是什么人啊？当爹的找我借钱，做女儿的也找我借钱，口气都一模一样。我再次把衣兜翻出来给她看，那十块钱此时已经在口袋里了，我拎着这张人民币说：“就十块钱。”
于小齐说：“算了，跟你开个玩笑的，你能有什么钱啊？”
我说：“我请你喝汽水吧。”
我们在街边的烟杂店停下，我喝可乐，于小齐喝雪碧，我再买了一包烟，十块钱就此告罄。泡妞花销大，不出所料。八月的马路上好像戒严一样，一个人都没有，燠热的南风吹过树叶，吹过新村的阳台上晾晒的衣物。远处传来打桩机的声音，单调得仿佛是夏天的鼾声。
于小齐坐在自行车的书包架上，问我：“路小路，你在化工技校读什么专业？”
“仪表维修。”
她打量了我一眼：“你也学仪表维修？”
“你认识我们学校的人？”
“不，不认识。”她说，“只知道你们学校特别乱，名声很臭。”
我想了想，说：“那要看什么人了，大部分人都挺乖的，小部分人爱捣乱。”
“你算哪部分？”
“我肯定不算乖的，有时候也闯祸吧。”
“那你说说，你都闯什么祸了。”她嘬着吸管，闲闲地问我。
我就胡编乱造说：我在学校里得罪了几个小流氓，经常跟他们打架，小流氓欺负女孩子，我就挺身而出，正义凛然，孤军奋战，以寡敌众，虽败犹荣……我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护花使者的形象，当然，护花必然要杀虫，在杀虫的时候我不免会闯祸，把人家打伤啦，打哭啦。我编完这套故事，心里叹了口气，我要真的是个护花使者就好了。我并不是真的要骗她，总不能说自己是个流氓吧？
于小齐似听非听，说：“那你肯定很受女生欢迎吧？”
“还好吧，”我装出很谦虚的样子，“长得不够帅，学习成绩一般，女生还是喜欢那些学生干部。”后面这句是实话。
“技校里的学生干部。”于小齐“嘁”了一声。
“你不懂，我们学校包分配的，学生干部可以去效益好的单位，农药厂啊，糖精厂啊。像我们这种学习成绩差的，又不是什么干部，将来只好去饲料厂。”
她笑了起来：“饲料厂啊，太滑稽了。”
其实饲料厂挺好的，没什么污染，不像农药厂，到处都是有毒气体。我爸爸就是农药厂的，被毒气熏得内分泌失调，好像一个月经男，脾气有点阴晴不定。我才不要去农药厂，家里有一个月经男就够了。
我问于小齐：“你画过裸体素描吗？”
“什么？”
“裸体素描啊。”
“噢，你说的是人体素描吧？”
“人体素描！”我纠正道。
“我们是美工技校，一般来说只要掌握基本的素描技巧就可以了，画过肖像画和人物画，你说的那种素描没学过，高等美术院校才会学这个。”
“我还以为美术学校都会画人体素描呢。”
“不画的，”于小齐说，“顶多自己找画册临摹一下。”
“那你们毕业以后去哪里工作？”
“印染厂，刺绣厂，工艺品厂。也有一些人去广告公司，专门画广告牌。我有很多同学都打算去深圳，那里工资高，不过很累的。”于小齐说，“广告装潢和卡通，是将来很赚钱的行业。”
“我还以为你们会卖画呢，外国的画家都卖画的，梵高的画就很值钱吧？”
“我们不卖画的。再说梵高活着的时候也没卖出几幅画，死了以后才值钱的。”于小齐打了个呵欠，说，“热死了，别在这里站着了。”
我看出来了，她觉得我什么都不懂，没啥好聊的。我深为自己的言语贫乏而惭愧。我一直想使自己成为一个伶牙俐嘴的人，或者很有文化，很有见地，可惜都做不到。我只有在骂人的时候才会聪明起来，见了鬼了。
于小齐说：“我要回家了，你别送了，我自己坐公共汽车。”我心里有点沮丧，捏着自行车龙头不说话。她大概也觉得我很古怪，就撂下我独自往街对面走。
