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在她身边
有一天我在街上遇到大飞，大飞说：“小路，听说你把上女人啦？”
我谦虚地说：“还没有，还没有。”我可不想在大飞面前过于地招摇，他会不停地问，有没有跟女的上过床，上床以后是怎么个过程，叫起来跟舞厅里的老阿姨是不是一样。可怜的大飞，他那点性经验都是在黑漆漆的舞厅里积累起来的。别人告诉过我，那点小玩意根本不算是性爱，就算弄得吱哇乱叫，其性质也就等于是在玩一个布娃娃。当然喽，大飞在我面前仍然有理由骄傲，因为我连布娃娃都没玩过，更没有像他那样牛逼到作为一个布娃娃被老女人玩的程度。
大飞说：“别扯谎了，我看见你跟女的在街上的。”每当这种时候，他就露出一脸的奸笑。接着他就问我：“你跟她睡过了吗？”我说：“没有！没有！”大飞说：“夏天搞上床最容易啦，女人穿得少，手伸进去就能摸到胸罩。千万别把胸罩拉下来，胸罩有背带很难拉下来的，要往上撸，跟你脱汗衫一样。你要是摸得她舒服了，让她干什么都可以。”我说：“去你的，大飞。”
大飞说：“抓紧时间啊，黄毛和阔逼上个礼拜都破处啦！”黄毛和阔逼，都是我们班上同学的绰号，黄毛是个鸡胸，阔逼是个胖子，连他们俩都搞过女人了，太不可思议。我说：“这两个白痴也能搞上女人？操！”大飞说：“他们钓了一个纺织厂的女工，二十多岁了，已经破过瓜了。骗了她一起看黄片，看到一半那女的忍不住了，自己把裙子撩了起来，先跟阔逼搞了一通，那女的不满足，就把黄毛也拉上了。便宜了黄毛这个鸡胸。”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啊？你他妈的老是打听这种事。”
“还用我打听？这两个傻逼搞过以后，逢人就说，现在人人都知道了。”大飞说，“对啦，卵七被抓进去啦。”卵七也是我们班的同学，他是化工技校为数不多的好孩子，学生会干部，无产阶级不自由化的思想品德标兵。我操，卵七居然会被抓进去，又是一个不可思议。
“他犯了什么事啊？”
“强奸未遂。”
“我操！”
大飞说：“卵七嘛，你也知道，长得跟坨屎一样，没有女人肯跟他搞。他瞄上了轻工技校一个女生，长得真不赖，后来就谈上了，可是那女的不肯跟卵七上床。卵七摸她，她也不舒服，给她看黄片，她也不起性，卵七就怀疑她是个石女。卵七把她骗到家里，弄了一瓶乙醚，喷在毛巾上，把她迷翻了。卵七把她剥光了，搞了半天也没搞进去，大概真的是个石女吧。”
“后来呢？”
“后来巧了，卵七的爸爸正好回家了，看见一个赤条条的小姑娘，他爸爸吓坏了，就喊起来，还要打卵七。”
我笑坏了：“再后来呢？”
“卵七一急，把毛巾兜在他爸爸脸上，把他爸爸也迷翻了。后来卵七一看没办法收场了，穿上裤子就跑了，把他爸爸和那女的扔在家里。后来那女的先醒了，立刻报警，警察来了先把卵七的爸爸抓进去了。”
“把他当成强奸犯了？”
“可不是嘛，卵七的爸爸还挺仗义的，居然认了，拼命给自己儿子顶罪。警察又不是傻子，一审就审出了马脚，后来就把卵七给抓住了。”
卵七这个王八蛋，真是活该。我想起自己刚进技校那会儿，卵七是班上仅有的两个共青团之一，我当时还很上进，想入团，为了巴结他，我经常请他吃冷饮。结果，他在一次学生干部的内部讨论会上说我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我们班主任听了这话，觉得卵七特别有觉悟。既然卵七是正面典型，那么路小路当然就是反面典型了。后来，每个学期我都要叫人揍卵七几顿，以消我心头之怨。现在卵七被抓进去了，没人可揍了，想想也挺失落的。
大飞拍拍我的肩膀，说：“快点上吧，别他妈的浪费时间啦。等你做了工人以后，一身臭气，原形毕露，到时候你想搞什么女人都没门了。”说完他就走了。
我呆立在街头。夏天真是一个闯祸的季节，除了打架就是搞女人，天气一热，人就活得非常本质。想想我的同学们，一个个陆续经历了成人礼，而我还在漫无目的地游荡着，隔三岔五跑到红梅新村去找于小齐，在昏暗的光线下注视着那只叫文森特的猫，说一些不知所云的话。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爱上了她。我站在夏日的街道上，捧着脑袋用力想了想，后来我确定自己爱上了她。事情就简单了。
十八岁还没有和女孩儿上过床，连初吻的滋味都没有体验过，手淫时候看的是《维纳斯的诞生》，体验过一次暗恋，最后被人像狗一样在操场上追来追去，这就是我。
在暑假结束之前，我过于勤快地跑到红梅新村，每天去两次，早上九点半出现在新村的花坛边，蹲在那里抽烟，仰望着她的窗口，用不了多久她的身影就会出现在窗前，向着我挥手。这个动作说明她已经起床了，而且她妈妈也上班去了，这时我就三步两步蹿上去，努力避开楼道里的老太，然后一溜烟钻进那扇防盗门里。到了中午，我又溜出来，回到家里吃饭，然后把嘴一抹，扔下碗就走。我回到红梅新村，下午我就不用站在花坛前等她招呼了，我直接跑上去敲门。到了夕阳西下时，对面楼里的玻璃窗反射过来的阳光恰好晃在她身后的墙壁上，我就知道差不多该走了。我保持着这种节奏，有时还会加班，夜里骑着车来到红梅新村，独自蹲踞在花坛上，抽烟，看着她家窗口的灯光。有时她的身影会意外地出现在窗前，像一道剪影。她夜里从不出门，据说是我的前任师母管教很严。我蹲在那里，每次都是被蚊子咬得受不了了，才依依不舍地撤退回家。
我在她家里时，通常也没什么事可干，就呆坐着。她呢，总是拿出一本素描画册在窗口临摹。我问她，我这么坐着是不是很烦人，她说有人坐着说说话也好，一个人画画其实也很闷的。这时我就给她讲化工技校的笑话，六个教室八个班级，资产阶级自由化，挨过枪子儿的班主任。我给她学班主任走路的样子，被便宜儿子狠揍以后叉着腿走路，她乐不可支，有时笑得把铅笔都掉在了地上。
她说：“路小路，你做工人可惜了，你应该去演小品。”
我得意地说：“我小时候，本来我妈要把我送到苏州评弹学校去唱评弹的，后来没去，要是真去了，我就不用做工人了。”
“那为什么没去呢？”
“我爸爸不同意，他以为我能考上大学。”我说，“我爸爸对我失望透了，他就指着我给他出人头地，结果我把他的脸全都丢光了。”
于小齐搁下铅笔，叹了口气说：“我妈也是，从小就让我要考大学，还要考医学院，将来做外科医生。我学习成绩差，看见数理化就头晕，她恨死了，一天到晚说我不争气。”
“你现在画画也挺好的。”
“别安慰我啦，我没什么画画的才能，也就是学一门手艺吧。”她笑笑说，“我很笨的，什么都学不会。”
“你以后去画卡通，就能挣很多钱啦。我做工人，干一辈子还是个穷鬼。”
她点点头说：“我要挣很多钱。”
时间久了我发现，这丫头挺老实的，性格比较善良，但是也很执拗。我试过几次，请她看录像，她说不要看那种香港武打片，我告诉她，不是武打片，是言情片，她还是不要看。她要去人民商场楼上看画展。我生平看过的唯一的画展，就是男厕所墙上的简易春宫图，其他都没见识过，不免也感兴趣，于是跟着她跑到人民商场，一看，全是他妈的水墨花鸟，红红绿绿黑黑白白，连个裸体女人都没有。我站在传统艺术前面打了一百个呵欠，她倒是很有兴致，煞有介事地把眼睛凑到画纸上，好像要去舔那幅画。
