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2)

王霖非常着急。最后是沙明替他解决了难题，在正中的墙壁上糊上很大的一张红纸，写上一行大字：“毛泽东万岁”。本地人向来都是用钢脸盆洗脸，她把两只钢盆里注满了食油，放在桌上，一边一个。在开会的时候，盆里的油点上了火，燃烧起来，橙黄的大火焰蹿得非常高，一跳一跳，光与影在红纸的背景上浮动，所有的干部全都举起一只手臂来，宣誓为党效忠，会场里充满了一种神秘庄严的气氛。

王霖得意极了，就像是他们在家里请了次客，太太招待有力，成绩圆满。事后他很和她谈讲那一天的经过，种种趣事与小小的不幸，回想起来都非常有兴味。最快乐的一刹那是客人全都走了，而她并不跟着走，却住在他这里过夜。

她告诉他参加新四军的经过。她在高中读书的最后一年，有一个女教师常常在课外找她谈话，和她非常接近。这人是共产党。在少女的心情里，这一类的秘密活动太 使人兴奋了，深夜的轻声谈话，钻在被窝里偷看宣传书籍，在被窝里点着蜡烛。女教师告诉她：只有苏联这一个国家是真正帮助中国抗日的。她经常报告延安与日军 接战大胜的消息，大家私下举行庆祝。于是沙时与其他的几个女同学，都成了共产主义的信徒。女教师后来离开沧陷区，跑到苏北参加新四军，就把她们几个人一齐 带增了。

“沙明”这名字是她到了这里以后才采用的。她认为这名字很男性化，很俏皮，像个时髦的笔名。

她告诉他她去年在这里过冬的情形。四个电讯工作者，一男三女，驻扎在一个农民家里，占据了一间堂屋。白天在两张方桌上工作，晚上就睡在桌子上。堂屋没有门，被兵士确了去当柴烧了。北风呼呼 地直灌进来，油灯简直没法点，夜间工作非常困难。虽然没有门，室内究竟比牛栏里暖和些，所以屋主人一到晚上，总是把牛牵进来，系在窗槛上。每次一听见那牛 哗哗地撒起尿来了，值夜班的两个电讯员中，就像有一个赶紧跳起来，跑过去把一只木桶搁在牛肚子底下，然后回到她的座位上。牛撒完了尿，又得有一个人赶紧去 把桶挪开了，不然就会给它一脚踢翻了，淹了一地的尿，脚底下全汪着水。

有牛在房间里，也有一样好处。在风雪的夜里，三个女孩子都钻在牛肚子下面挤紧了睡觉，像小牛一样。

她告诉他这些，自己仿佛很难为情似的，也跟着他一同嘲笑她这些意想不到的苦境。

“小资产阶级投身在革命的洪炉里，这的确是一个痛苦的经验。”他承认。“可是要彻底改造，非得经过这一个阶段。”

他怜悯她，但是口头没有什么表示，至多说一句，“你身体不好，所以吃不了苦。不过身体会好起来的。”

到了夏天，她因为小产，病倒了，躺在一扇板门上，给抬到庙里来，庙里有一个医疗站，住着伤兵。王霖很喜欢有她在一起，但是他没有时间可以看护她。年来这一整情形很紧张，最后他们终于不得不仓皇撤退了。

撤退的命令来的时候，是在后半夜。大家顿时忙碌起来，乱成一团。兵士借用的农民的物件，都得要拿去还人家，因为他们的口号“不取民间一针一线。”到处可以听见他们砰砰拍着门，喊：“大娘!大娘”一个老婆婆睡眼朦胧扣着钮子，战战兢兢来开门。兵士交给她一只折了腿的椅子，或是一只破锅，锅底一只大洞。他向她道谢，借给他们用了六个月。

“我们现在走了。不过你放心，大娘!”他安慰地说：“我们要回来的。”

王霖有无数事想要料理。他匆匆走回房去，发现沙明挣扎着坐了起来，把她自己的东西收拾起来打了个小包皮。在这一刹时间，他心里很难过，不知道应当怎样告诉 她，她不能和他一同走。“路上不大好走。”他在床沿上坐了下来，转过身来面向着她，两只手掌按着膝盖上，放出很威严的样子。“我们要照顾到你的健康，你还 是不要动的好。我跟方同志讲好了，让你暂时住在他家里。”方同志是王霖的勤务员。王霖很有把握，方家两个老的一定会效忠于他，因为他们的儿子在新四军里， 是一个人质。

