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跟罗莲说：“比尔纳梵是最好的教授，他从来不当我们是孩子。”

她笑，“可惜他讲的是热力散播。”

我说：“那没有关系，我可以选他那科。”

她说：“他那科很难，他出的题目也很难，我最怕的，他一说到宇宙线紫外线，我的头都昏了，你想想，一个原子，有几层外壳？”

我笑，“第一层叫K层……”

罗莲说：“好了好了，别背书了，你也是的，这么穷凶极恶地念书，但是你算好学生，同学也喜欢你。”

我说：“我对基本的常识有兴趣。你想想，原子有什么不好？我喜欢。”

“纳梵下半年教你吧？”

“唔，圣诞之后，他还是教我们的。我不是不喜欢高克先生，他的化学与生物都合理得很，我还是等纳梵。”

我们一路走回家，五点钟，下微雨，一地的落叶，行人大半是学生了，马路中央塞车。天气相当冷，我嘴里呵白气，穿着斗篷，既防雨又保暖，罗莲撑着伞，遮着我。

回家要走十五分钟。

罗莲说：“你真很厉害，去年一上化学课就哭，倒叫高克老师向你道歉，什么意思？结果三个理科老师吓得团团转，B小姐叫我教你，高克叫我盯住你，纳梵说：‘叫她别怕，慢慢地学。’真了不起，谁不交学费？你那种情形，真肉麻，真可怕！”

我笑笑。

她比我高一级，常常老气横秋地教训我。去年三个教授赶着她来照顾我，她就不服气，跑来见到我，就冷笑说：“我以为是什么三头六臂的人物，却不过是个瘦子，挤一挤便可以塞进汽油箱里去。”后来她对我很好，一直照顾我，有难题也指点我，过了一年，我们索性搬到一起住，相处极好，一起上学放学，别有乐处。教授叫她找我，认识我，只因为全校只有我们两个是中国人，现在却成了好朋友。

到了家里，暖烘烘的，我们坐在一起做功课，晚饭早在学校饭堂吃过了。

她冲了两杯咖啡出来，我一路翻书，一路说：“纳梵先生的样子不漂亮，但是真……真特别，一见难忘。”

罗莲说：“你一整天提他，大概是有点毛病了。”

我说：“什么毛病呢？我又不会爱上他。”

“爱上他是没有用的，他又有妻子又有孩子，人这么好，你想想去，别提他了。”

我看了罗莲一眼。

我是不会爱上纳梵先生的，又不是写小说。

不过他是一个好教授。

去年在饭堂见到他，我就钦佩他，忽然之间问他：“你是博士吗？”

他笑了，他说：“我只是硕士。”

我居然还有那胆子问：“为什么你不是博士？”天下有我这种人，非逼教授做博士不可。

他说：“读博士只管那极小极小的范围，我不大喜欢，我读了好几个硕士，我现在还在读书。”

我睁大了眼睛，“是吗？”

罗莲在我身边使眼色，我才不问了。

后来罗莲说：“他总是个教授，你怎么老问那种莫名其妙的事？”

我才吓起来，以后看见他，远远地笑一笑，然后躲得人影都没有。一年来我读那几门理科，不遗余力，别人都是读过的，只有我一窍不通，什么都得背上半天，整天就是躲在屋子里念念念。

结果还考得顶不错。五条题目，我答了两条纳梵先生的，他的“红外线对人类贡献”与“原子结构基本讲”。大概是答得不错的。

后来罗莲看见他，第一件事是问他：“乔陈考得好吗？”

纳梵先生说：“很好呢！这孩子，以前吓成那样子。”

B小姐也问：“另外那个中国女孩子好吗？”

教会计的戴维斯先生因为在香港打过几年仗，很喜欢中国人，新开学，他也去问罗莲：“乔陈好吗？有没有见她？”

罗莲翻翻白眼，“当然见过，她现在与我同住。”

回来罗莲大发牢騷。

她说：“我也是中国人，为什么他们不问问我怎么了？嘿！你到底有什么好处？”

我眉开眼笑，“我迟钝，没有他们我不行，而且我听话。”