她知道很多画家的名字，我都记不住，外国人的名字实在太长。我只知道达芬奇、徐悲鸿、毕加索，还有梵高，就这四个名字我还嫌多。什么修拉、莫迪利阿尼、莫奈、伦勃朗，她都对我说过，后来我就忘记了，重新知道这些名字是十年之后了，那时我就会回忆起她。
我一直没有对她表白什么，她也不在乎，好像根本没这回事。很多次，我蹲在黑暗中看着她窗前的样子，想起她说的，要挣很多钱，心里就觉得很悲伤。我这个穷光蛋，就算混出来，也无非是个月薪两百块的体力劳动者。艺术什么的我也不懂，也没文化，道德品质连我自己都很怀疑。我怎么就成了个傻逼呢？
她告诉我，自己有过很多梦想，一会儿是时装设计师啦，一会儿是广告设计师啦，一会儿是室内装潢设计师啦，可惜底子太差，都发展不下去。说起来，画卡通是最简单的，完全靠工作量取胜，画一张就挣一份钱，跟体力劳动也差不多。但是在我看来，这种体力劳动和我还是不同，到底哪里不同呢？后来想明白了，画画是一个人的事，做工人是跟一群傻逼混在一起，混一辈子。凡是可以一个人安静地去做的事情，都是我所向往的。
在我的印象中，卡通画师的收入曾经是九十年代初最让人羡慕的，后来就不行了，学的人太多了，收入就下来了。与此相似还有出租车司机，从前都牛到天上去了，现在跟要饭的也差不多。
暑假快要结束时，她带着我去了一趟吴县，她有个师姐就在那里画卡通。我们坐上中巴车，再次经过马台镇，到吴县下车，又走了很长的路才找到她的师姐。那女孩儿长得特别漂亮，她在台湾人的动画公司上班，找了个男朋友是原画师，两口子一个月能挣八千块！我都傻了，于小齐说：“不骗你吧，真的很挣钱，还有挣得更多的呢。”
漂亮女孩儿问于小齐：“这是你的新男友？”
于小齐说：“不是的。”
漂亮女孩儿说：“挺帅的嘛，来，给你画张速写。”说完，在白纸上刷刷几笔，勾勒出我的脸，眼睛大得吓人。这是卡通式的画法。漂亮女孩儿对我说：“这张画送给你，要对我们小齐好点儿。”
我说：“知道啦。”
从女孩儿家里出来以后，我问于小齐：“你以前谈过男朋友啊？”
于小齐说：“嗯。”
“是谁啊？”
“你问哪一个吧？”
我很郁闷，讪讪地把漂亮女孩儿给我画的肖像拿出来看，又小心翼翼地折起来，放在裤兜里。于小齐嘲笑地说：“挺珍惜的嘛。”
我说：“画得不像，我眼睛哪有那么大，跟铜铃一样。”
于小齐说：“讨厌。”
回戴城的路上，她在中巴车上睡着了，脑袋靠在我肩膀上，随着车子的节奏有点摇晃。那段时间我觉得温柔极了，不是她温柔，而是我温柔。我的肩膀也是头一次被女孩儿枕着。中巴车开得飞快，窗口灌进来的风吹得我的头发齐刷刷向后飘着，好像是跟着窗外的景物一起要流逝而去。夏天是如此的令人难忘啊。快要到戴城的时候，我拍拍她，她好像醒不过来，嘴里嘟哝了几句。那样子非常可爱。车停了，她拽着我的衣服，迷迷糊糊跟着我下了车，这才算醒了，指着我说：“你怎么成了个大背头了？”我说风吹的，没办法，没钱理发，头发就长了。长头发固然潇洒，但我还是比较喜欢板寸，很利索，没什么牵挂。于小齐说：“这简单，到我家去，我给你剪头发。”
我说：“你会剪头发？”
于小齐说：“你敢让我剪吗？”
我说：“这倒也没什么不敢，剪坏了最多我去剃个光头。”
我坐在她家阳台上，已经下午了，天色暗下来，外面开始打雷，闪电咻咻地照亮了四周的一切，不久，大雨滂沱。于小齐在我脖子里扎了一块毛巾，又给了我一张《戴城晚报》捧在手里，不是看报纸，是攒着我的落发。她从一个小纸匣子里拿出一把剃头剪刀，说：“正宗的理发剪刀，放心吧，曾园都让我给她剪头发呢。”雨下得很大，阳台外侧很快就被打湿了，我衣服上也沾着雨水。我说：“不急，不急，你慢点剪。”刚说完这话，咔嚓一刀，前额的一撮头发掉在了报纸上。
剪头发的时候她问我：“脑袋上有个疤，怎么搞的？”
我说：“小时候摔出来的。”
“还以为你被人砍的。”
“笑话，谁敢砍我？”
“黄莺就敢。”
是的是的，我苦笑。我八辈子输给这个大胸妹。
于小齐说：“我让你眼睛上挨了一拳，脑门上挨了一皮带，我是不是你的扫把星啊？”
我说：“没关系的，我认了，这点小伤算个屁。”
她说：“那你小心点，以后估计还有麻烦呢。”
我说：“对啦，我前阵子从你爸爸那里借了《西游记》来看，我现在明白了，要是真的像你说的那样，那肯定就是我上辈子欠你的，这叫业报，三生三世都跑不掉的。要是我投胎做了个猪，你这辈子就是吃猪肉的人，要是我投胎做了菩萨，你这辈子就是把菩萨砸烂的人。跑不了的。”
她在我身后笑着，说：“下这么大的雨，早知道就给你穿件雨衣了。”
后来我问她：“小齐，你有男朋友吗？”
“现在没有。”
“那我们谈恋爱吧。”
“NO。”她说。
头发剪完之后，我默默地站起来，把报纸卷起来扔到垃圾桶里。她拿了一把扫帚，在阳台上刷刷地扫了几下，剩下的碎头发都被扫到楼下去了。我跑到厕所里去照镜子，还真不赖，比理发店里剪得好看，理发店里总是把我的发型剪成平顶四方型，好像我脑袋上套着个盒子，她是按照我的颅骨形状剪出来的，圆圆的，只有一点发根。这种发型很帅气，又像流氓，又像艺术家。尽管我被她拒绝了，但是为了这个发型也值得高兴高兴。于小齐说：“哎呀，你们学校禁止剃这种头吧？”我说无所谓，反正我就要去实习了，他们管不了我。这又要说起我们班主任，他不许男生留长头发，不许剃光头，也不许分头和背头，长发和光头是流氓，分头是色狼，背头是国家领导人，所以都要被禁止。日他大姐。
我走到厨房，在水龙头下面冲洗脑袋，冲了很久，忽然有一种被凉水催眠的感觉，最好就这么一直冲洗下去。
我回到房间里，她已经盘腿坐在床上。我说：“谢谢，剪得好看。”
于小齐说：“不是不喜欢你，你挺好的。”
我说：“没关系，我脑袋不开窍，就算不喜欢也没什么。”
她让我坐下。外面的雨下得白茫茫的一片，间或有闪电和雷声。她坐在床上，那地方有点黑，看不太清她的脸，但她的声音非常清晰。我们沉默了很久，于小齐说：“我以前谈过的男朋友，是你们化工技校的。”
我问：“谁啊？我认得吗？”
“比你高一届。”
“那一届全是流氓，没几个好东西。前年我们跟他们打过一架。”我摸着自己的脑袋，说，“你那个男朋友我肯定认识的。”
于小齐不说话。
我问：“他叫什么名字？”
“我不会告诉你的。”
“那你跟我说这个事干吗？”我说，“你是不是还喜欢着这个人啊？”
“不，我就随口说说，你别再问了。”于小齐从床上跳下来，说：“你想喝莲子羹吗？我给你盛一碗。”
“莲子羹。”
“我妈一到夏天就给我煮莲子羹，说是吃了不容易生青春痘。”
我定定地看着她离开的身影，嘹亮的雨声几乎要盖过她说话的声音。莲子羹这三个字死死地抵住我的思路，让我的脑子一下子堵塞了。忽然有一根小头发落在我眼睛里，我从椅子上站起来，弯下腰揉眼睛。
有一天她对我说：“你看过《梵高书信》吗？”我说没有，我就看过革命烈士书信集，那帮人超级剽悍。于小齐说：“两码事嘛。”说着递给我一本书，我一看，书名叫《亲爱的提奥》。我问她，提奥是何许人也，她说提奥是梵高的弟弟，梵高的信寄给提奥，写了很多，就编成了书。我很失望地说：“我还以为提奥是个女人呢，干吗是‘亲爱的’？”于小齐说：“亲爱的人是不分男女的。”