那天，是几个烹饪技校的学生帮了我。于小齐过马路时，正好这几个人走过，对着她喊：“平胸！”她一下子愣住了，背对着我，就这么站在街心一动不动。普通的女孩遇到这种羞辱，一定是低头快步消失掉，好像踩了堆狗屎，但她偏不，她站在马路当中，回头朝我看，脸涨得通红。
烹饪技校的学生我很熟，经常和他们打架。我们化工技校是出了名的能打，对付烹饪技校不在话下，须知，化工技校将来是做工人的，烹饪技校将来做厨子，你见过工人怕厨子的吗？那帮家伙个个都是粉白肉圆的，肚子上全是肥肉，腹肌要是不行，打架肯定没套路。不过，论起抄家伙，烹饪技校是比较可怕的，每个技校的常备武器都跟他们未来的职业有着必然的关系，好比轻工技校习惯用榔头，化工技校习惯用铁管，美工技校习惯用美工刀。烹饪技校的学生都把菜刀揣在书包里，这菜刀就是他们的课本。真要是把他们打急了，菜刀抡出来，可不是闹着玩的。
三个烹饪技校的男生此时就站在马路对面的浓荫下，对着于小齐狂笑。这种笑声也曾经从我嘴里发出过，我终于意识到自己有多么不是东西了。既然我把自己描绘为护花使者，这种时候就不能怂了。我穿过马路，晃着肩膀走到那三个人面前。我瞄了他们一眼，发现他们都没带书包，这就好办了，这帮厨子的菜刀都是装在书包里的。
“烹饪技校的，”我对他们说：“还认得我吗？”
“你是化工技校的。”
我夸他们记性好，我在化工技校混了两年，没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打架也总是缩在后面，居然还有人认得我，这种感觉非常之棒。其中一个又说：“我知道，你是跟着大飞混的。”
“放屁。”我勃然大怒，我怎么可能是大飞那个王八蛋的手下？再一想，大飞是我们学校出了名的小流氓，曾经带着十来个人踩过烹饪技校的场子，此时我再不狐假虎威，那就真的是个傻子了。我说：“我就是大飞的哥们，那个女的是大飞的师妹。”
烹饪技校的对我冷笑，说：“大飞算老几？给舞厅看场子的，专门跟老女人滚在一起。告诉你，那个舞厅是我们老大开的，大飞来了得乖乖地喊我师叔。”我听了这话，还没来得及发作，旁边两个人就过来架住我的胳膊，中间那个照着我左眼上揍了一拳。我只听到有人喊了一声，也不知道是揍我的人在喊，还是于小齐在喊，反正我他妈的肯定没喊。我被打闷了，左眼完全看不见东西，右眼看到的都是二维图像。旁边两个人撒开手，我直挺挺地倒在人行道上，心想，今天真他妈的倒霉，送上门被人打，这不是傻逼吗？
其实我应该感谢那几个揍我的人。在有限的人生经验中，我发现，女孩子喜欢的并不是那种打手型的男性，这种人太剽悍了，缺乏安全感。女孩子喜欢的往往是那种勇气可嘉，最后却被人暴打的，所谓护花使者是也。因为他们身上有悲剧的气质，在他们保护女性的同时，也获得了她们的爱怜。当然，被人暴打很悲惨，太悲剧了，作为主人公我无法接受这种结局。
我倚着一棵树桩，半躺在人行道上，于小齐蹲在地上看着我，打我的人早已扬长而去。后来有一辆洒水车开过，她跳起来躲到一边去了，我被喷了一脸的水，稍微清醒了一点。有几个过路的冲着我哈哈大笑，说：“中暑啦？”我看着于小齐，眼神很哀怨。
于小齐问：“你怎么样？”我说：“你也太够意思了吧，我被人打了也就算了，洒水车开过来你也不拦一下，你看把我喷的！”于小齐抱歉地说：“我朝洒水车挥手，它不停，我就只好躲开了。”
“不仗义。”
“随便你怎么说吧，你眼睛充血了。”
“我现在什么样子？”
她从书包里拿出个很小的化妆盒，打开，里面有一面小镜子。我照了照，发现自己的左眼被打成了丹凤眼，眼白是血红色的，好像一个吸血鬼，那地方正在肿起来。我被自己这副熊样吓了一跳。于小齐说：“看来你的确不会打架。你这样子还跟学校的流氓打？”
