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５１
　　苏玮从美国来信，告诉苏眉她正在边工作、边读书，收入不错。和尼尔暂时住在公公家一幢别墅里，房租不必拿，星期日到园子里拔拔草还能从公公手里挣出吃冰淇淋的钱。家里有个长长的车道，尼尔教她开车，已经拿到驾驶执照。也玩，到美国人的行列里去玩。坐上筏子漂白河，她勇敢地漂过了最险的五级浪区“甜蜜的浪呀”“他妈的大石头”。鬼节时参加化装舞会，她把自己化装成葡萄干，尼尔则化装成半裸体的里根。还有人把自己化装成厕所，屁股上挂一卷卫生纸。美国式的玩，苏眉想。可她怎么也想不出葡萄干怎么化。
　　苏玮所学的专业却不时更换。上封信说正读“大众传播”，下封信却变成“比较文学”；这封信是“国际贸易”，那封信又变成了“饭店管理”。这是苏玮，苏眉想。又在七折腾八折腾。折腾着，得到了，却又有点不如愿，还有点患得患失。
　　苏玮每次在信中先是一阵兴奋，然后就对美国节奏流露出一些不习惯。说有时她真想懒散一下，有时很想喝一碗爸做的粉丝白菜汤，有时很想睡个午觉，哪怕到响勺胡同去睡也行，“要是你再把我搂到沙发上睡，我一定不再‘咕容’。”
　　这使苏眉想起她们在响勺的日子，想起她们那天早晨逃出北京的狼狈情景。赶汽车时苏玮追不上苏眉，那是因为她穿着挤脚的花布鞋，脚面被鞋挤得鼓出老高，像个小肉包子。那时苏眉却在前边一味地呵斥她。可是，假如没有这个鼓着脚面的家伙那如此坚决的大哭，也许她们还得回响勺胡同。世间的事都是这么偶然又这么必然，如同她们当时只有共同的狼狈和从这狼狈中获得的共同亲密。谁也不去想将来会怎样：能不能逃离北京，会不会长大。
　　但是偶然的，她们都长大成人了；必然的，她们都结婚了。像许多婚后的姐妹一样，她们彼此还偶然地生出些小挑剔——必然。
　　苏玮说：“我觉得你结婚以后跟以前不大一样了。”
　　苏眉说：“怎么，你感到什么了？”
　　苏玮说：“一时也说不具体，反正和从前有点儿区别。”
　　苏眉对苏玮这小挑剔并不去用心。不大一样了，是不大一样了。也许苏玮是指苏眉本人，也许是指她们之间。究竟是苏眉本人的什么，她们之间的哪方面，这又何必深究？反正是结婚了，反正不是姐儿俩相依为命的时候了。要是再去来个相依为命，肯定谁也受不了谁。
　　苏眉不是也一样地说苏玮吗。
　　苏眉说：“小玮，我觉得你结婚以后跟从前不大一样了。”
　　苏玮说：“怎么，你感到什么了？”
　　苏眉说：“一时也说不具体，反正和从前有点儿区别。”
　　苏眉不是有意用苏玮的话去还击苏玮，因为这是她们的同感，无须探讨，也不是唇枪舌剑，只是同感。
　　但苏眉对苏玮的“不大一样”毕竟有几分具体，比如她曾毫不掩饰地问苏玮：“中国这么大，中国人这么多，你为什么单找尼尔做丈夫？”她送苏玮去机场那天坐在“雪铁龙”里也想过这件事，她看着尼尔的后脑勺：这个小美国佬。也许她在童年听的看的关于美国人——不，美国鬼子的事太多了，朝鲜、越南什么的。她小时候在响勺胡同看过一本叫《南方来信》的书，当时美国正和越南打仗，在那本书里单是美国兵对越南妇女的蹂躏就令人发指。有时在一个瞬间她总把尼尔错看成书中画的那种美国兵，穿着大皮鞋，嘴里嚼着口香糖，喊着“哈罗”“ＯＫ”。
　　苏眉现在对苏玮结婚的非议远远不再是这些，那些年代的国际事端在她们这代人的头脑里毕竟是淡漠的。尼尔还是尼尔，尼尔还是个连苏眉也觉得他单纯可爱的“小美国佬”。她有时恨他是美国人恨苏玮跟美国人走，也许是因为美国太远，远在地球另一面。这使得苏眉常常计算北京和纽约的时差，计算着当她做午饭时苏玮正在睡觉；而当她午夜躺下时苏玮却正吃午饭。这仿佛是苏玮成心跟她在时间上作对，于是一切还是因了苏玮的离去还是因了那个小美国佬，他们一块儿成心和她作对。
　　这一切还不是她们共同觉出的那个“不大一样”，有了不大一样才会不大一样，不大一样倒成了她们共有的先入为主。
　　比如苏玮常常为了苏眉事业上那过分的兢兢业业、艺术观点上那份难能的不偏不倚给她下不来台。
　　苏玮说：“我对艺术一窍不通，这辈子也甭想让我再跟艺术结下什么缘。可是我用一个普通观众的眼光看你，我总觉得你的作品……”
　　苏眉说：“你说吧，我不在乎。”
　　苏玮说：“你的作品少点看头，也可以说成没看头儿。”
　　苏眉说：“你不愧是我妹妹，你不愧是苏玮。”
　　苏玮说：“你是不是嫌我太直截了当，伤害了你的……积极性，创作的积极性。”
　　苏眉说：“我正需要点儿伤害，你没见我听的净是不伤害。”
　　苏玮说：“你是说评论界？”
　　苏眉说：“评论界、观众……领导，都有。”
　　苏玮说：“观众可不包括我吧？”
　　苏眉说：“不包括你。”
　　苏玮说：“这还差不多。”
　　苏眉说：“说真的，你最喜欢什么样的艺术？”
　　苏玮说：“要么就让人一目了然，要么干脆就让人什么也看不懂。”
　　苏眉说：“哪个画家不这么想？”
　　苏玮说：“那你为什么不这么做？”
　　苏眉说：“……”
　　苏玮说：“还有你那题材，怎么老是伯乐相马？如今全中国只剩下伯乐和马了，好像能认出马的好坏只有个伯乐。‘的卢’‘赤兔’还有草原的‘高血马’伯乐认过吗？”
　　苏眉说：“这么说你还看过《三国》？”
　　苏玮说：“译过，助理。”
　　苏眉说：“你还去过草原？”
　　苏玮说：“倒是去过。为什么你们——我说的是你们，不好好想想：现在没人非让你戴红袖箍不可，干吗大家还非得争着抢着戴？”
　　苏眉对苏玮的侃侃而谈不是无言以对，她是不愿和苏玮把这种有关艺术的谈话继续下去。这原本是个不费劲就能回答得很圆满的问题，却又是个谁都说不清的问题。从别林斯基到尼采，从八大山人到毕加索，谁都想说清谁都说得明白得不能再明白，然而还是一笔糊涂账。现在一个刚进入艺术界的提不起来的美其名为专业画家的苏眉又怎么能说得清？你不是个光唱戏不下海的票友，你不是留着长发光着膀子坐在展览馆门口骂大街的业余画家，你是个“搞专业”的，你要搞就得先站住。要站得住，你不考虑四面八方谁替你考虑？艺术上的海阔天空并不难。她一个同班好友说：“苏眉，我他妈什么都画不像，才想起干脆就不让他像。”后来她便往画布上泼颜色粘布条，后来连用过的卫生纸也往上粘。谁知她的周围却出现了一批狂热的崇拜者，苏眉周围当时倒冷冷清清。
　　苏眉的不冷清是她毕业之后的事，毕业、工作便是向社会的亮相。她要考虑四面八方上下左右，她既不愿让人说这个年轻画家老气横秋循规蹈矩，也不愿让人把她形容成疯疯癫癫的梦呓者。同行们说她：“行，又新又能接受。”说内行点是有现代意识又注重传统，说“专业”点是放得开而又有基本功。苏眉要的就是这“又新又能接受”，她站住了。
　　站住了，是苏眉的一个公开，又是一个内心的秘密。她没有暴露给苏玮，但她自信这已经用不着暴露。她那站住的本身就已经是对苏玮明白的告诉。
　　苏玮不去明明白白，苏眉是姐姐。妹妹在姐姐面前，弟弟在哥哥面前，还是讲点分寸为好。尽管苏玮在苏眉跟前侃侃而谈、毫无顾忌，但她毕竟还是做了保留，虽然这保留不是她本来的意愿。