后来她站了起来，说：“路小路，你挺瘦的。”
我说：“对啊。”
“给我做一次人体模特吧。”
“什么？”
“人体模特，你不是说我没画过裸体吗？”她咬着铅笔说，“画卡通，很重要的一关就是画人体，我对人体姿态不熟悉……”
“现在就画？”
“来吧。”
我慌手慌脚从椅子上站起来，伸手去解裤带，说：“全脱光吗？”于小齐用力摆手：“脱上衣就够了，谁让你脱裤子了！”我说：“上半身你又不是没看见过。”于小齐说：“少贫嘴吧你，脱了，站到窗口去。”
我很沮丧，还以为能脱个全裸，谁知只有半裸，跟乘凉没什么区别。当然，我这也就是说说而已，真要让我脱个精光，我还不干呢。我经常梦见自己光着屁股在大街上跑，周围都是女孩儿，指着我狂笑。这种裸体的尴尬我早就在梦里体会过了，那绝对是个噩梦。
我把衬衫脱了，按照她的吩咐站到窗口，摆了个健美的造型，她立刻笑倒了，说：“不是这样的。”然后走过来，把我身体的角度调整了一下，双臂摆到一个比较放松的位置，脖子扭过去，再扭过去，她说这样可以表现出颈部肌肉的线条，我说我知道的，那个没穿裤子的大卫雕像就是这么扭着脖子瞪着眼睛，手里还拿着石头，好像要跟身边的人打架。于小齐笑得前仰后合，说：“你还知道大卫啊。”显然对我的智商很轻视。
她坐到椅子上，睁着一只眼睛，竖起铅笔对着我比划了一下，说：“身体比例有点不对。”我问她哪里不对，她说我腿有点短，臀部显大，大概是穿着西装短裤的原因。我说：“这条短裤是我爸爸厂里发的，尺码不对。”她说：“索性也脱了。”我说：“脱了里面就剩内裤了。”于小齐说：“为艺术牺牲一把。”我说：“我可就牺牲到内裤为止，再脱我就要喊人了。”她说：“再脱我就喊人，说你耍流氓，你说别人是信你呢还是信我？”
我解开裤带，把西装短裤也脱了，我曾经多次穿着游泳裤在她面前招摇过，所以也无所谓，并不觉得害羞。等我脱了西装短裤，立刻后悔了，因为昨天晚上洗过澡之后，我没找到自己的短裤，顺手把我爸爸的平脚裤抓过来穿上了。这条平脚裤又肥又大，可以直接拉到我奶头下面，而且他妈的是天蓝色的，一点也不性感。于小齐看着我的样子，忽然哈哈大笑起来，说：“你太像蓝精灵了！”
我无地自容。她继续笑，说：“我从小就想养个蓝精灵做宠物。”我心想，操他大爷，难道所有的画家都是这么嘲笑他的人体模特的吗？
那天她给我画了三张速写，其中两张都是穿着短裤的，另外一张是我的背影，见鬼了，短裤没了，而是一个光溜溜的屁股蛋。我夸她有想象力。于小齐说：“画得很差劲，不过我已经竭尽全力了。”我说：“能不能送我一张啊？上次画肖像，你都没给我。”她说：“上次只画了一张，这次有三张，你可以挑一张拿走。”我想了想，拿了一张有短裤的。我的屁股就留给她自己去欣赏吧。
想跟女孩子套近乎，就必须有共同语言，女孩子的兴趣爱好我也要培养起来。这事情说起来就让我头疼，那些画家，那些世界名画，透视笔触色彩光线，根本不是我能搞得清的。后来我做了一次人体模特，总算找到了共同语言，所幸她不是学医的，我也就脱光了展示一下表皮，不至于把五脏六腑都掏出来让她研究。
她对我说：“明天中午我要去解放路，画一块广告牌，我们同学接的活，我负责写美术字。你来看吧。就在波顿商场旁边。”
我说：“好的，我一定来。”
那天我心情特别好，大概穿着内裤和她在一起，也算是拉近了距离吧。回去对杨一说了这件事，杨一疑惑地说：“搞了半天，你就是把自己脱光了？”我说：“没脱光，还穿着内裤的。”杨一说：“你太失败了。”我把那张素描拿给他看，他端详了半天，说：“画得倒是挺像的。”
我懒得跟他讨论，他和我一样，没接触过艺术，看画就知道像不像，看摄影就知道清不清楚，听音乐就知道好不好听，很低级，没什么修养。其实他们重点中学也就这么回事，除了对付那几张考卷，其他方面跟我们化工技校也没什么区别。
我说：“跟你讲这些你也不懂，我要回家去看《亲爱的提奥》了。”杨一问：“是黄书吗？”我听了这话，骂他是个傻逼。到家把素描纸塞进抽屉里，坐在那儿发呆。后来我在抽屉里发现了另一张纸，那是欧阳慧的诗，我从戴中的宣传栏里偷来的。欧阳慧的笔迹，于小齐的笔迹，我看了这张看那张，心里很迷惘。你是怎么从喜欢一个人变成喜欢另一个人的呢？这件事是否就像上学念书一样，读完了这学期，就是下学期。如此简单？还是像一个人死了又投生人间，接受轮回之苦。如此艰难？还是像旅途上经过的车站，所有的车站都要离我而去，除了终点以外。如此惆怅？还是像一幕电影，连终点都没有，只是看到一个又一个的角色在眼前晃动，最后灯光亮起，我一个人回家。如此悲伤？
夜里又下起大雨，很快就停了，雷声在我头顶滚动，我又想起了莲子羹。下半夜我一直醒着，到了早晨才迷迷糊糊睡过去。醒来一看闹钟，已经中午十一点了，我跳进西装短裤里，在冰箱里找到一块其硬如砖的烧饼，啃了一口就发现自己的门牙都快被它撬下来，只好饿着肚子出门去找于小齐。
解放路是戴城唯一可称繁华的街道，在九十年代初，所有的乡下人跑到城里来都要去解放路观光，它的地位就相当于上海的南京路，因此它也有一个很无耻的绰号：小南京路。乡下人搞不清楚，就叫它“解放南京路”。很多年以后，戴城还把运河南岸的一片棉花仓库和破瓦房改造成酒吧区，号称模仿“新天地”，自称“小新天地”，乍一听还以为是蜡笔小新投资的。
解放路上有一些商场，一些布店，还有乱七八糟的社会饭店，这种社会饭店我们都不敢进去，好比曾园家里的鸿运酒楼，我要是跑进去就是霉运当头了。我们去解放路，通常就是吃点冷饮，在新华书店买几盒港台歌星的磁带，要不就是成群结队在街边蹲着，伏击那些过路的女孩。
解放路在白天是步行街，汽车三轮自行车都不能通过，我把自行车停在街口，徒步走进去。八月的大街被太阳照着，黑色的路面明晃晃的，好像一把磨亮的菜刀，街上连人影子都没有，商店里的营业员昏昏欲睡，几家音像店在空无的大街上放着音乐。我很快找到了波顿商场，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洋派，其实跟李察·波顿或者麦克尔·波顿没有任何关系，店里光线很暗，为了省电把所有的电灯都关了，几个吊扇在头顶半死不活地转着，只有脱光了衣服才能感受到一点点风。营业员都是女同志，当然不可能脱光，她们随身带着蒲扇，在柜台里呼啦呼啦地扇着，根本懒得看我一眼。我在商场里转了一圈，一个顾客都没有，更别提于小齐了。
我走出商场，听见她在头顶上喊我：“路小路，路小路。”我抬头，看见她站在一把梯子上，对着我笑。她穿着长袖衬衫，一条长裤大概有十几个裤兜，戴着一顶很破的棒球帽，把头发都夹在耳朵后面，手里拎着一把小刷子，面对着一块广告牌。梯子上还挂着个小油漆桶，乍一看，她就像个油漆工。原来这就是画广告牌啊，我退后几步，看了看牌子上，画着两个穿三点式的女人，这是一个内衣广告。