“真受不了。”罗莲说。

我默默地做着功课。

我喜欢去上课，这就够了。

第二天罗莲迟放学，我一个人走回家，才出校门，就见到纳梵先生迎面而来，他六尺一寸高，鬈发，浓眉，实实在在不算漂亮，可是他的脸有一种慑人的神情。我迟疑了一下子，笑一笑，低头走了。脸上莫名其妙地红了起来。

纳梵老师手臂下夹着一堆书，从图书馆里回来？他是这样的大方、和蔼、有教养、学问好、心情好，风度翩翩，穿着那么旧式的西装，普通的皮鞋，一点不打扮，那种姿态，却是惊人的好。

难怪人家说：最危险是让丈夫去教女子大学。念大学那种年纪，多数是无法无天的，不危险也变危险了。一年来大半学生都找到了对象，只除了我，我没有男朋友，也没有爱人。

罗莲有一个男朋友，是奥地利人，她是很起劲的，天天一封信，还说圣诞要去看雪。我觉得欧洲人不过如此，想免费游东方，最好不如娶一个东方太太，或是嫁一个 东方来的丈夫。欧洲这么冷，去享受一下热带的温馨，有什么不好？在这里读书的学生，家里都不会太差，他们也就是看中这一点。依我看来，中国女孩子除非长得 特别美，否则不必与外国人混，得不到什么好处。

外国人也有好的，像纳梵先生，我想他的人格是毫无问题的。我喜欢科学家。

他这个学期头三个月没有教我们，过了圣诞才教。

学期开始的时候，所有的教授都坐在台上，独独他不在，我就到处问：“纳梵先生在不在？”

他们都叫我放心，纳梵先生快要做副校长了，走不了的。

但是这么多的老师，我反而与他最不熟。

在饭堂里休息着，他来买咖啡喝，排队排在众学生当中，把所有的人都比下去了。

他微微地笑着，他稳重像一座山一样，他是这么可靠，任何女人看了他，都想：嫁给他必然是不用再担心任何事了。

同学说：“你看，那是你的纳梵先生。”

我笑一笑。

他们的意思是，那是你心爱的教授。

我们这间学校小，所有的学生加在一起，不超过一千，每个人都认识每一个人，这是小大学的好处，那么每个教授都认识我。

他们问我：“你去年回家了吗？”又问，“今年回不回去？”我总是老实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我不大懂得他们的幽默，动不动就大惊失色，信以为真，他们倒是很欣赏这种天真，我自己真懊恼这种迟钝，直到今年，那种呆瓜劲儿才改掉了一点，然而还是惹笑。

老师们很晓得我这个人。他们要找我，就到图书馆，我好歹坐在那里，无论看什么书都好，我都坐在那里。

去年学生罢课，只有我一个人上学。老师看见我，心花怒放。我坐在图书馆里读笔记。

高克先生来了，看见我，趋向前来，握着手，眉开眼笑：“啊，乔，你多么乖，坐在暖气边，在温习吗，不冷吗？”

我笑。发神经了，他把我当三岁小孩子了？由此可知教授要求之低，匪夷所思。

有时候纳梵老师也来看报纸，或是印讲义，他总是忙的，我在一层层书架子后面看着他。心里面很定，纵使有什么事，大概可以找他帮忙。

他去年一直说：“你知道我在哪里，有难题请来找我。”

他不叫我“乔”，不叫我的名字。别的教授一天到晚叫着我。他也不点名，不过凡是他的课，讲室总是客满的，他不把我们当孩子。

新近规定，凡学生上课次数少过百分之七十五者，不准参加考试。他不管，他觉得学生该有自律能力，点名没有用，点得再凶，那些逃学学生还是逃学去了。

但是去年我没有找过他。他把什么都讲得这么明白，还有什么好问的？

纳梵教授跟学生说话的时候，老是侧着脸，开头我不大明白这个姿态，后来才晓得他右耳是聋的。读大学的时候，他玩美式足球，被同伴一脚踢在头上，昏在草地上，进了医院，出来的时候，一只耳朵就聋了。

罗莲叹道：“真了不起，连缺憾美都有了。”