　　这就是目前存在于她们之间的那点“不大一样”吧。
　　苏眉每次给苏玮回信都直截了当地告诉她，对专业不要总是换来换去，就算世界上有许多适合你学的专业，但你还是应该认准一门儿别左顾右盼，你已经不小了。
　　苏眉对苏玮的劝告虽不是侃侃而谈，但也是为了自己那早已站住和苏玮的应该早站住的一点点言不由衷吧。
　　苏眉在北京画舫斋的个人画展要开幕了，她正式请了苏玮和尼尔。为了这次出省进画舫斋，苏眉很费了些精神。年轻画家都看重这种“个展”，虽然为这个画展她也托同学找关系，坐着出租像当年司猗纹一样（就差洋车了）在北京跑四城，跑比画耗费了她更大的精力，但是她跑成了。那地点虽不是金碧辉煌的美术馆，可也不是陶然亭、紫竹院一般的“野台子”。没有一个画界人士不把画舫斋看做是仅次于美术馆的。
　　尼尔兴高采烈接受了苏眉的邀请，但苏玮正头疼。这使得苏眉有几分尴尬，使她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对苏玮说：“我求求你去吧，这次没有‘伯乐’。”
　　苏眉的“求”打动了苏玮。苏玮真在头疼。
　　苏眉恨苏玮的头疼，她又爱她头疼着还要去看画展。
　　苏玮恨苏眉——她头疼着她还在逼她，她又爱她的“求”她。没有比这爱再坦荡的爱了，一个画家为什么要去求一个观众呢？
　　画展上没有“伯乐”（并且以后在苏眉的艺术生涯中再也没有出现过伯乐），甚至有几幅苏眉不擅长的题材还引起了苏玮一点兴趣，她当着观众当着作者本人夸了它们。尼尔为这画、这夸所打动，他指着一张跟苏眉开着玩笑：“这张，我要订下它们。姐姐，你打算要多少钱？”
　　苏眉先纠正了他的语病说：“是它，不是它们。”
　　“对，是它。”尼尔说。
　　苏眉说：“你出二百万美元，我再考虑一下好吗？”
　　尼尔说：“二百万，不太少吗？我准备用五百万。”
　　苏玮说：“好啦好啦，快看吧，留着你那五百万美元去吃生煎包子吧。”
　　苏玮对苏眉的当众赞赏和尼尔的“五百万美元”，终于给了苏眉极好的心情。她觉得天下理解她的还是妹妹，就因为她能不折不扣地腻歪她的“伯乐”，就因为她能不折不扣地当众赞赏她那没有伯乐的新作（伯乐倒像是苏玮）。
　　就因为她能在信上直截了当劝告苏玮在事业上不要左顾右盼，就因为在下封信里苏玮又换了专业。
　　从画舫斋出来，他们三人还是到一家小铺去吃生煎包子了。
　　苏眉记得那天包子铺里人很多，她排队等买牌儿，苏玮等座位。尼尔因了刚才的画展还在兴奋不已，他一会儿挤到苏眉跟前要掏钱请客，一会儿又挤到苏玮跟前用英语和她说着什么。后来他又挤过来要求替苏眉排队，苏眉说“留着你那五百万吧”。尼尔懂了，摊了一下胳膊，把钱包装进衣袋。
　　包子买到了，却没等到座位。三人站在角落里端着盘子吃，人来人往挤得他们东倒西歪，但他们吃得都很高兴。尼尔的高个子大鼻子在人堆里十分显眼，他吃得最香。后来苏眉刚咬开一个包子便张口结舌地显出愕然。苏玮问苏眉包子馅儿里有什么，苏眉不说，想悄悄扔掉，苏玮却要过来，发现包子里的问题。尼尔也弯下脖子凑上来，对包子馅儿进行研究。他劈手从苏眉手中夺过那有问题的包子，挤到柜台前找经理。“经理！经理！”尼尔以按捺不住的激动喊着，嘈杂的人声因这洋鬼子的呼喊顿时静了下来，人们不知道他要找经理干什么。一个秃顶的中年人走近尼尔（大概是经理），毕恭毕敬地问他出了什么事。尼尔把那个咬开的包子举到中年人眼前说：“这个包子有问题。”经理问他有什么问题，并说我们欢迎顾客指出，更欢迎外国朋友提出。尼尔说：“好吧，现在我给你指出，这个包子里有一根xx巴上的头发！”
　　小铺里的人们愣了一会儿才不约而同地发出经久不息的哄笑，意外而又开怀。秃顶的经理也大笑起来。人们没有料到这洋人还会讲中国人的粗话，可那里分明有一根……
　　尼尔恼怒地问经理怎么办，经理掩住笑，接过包子回厨房为尼尔换了一个，用只小碟托着递给尼尔。尼尔接过包子，认真举着挤过人群，认真地将新包子交给苏眉。他成了一个被人围观的稀罕，他的行为却又激怒了苏玮。她夺过那包子把它扔在桌上，将尼尔推出包子铺。苏眉跟出来，她无法形容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大概叫沮丧吧。
　　一路上苏玮用英文跟尼尔吵，大概是骂尼尔的多事和当众出丑。尼尔却不向她道歉，还挽住苏眉的胳膊说：“一个中国艺术家为什么要吃带xx巴的头发的东西？她是艺术家。”他说得认真严肃，那是任何人都无法反驳的严肃认真。苏眉很为尼尔的见义勇为而感动，她相信汉语的脏话和不脏的话在尼尔脑子里实在还没形成一个概念一种习惯。刚才他怎么形容才对？怎样用文明语言来形容这脏东西？苏眉也不知道。然而苏玮还在跟尼尔赌气，尼尔终于知道自己出了丑。他追上苏玮问她应该怎么说。怎么说，苏玮怎么会知道，她只“破怒为笑”地说尼尔“傻帽儿”。“傻帽儿”尼尔的脸不红，还是一副坦然相儿。
　　苏眉想，尼尔是多么爱苏玮，而苏玮也希望让苏眉看到她对尼尔的管束能力——别看他是个老外。这种时候往往是苏眉欣赏苏玮的时候，一种带有多种滋味的欣赏。她欣赏她是个能干的家伙，管束着尼尔就像管束着人生。然而这种时候也往往是苏眉惆怅的时候，她日益体味到在苏玮的日子里苏眉的时代结束了，从今往后苏玮的一切宏伟一切琐碎、一切欢乐一切恼怒都将与前面那个洋人尼尔息息相关了。现在她半是故意半是认真地挤在他们两人中间就显得有点多余，虽然此刻她是画家她是他们的东道主，尼尔为她卖了命出了丑，但她那一丝丝惆怅还是难以消失。她更多地回想着那个穿着小花布鞋大哭着往汽车里钻的小玮，这回想才能使她的惆怅一扫而光。
　　她相信她们的确有过不能与人同享的幸福，她们“卖货”、倒屎、逃出北京……那么她们曾经息息相通，永远的息息相通。只有温馨的回忆才是一切的尖刻、争论、挑剔、嫉妒乃至一切的不悦所不能抵消的。
　　有一次苏眉接到苏玮一封信，晚上就梦见苏玮。她梦见苏玮在异国一片苹果园里顶着太阳艰辛地劳动着，她头戴草帽脸前垂挂着半透明的白色网罩，手持一只长把儿羽扇在奋力轰赶营营飞叫的害虫。害虫很密集，她的轰赶显得吃力而无效。苏眉不愿看见眼前的苏玮，便躲在树后望着她。苏玮因为没看见苏眉，劳动得很认真很专注。苏眉却觉得这是为了生存的劳作，一种隐藏起全部委屈为了生存的劳作。她哭了她哭醒了，身边的丈夫问她是不是做了噩梦，她不告诉他，她不屑于告诉他。她伤心地继续大哭，一如当年在北京为小玮的那些伤心。她哭着庆幸着，庆幸时光并没有冲淡她和苏玮的爱。爱着就幸福着，这是一种疼痛的幸福，一种并不企望回报的幸福。
　　她想起苏玮去美国之前告诉过她，“因为我爱你所以必须远离你”。一切仿佛是偶然又是必然，假如苏玮不认识尼尔呢她又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忍受和分享互相的存在？