于小齐说：“帮我扶着梯子！”我用脚蹬住梯子，问她：“你怎么一个人啊？”于小齐说：“他们都回家了，我做最后一道工序，把美术字写好就结束。你来得太晚，我都快写完了。”我说：“干这点活，你能挣多少钱啊？”她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我就写二十个美术字，他们分给我一百块钱，算是照顾我吧。”我说：“热吧？连个树阴都没有。”
“你不懂了吧，广告牌当然不能有树阴啊，不然就全挡住啦。”她用刷子敲敲油漆桶说，“行啦，收工。”说完很麻利地从梯子上爬了下来。我看看上面，一串美术字写着：淑女之选，樱花内衣。
“这什么破广告语啊，谁想出来的？”我说，“难道不是淑女就不戴胸罩了吗？”
“你神经病，”于小齐说：“这是我想出来的！他们想了很多条，人家商场都不满意，后来我想了几条，商场觉得挺好的，就用了一个。要不是这条广告语，哪里轮得到我来画广告牌啊？喂，真的很糟糕吗？”
“嗯，现在看看这个广告语还不错，很有深度。”
“反正只要客户喜欢就好。”她说，“帮我把梯子扛进去吧，劳驾。”
我扛着梯子，她带着我进了商场，从一个楼道下了地下室。里面还挺大的，特别阴凉，我以前从来没去过。她说：“这里是仓库。”
她带着我绕了几个弯，在日光灯幽微的角落里，四周都是破箩筐和烂布头，还有一辆支离破碎的自行车，积着很厚的灰尘。她说：“就放这里吧，商场里的人会来拿的。”说完把油漆桶和刷子一并扔在地上。我放下梯子，沿着地下室走廊兜进去，仅仅是出于好奇。那里面就是仓库了，挂着“闲人止步”的牌子。
于小齐说：“喂，有烟吗？”
“你要抽烟？”
她笑笑，两根手指放在嘴边摆了摆，说：“不要告诉我爸爸。”
我从裤兜里摸出一包牡丹，弹出一根，她很熟练地叼在嘴角，我给她点上火，顺便自己也点上一根烟。我看见墙上写着：仓库重地，严禁烟火。我看见这种招牌基本上无动于衷，反正它也不会爆炸，最多燃烧而已，撒泡尿就可以灭火。
于小齐说：“这儿还挺凉快的。”她一屁股坐在一个纸箱上，脱下帽子，说，“我真累坏了。”
那一瞬间我有点难过，想起莲子羹。好像是她站在深渊前，而我竟先于她走向万劫不复。
我靠着墙，蹲在地上，以便让她可以平视到我。隔着一条过道，我和她对望着，这距离太近，可是幽暗的过道并不是可以轻易穿越的。她把脸深深地埋在手臂交织成的盆地中，两侧的头发缓缓滑落，遮住了脸。香烟在她手指上静静地燃烧，过了一会儿，她侧过脸，看着烟缕说：“你发现没有，香烟点着的时候，烟是蓝色的，如果吸进肺里再吐出来，就是白色的。”
她说：“我把蓝色都留在身体里了。”
我说：“是不是真的很累啊？等会儿我请你吃冷饮。”
她摇摇头，说：“下个礼拜就要开学了，你去哪里？”
我想了想说：“学校会分配实习单位的，肯定是家化工厂喽，去做工人。”
“做工人很苦的。”
“反正就混着吧。”
“你会修仪表？”
“不会，我们学校出来的学生，狗屁不通的，啥都不会修。”
她缓缓地张开嘴，一团烟雾从她嘴里飘出来，像墨汁在水中洇开那样变幻着形状，升过她的脸，在头顶上骤然消散。她说：“我初中毕业以后也去工厂里干过几天，是玩具厂，很苦的。我流水线上做玩具。那种长毛绒的狗熊，特别可爱，抱在脸上很痒的。厂里管得特别严，上班连厕所都不给我去，我他妈差点在车间里出糗，太倒霉了。”
“哎，说脏话，还挺溜的。”
“妈的，”她嗤地笑了，“你说可气吧？几十个人的车间，管得比劳教所还严。有一个四十多岁的阿姨做工头，不许吃东西，不许讲话，上厕所要打报告。车间里连扇窗都没有，早上天色刚亮走进去，夜里下班出来，天都黑了。我干了一个月就不想干了，他们连工资都没结给我。后来我想想啊，还是去美工技校读书吧。我知道这个学校很差，可是总比做工人好。”她仰起头，对着半空中吹出一缕白烟，说：“刚读技校的时候根本不会画画，连线条都画不好，我是走后门进去的，没基础。读了半个学期我才学会画立方体，那时候我每天都在画素描，也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画画。”
“你已经画得挺好了，我穿着短裤，你都能把我屁股画出来。”我恬不知耻地说。
“靠，你这是在表扬我吗？”她说，“我呀，特别喜欢梵高，还有莫奈。起初看见梵高的画，我根本看不懂，他那些星空和麦田，画得好奇怪啊。后来我爸爸说，要眯着眼睛去看星空，死命地看，看得眼泪都出来了，就会有梵高的效果。我照着他说的，果然没错！”
“你爸爸是挺神奇的，有时好像什么都不懂，有时又好像什么都懂。”我说，“我要是这么死命地看着你，看得眼泪出来了，你会不会也变成梵高的作品啊？”
“你真逗！”
她忽然站起来，把棒球帽反戴在头上，问我：“这样好看吗？”
“像个外国小混混。”
“曾园说很帅。”她对着一块积满灰尘的玻璃摆了个造型，双手叉腰，微微昂着头，一脸无所谓的表情。她说：“这么样算是很帅了吧？”
我说：“不能叉腰，叉腰有点不着调。你得学曾园，把大拇指插在裤兜里，最好把肩膀也耸起来。”
她依样做了一遍，看着玻璃中的自己，笑着说：“这倒真的像曾园了。”她把手里的烟蒂扔在地上，踩得扁平，又向我要了一根，斜叼在嘴角说：“这样子是不是很像少女帮？”
“不像不像，倒像个油漆工了。”
“油漆工是这样的。”她把香烟夹在耳朵后面。
“这就更像了。”
她继续看着玻璃中的自己，我也在玻璃中。她说：“你知道吗，我特别羡慕曾园。”
“为什么？”
“嗯，人生观不一样。”
我说：“曾园也就是家里有钱吧，没什么的。”
她说：“不是的，不是钱的问题。我喜欢她那种做错了事情也无所谓的样子。我就不行，我老觉得自己在一条死路上往前跑，要是发现自己错了，那就什么地方都去不了了。”
我说：“那还是因为曾园家里有钱啊。”
于小齐说：“不是的，你不懂。”
那天坐在地下室里，我对她说，我很无知，不知人，不知己，也不知这个世界。这样下去很麻烦，就像一个关在地下室的人，把日光灯误认为是白昼，把日光灯照不到的地方误认为是黑夜，这都不对。黑夜和白昼我都可以忍受，但我无法忍受地下室的光线，那种感觉会使人绝望，一辈子都白活了。
她伸手又要了根烟，坐在纸箱上，说：“跟我一起去上海？”
我想了想说，我没本钱，上海太遥远了，我有个表姐在上海，除此以外就没有任何熟人了。我跑到上海去干吗呢？陪读？我想上海的化工厂肯定不会让我这个不会修仪表的仪表工去上班的。不只是上海，任何地方我都去不了。
我说：“我觉得自己很烂。”
于小齐说：“别这么说，将来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你别搞得这么消沉。”
我点点头，就算是吧，将来有很多机会。再过几天我就要去工厂实习了，哪怕只是为了混一张技校的文凭，我也得在工厂里忍受一年。这他妈的大概也是业报，只是不知道欠了谁的。
我尴尬极了，几分钟之前还在为她难过，现在该轮到为自己难过了。我蹲在那儿猛抽烟，烟灰像断裂的树枝，沉重地掉落在地上，碎成粉末。她还是坐在纸箱上，把棒球帽摘了，用力甩了甩头发，然后她轻轻地把棒球帽扣在我头上。我没动。整个地下室里就听见我们此起彼伏的吸烟吐烟声。
后来有个人从仓库里面走出来。