她缓缓地继续整理东西，但是她终于停止了，仿佛疲倦过度似的，身体往前扑着，把脸埋在包皮袱上。他知道她在器。

“你坚强一点，”他说。“这是很普通的事，同志们常常得要留在敌后打埋伏。”

“我要跟着一块儿走，”她呜咽着说。

“可是担架不够用。”他急了，终于把真正的理由说了出来。“也没有那么些人抬担架。伤兵总不能不带着走。你一个生病的女人，没关系的。受伤的男人可混不过去。”

他自己也有些东西需要整理。过了一会，他再回过头来，看见她已不哭了，在那里继续整理东西。已经有喔喔的鸡啼声，油灯的黄光被灰色的晨光冲淡了，透出一种惨淡的颜色。他觉得他们就像是要去赶早班的火车，心里只觉得慌慌的。

方同志的父亲和哥哥抬着一扇门板来了，把她搀下床来，给她躺上去，盖上一条棉被。其实天气很热，但是总仿佛病人应当渥着点。王霖弯下腰来，把棉被在她颈项 后面塞一塞好，轻声说：“你不要紧的。不过还是宁可小心点，快一点好起来，我们就要回来的。”她在枕上微微点了点头，她的脸潮湿而苍白。

“同志!你尽管放心，不要紧的。”那老头子大声说。然而老头子显然心情非常沉重，无可奈何地等待着前途的无数麻烦与危险。他那勉强装出来的愉快的语气，让王霖听着，心里突然有一阵寒冷之感。他站在那里，他们抬着她穿过稻田，在晨星下。

军队移到了另一个区域。这已经是抗战末期了，交战的各方面由于极底疲倦，都变得满不在乎起来，谁也不肯认真卖命。往往经过轰轰烈烈的一场大战，一个人也没 有死，简直成了闹剧化的局面。无论哪一方一鼓作气，向前冲过来，另一方就纷纷地集体投降；但是一有机会，就又倒了回去。大家就这样倒来倒去，不算一回事。 整团、整师的军队，就像一大堆一大堆的筹码一样，有牌桌上推来推去。

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然常常有人穿过疆界，带信也很方便。但是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看上去似乎沙明是和新四军完全失去联络了。不知道她出了什么事情。有很多可能。也计她被发现了；也许有人靠密，把她抓了去，也说不定她的病热又转沉重，又缺乏医药，竟至于死亡。

王霖有一次设法派了一个人去，给方安送了一封信；信是他们儿子写的，问起沙明的下落。方家回说他们把她送走了，因为当地有人认识她，有被发现的危险，所以把她送到距离很远的另一个村庄里，寄居住在他们的一个亲戚家里。但是他们听说她已经自动地离开那里了。

王霖终于得到一个机会，亲自到那里去调查。他化装为一个小生意人，跑到方家听说的那个村庄里，去找他们那个亲戚，叫做赵八哥的。

赵八哥是一个四十岁上下的矮子，暴眼睛，短短的脸，头皮得青青的。头发式样好像是打扁了的。没有下颏，那仿佛也是出于自卫，免得让人一拳打在下颏上，给他致命的一击。

他斯斯文文地穿着蓝布大褂，并不是普通的庄稼人。若要问起当地的木材、蚕桑、茶山、盐运、税收，他无不熟悉，然而仍旧本本分分，十分各气。王霖假装对于木 材很有兴趣，是方家指点他，叫他路过此地时候，可以向赵八哥请教一番。赵八哥说得头头是道。他的口才那样好，王霖以为“八哥”一定是他的绰号。但是后来看 见他老婆出来了，大家称她为“八奶奶”，方才知道他确是行八。

赵八哥留他吃饭。在饭桌上，做主人的又详细讲解纳税手续的复杂与微妙，沿途有各方面的关卡，又随时可以碰上各方面的军队。这是一个不幸的“一不管”的区域，被日本兵、共产党、和平军、与各种杂牌军轮流蹂躏着。

他们喝了几蛊酒以后，赵八哥说起“那次日本兵从通州下来”的故事。

“我正在家里坐着，”他说：’——走就走进来了。领头的一个军官开口就问我：“你是老百姓啊?”我说：“是的。”那他又问我：“你喜欢中国兵呢?还是喜欢日本兵呢?”这一问，我倒不晓得怎样回答是好了。我不晓得他到底是中国兵还是日本兵。说的呢也是中国话。”