　　苏玮曾经把自己考入北京读书又留在北京工作叫做逃出北京又打回了北京。“你呢，跟我一样。”她对苏眉说，“叫人不能不信命。”
　　当时苏眉也在北京，是美院的进修生。
　　她们必然要谈论响勺胡同的，有一次甚至说到该不该去响勺胡同看看。
　　“你想去？”苏玮问。
　　“一千年也不想。”
　　“我是一万年。”
　　“要是去一趟又怎么样？”
　　“你是真想去还是说着玩儿？”
　　“说说而已。”
　　“那倒不坏。”
　　“倒也不坏。叫婆婆看看你，你可不知道她现在看我的那份眼神儿。”
　　“你去过了？”苏玮惊异起来。
　　“我是去过了，也不知为什么……”
　　“你穷喊什么一千年，谁知你是怎么回事。”
　　苏玮没跟苏眉吵，只显出些一万年也料想不到的惊异，倒让苏眉更加无地自容。但这无地自容是苏眉预料之中的，既然她去过，既然她又不能瞒她。至于她为什么单独地、自顾自地去响勺，还跟苏玮说着“一千年”，她自己一万年也说不清。或许她还记得那个清明她为她的化妆？她又记起了她克服过又恢复过的那种种的“像”。谁让她像呢。
　　你去过了就再去一趟吧，我可是说一万年就一万年。苏玮把信封和两百元兑换券偷偷塞进苏眉的手包时肯定是这么想的。苏眉坚信不疑。她想，与其说那是苏玮的一份良心，不如说那是她对一桩事情的了结。那的确是一种了结，苏眉怎么也不会忘记，当她把钱送到司猗纹枕边时司猗纹脸上那种诚惶诚恐。那是一种明悉这了结之后的诚惶诚恐。
　　５２
　　响勺胡同还叫响勺胡同，没有被改成“延安”、“瑞金”，像是死里逃生。
　　没有改过去也就用不着再改回来。
　　也许当年人们没有看出响勺有什么“封、资、修”的意味。它不是“吉祥”也不是“福寿”，响勺就是响勺，社会不管新旧，人都得用勺，勺都得响。
　　眉眉逃离的是响勺，重返的也是响勺。
　　过去竹西作为庄坦的妻子住响勺，现在竹西作为大旗的妻子也住响勺。
　　竹西和大旗结婚了。
　　过去司猗纹为响勺唱“阿庆嫂”，如今司猗纹为响勺唱过“大快人心事”。虽然常香玉这个专为揪出那四个人而编的豫剧段子被司猗纹唱得不伦不类，她还是唱了。她总觉得这不伦不类是因为这唱里总有点唱竹西和大旗的意思，虽然他俩的结合已经很有些时候。
　　谁也没弄清竹西为什么和大旗结婚。胡同里许多人说结婚是这一男一女走投无路的将计就计，这是一不做二不休。人们议论。罗大妈为这件事目瞪口呆地去竹西医院告状，可她终未摧毁这一既成事实的事实：司猗纹的儿媳成了她的儿媳。由此她还想到司猗纹儿媳的肚子里还得怀上她罗大妈的孙子，北屋和南屋从此就被宋竹西这么个女人捏合成一种说不清道不白的新关系。这是他妈的哪儿跟哪儿呀罗大妈憋闷得想破口大骂，骂什么？这次她怎么也打点不准句子。骂老还是骂少？骂司猗纹怂恿儿媳攀了高枝儿，还是骂宋竹西屁股蛋子上肉多？罗大妈扫着竹西浑圆的臀，不再暗自叨念大旗仁义，大旗听话，现在大旗只剩下了理想色彩——可不是理想吗？多么理想的一个屁股，生是让那个理想给勾去了魂儿。
　　她把大旗轰出了家门。
　　大旗好轰，一轰就走。竹西也不用她轰，早愿意离开响勺。就是南屋她轰不走，轰不走就得在这个空前绝后的、今生来世少见的新关系下相处。谁轰谁？没准儿南屋还要轰她呢。
　　司猗纹显不出不自然，她看竹西和大旗的结合绝不是无可奈何的将计就计。她觉得竹西是故意，故意结一个给你们看。你们都目瞪口呆了，还议论吗？就像有句话叫“穷则思变”。竹西当然不穷，或许还有点富。不然为什么罗大妈看她臀部格外浑圆？一句话，司猗纹对竹西的婚事不愿多想。寡妇再嫁没什么稀罕，在他俩的关系中她不是还起了几分意想不到的作用吗？司猗纹只为死去的儿子庄坦感到几分哀伤，这像是竹西联合起大旗对他们娘儿俩的欺负。可谁让她派眉眉回来“侦破”呢？
　　事情破了。
　　事情成了。
　　这时司猗纹又忘了他俩合伙对她的欺负，却像是她欺负了他们。
　　只有当司猗纹看见罗大妈那撇着的嘴更撇，才想起用谁赔谁赚来形容庄、罗两家更贴切。司猗纹还是觉得赚的是庄家，赔的是罗家。这倒是和罗大妈的看法不谋而合：院里这桩事怎么也不是庄家大姑娘嫁了罗家老鳏夫，而是庄家的寡妇嫁了罗家的小伙子。
　　但是赔了的罗大妈还得请赚了的司猗纹去街道学习、开会。现时司猗纹再去，得看有没有工夫。她想，唱“大快人心事”那是自得其乐，再也谈不上给响勺争光。大快人心事那是全响勺胡同的人心大快。德国老太太不也开始收到德国亲眷汇来的西德马克吗？她又开始用这马克挑房顶子扣新瓦，拆旧地板换新地板。
　　达先生那颗“污点”倒仿佛成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纪录（只可惜那污点小了点，再大点呢……），他还被选为区政协委员，区政协的所在地就是坐落在“勺头”的从前司家那个大宅院里。虽然那宅院不再和司猗纹有关，可她住过，熟悉。
　　达先生的外孙女马小思也出息成了电视台的导演，还嫁给了一个叫小华的很有来头的小伙子。有时一辆锃明瓦亮的小轿车专接达先生去电影资料馆看内部电影，你弄不清那轿车是马小思公公的还是马小思从电视台弄的，导演们都会“弄”。
　　你不能说大快人心事就不包括罗家，罗家也自有罗家的人心大快。罗大爷、大旗、二旗虽依然如故、平平常常，大旗因了竹西的大肚子，生活上或许还会出现点暂时的吃紧，可三旗却成了燕京饭店客房部的“博依”。“博依”虽然就是服务员，可那是燕京饭店，光是洋人落在房间里的洋烟、洋酒、洋化妆品就足以为人艳羡。连罗大妈用那东西也大手大脚起来，一次她竟把定型发雾误认作花露水挤了一脖子，落了一脖子“黏”。据行家分析，那成分主要是松香。
　　当然，这些人心大快都是司猗纹那“唱”的捎带脚儿。最使她大快的，还是她收回了她那带廊子的、有着花隔扇的、进门得上五层台阶的大北房。虽然罗家一时还搬不出去，但大北屋她是收回了，每月罗家交给司猗纹的房租就是证明。
　　交、收房租也成了北屋和南屋一个新节目——一个最具时代特征的新节目。
　　为了迎接这每月十元的房租，司猗纹总要表现出点“派”。她没有忘记罗大妈那次拒她和达先生上台阶、还拿小石头子往他们脚上扔的事，现在司猗纹用不着再拿扔小石头子的办法来对付罗大妈，用不着。她对待她要显出点风度显出点教养显出点“派”；往人脚上扔小石头子儿，那本身就是低下。
　　每逢罗大妈来交房租，司猗纹便摆出羊皮匣子列出英、法化妆品。也不必再穷穷气气地煨什么小枣，炖锅银耳、煮几颗桂圆，这才是一个正大光明的债主的风度、风韵、风采、风范。
　　罗大妈来了。罗大妈在这个节目里也自有罗大妈的安排和铺陈。她从来不给司猗纹大面额的钞票，从来不给司猗纹一张“大团结”，她从来只给她一大卷儿零零碎碎的毛票和钢钅崩儿。那些毛票油脂麻花模模糊糊，钢钅崩儿也黑咕隆咚，叫人一看便知这是特意挑选、精心组织。罗大妈走进南屋把手中的东西往司猗纹眼前一摁，一堆破搌布样的东西便摊在两个女人中间。
　　司猗纹不瞧那堆东西，还在细吃她的蛋白煮桂圆。她希望罗大妈多坐会儿看她怎么吃，再腾出眼神儿多看几眼她的梳妆台。