我谦虚地说：“还没有，还没有。”我可不想在大飞面前过于地招摇，他会不停地问，有没有跟女的上过床，上床以后是怎么个过程，叫起来跟舞厅里的老阿姨是不是一样。可怜的大飞，他那点性经验都是在黑漆漆的舞厅里积累起来的。别人告诉过我，那点小玩意根本不算是性爱，就算弄得吱哇乱叫，其性质也就等于是在玩一个布娃娃。当然喽，大飞在我面前仍然有理由骄傲，因为我连布娃娃都没玩过，更没有像他那样牛逼到作为一个布娃娃被老女人玩的程度。
大飞说：“别扯谎了，我看见你跟女的在街上的。”每当这种时候，他就露出一脸的奸笑。接着他就问我：“你跟她睡过了吗？”我说：“没有！没有！”大飞说：“夏天搞上床最容易啦，女人穿得少，手伸进去就能摸到胸罩。千万别把胸罩拉下来，胸罩有背带很难拉下来的，要往上撸，跟你脱汗衫一样。你要是摸得她舒服了，让她干什么都可以。”我说：“去你的，大飞。”
大飞说：“抓紧时间啊，黄毛和阔逼上个礼拜都破处啦！”黄毛和阔逼，都是我们班上同学的绰号，黄毛是个鸡胸，阔逼是个胖子，连他们俩都搞过女人了，太不可思议。我说：“这两个白痴也能搞上女人？操！”大飞说：“他们钓了一个纺织厂的女工，二十多岁了，已经破过瓜了。骗了她一起看黄片，看到一半那女的忍不住了，自己把裙子撩了起来，先跟阔逼搞了一通，那女的不满足，就把黄毛也拉上了。便宜了黄毛这个鸡胸。”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啊？你他妈的老是打听这种事。”
“还用我打听？这两个傻逼搞过以后，逢人就说，现在人人都知道了。”大飞说，“对啦，卵七被抓进去啦。”卵七也是我们班的同学，他是化工技校为数不多的好孩子，学生会干部，无产阶级不自由化的思想品德标兵。我操，卵七居然会被抓进去，又是一个不可思议。
“他犯了什么事啊？”
“强奸未遂。”
“我操！”
大飞说：“卵七嘛，你也知道，长得跟坨屎一样，没有女人肯跟他搞。他瞄上了轻工技校一个女生，长得真不赖，后来就谈上了，可是那女的不肯跟卵七上床。卵七摸她，她也不舒服，给她看黄片，她也不起性，卵七就怀疑她是个石女。卵七把她骗到家里，弄了一瓶乙醚，喷在毛巾上，把她迷翻了。卵七把她剥光了，搞了半天也没搞进去，大概真的是个石女吧。”
“后来呢？”
“后来巧了，卵七的爸爸正好回家了，看见一个赤条条的小姑娘，他爸爸吓坏了，就喊起来，还要打卵七。”
我笑坏了：“再后来呢？”
“卵七一急，把毛巾兜在他爸爸脸上，把他爸爸也迷翻了。后来卵七一看没办法收场了，穿上裤子就跑了，把他爸爸和那女的扔在家里。后来那女的先醒了，立刻报警，警察来了先把卵七的爸爸抓进去了。”
“把他当成强奸犯了？”
“可不是嘛，卵七的爸爸还挺仗义的，居然认了，拼命给自己儿子顶罪。警察又不是傻子，一审就审出了马脚，后来就把卵七给抓住了。”
卵七这个王八蛋，真是活该。我想起自己刚进技校那会儿，卵七是班上仅有的两个共青团之一，我当时还很上进，想入团，为了巴结他，我经常请他吃冷饮。结果，他在一次学生干部的内部讨论会上说我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我们班主任听了这话，觉得卵七特别有觉悟。既然卵七是正面典型，那么路小路当然就是反面典型了。后来，每个学期我都要叫人揍卵七几顿，以消我心头之怨。现在卵七被抓进去了，没人可揍了，想想也挺失落的。
大飞拍拍我的肩膀，说：“快点上吧，别他妈的浪费时间啦。等你做了工人以后，一身臭气，原形毕露，到时候你想搞什么女人都没门了。”说完他就走了。
我呆立在街头。夏天真是一个闯祸的季节，除了打架就是搞女人，天气一热，人就活得非常本质。想想我的同学们，一个个陆续经历了成人礼，而我还在漫无目的地游荡着，隔三岔五跑到红梅新村去找于小齐，在昏暗的光线下注视着那只叫文森特的猫，说一些不知所云的话。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爱上了她。我站在夏日的街道上，捧着脑袋用力想了想，后来我确定自己爱上了她。事情就简单了。
十八岁还没有和女孩儿上过床，连初吻的滋味都没有体验过，手淫时候看的是《维纳斯的诞生》，体验过一次暗恋，最后被人像狗一样在操场上追来追去，这就是我。
在暑假结束之前，我过于勤快地跑到红梅新村，每天去两次，早上九点半出现在新村的花坛边，蹲在那里抽烟，仰望着她的窗口，用不了多久她的身影就会出现在窗前，向着我挥手。这个动作说明她已经起床了，而且她妈妈也上班去了，这时我就三步两步蹿上去，努力避开楼道里的老太，然后一溜烟钻进那扇防盗门里。到了中午，我又溜出来，回到家里吃饭，然后把嘴一抹，扔下碗就走。我回到红梅新村，下午我就不用站在花坛前等她招呼了，我直接跑上去敲门。到了夕阳西下时，对面楼里的玻璃窗反射过来的阳光恰好晃在她身后的墙壁上，我就知道差不多该走了。我保持着这种节奏，有时还会加班，夜里骑着车来到红梅新村，独自蹲踞在花坛上，抽烟，看着她家窗口的灯光。有时她的身影会意外地出现在窗前，像一道剪影。她夜里从不出门，据说是我的前任师母管教很严。我蹲在那里，每次都是被蚊子咬得受不了了，才依依不舍地撤退回家。
我在她家里时，通常也没什么事可干，就呆坐着。她呢，总是拿出一本素描画册在窗口临摹。我问她，我这么坐着是不是很烦人，她说有人坐着说说话也好，一个人画画其实也很闷的。这时我就给她讲化工技校的笑话，六个教室八个班级，资产阶级自由化，挨过枪子儿的班主任。我给她学班主任走路的样子，被便宜儿子狠揍以后叉着腿走路，她乐不可支，有时笑得把铅笔都掉在了地上。
她说：“路小路，你做工人可惜了，你应该去演小品。”
我得意地说：“我小时候，本来我妈要把我送到苏州评弹学校去唱评弹的，后来没去，要是真去了，我就不用做工人了。”
“那为什么没去呢？”
“我爸爸不同意，他以为我能考上大学。”我说，“我爸爸对我失望透了，他就指着我给他出人头地，结果我把他的脸全都丢光了。”
于小齐搁下铅笔，叹了口气说：“我妈也是，从小就让我要考大学，还要考医学院，将来做外科医生。我学习成绩差，看见数理化就头晕，她恨死了，一天到晚说我不争气。”
“你现在画画也挺好的。”
“别安慰我啦，我没什么画画的才能，也就是学一门手艺吧。”她笑笑说，“我很笨的，什么都学不会。”
“你以后去画卡通，就能挣很多钱啦。我做工人，干一辈子还是个穷鬼。”
她点点头说：“我要挣很多钱。”
时间久了我发现，这丫头挺老实的，性格比较善良，但是也很执拗。我试过几次，请她看录像，她说不要看那种香港武打片，我告诉她，不是武打片，是言情片，她还是不要看。她要去人民商场楼上看画展。我生平看过的唯一的画展，就是男厕所墙上的简易春宫图，其他都没见识过，不免也感兴趣，于是跟着她跑到人民商场，一看，全是他妈的水墨花鸟，红红绿绿黑黑白白，连个裸体女人都没有。我站在传统艺术前面打了一百个呵欠，她倒是很有兴致，煞有介事地把眼睛凑到画纸上，好像要去舔那幅画。