我叹了口气，我只想快点回家。于小齐把我扶起来，问我：“你还能骑车吗？”我说还行，但是我不能送你回家了。她抱歉地说，她本来应该把我送回家的，但是她妈妈规定，下午四点之前必须回去，所以她只能先走了。我说没问题，走吧，我自己回家。她把我扶到自行车前面，然后她沿着人行道往前走，太阳偏西，斜照在她身上，拉出一道影子，混同于细碎的树荫。在二十米开外，她忽然回过头，说：“我后天下午还要去白凤新村。”我偏过头，用右眼看着她，以仅有的那点力气向她挥了挥手。
她走了以后，我独自坐在人行道上，左眼胀痛，不停地流眼泪。一直等到湿衣服被吹干了，我才离开那里。心里固然酸楚，但也有一点欣慰，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了保护女孩儿挨打，这一拳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我再次见到于小齐是在老丁家里，老丁不在，就于小齐一个人。说起那天的事情，她哈哈大笑说：“路小路，我问过我爸爸了，原来你在学校里也是小混混。”我心想，老丁这个混蛋，竟然把我给出卖了，亏得老子还给你扛煤气罐。我指着自己的左眼，说：“我这眼睛，好歹是为了你被打青的吧？”这时我的眼睛已经肿得不像样子，沿着眼眶一圈是乌青色的。于小齐凑近了看我的眼睛，说：“今天全都发出来啦，太好玩了，真想给你画张速写。”她身上有一股花露水的味道，很好闻。
她很夸张地说，我被打肿的眼睛很可爱，好像初生的婴儿。初生的婴儿都是这种样子吗？我不知道，我从来没见过初生的婴儿，如果真像我这样，那他们肯定很丑。我在镜子里照见自己的脸，好吧，我的左脸是婴儿，右脸仍然是个小混混。如果想彻底变成婴儿，那就应该把右眼也揍肿了，这样她就会觉得我更可爱，但我不想这样，因为揍出来的可爱是很没意思的。
我说：“都打成这样了，你还说什么风凉话。”
“好好，不说风凉话，其实真的很可爱。”于小齐笑着说，忽然又正色问我：“你当时为什么不还手？”
我说：“不能还手，三个打一个，好汉不吃眼前亏。”
“哼，你这还不是‘眼前亏’？换了我，就是咬他们一口也值，总不能白白地挨一拳。”
我问她：“你见过人家打架吗？”
于小齐说：“当然见过，我们学校经常跟马台中学打，比你这种伤势严重一百倍的，我都见过。”
“好玩吗？”
她白了我一眼。
说起她的学校，她告诉我，该校在马台镇上，是戴城工艺美术技校的分校，专门招收那些没地方读书的孩子，毕业了有文凭但不分配工作。对于一个职业学校而言，不分配工作等于狗屁。
这个学校办学没几年，之所以落座于马台镇，纯粹是因为当地的地皮便宜，该校划了几亩地，改建了两幢破房子，权当教学楼和宿舍。于小齐说，十六个女生住一间宿舍，八十个女生合用一个厕所，其惨状可想而知。教学的老师也不专业，有些老师只会画黑板报，照样也敢跑出来教素描，画出来的天安门跟城隍庙差不多。这也难怪，马台镇离戴城太远，稍微有点本事的人都不会愿意到那个地方去上班。该校面向全省招生，其实来就学的都是附近县市的，既有农村孩子也有城里孩子。学校为了挣钱，完全不考虑学生的素质，只要出钱就能到这里来读书，只要不把眼睛画到鼻子下面就算是合格。这伙学生平时被关在学校里，居然都把自己当作是艺术家，可惜他们没有艺术家的修养，倒是把艺术家的缺点都学会了，男生邋里邋遢，女生满口脏话，打架，逃课，喝酒赌博，拉帮结派，还乱搞男女关系——连老师都掺合进来。总之很烂，也没人管它烂不烂，大学都烂呢，谁会关心一个小镇上的职业学校呢？