“听他们的口音，一听就听得出的。”王霖说。话说出了口，他才想起来，在乡下人听起来，日本兵的国语与北边人的国语，都是同样地奇特可笑。

赵八哥也并不和他分辩，只把头点了一点，迳自说下去。“暖，听口音又听不出来的。只有一个法子，看他们的靴子可以看得出来。暖!两样的，不过，不敢看。”他把头微微向后一仰，僵着脖子，做出立正姿势，又微笑摇摇头。“不敢往底下看。”

王霖耐心地微笑着，没说什么。

“那么我怎么回答他的呢?我叹了口气说：“唉，先生!我们老百姓苦呀!看见兵，不论是中国兵日本兵，在我们也都是一样的，只想能够太平就好了，大家都好了!”他听了倒是说“你这话说得对!”——这么着一来，我就知道他是日本兵了!”他说到这里，仿佛觉得很得意。

饭后，王霖站起来告辞。赵八哥听他说马上就要动身到邻县去，天黑以前一定要赶到那里，就放心大担地挽留他，再三说，“可惜不能在这里住两天，难得来的。”

“八先生待人太热心了，”王霖说。“不过你热心地名是已经出去了——呵，不提我倒忘了。我有个舍亲，是个年轻的女眷，上次路过这里，听说也是在八先生这里打搅了许多时候，我都忘了道谢。”

“年轻的女眷?”赵八哥似乎怔了一怔。

“她本来住在方家。”王霖一面说，一面盯眼望着他，看他的脸色有没有变化。

赵八哥像是摸不着头脑。“你弄错了吧，我们这里没有年轻的女眷来过。”

她也许化装了一下，隐瞒了真实的年龄。“我总还拿她当个小孩，”王霖呵呵地笑起来。

“大概因为我以前看见她那时候，她还年纪轻得很，小孩脾气得厉害。其实——暖呀!算起来年纪不小了吧!大概是个中年太太的样子。”

“我们这儿没有中年的太太来过，”赵八哥摇着头说。“没有。”

“我听见说她有病。听说这一场病下来，老得不像样子了，简直都成了老太太——”

“也没有老太太来过。”赵八哥坚决地说。

王霖不是不明白，赵八哥大概是有他的苦衷，不敢说实话，怕他是另一方面的特务，在那里追捕一个女共产党员。于是王霖冒险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你不要怕，对我尽可以说实话，”他说。“我是新四军的人。你把事情的经过老实告诉我，可不许说谎。扯了谎给我们对出来了，我们的黑名单上有了你的名字，一家从都不要想活着。”

赵八哥左右为难起来，这人自己说他是共产党，但是谁知道他究竟是那一方面的。这一次是连看他的靴子都没有用——他穿的是便装，没有靴子。

赵八哥拿不定主意，只好一味拖延时间，矢口否认有人到他家里来住过，不论任何年龄的太太都没有踏进他家的门。

“方家说他们把她送到你这里来的。你把她怎样了?出卖了她了?送到宪兵队去了?王霖逼着问。

“老天爷，哪有这样的事，屈死人了!方家要是真这样说，那他们是扯谎。天哪!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要这样害我?”

“你把我们的人弄到哪里去了?你老实说出来!你害死我们的同志，你不要命了?”

经过许多恫吓，赵八哥终于吐出了实话，承认他这里曾经收容过一生病的少女。赵八哥心里想着，如果王霖结果又一翻脸，说出他是另一方面派来的人，他还可以为自己辩护，说他是被人逼得没办法，捏造出来这故事，因为不这样说，就没法打发那人走。

“她现在在那里?”

“她是八月里走的，说要到镇江去，进医院治病。她说她有亲戚在镇江。”

“一个人走的?”

“她走的时候，身体已经好多了。她说自己可以走，不用人送。”

趿嘏涛柿怂许多，但是问来问去，赵八哥还是这几句话。王霖认为他这话大概是可信的，因为沙明的确是有一个舅父住在镇江。?br>王霖回到他的工作地点，心里觉得相当满意。但是不久就又有许多新的疑团包皮围上来了。她为什么一直音讯全无?如果她是在镇江那样的大地方，是很容易找到接触的，不至于完全消息隔绝。

渐渐地有谣言，说有人在镇江看见过她。她显然是背叛了革命，成为一名逃兵了。大家在讨论中常有时候提到她的名字，王霖有什么可说的呢?只好说，“她可惜立场不稳。不过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一向就是动摇性的。吃不了苦。我没有能够影响她，更进一步的争取她，我自己觉得很惭愧，需要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