　　罗大妈不四处乱看，心想你碗里不过还是我上次见过的那几颗“黑枣”（比黑枣大点儿也有限），那东西再有营养莫非还能代替五谷杂粮？还有你梳妆台上那点老玩意儿，指不定是几百年前的。有工夫到俺们屋看看，虽然是三旗捡的，可也是捡外国人的，也够你看一阵子。我是不会形容，不然用外国话给你说俩名儿，你还不蒙了。
　　“就您一个人在家？”
　　“啊，可不，宝妹还没放学。”明知故问，司猗纹想。
　　“多闷得慌呢，叫我我就受不了。”
　　“我倒没有您那种感觉。”司猗纹说，“一种幸福的孤独。”
　　“‘咕容’着就好受呀？‘咕容’是说一个人待着不是？”电影电视罗大妈也没少看，嗯，有这么句话。她想。“我看也是，一个人省心。想想那些个年，这屋里大大小小仨孩子，可真够您受的。好在孩子们都大啦，听说眉眉和小玮那姐儿俩出息得都不赖哩。”
　　“全在小时候打下的基础。”司猗纹说，“您记得那会儿外头那么乱，我就叫眉眉在家画画儿。”
　　“要不说也够您受的。操心呗。”
　　“家庭熏陶。”
　　“准是。这阵儿眉眉准也挺忙？”
　　“忙。”
　　“还常来信？”
　　“常来。”
　　“自打那年以后，我还没见过这孩子。这回还不来看看您。都到北京啦。”
　　“谁？”
　　“眉眉。”
　　“眉眉？来不了。庄晨前几天来信说她在广州呢。”司猗纹早已放下她的桂圆碗。
　　“哟，我当您早知道了呢。昨天我们大旗在画舫斋看见她啦，人家还叫大旗进去看画，大旗没去。敢情您不知道哇？您看这事儿。钱对不对，您数好喽。”罗大妈轻描淡写又将话题转到了房租上，抬起稍显沉重的身子出了南屋。
　　对于罗大妈带来的消息，司猗纹没有当着罗大妈表现什么（只下意识地放下了手中的碗），但眉眉和画舫斋到底打乱了她的一切计划。慌乱之中她忘记给罗大妈开收据。
　　她想，那不是真的。
　　她想，那是真的。
　　５３
　　竹西和大旗又搬回响勺胡同搬进了司猗纹的西屋。他们把西屋隔成两间，比大旗厂里那个与人合住的单元宽敞多了，方便多了。
　　如果说当年他们是被轰出响勺胡同，那么如今的归来便是凯旋了。他们生出了儿子，儿子名叫欢子，看见孩子便使人想到孩子父母身体的优良。
　　欢子的出现使罗大妈迅速忘记了过去，谁赔？谁赚？孙子可是罗家的——长孙。三旗眼光更远大，他亲热地叫竹西“大嫂”，影响得二旗也直叫大嫂。他们叫着品味着竹西在他们生活里的分量，品味着一个“知识界”一个海外有亲眷关系的女人的分量。他们开始觉得，大旗和竹西的结合就像是罗家全家的眼光。他们总仿佛看见远处已有什么东西（当然是好东西）在等待着他们全家，那东西不十分地清楚也不十分地模糊。
　　罗大妈不再摆弄袼褙、剪刀，她坐在廊上把欢子笼络在怀里，手中拿着“魔方”“魔棍”和欢子一起研讨。
　　竹西冷静地领受着这一切。重返这院就是重返这院，她既不感谢司猗纹为她提供的西屋，也不对罗家表现出她就是罗家的人。在医院她是大夫，回到这院里她是宝妹和欢子的母亲，大旗的妻子。至于司猗纹，她和她是同院儿。从前当她和大旗那件事“破了”“成了”的时候，她没有忘记人们射在她身上的那鄙夷的眼光。当她怀着欢子回响勺胡同看宝妹时，胡同里那些眼光更是不加掩饰地射在她的大肚子上。司猗纹、罗大妈、全胡同……都一样。她无视那些眼光，甚至略微夸张地晃荡着她的大肚子，在当院给宝妹一洗就是一大盆衣服。现在一切更用不着了，她没有大肚子可看了，在这院里她又还成了原样。腰粗了点，做一阵健美操还能做回去。
　　北屋愿意抱着欢子高兴就自管高兴，欢子就是个高兴。南屋对欢子没有高兴倒也合理，欢子和南屋有什么关系？
　　竹西在西屋住下了。对于西屋，竹西没觉出它有什么可爱，有什么温暖；也没觉出有什么不可爱不温暖。西屋住过姑爸，竹西常觉得那像是上个世纪的事。姑爸下体里的东西和凝固在姑爸下体里的血就像是她在什么地方见过的文物。但她永远也忘不了西屋还住过一个人，那人不是生活在上个世纪，他和她同代。为了同代的这个记忆，她甚至每天都甘心情愿由眉眉带领着去做早请示。即使他不到场他也是一个存在，是这间西屋的一个存在。遗憾的是他两次住响勺，她都没有进过他的屋子，桌子、床摆在哪儿她一无所知。她只记得他对她有一种视而不见的眼光，但她又觉得他分明是注意她的，并且一定注意得很具体。这具体才引来了她每天早晨站在枣树下的那个用不着盼望的盼望。
　　她还记得他抽烟很凶，她从他跟前一过一股烟味便向她扑来。她有点愿意闻，虽然她绝不是有意要闻。打扫西屋时她曾经发现屋角有两个蒙着灰尘的烟头，她捡起来闻闻，烟头已不是她闻过的那种气味，是一种霉气。她还是把它们装进一只信封，把信封放在抽屉的里侧。她忽然觉得她应该否定她对这间屋子的感觉，原来这是一间十分亲切的屋子，这屋子的亲切不仅融洽了她和大旗之间那渐渐失去弹性的感情，还使她生出一种莫名的预感：她觉得她的道路原本还是那么长久，她很难预料在这长久的路上还会发生什么。
　　这个难以预料的激情鼓荡着她，使她对大旗的爱抚又变得主动起来。生下欢子后她对他被动过，平淡过。大旗是无法猜透她的，正如当年庄坦从来就没有猜透过她。大旗甚至从没有跟她展开过一个柴米油盐之外的话题，他本能地感觉到他和她之间不适于展开超越那些之外的话题，这本能的感觉使他无法获得在他的年纪应该拥有的那一份放松。他们平静地生活在一个层次上，共同守护着那一份平静，那像是竹西为了平静给大旗规定下的平静。
　　有一天，竹西在属于她的手术单上看见一个名叫叶龙北的人，他来他们医院做阑尾切除手术。竹西找到了他的病房，他们彼此认了出来，她想起她抽屉里装的烟头就是他吸过的。她很镇静地望着眼前这位等着做阑尾手术的病人，像所有的医生对待病人一样的镇静。
　　你看病，我看病。
　　她平平常常地询问了叶龙北的病情，连病情之外的“您还好吗”都没问。
　　他是她的病人，手术时竹西却推托有事，把手术让给了别人。她不愿意给叶龙北割阑尾，想到术前准备她尤其觉得难堪——一个她从未有过的难堪。
　　手术之后她去病房看叶龙北。叶龙北恢复得很快，那些年在虽城乡下的生活反而把他的体魄锻炼得强健起来，他有点不像“安徒生”了。竹西注意到他的黑发不是染出来的，他的腹肌仍旧明确、结实，而许多他那个年纪的男人已经长出了“啤酒肚”。他们随便走出病房，随便走上门外的大阳台，像两个老邻居那样聊了起来。
　　他们忘记在响勺胡同他们从来没有说过话，然而他们的聊又证明他们是了解的，这了解甚至细致入微。竹西问了他离开响勺后的一切一切，叶龙北叙述得详尽情愿。他把他在虽城乡下的一切描述得是一片欢乐，虽然在竹西听来，那里的一切都难以忍受。但叶龙北还是自己说自己的，他不照顾竹西的感觉，一阵阵自问自答。他问：“你知道天下什么味儿最使人陶醉？”他答：“是新粮食、新粪。你怎么也想不到。谁不懂这种味谁就不知道什么叫返璞归真。人们都想来点返璞归真，穿条石磨蓝牛仔裤，跳跳黑人跳的迪斯科，外国人到裸体浴场去洗个一丝不挂的裸体澡——都以为这就是返璞归真，扯淡。”
　　竹西只是听，叶龙北只是自问自答，竹西的一切他什么也不过问。