我知道马台镇，那地方离戴城二十公里，是著名的混乱场所，我们技校这么牛逼，都不敢涉足此地。当地有一个马台中学，该校的男生经常成群结队到戴城来，他们大部分是农村的，读书之余还要干农活，或者说干农活之余读书，反正都是身材魁梧，打架不要命，而且自尊心还特别容易受挫，你要是当着他们的面说一句“乡下人”，就会被几十个人围而殴之。在我的印象中，他们总是二三十个人结伙游走于戴城的大街小巷，喜欢在“蓝国”打电子游戏，喜欢去录像厅看武打片，喜欢在舞厅里盯着女人看。他们非常容易辨认，皮肤黑，一律剃着小平头，操着硬邦邦的马台口音，腰里别着很短的自制尖刀。我们从来不去惹他们。
于小齐告诉我，美工技校的主要对手是马台中学，两个学校经常打群架。
“打得过他们吗？”我问。
“打不过，他们人多，而且是地头蛇嘛。打过几次，我们学校吃了大亏，有个学生被捅成重伤，教导处就规定学生不许外出，二十四小时都把校门锁得紧紧的，每个星期六下午，要回家的学生集体出门，由老师护送着上中巴车。就这样还是管不住，总有人忍不住会翻墙出去玩，经常被人打回来。我们学校就像个孤岛。”
“警察不管？”
“那地方只有一个小派出所，两三个警察，剩下的全是联防队，本地人，不会帮我们的。”
“那是挺没劲的，你简直跟坐牢差不多。”
“所以要去上海啊，学卡通。我不想在那个地方继续呆下去了。”
我问她：“钱搞到手了吗？”
“我爸说下个礼拜给我，他破了一张死期存折。”于小齐说，“这下我就不用去借钱啦。”
我问她什么时候去上海。她说：“九月初就去，培训三个月，再回来上课，到春节就可以拿毕业证书了。”她从书包里翻出一本很大的黑色硬面抄，又掏出铅笔和美工刀，麻利地削起铅笔来。她说，“不说这些了，打架这种事情我听着就讨厌。来，我给你画张速写，别动，就这么坐着，这儿光线正合适。”
很可惜，我没拿到那张速写，我以为她会送给我，可她说这是她的作品，得自己留着。我看到那张画，笔触很温和，像是有斜斜的小雨下在我脸上。只是我的左眼依旧吓人，在画中像一个独眼龙，匪气十足。我是一个脸上飘过细雨的土匪。
为了再次见到她，我每天早上跑到老丁家去，她都不在。老丁很警惕，问我：“你又来找小齐？”我说我主要是来看看煤气用光了没有，另外《西游记》我也读完了，我再来借几本书。借书成了我最好的借口，我一天借一本，这种阅读速度让老丁非常困惑，什么《悲惨世界》，《追忆似水年华》，《战争与和平》，这些书摞起来比抽水马桶还高，我一个礼拜就读完了。后来老丁也明白了，就对我说：“你呢，来找小齐，就跟我明说。不要再糟蹋世界名著了。”我问她：“那你告诉我，于小齐什么时候来？”老丁哈哈一笑，说：“她刚走。”
这老头太坏了，吊我胃口，我有办法整他。第二天早上六点钟，我敲响他家的门。老丁穿着长袖睡衣，一副热不死的样子，睡眼惺忪，满嘴臭气，对着我大喊：“你打了鸡血啊？我是一个心脏病患者，你想把我烦死啊？”
为了讨好他，我花三块钱买了个西瓜，给他送上去。切开一看，是个白瓤，我抄起半个西瓜冲下去，找瓜贩子理论。瓜贩子居然不认账，当然，我叉住他脖子他就认账了。我当场切了他十来个瓜，挑了个最熟的，又冲上去送给老丁。结果他不开门，还说要报警。我只能坐在楼道里，吃自己的西瓜。吃完之后，于小齐还是没来。我想这么等下去不是个事，我口袋里就那么十几块钱，再买几个西瓜就全没了，并且，这个悠长的暑假也像一根点燃的香烟，不经意之间就烧得只剩下烟屁股了。有一首歌里是这么唱的：我要等的人哪，还是没出现，我要等的人哪，还是没出现，没出现啊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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