我却听得津津有味，他毕业于诺丁咸大学，罗宾汉出没的地方。虽然也是科学家，他没有那种MIT，CIT的高深莫测，他不是高高在上的，他有那种深入民间的高贵气息，我喜欢他。

罗莲念到最后一年，笑话自然更多。

她对我说：“你晓得考莱小姐？每星期四她都有一课，但是大家礼拜三玩得七荤八素，星期四哪里起得了床？一班十四个人只到了四个，她等了一刻钟，不见第五个人影，冲下去报告校长，哪晓得一走，就又来了六个，气得她什么似的！哈哈哈。”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笑，这真有点残忍。据罗莲说，在外国生活，不残忍是不行的。我倒不觉得，至少我没有那样，我也活得很好。

罗莲说：“你是例外，你一皱眉，老师同学就相让于你，不知道为什么。”

我倒还没有为谁皱过眉，只记得去年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就哭，哭得不亦乐乎，今年挤来挤去，挤不出什么眼泪来，天大的事，推在明天再说，功课再多，一样样慢慢 做还是可以的，只是实在多了，做起来未免辛苦，周末非但没有休息，反而变本加厉地忙，晚上做到二三点才睡，第二天一早又撑起来，不敢贪睡，那种熬法也不用 说了，不过心里还是很快活，说也说不清楚是为什么。

有时候问罗莲：“你猜升了第三年，我吃得消吗？这么多的功课。”

“人家是人，你也是人，”她说，“怎么做不了？最多他们花一小时，我们花两个钟头也就是了，一般是老师教出来的。”

她这个人信心真足，走步路都好起劲啊，一步步踏下去都千斤重似的，我走路始终无声无息，脚步好轻的，不知道是什么习惯。

过了圣诞，纳梵先生终于出现了，大家都很高兴。读理科的人总比较讲道理，我老有一种感觉，文科是不能读的，越读越不通，越读越小气，好的没学，坏的都齐 了，结果变成自高自大、极端自私的一个人。我们还没有念完书，不能算数，但是看看那些学成的人，也就有点分数。亦不能读艺术，学艺术的人都有一种毛病，不 管阿狗阿猫先以艺术家姿态出现，结果大部分做了现世的活招牌。

当然理科出身的人未必个个像纳梵先生，他是例外中的例外。念了文学艺术，也不见得人人差劲，不过我们运气好，巧巧碰到一个好老师。

一星期有他两节课，每节只一小时，一共上十一个星期，他常常迟到十分钟，方便大家去喝杯茶，大家感激他。上课时草草在黑板上描几幅图，简单地解释几句，就很明白——如果我明白，谁都明白，谁还比我更钝呢？怕没有了。

有时候不明白，我举手发问。

同学都笑我，说我这么大了，还像小学生，次次发问都举手，我一举手，他们就嚷：“乔陈又要告状了！”

纳梵先生微笑说：“不必举手。”

我涨红着脸分辩：“如果不举手，不给老师准备，就插嘴，那有什么好？”

纳梵先生还没答，众同学又笑说：“好啦好啦！教授变了老师，大学变了书馆，咱们都成了小孩，也不必投票选举，回家干脆抱着叫妈妈？”

他们只是开玩笑，我知道我很规矩，但是自小父母就教尊师重道，哪像他们这般无法无天？一时改不过来。

我涨红了脸，讪讪的过了好几堂课。

有一天在图书馆，我与纳梵先生撞个正着，我称呼他一声：“纳梵先生。”

他站住，微笑问：“什么事？”

我说：“没事啊，我叫你一声。”

他诧异地问：“为什么？”

我答：“理应如此啊。”

他说：“你家那边的老师是怎么样的？”

“他们？完全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但凡课文说得明白，已算尽责了。”

我说：“阶级分得好明白，否则，学生恐怕倒霉，这是中学，大学不得而知，看来也绝不民主。”

“你觉得哪种制度好？”他极有兴趣。

“我不知道，”我老实地说，“这里的学生太放肆了，我觉得。我读的中学是很好的，老师也待我客气，只是几个英籍老太太很作威作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