　　后来叶龙北掏出烟抽起来。竹西本想说最使她陶醉的是这烟味儿，而不是新粮食新粪，但她还是劝他少抽烟。这像是没话找话，又像是一个语重心长。
　　后来叶龙北告诉竹西，他用补发的工资在他劳改过的村子里盖了房，打算在那里住一辈子。他的设计采用了许多现代建筑的形式，房子盖在村口一个半山坡上，就像一座白色的小别墅，房间里还装了吸顶灯。他的房子起初在村里惹起了麻烦，那鹤立鸡群的样式、颜色乃至吸顶灯都使村民们整天当稀罕看，窗上那过大的玻璃也经常被孩子们打碎。可是几年之后村里的年轻人结婚盖房时都来参观他的吸顶灯了，有人还开始模仿他的设计。当然，他们不可能把房子盖成，盖着盖着半途而废。“为什么？”叶龙北问。“因为他们需要平顶，因为房顶要晒粮食。我那房顶不是平顶。”叶龙北答。
　　他说谁知他又被调了回来。现在他就盼退休，退休后他还要回到他的别墅去，为了他的别墅也要提前退休。
　　竹西说他离退休年龄还很远，她注意到他病历卡上标明的年龄才五十岁。他便从五十岁岔开话题说下去，说他年龄不老资历老，命运使他占了两个好形容词：知识分子、老革命。他原是志愿军，从朝鲜战场回国又进了大学。在志愿军宣传队里他什么都干过，编、导、演，画、写、唱。然后他又接着说他的别墅，他说他是决心要回到他那别墅的，他说：“人得脱俗。”他的精神决不被他的灵魂所欺骗，对灵魂这个东西要时刻提高警惕。现在他为什么扔下他的别墅到这个人的旋涡里来跑、来挤、来排队等着割阑尾，就是因为受了灵魂的骗。可最后他却说，城市还是必不可少的，要支撑住一个城市还得需要各式各样的灵魂，包括他的灵魂。“没有我的灵魂，城市还叫城市吗？”他问竹西。
　　竹西不答，她笑。笑着，一种莫须有的冲动在她灵魂深处勃然而起，就为了这个身着蓝白条病号服的、语言稍带狂妄和混乱、或者还有点不能自圆其说的男人。人还是应该有自己的一份不能自圆其说吧？她自己又有多少能自圆其说呢。
　　她的灵魂不是也常常欺骗她的精神吗？这城市不是也不能少了她的灵魂吗？她又为什么去挑剔他的不能自圆其说呢？
　　就因了她的不能自圆其说，分手时她才告诉他，现在西屋的主人是她。这个消息使叶龙北哑然失笑，那笑在脸上一闪即逝。
　　后来一个十七八岁农村模样的女孩子来给叶龙北送饭，叶龙北只对竹西介绍说，她叫玉秀。竹西猜这大概是叶龙北请的小保姆。因为叶龙北仍旧是单身。
　　叶龙北没有向竹西解释玉秀的身份，他接过饭准备吃。病人吃饭总该是大夫告辞的时候，临走她对他说，有什么事情可以让值班护士去叫她。然后她随意地问了叶龙北的住址，叶龙北只说住甘家口。
　　下班了，竹西骑车出了医院，很快就汇入街上的人流。她仿佛第一次失掉了她那骑慢车的愿望，她卷在人流里猛蹬，她的想象也单纯多了，什么树叶、商店、洗澡水……她只默念着一句话：新粮食新粪。也许就是为了这个莫名其妙的新粮食新粪，她不打算立刻回到响勺胡同，路过月坛公园时她下车买了一张公园的门票。
　　华灯初上，人并不多，她选了一张设在路口的椅子坐下来。正是初秋，空气中弥漫着树丛中溢出的清苦味儿，她想起她和大旗在这里的幽会。虽然今天她坐在这里不是为了追忆那些幽会，但是当年她的青春激情仍然能使她感动。她觉得她没有白白活过那些年，一切都能自圆其说，一切都不能自圆其说。新粮食新粪到底和她有什么关系？大旗的一身肌肉才是个结实可靠。
　　她低头打量这张空椅子和空椅子上的她自己，她忽然觉得那椅子就是病床，床头也有一张病历卡，病历卡上注明她的年龄是四十岁。是“已经四十”还是“刚刚四十”？她决定让自己刚刚四十。一个刚刚四十岁的女人为什么躺在这张病床上无病呻吟？她本来连感冒都不曾有过。她觉得待在这里实在是荒唐。
　　竹西离开公园时街上人已经少多了，她把骑车速度改成她习惯的慢骑。推车进院时她看见西屋的灯光，才突然想起她去公园的目的，她原是为了在那里酝酿一个决定：在和大旗幽会过的公园里她决定酝酿跟大旗离婚的事。
　　当晚，她明白无误地把想法告诉大旗，不躲闪不内疚也不支吾。
　　“大旗，我问你一句话。”她说。
　　“行。”大旗说。
　　“你说咱们俩在一块儿好，还是分开好？”
　　“你说呢？”
　　“我想还是分开好。”
　　“什么叫分开。”
　　“就是离婚。”
　　大旗没准备，但大旗没有吓一跳。他想了一会儿。
　　“你这是为什么？”他问。
　　“咱们不太合。”
　　“挺合。”
　　“不合。”
　　“你指哪方面？”
　　“我想你清楚。”
　　“我并不怎么清楚。”
　　“我想这种不怎么清楚本身就是我们不合的一个方面，一个重要方面。为什么我们生活了这么长时间还存在说不清楚。”
　　“我时时刻刻都想清楚，想理解你，可是……”
　　“可是你很累。你没发现你连一个粗野的玩笑都不敢跟我开，连个脏字都不敢对我说——我敢保证你肚子里就有这种玩笑就有脏字你有。从前你就问过我那个字，可你说不出来，以后你就更不敢说了。”
　　“你为什么愿意让我说脏话？”
　　“我是说你总在揣测我喜欢怎样却尽可能忘掉自己的习惯，一个人失掉自己的习惯自己的爱好，老是揣测对方他就永远紧张，紧张就累。再说你把我揣测来揣测去，终究也揣测不出个所以然，你永远也揣测不对。得解脱，你还很年轻，真的你还很年轻。和我在一起你会老得快。”
　　大旗没话，直出长气。他无法指出竹西话里的错误，竹西一针见血说到了他心里。就连现在躺着出长气他也得考虑个躺的姿势，一个在竹西看来文雅的、恰如其分的姿势。就这么躺着就有点累。原来竹西的提醒是对的，原来他常累，回家就累。一回到他的印刷厂他的哥儿们当中，他才是一身轻松。那么他从来没有弄懂过他的女人，他将她拥在怀里原来从来都是一身僵硬。他还是找到了一句这个时刻人们的习惯用语：“咱俩过去的一切又该怎么解释呢？”
　　“从前的一切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
　　“就没有爱情么？”
　　“有，也有别的。”
　　大旗不再问了，他怕竹西说出那个“别的”。他愿意他们之间只有过爱情，没有过别的。
　　“欢子怎么办？”他问。
　　“这么说你同意？”
　　“我同意。”
　　“我想把孩子送走。”
　　“送到哪儿去？”
　　“等他大一点送给我母亲。”
　　“你母亲？把欢子送到外国？”
　　“你也可以去。你愿意带欢子一块儿出去么？你先突击一段时间英语。”
　　“你是说让我带着欢子去投奔丈母娘？”
　　“这有什么不好。不愿叫丈母娘也行，叫女士、太太……国外随便。父亲最喜爱儿子直呼其名，亲近。”
　　“我不。”
　　“你不，就再想想。欢子的事由你想，好吗？”
　　或许是大旗的“我不”说得太天真可爱了，使竹西一时忘记了她给大旗摆下的这个既严肃又吓人的题目。她攥住了他的手，大旗又觉出了那手的蛮劲儿，就像很早以前她捏着他的手说“傻劲儿”那时候一样的蛮。
　　他抽了出来，她又攥住了他。
　　大旗没再抽出手。
　　他僵着自己把自己投进她的怀里。
　　大旗没拾闲地好了一夜。
　　大旗没拾闲地流了一夜泪。