她知道很多画家的名字，我都记不住，外国人的名字实在太长。我只知道达芬奇、徐悲鸿、毕加索，还有梵高，就这四个名字我还嫌多。什么修拉、莫迪利阿尼、莫奈、伦勃朗，她都对我说过，后来我就忘记了，重新知道这些名字是十年之后了，那时我就会回忆起她。
我一直没有对她表白什么，她也不在乎，好像根本没这回事。很多次，我蹲在黑暗中看着她窗前的样子，想起她说的，要挣很多钱，心里就觉得很悲伤。我这个穷光蛋，就算混出来，也无非是个月薪两百块的体力劳动者。艺术什么的我也不懂，也没文化，道德品质连我自己都很怀疑。我怎么就成了个傻逼呢？
她告诉我，自己有过很多梦想，一会儿是时装设计师啦，一会儿是广告设计师啦，一会儿是室内装潢设计师啦，可惜底子太差，都发展不下去。说起来，画卡通是最简单的，完全靠工作量取胜，画一张就挣一份钱，跟体力劳动也差不多。但是在我看来，这种体力劳动和我还是不同，到底哪里不同呢？后来想明白了，画画是一个人的事，做工人是跟一群傻逼混在一起，混一辈子。凡是可以一个人安静地去做的事情，都是我所向往的。
在我的印象中，卡通画师的收入曾经是九十年代初最让人羡慕的，后来就不行了，学的人太多了，收入就下来了。与此相似还有出租车司机，从前都牛到天上去了，现在跟要饭的也差不多。
暑假快要结束时，她带着我去了一趟吴县，她有个师姐就在那里画卡通。我们坐上中巴车，再次经过马台镇，到吴县下车，又走了很长的路才找到她的师姐。那女孩儿长得特别漂亮，她在台湾人的动画公司上班，找了个男朋友是原画师，两口子一个月能挣八千块！我都傻了，于小齐说：“不骗你吧，真的很挣钱，还有挣得更多的呢。”
漂亮女孩儿问于小齐：“这是你的新男友？”
于小齐说：“不是的。”
漂亮女孩儿说：“挺帅的嘛，来，给你画张速写。”说完，在白纸上刷刷几笔，勾勒出我的脸，眼睛大得吓人。这是卡通式的画法。漂亮女孩儿对我说：“这张画送给你，要对我们小齐好点儿。”
我说：“知道啦。”
从女孩儿家里出来以后，我问于小齐：“你以前谈过男朋友啊？”
于小齐说：“嗯。”
“是谁啊？”
“你问哪一个吧？”
我很郁闷，讪讪地把漂亮女孩儿给我画的肖像拿出来看，又小心翼翼地折起来，放在裤兜里。于小齐嘲笑地说：“挺珍惜的嘛。”
我说：“画得不像，我眼睛哪有那么大，跟铜铃一样。”
于小齐说：“讨厌。”
回戴城的路上，她在中巴车上睡着了，脑袋靠在我肩膀上，随着车子的节奏有点摇晃。那段时间我觉得温柔极了，不是她温柔，而是我温柔。我的肩膀也是头一次被女孩儿枕着。中巴车开得飞快，窗口灌进来的风吹得我的头发齐刷刷向后飘着，好像是跟着窗外的景物一起要流逝而去。夏天是如此的令人难忘啊。快要到戴城的时候，我拍拍她，她好像醒不过来，嘴里嘟哝了几句。那样子非常可爱。车停了，她拽着我的衣服，迷迷糊糊跟着我下了车，这才算醒了，指着我说：“你怎么成了个大背头了？”我说风吹的，没办法，没钱理发，头发就长了。长头发固然潇洒，但我还是比较喜欢板寸，很利索，没什么牵挂。于小齐说：“这简单，到我家去，我给你剪头发。”
我说：“你会剪头发？”
于小齐说：“你敢让我剪吗？”
我说：“这倒也没什么不敢，剪坏了最多我去剃个光头。”
我坐在她家阳台上，已经下午了，天色暗下来，外面开始打雷，闪电咻咻地照亮了四周的一切，不久，大雨滂沱。于小齐在我脖子里扎了一块毛巾，又给了我一张《戴城晚报》捧在手里，不是看报纸，是攒着我的落发。她从一个小纸匣子里拿出一把剃头剪刀，说：“正宗的理发剪刀，放心吧，曾园都让我给她剪头发呢。”雨下得很大，阳台外侧很快就被打湿了，我衣服上也沾着雨水。我说：“不急，不急，你慢点剪。”刚说完这话，咔嚓一刀，前额的一撮头发掉在了报纸上。
剪头发的时候她问我：“脑袋上有个疤，怎么搞的？”
我说：“小时候摔出来的。”
“还以为你被人砍的。”
“笑话，谁敢砍我？”
“黄莺就敢。”
是的是的，我苦笑。我八辈子输给这个大胸妹。
于小齐说：“我让你眼睛上挨了一拳，脑门上挨了一皮带，我是不是你的扫把星啊？”
我说：“没关系的，我认了，这点小伤算个屁。”
她说：“那你小心点，以后估计还有麻烦呢。”
我说：“对啦，我前阵子从你爸爸那里借了《西游记》来看，我现在明白了，要是真的像你说的那样，那肯定就是我上辈子欠你的，这叫业报，三生三世都跑不掉的。要是我投胎做了个猪，你这辈子就是吃猪肉的人，要是我投胎做了菩萨，你这辈子就是把菩萨砸烂的人。跑不了的。”
她在我身后笑着，说：“下这么大的雨，早知道就给你穿件雨衣了。”
后来我问她：“小齐，你有男朋友吗？”
“现在没有。”
“那我们谈恋爱吧。”
“NO。”她说。
头发剪完之后，我默默地站起来，把报纸卷起来扔到垃圾桶里。她拿了一把扫帚，在阳台上刷刷地扫了几下，剩下的碎头发都被扫到楼下去了。我跑到厕所里去照镜子，还真不赖，比理发店里剪得好看，理发店里总是把我的发型剪成平顶四方型，好像我脑袋上套着个盒子，她是按照我的颅骨形状剪出来的，圆圆的，只有一点发根。这种发型很帅气，又像流氓，又像艺术家。尽管我被她拒绝了，但是为了这个发型也值得高兴高兴。于小齐说：“哎呀，你们学校禁止剃这种头吧？”我说无所谓，反正我就要去实习了，他们管不了我。这又要说起我们班主任，他不许男生留长头发，不许剃光头，也不许分头和背头，长发和光头是流氓，分头是色狼，背头是国家领导人，所以都要被禁止。日他大姐。
我走到厨房，在水龙头下面冲洗脑袋，冲了很久，忽然有一种被凉水催眠的感觉，最好就这么一直冲洗下去。
我回到房间里，她已经盘腿坐在床上。我说：“谢谢，剪得好看。”
于小齐说：“不是不喜欢你，你挺好的。”
我说：“没关系，我脑袋不开窍，就算不喜欢也没什么。”
她让我坐下。外面的雨下得白茫茫的一片，间或有闪电和雷声。她坐在床上，那地方有点黑，看不太清她的脸，但她的声音非常清晰。我们沉默了很久，于小齐说：“我以前谈过的男朋友，是你们化工技校的。”
我问：“谁啊？我认得吗？”
“比你高一届。”
“那一届全是流氓，没几个好东西。前年我们跟他们打过一架。”我摸着自己的脑袋，说，“你那个男朋友我肯定认识的。”
于小齐不说话。
我问：“他叫什么名字？”
“我不会告诉你的。”
“那你跟我说这个事干吗？”我说，“你是不是还喜欢着这个人啊？”
“不，我就随口说说，你别再问了。”于小齐从床上跳下来，说：“你想喝莲子羹吗？我给你盛一碗。”
“莲子羹。”
“我妈一到夏天就给我煮莲子羹，说是吃了不容易生青春痘。”
我定定地看着她离开的身影，嘹亮的雨声几乎要盖过她说话的声音。莲子羹这三个字死死地抵住我的思路，让我的脑子一下子堵塞了。忽然有一根小头发落在我眼睛里，我从椅子上站起来，弯下腰揉眼睛。
有一天她对我说：“你看过《梵高书信》吗？”我说没有，我就看过革命烈士书信集，那帮人超级剽悍。于小齐说：“两码事嘛。”说着递给我一本书，我一看，书名叫《亲爱的提奥》。我问她，提奥是何许人也，她说提奥是梵高的弟弟，梵高的信寄给提奥，写了很多，就编成了书。我很失望地说：“我还以为提奥是个女人呢，干吗是‘亲爱的’？”于小齐说：“亲爱的人是不分男女的。”
后来她站了起来，说：“路小路，你挺瘦的。”