　　竹西由着大旗去好。
　　竹西由着大旗流泪。
　　天快亮时竹西睡了过去。大旗一直没睡，他一直看着她睡，想：莫非我也得学点儿脏话说说？当她睁开眼时他问了她一句：“你到底要干什么啊！”
　　她不再嫌他不说脏字。
　　她说：“你知道新粮食新粪什么味儿？”
　　他说：“你做的什么梦？你可不是个乡下人。”
　　竹西又睡，装睡。
　　５４
　　竹西和大旗平静地分了手，大旗又搬回厂里那间两家合住的单元。
　　竹西没搬，她依然如故。人们对她的说法更新。
　　她独守着西屋，有时候叫过宝妹帮她复习功课；有时候很晚了还一个人出去。她常常出去得突然回来得也很快，不像是与人约会也不像办事，仿佛出去本身就是目的。有时她从抽屉里拿出那个信封，倒出烟头看看又装回去。
　　烟头已经陈得没味儿可闻。
　　罗大妈截长补短地指桑骂槐摔盆摔碗闹一会儿，还自编一支歌谣教欢子：
　　一二三四五，
　　上山打老虎，
　　老虎不在家，
　　专打欢子的妈。
　　她觉得竹西与大旗的这段事，用谁赔谁赚来形容还是太轻描淡写，这分明是对罗家家族的欺侮，是对罗家的蔑视和耍弄。然而她已无法再去奈何她。竹西不是姑爸，心里再编一套骂，再让二旗三旗给竹西也插上一根通条？已不实际。时过境迁。竹西住着西屋，就像是专替姑爸讨还血债。光这，就够疒参人。编个歌谣让欢子每天念一百遍，竹西也只会当歌听。罗大妈有时只为大旗掉两滴眼泪。
　　司猗纹早就料到大旗和竹西的结局。她主动将竹西和大旗引进西屋就像是专等着看他俩的笑话。仿佛他们只有住了西屋才能落个散伙。谁赔谁赚，司猗纹也觉出这四个字的微不足道。她要看的是罗家目前这个不成体统、不成个招数的恼羞成怒。你那四句歌谣还不顶姑爸的大黄放个屁——大黄放屁。你最好把你那羞恼一股脑倒给南屋的司猗纹——竹西曾经是司猗纹的儿媳妇。司猗纹想，你把羞恼倒给了我才是填补了我的孤独。孤独有时幸福有时也有点孤独得没抓没挠。现在她最盼望着罗大妈站在廊子上跳着脚地拍大腿；要么为了庆祝这散伙你就再卤煮一锅鸡，来顿鸡腿宴。掀开锅看看——能吃啦！
　　每天，司猗纹就像当年在等是扫厕所还是被通知去居委会读报那样的心急火燎。她盼着罗大妈冲她迸发出羞恼，然而她没有盼来（还不如那时候）。盼不来就是个精神上的不安宁。司猗纹从竹西的离婚事件里，又体味到了她的无所依附无所归属和一丝说不清的寂寥。
　　为了一个精神上的依附一个精神上的归宿，为了解除自己那一点寂寥，她想，跟踪一下竹西也许不坏。果然，这跟踪一开始她便忙了起来，忙得还有点手忙脚乱。
　　除去竹西的上下班，司猗纹差不多跟踪了竹西所有的活动。为了能跟上骑车的宋竹西，她抄近路、找窍门挤汽车，招呼“招手停”，有时甚至还跃下便道截辆“ＴＡＸＩ”。后来她把竹西的踪迹归纳为两个地方：月坛公园和甘家口附近一座居民楼。
　　司猗纹凭了自己的感觉、直觉、视觉、嗅觉，她猜到了这楼里住着谁。要证实一下也并不难：她大大方方地来到这一带的居委会，说她要找一位叫叶龙北的同志，她说她来过却忘记了楼号和房号，她请办事员立即帮忙查找一下。
　　办事员搬出居民花名册，按姓氏翻出姓叶的一栏，立刻就查到了司猗纹要找的人。
　　果然不出司猗纹的所料。她的料事如神连她自己也大吃一惊。然而秘密已经戳穿，她的跟踪也就意味着结束。她并不想用这个小秘密去做惊世骇俗之举，她深知这是个平淡的结局，结局的平淡如同当年她从那所小学、那个范同志家被解雇出来一样的平淡。她黯然伤神，气愤着叶龙北此时比她活得好，活得惹人注目。有谁会又扒车又破费地去跟踪司猗纹呢？
　　竹西找叶龙北没有花费那么多时间，她从病历上查到他的单位，打了个电话就问清了他的住址。仿佛她的离婚就是为了打这个电话。
　　那是暮春的一个晚上，她进他家时开门的便是那个送饭的玉秀。她很肯定地叫着玉秀的名字，一面惊奇着自己能把这孩子的名字记得那么清楚。玉秀两只手上沾着面，满屋子生白菜味儿。她把竹西领进叶龙北的房间，叶龙北正埋头在一堆稿纸里。
　　她的到来使他意外。他的阑尾手术距今已近一年了，她不会是作为他的主治医生前来询问他的健康。但他对她的来还是显出几分高兴，现在他们才是地道的老熟人、老邻居。他推开稿纸请她坐下，玉秀端来泡在玻璃杯里的绿茶。竹西把茶杯拢在手里，平复着稍显紧张的心情。但她行前居然没想出一个来访的适当理由，，这使主人和客人一时都无话可说。
　　他没有问她是怎么找到他家的，叶龙北不管这些。他又是连个好都不问，开口就说自己。他说他正在写一个电视剧，虽然他从来没写过但是他觉得并不难。这倒是一个可以使竹西立刻放松的主题。她问他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他说是一个村子里的故事。农村题材：村里干部为了推行火葬，规定在芒种之前死亡的村民尚允许土葬，芒种之后的死者一律火葬。若违反规定就必须把死人从土里挖出来重新烧一回。于是一个惧怕烧的病老头在芒种前的夜里上了吊。
　　竹西觉得叶龙北的故事很有意思，还给他提供了一些吊死者的形象素材，她说她见过不少吊死的人。叶龙北在纸上记着。
　　一个虚构的老头上吊，似乎把竹西和叶龙北一下子拉近了许多。为了这部电视剧的成功，她还告诉他，她认识一个电视台的青年女导演叫马小思，说他写好后可以由她把剧本交给马小思。叶龙北立刻表现出竹西从未见过的高兴，竹西觉得他高兴得可爱，还有点天真和稚气。相形之下她倒显得比他老练多了。
　　就为了这个上吊的老头，他们来往起来。每次玉秀都给竹西用一只固定茶杯泡一杯绿茶。竹西很少喝，如同竹西的坐也很有分寸那样。她显得来去匆匆。
　　只有一个晚上她坐住了。玉秀已经回自己房间睡了觉，叶龙北也为她的坐沉默着，拨弄着他的稿纸。这沉默这拨弄已经是无声的逐客令了，但是竹西不走。
　　“我离婚了。”她突然对他说。
　　“啊？”叶龙北也奇怪也不奇怪。说他这声“啊”是对她离婚的惊异，毋宁说是对她结婚的惊异。他认识他们同院的大旗。
　　“离了。我想你用不着大惊小怪，起码你不应该。”竹西说。
　　一个无法继续的谈话。
　　叶龙北打量着对面这位中年女人。他对她的结和离都没有深究的欲望，可竹西却盼望他深究下去。为此她甚至有点找茬儿了。
　　“你在研究我。”她分明是故意挑动起叶龙北对她的研究，“你说，你是不是在研究我？你说。”她忽然站起来，走到叶龙北坐着的椅子跟前，眼里燃烧着复仇的火焰。
　　叶龙北不知所措地躲闪着这双要复仇的眼睛。
　　“你必须告诉我。”竹西说。
　　“告诉你什么？”叶龙北问。
　　“我说过了。”竹西说着又向前走了步，她走近他的写字台。
　　“这个问题……我得想想。”叶龙北也从椅子上站起来，双手捂住了头，来回走着。
　　竹西突然从写字台上抓起几页叶龙北写满字的稿纸，沙、沙撕碎扔掉：“我叫你想！”她说。
　　她激怒了叶龙北。
　　她要的就是这个“激怒”。
　　她又拿起几张要撕，使叶龙北不得不蹿到她眼前去抢救。
　　竹西将双手剪背到身后，叶龙北也把手环绕向她的身后。
　　她到底又闻见了他身上的烟味儿。如果说当年她逼近大旗是受了他身上那水味儿的诱惑，那么现在她挑起叶龙北的愤怒，就是为了挑起这烟味儿对她的诱惑。
　　但叶龙北不是大旗，烟味儿不同于水味儿。她曾经给嬉水者添了一身的累，她相信这位抽烟者将从她身上换回一身的轻松。他懂“新粮食新粪”，我也是为这“新粮食新粪”而来。新粮食新粪最能令人陶醉，懂新粮食新粪才能体味人的返璞归真。此刻她和他应该一起赢得人间那不是“扯淡”的返璞归真。
　　叶龙北环抱住竹西抢夺稿纸（抢那个上吊的老头），为了这夺（真夺）他和她离得更近，他挨住了她。为了这挨，她猛然把自己吸在了他身上，将两条背在身后的胳膊反过来把他抱住。
　　他在她的臂弯里挣扎，愤怒地挣扎。他把扬在空中的两只大手落在她肩上推她离开。
　　她把他箍得更紧，圆滑的肩膀顽强地抵抗着他那手的力量。
　　他还是推开了她，带着挣脱之后的轻松连连后退。
　　她又追了上来，喘息着，脸很红，鼻孔翕动着，头发也蓬乱起来。当她又一次用双臂箍住他时，她那蓬乱的头发便开始扫他的脸、嘴、脖子……一切可以扫着的地方。
　　这扫，这陌生的扫使叶龙北一阵阵厌恶，他继续努力从身上往下剥她。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加入这样一场拼搏（剥），一瞬间他甚至绝望了，他觉得这是一场无法退下来的拼搏。他很想打骂怀里这个女人，最好用一种农民打老婆的打法。他拧着身子脱下自己一只鞋，便朝这个女人举了起来。竹西为这只举起的鞋闭住眼等待着，那鞋却从叶龙北手里掉了下来，接着他突然把她抱住了。
　　她感觉到了这抱，感觉到这不再是拼搏。她抚摸起他粗糙的脊背，进而还看到了他小腹上那个三厘米的淡褐色疤痕。疤痕缝合得不算好，没长平。她后悔自己把手术推给了别人。
　　第二天一上班她就发现自己在注意外科那个电话机。那电话机已十分的破旧，那话筒或许很臭。她特地用酒精棉球把话筒擦洗一遍。半天之间她替别人接了好几个电话，最后她等来了她的等待（为擦话筒的等待）。虽然昨晚分手时他们并没有相约用电话联系，但竹西的直觉、感觉、听觉、视觉和嗅觉驱使她相信他会打。
　　叶龙北打来了电话，约她有时间去。
　　叶龙北的电话把昨晚的一切都变成了真的。
　　她不断“有时间去”，他对她并不显过分热情，也懒得再跟她讲他正在写什么。当着她，他总有一种懒散、松懈、无可奈何的神态。只有当竹西把自己横在他眼前时他才打起精神去酝酿一个出击的计划。
　　他没有再谈过人的返璞归真，他只愿意通过她获得愉快，愉快得淋漓尽致点儿最好。为了这淋漓的尽致，他甚至注意到电视屏幕上有一个销售“男宝”的广告。他顺着广告申明的地址找。他找到了，买了，用了。
　　对。
　　晚上，竹西回到响勺胡同。她刚走进她的西屋，司猗纹来了。
　　司猗纹从外间走到里间，选了一张小沙发坐下吸烟。大旗这对自制沙发弹簧显硬，她坐在上面有种滚过来滚过去的感觉。原来她是寻找烟缸。竹西从碗橱里拿出一只小碟子摆上茶几。
　　竹西不知司猗纹有什么事找她，她觉得不像是为宝妹。即使为宝妹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每次司猗纹对她谈宝妹都像是没话找话。真正要谈宝妹的时候是竹西找她。
　　竹西让司猗纹一个人在里屋坐着，自己去外屋洗脸洗脚，然后光脚穿拖鞋回到里屋坐在床边。她尽量让司猗纹感觉到她要睡觉。
　　“他现在住几间一套的单元啦？”司猗纹往小碟子里弹烟灰。她等着竹西吃惊地问“谁？”然后她再说“他呀”，这个谈话开始才显出奇。
　　竹西没问谁。
　　司猗纹有点失望。
　　“现在正是这种人出风头的时候，女孩子就崇拜这种人。”
　　“您到底想说什么？”竹西问。
　　“你不是刚从甘家口回来么。”司猗纹看着竹西两只白脚。
　　“这么说，劳您费神了。”竹西也看自己的白脚。
　　“他需要你，可不会迷上你。他可不是大旗。这种男人到了这个岁数喜欢的完全是另一类。”
　　“您可真无聊。”
　　“有时候我是觉得无聊。可是你呢，岁数也不小了，完了事还得自己骑车往回跑。不无聊？”
　　“您想干什么，宝妹她奶奶？”
　　“正因为我当了奶奶，对人的事才知道得比你多。我是想告诉你，他那种人喜欢的是另一类。你没见眉眉十四岁他就整天跟眉眉穷煽，让眉眉整天神不守舍。也是对你的提醒吧——该互相照应还得互相照应，庄家还有谁？”
　　“我想睡觉。”竹西终于下逐客令了。
　　司猗纹遗憾地站起来。她本来也要站起来的，因为她的耳朵突然一阵阵奇痒。耳朵的奇痒使她觉得是西屋在作祟姑爸也许就在她的身后。她觉得竹西已经看出了她的痒劲儿，她才匆匆离开。
　　司猗纹走了，竹西随手熄了灯。屋子、院子都黑漆漆的。
　　司猗纹回到南屋也不开灯，摸黑上了床。她回味着在西屋的那番话回味着竹西那两只微胖的白脚。她努力想弄清她要干什么，然而她弄不清。她为什么非要弄清？
　　里屋的便盆盖子响了两声，宝妹下床撒了一泡尿。
　　司猗纹拧开台灯靠在床上，从火柴盒里捏出一根火柴开始掏耳朵。她急于要弄清应该先掏哪边，是哪边痒？她弄不清，那就两边都掏。她掏完左耳掏右耳，不时将火柴棍举到灯下用手弹弹，但棍上什么也没有。没有就算解个痒儿吧。
　　掏完，她掀开被子放了一个屁，声音空洞，没什么味儿。她想这屁原来是用不着掀被子的。
　　有时候掀是一种必要。
　　５５
　　本来我不想对任何人承认这一点：我的本性是非常懒惰的。可是我没法儿不告诉你，眉眉。我憋得特别难受告诉了你就将这本性卸在了你的身上。
　　如今我总是显得很忙我也的确很忙；作画前就得先忙一大阵：画布，内外框，裘皮钉，调色油，松节油，油画颜料（还有新出现的丙烯），有时连托人烘烤木头宴请木工都是我。画完之后就更忙：名目繁多的研讨会，学术交流会，单位（本画院）还实行了一年一度的学术理论发布会。展览的名目就更多：“大展”啦“个展”啦“联展”啦，还有人想出了个“马拉松”展，就是你挨着我展，我挨着你展。这些都要和同行争执、较量。彼此的蔑视彼此的仇恨彼此那尖刻的亲密和毒恶的热诚——还有什么？卖画，卖给洋人卖给通过各种渠道向我索画的主顾——还要读书，不读书就无话可说就好比听别人讲话是为了自己的嘴也别闲着。我对人说我从来不在乎甚至不稀罕在什么什么展览的评比中获个奖可心里还是有点巴不得，起码我的画在具一定档次的展览中拿过银牌使我独自高兴了好几个小时。我不爱发言这谁都知道，可一发言我也愿意让同行说，“嗯，还有点学术价值”。
　　我很忙，人们都知道我忙。我为单位争得了荣誉单位上上下下都一致地为我呼吁，要尽可能为我创造出点创作条件，包括时间在内的创作条件。生人、熟人、外人、“内人”、大人、小人男男女女他们见了我都习惯性地问“忙什么哪？”或者“你可真忙啊都不好意思打搅你”再不然就是“太忙了可得当心身体单位可指着你哪你是单位的得分手”。这些句子似乎成了对我讲话的专用语，代替了中国人最大众化的寒暄“吃了吗？”这使我常常觉得内疚脸红不好意思下一万个决心我得大做忙状特做忙状，我在会上说“哎呀我现在才体会到列宾一张画为什么画七年”。可是我那张获得银牌的画才用去我两个小时。每当我想起这过于短暂的两个小时我就觉得有点对不起人们自上而下对我那喋喋不休的关心。