我说：“对啊。”
“给我做一次人体模特吧。”
“什么？”
“人体模特，你不是说我没画过裸体吗？”她咬着铅笔说，“画卡通，很重要的一关就是画人体，我对人体姿态不熟悉……”
“现在就画？”
“来吧。”
我慌手慌脚从椅子上站起来，伸手去解裤带，说：“全脱光吗？”于小齐用力摆手：“脱上衣就够了，谁让你脱裤子了！”我说：“上半身你又不是没看见过。”于小齐说：“少贫嘴吧你，脱了，站到窗口去。”
我很沮丧，还以为能脱个全裸，谁知只有半裸，跟乘凉没什么区别。当然，我这也就是说说而已，真要让我脱个精光，我还不干呢。我经常梦见自己光着屁股在大街上跑，周围都是女孩儿，指着我狂笑。这种裸体的尴尬我早就在梦里体会过了，那绝对是个噩梦。
我把衬衫脱了，按照她的吩咐站到窗口，摆了个健美的造型，她立刻笑倒了，说：“不是这样的。”然后走过来，把我身体的角度调整了一下，双臂摆到一个比较放松的位置，脖子扭过去，再扭过去，她说这样可以表现出颈部肌肉的线条，我说我知道的，那个没穿裤子的大卫雕像就是这么扭着脖子瞪着眼睛，手里还拿着石头，好像要跟身边的人打架。于小齐笑得前仰后合，说：“你还知道大卫啊。”显然对我的智商很轻视。
她坐到椅子上，睁着一只眼睛，竖起铅笔对着我比划了一下，说：“身体比例有点不对。”我问她哪里不对，她说我腿有点短，臀部显大，大概是穿着西装短裤的原因。我说：“这条短裤是我爸爸厂里发的，尺码不对。”她说：“索性也脱了。”我说：“脱了里面就剩内裤了。”于小齐说：“为艺术牺牲一把。”我说：“我可就牺牲到内裤为止，再脱我就要喊人了。”她说：“再脱我就喊人，说你耍流氓，你说别人是信你呢还是信我？”
我解开裤带，把西装短裤也脱了，我曾经多次穿着游泳裤在她面前招摇过，所以也无所谓，并不觉得害羞。等我脱了西装短裤，立刻后悔了，因为昨天晚上洗过澡之后，我没找到自己的短裤，顺手把我爸爸的平脚裤抓过来穿上了。这条平脚裤又肥又大，可以直接拉到我奶头下面，而且他妈的是天蓝色的，一点也不性感。于小齐看着我的样子，忽然哈哈大笑起来，说：“你太像蓝精灵了！”
我无地自容。她继续笑，说：“我从小就想养个蓝精灵做宠物。”我心想，操他大爷，难道所有的画家都是这么嘲笑他的人体模特的吗？
那天她给我画了三张速写，其中两张都是穿着短裤的，另外一张是我的背影，见鬼了，短裤没了，而是一个光溜溜的屁股蛋。我夸她有想象力。于小齐说：“画得很差劲，不过我已经竭尽全力了。”我说：“能不能送我一张啊？上次画肖像，你都没给我。”她说：“上次只画了一张，这次有三张，你可以挑一张拿走。”我想了想，拿了一张有短裤的。我的屁股就留给她自己去欣赏吧。
想跟女孩子套近乎，就必须有共同语言，女孩子的兴趣爱好我也要培养起来。这事情说起来就让我头疼，那些画家，那些世界名画，透视笔触色彩光线，根本不是我能搞得清的。后来我做了一次人体模特，总算找到了共同语言，所幸她不是学医的，我也就脱光了展示一下表皮，不至于把五脏六腑都掏出来让她研究。
她对我说：“明天中午我要去解放路，画一块广告牌，我们同学接的活，我负责写美术字。你来看吧。就在波顿商场旁边。”
我说：“好的，我一定来。”
那天我心情特别好，大概穿着内裤和她在一起，也算是拉近了距离吧。回去对杨一说了这件事，杨一疑惑地说：“搞了半天，你就是把自己脱光了？”我说：“没脱光，还穿着内裤的。”杨一说：“你太失败了。”我把那张素描拿给他看，他端详了半天，说：“画得倒是挺像的。”
我懒得跟他讨论，他和我一样，没接触过艺术，看画就知道像不像，看摄影就知道清不清楚，听音乐就知道好不好听，很低级，没什么修养。其实他们重点中学也就这么回事，除了对付那几张考卷，其他方面跟我们化工技校也没什么区别。
我说：“跟你讲这些你也不懂，我要回家去看《亲爱的提奥》了。”杨一问：“是黄书吗？”我听了这话，骂他是个傻逼。到家把素描纸塞进抽屉里，坐在那儿发呆。后来我在抽屉里发现了另一张纸，那是欧阳慧的诗，我从戴中的宣传栏里偷来的。欧阳慧的笔迹，于小齐的笔迹，我看了这张看那张，心里很迷惘。你是怎么从喜欢一个人变成喜欢另一个人的呢？这件事是否就像上学念书一样，读完了这学期，就是下学期。如此简单？还是像一个人死了又投生人间，接受轮回之苦。如此艰难？还是像旅途上经过的车站，所有的车站都要离我而去，除了终点以外。如此惆怅？还是像一幕电影，连终点都没有，只是看到一个又一个的角色在眼前晃动，最后灯光亮起，我一个人回家。如此悲伤？
夜里又下起大雨，很快就停了，雷声在我头顶滚动，我又想起了莲子羹。下半夜我一直醒着，到了早晨才迷迷糊糊睡过去。醒来一看闹钟，已经中午十一点了，我跳进西装短裤里，在冰箱里找到一块其硬如砖的烧饼，啃了一口就发现自己的门牙都快被它撬下来，只好饿着肚子出门去找于小齐。
解放路是戴城唯一可称繁华的街道，在九十年代初，所有的乡下人跑到城里来都要去解放路观光，它的地位就相当于上海的南京路，因此它也有一个很无耻的绰号：小南京路。乡下人搞不清楚，就叫它“解放南京路”。很多年以后，戴城还把运河南岸的一片棉花仓库和破瓦房改造成酒吧区，号称模仿“新天地”，自称“小新天地”，乍一听还以为是蜡笔小新投资的。
解放路上有一些商场，一些布店，还有乱七八糟的社会饭店，这种社会饭店我们都不敢进去，好比曾园家里的鸿运酒楼，我要是跑进去就是霉运当头了。我们去解放路，通常就是吃点冷饮，在新华书店买几盒港台歌星的磁带，要不就是成群结队在街边蹲着，伏击那些过路的女孩。
解放路在白天是步行街，汽车三轮自行车都不能通过，我把自行车停在街口，徒步走进去。八月的大街被太阳照着，黑色的路面明晃晃的，好像一把磨亮的菜刀，街上连人影子都没有，商店里的营业员昏昏欲睡，几家音像店在空无的大街上放着音乐。我很快找到了波顿商场，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洋派，其实跟李察·波顿或者麦克尔·波顿没有任何关系，店里光线很暗，为了省电把所有的电灯都关了，几个吊扇在头顶半死不活地转着，只有脱光了衣服才能感受到一点点风。营业员都是女同志，当然不可能脱光，她们随身带着蒲扇，在柜台里呼啦呼啦地扇着，根本懒得看我一眼。我在商场里转了一圈，一个顾客都没有，更别提于小齐了。
我走出商场，听见她在头顶上喊我：“路小路，路小路。”我抬头，看见她站在一把梯子上，对着我笑。她穿着长袖衬衫，一条长裤大概有十几个裤兜，戴着一顶很破的棒球帽，把头发都夹在耳朵后面，手里拎着一把小刷子，面对着一块广告牌。梯子上还挂着个小油漆桶，乍一看，她就像个油漆工。原来这就是画广告牌啊，我退后几步，看了看牌子上，画着两个穿三点式的女人，这是一个内衣广告。
于小齐说：“帮我扶着梯子！”我用脚蹬住梯子，问她：“你怎么一个人啊？”于小齐说：“他们都回家了，我做最后一道工序，把美术字写好就结束。你来得太晚，我都快写完了。”我说：“干这点活，你能挣多少钱啊？”她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我就写二十个美术字，他们分给我一百块钱，算是照顾我吧。”我说：“热吧？连个树阴都没有。”