　　可谁知道我整天干什么呢画家是个体劳动，回家往屋里一钻门上还有窥视镜。当然我连“窥视”也用不着因为我老是在睡觉睡醒了就在床上出神，再不然就照镜子照卫生间里的镜子卫生间里的镜子最能使我放松因为卫生间就是个放松的去处，它温暖地落落大方地容纳赤身裸体于是你赤裸的或者半赤裸的身体也落落大方起来。在这里我落落大方地发现了我身体上许多的第一个发现：哪儿出现了第一道皱褶哪儿长了一个小痦子，哪儿几个雀斑又明显了哪几个又下去了，没了发现就撕手上的倒戗刺直到撕出鲜血为止。我丈夫十分反感我撕手上的倒戗刺可是他不说还假装没看见，他反感又不说才使我恨他。我为我这懒惰有时自卑有时自怜有时又无可奈何。和我丈夫那正经八百对事业的兢兢业业一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就更无可奈何。我把所有人都给骗了我感到这是一种无法与人交流的真相（除了我那位对此落落大方的丈夫）它无理而又无畏。
　　可是有一回马小思居然告诉我她也是个懒人。她说人们把她看成忙得满天飞其实背着人她净睡觉。“到处都找不着你你上哪儿忙去啦？”其实她哪儿也没去就在家躺着睡觉呢。她跟我说睡觉实在是件舒服事儿特别是在雨天。马小思简直不是叙述自己简直是在抒发我的真相这使我觉得最亲切的还是马小思，因为有了她我就不再是一个个别。她说自从她丈夫跑到深圳搞什么“中外合资”之后她睡得就更勤更放松更放心。
　　马小思的话使我忽然想起人的笑脸，笑原本是心情的愉悦而导致的生理现象，它是人情的自然却不是人最真实的面目。我相信没有比一个人坐在马桶上等待排泄物倾出时的表情更忘乎所以的表情了，没有笑，目光显出少有的严肃和专注眼里还闪着泪花，那不顾一切的单纯才是人最真实的面目可惜这面目很少为人所见。
　　我从来没跟记者说过我业余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睡觉，我只说我忙。我是为了懒下去才忙起来么？我睡觉是为了养精蓄锐杀向那醒着忙活着的一切还是我忙着其实是为了高质量的踏实的睡眠呢我站起来是为了躺下去？
　　我没跟马小思说过这些，要不是我自己有着这种难与人言的懒惰我几乎不能相信马小思真会那么忙又那么懒。在美院进修时我常被马小思叫到她家去看录像，的确她每次都是睡眼惺忪地接待我，我可不问她“又熬夜了吧？”我们会意地笑笑。
　　她与公婆合住的那个精美严实的四合院有汽车房、海棠树和藤萝，还有专人为他们剪松墙。这使我立刻想到她公公的身份，好像是中央哪个部的老副部长，现在做了那个部的顾问。有一次我去时正是他们家的晚饭时间马小思一定要我吃晚饭。在饭桌上我认识了顾问他是一个黑瘦的小老头，歇顶歇得厉害，光亮的头颅只被一圈柔弱稀疏的头发围绕着，使人想到婴儿的头顶初次在母亲的xx道口显露的那一瞬间。他看着我问马小思“这是谁？”马小思告诉了他但是他永远也不认识我，尽管差不多我们总在一起看录像可他总把我看做一个新人每次还是那句话：“这是谁？”每次他都这么问着以至于这问句不再像是问句倒像是我的别名了，我一走进他家我的名字就变成了“这是谁”。他招呼了“这是谁”，那招呼并不亲切，有几分警惕又有几分惊惧，看着电视还不时惊惧地扭头看我。
　　马小思告诉我顾问因脑萎缩导致记忆力衰退，噢，我明白了，怨不得。家里人他只认识马小思吃饭时他总是要马小思挨在他的身边。看录像他总要求看一个电影，那是一部质量平平但人所共知的描写地下工作者对敌斗争的老片子，影片里有一个卖香烟的女孩子的镜头。谢天谢地有了录像机才使他得以百看不厌，每次看到那个只闪现一次的卖烟女孩时顾问就高喊“定格、定格”。久之，大家才知道他要看的不是电影而是电影中那个卖烟女孩的“定格”。马小思满足着顾问将那女孩长久“定”在屏幕上，但“定”过不久顾问便在沙发上睡了过去。马小思机敏地叫醒他扶他去休息。
　　顾问离开了录像机使我和马小思才获得了解放。马小思有很多好看的录像带，按国外的等级分她哪级都有。老实说我讨厌一些东西却又忍不住要看，看完后必定一阵恶心但下次还看。我懂得顾问的“定格”了。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顾问姓华叫华致远，但我并不知道这便是我婆婆初恋的情人，历史不能假定，假如他的夫人是我外婆他不就是我的外公吗？可历史不能假定。华致远还是要求“定格”，“格”定住了，他不断看那卖烟的姑娘原来那姑娘像一个人那便是我婆婆，像我婆婆就必定也像我。我有点明白我为什么叫“这是谁”了，也有点明白华致远顾问看见我时那几分警惕几分惊惧的眼光了，原来脑子再萎缩记忆也不会完全消失，精神错乱者不是也总有适当的记忆么？有人告诉我在那个“十年”里所有的精神病患者一样地该喊谁万岁就喊谁万岁，该祝谁永远健康照样祝谁永远健康。当我们逃出北京时火车站那个拿着泥团的女人要保护要封闭的或许是她最美好的记忆。
　　如此说来司猗纹对于华致远永远新鲜，他们的当年永远是他们的当年。于是我也变得可疑了我变成了“这是谁？”顾问的脑萎缩却是定了性的，马小思说有一次他往电视台给她打电话，他拨通电话拿着话筒就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啊？”我想起了一个著名的句子：灵魂永远骚动着渴望安宁，肉体永远劳作着寻觅休息。你怎样才能安宁才能休息呢既然你那骚动和劳作是你活着的“永远”。这句子本是个理想的境界是一个连脑萎缩也无法达到的境界，不然顾问为什么老是饶有兴趣地问着“这是谁”呢？老是渴盼那个永远新鲜的定格那对他来说永远是第一次的定格。
　　我不知我是否体味过那个境界我只觉得我那懒惰是一种近乎恶意的对抗，我是茫然的因为我不知道我对抗的指向；我是鬼祟的因为我不敢宣称我的懒惰。
　　有一次我在七月的坝上草原试图画下一点什么，但是我发现我对付不了草原。笔在纸上运动着我却强烈地渴望着躺下去，陷进那正在运动着的草地倾听草的尖叫。青草的确在我耳边尖叫着我真的听见了它们，我忽然觉得我若尖叫起来肯定盖不过身子下边的细草。太阳离我很近使我真正感觉到她的俯视，那才是真正的俯视就像小时候妈俯视童车里的我那样能叫我觉出她的气味她的呼吸。太阳俯视我就像俯视世间万物令我觉得我在她的视野里不过是一个瞬间的存在，我就是一个瞬间而身体下面的一切才是永恒。我觉得气馁又为这气馁感到莫名的坦然，那时我又想起了顾问，那个黑瘦的小老头，想起他那如同在母亲的腿间向世界探头探脑的光头，我觉得我正向着母亲的腿间深深地陷下去寻找容我栖息的那片凉爽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