“你不懂了吧，广告牌当然不能有树阴啊，不然就全挡住啦。”她用刷子敲敲油漆桶说，“行啦，收工。”说完很麻利地从梯子上爬了下来。我看看上面，一串美术字写着：淑女之选，樱花内衣。
“这什么破广告语啊，谁想出来的？”我说，“难道不是淑女就不戴胸罩了吗？”
“你神经病，”于小齐说：“这是我想出来的！他们想了很多条，人家商场都不满意，后来我想了几条，商场觉得挺好的，就用了一个。要不是这条广告语，哪里轮得到我来画广告牌啊？喂，真的很糟糕吗？”
“嗯，现在看看这个广告语还不错，很有深度。”
“反正只要客户喜欢就好。”她说，“帮我把梯子扛进去吧，劳驾。”
我扛着梯子，她带着我进了商场，从一个楼道下了地下室。里面还挺大的，特别阴凉，我以前从来没去过。她说：“这里是仓库。”
她带着我绕了几个弯，在日光灯幽微的角落里，四周都是破箩筐和烂布头，还有一辆支离破碎的自行车，积着很厚的灰尘。她说：“就放这里吧，商场里的人会来拿的。”说完把油漆桶和刷子一并扔在地上。我放下梯子，沿着地下室走廊兜进去，仅仅是出于好奇。那里面就是仓库了，挂着“闲人止步”的牌子。
于小齐说：“喂，有烟吗？”
“你要抽烟？”
她笑笑，两根手指放在嘴边摆了摆，说：“不要告诉我爸爸。”
我从裤兜里摸出一包牡丹，弹出一根，她很熟练地叼在嘴角，我给她点上火，顺便自己也点上一根烟。我看见墙上写着：仓库重地，严禁烟火。我看见这种招牌基本上无动于衷，反正它也不会爆炸，最多燃烧而已，撒泡尿就可以灭火。
于小齐说：“这儿还挺凉快的。”她一屁股坐在一个纸箱上，脱下帽子，说，“我真累坏了。”
那一瞬间我有点难过，想起莲子羹。好像是她站在深渊前，而我竟先于她走向万劫不复。
我靠着墙，蹲在地上，以便让她可以平视到我。隔着一条过道，我和她对望着，这距离太近，可是幽暗的过道并不是可以轻易穿越的。她把脸深深地埋在手臂交织成的盆地中，两侧的头发缓缓滑落，遮住了脸。香烟在她手指上静静地燃烧，过了一会儿，她侧过脸，看着烟缕说：“你发现没有，香烟点着的时候，烟是蓝色的，如果吸进肺里再吐出来，就是白色的。”
她说：“我把蓝色都留在身体里了。”
我说：“是不是真的很累啊？等会儿我请你吃冷饮。”
她摇摇头，说：“下个礼拜就要开学了，你去哪里？”
我想了想说：“学校会分配实习单位的，肯定是家化工厂喽，去做工人。”
“做工人很苦的。”
“反正就混着吧。”
“你会修仪表？”
“不会，我们学校出来的学生，狗屁不通的，啥都不会修。”
她缓缓地张开嘴，一团烟雾从她嘴里飘出来，像墨汁在水中洇开那样变幻着形状，升过她的脸，在头顶上骤然消散。她说：“我初中毕业以后也去工厂里干过几天，是玩具厂，很苦的。我流水线上做玩具。那种长毛绒的狗熊，特别可爱，抱在脸上很痒的。厂里管得特别严，上班连厕所都不给我去，我他妈差点在车间里出糗，太倒霉了。”
“哎，说脏话，还挺溜的。”
“妈的，”她嗤地笑了，“你说可气吧？几十个人的车间，管得比劳教所还严。有一个四十多岁的阿姨做工头，不许吃东西，不许讲话，上厕所要打报告。车间里连扇窗都没有，早上天色刚亮走进去，夜里下班出来，天都黑了。我干了一个月就不想干了，他们连工资都没结给我。后来我想想啊，还是去美工技校读书吧。我知道这个学校很差，可是总比做工人好。”她仰起头，对着半空中吹出一缕白烟，说：“刚读技校的时候根本不会画画，连线条都画不好，我是走后门进去的，没基础。读了半个学期我才学会画立方体，那时候我每天都在画素描，也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画画。”
“你已经画得挺好了，我穿着短裤，你都能把我屁股画出来。”我恬不知耻地说。
“靠，你这是在表扬我吗？”她说，“我呀，特别喜欢梵高，还有莫奈。起初看见梵高的画，我根本看不懂，他那些星空和麦田，画得好奇怪啊。后来我爸爸说，要眯着眼睛去看星空，死命地看，看得眼泪都出来了，就会有梵高的效果。我照着他说的，果然没错！”
“你爸爸是挺神奇的，有时好像什么都不懂，有时又好像什么都懂。”我说，“我要是这么死命地看着你，看得眼泪出来了，你会不会也变成梵高的作品啊？”
“你真逗！”
她忽然站起来，把棒球帽反戴在头上，问我：“这样好看吗？”
“像个外国小混混。”
“曾园说很帅。”她对着一块积满灰尘的玻璃摆了个造型，双手叉腰，微微昂着头，一脸无所谓的表情。她说：“这么样算是很帅了吧？”
我说：“不能叉腰，叉腰有点不着调。你得学曾园，把大拇指插在裤兜里，最好把肩膀也耸起来。”
她依样做了一遍，看着玻璃中的自己，笑着说：“这倒真的像曾园了。”她把手里的烟蒂扔在地上，踩得扁平，又向我要了一根，斜叼在嘴角说：“这样子是不是很像少女帮？”
“不像不像，倒像个油漆工了。”
“油漆工是这样的。”她把香烟夹在耳朵后面。
“这就更像了。”
她继续看着玻璃中的自己，我也在玻璃中。她说：“你知道吗，我特别羡慕曾园。”
“为什么？”
“嗯，人生观不一样。”
我说：“曾园也就是家里有钱吧，没什么的。”
她说：“不是的，不是钱的问题。我喜欢她那种做错了事情也无所谓的样子。我就不行，我老觉得自己在一条死路上往前跑，要是发现自己错了，那就什么地方都去不了了。”
我说：“那还是因为曾园家里有钱啊。”
于小齐说：“不是的，你不懂。”
那天坐在地下室里，我对她说，我很无知，不知人，不知己，也不知这个世界。这样下去很麻烦，就像一个关在地下室的人，把日光灯误认为是白昼，把日光灯照不到的地方误认为是黑夜，这都不对。黑夜和白昼我都可以忍受，但我无法忍受地下室的光线，那种感觉会使人绝望，一辈子都白活了。
她伸手又要了根烟，坐在纸箱上，说：“跟我一起去上海？”
我想了想说，我没本钱，上海太遥远了，我有个表姐在上海，除此以外就没有任何熟人了。我跑到上海去干吗呢？陪读？我想上海的化工厂肯定不会让我这个不会修仪表的仪表工去上班的。不只是上海，任何地方我都去不了。
我说：“我觉得自己很烂。”
于小齐说：“别这么说，将来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你别搞得这么消沉。”
我点点头，就算是吧，将来有很多机会。再过几天我就要去工厂实习了，哪怕只是为了混一张技校的文凭，我也得在工厂里忍受一年。这他妈的大概也是业报，只是不知道欠了谁的。
我尴尬极了，几分钟之前还在为她难过，现在该轮到为自己难过了。我蹲在那儿猛抽烟，烟灰像断裂的树枝，沉重地掉落在地上，碎成粉末。她还是坐在纸箱上，把棒球帽摘了，用力甩了甩头发，然后她轻轻地把棒球帽扣在我头上。我没动。整个地下室里就听见我们此起彼伏的吸烟吐烟声。
后来有个人从仓库里面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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