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绝于人民”的边缘上

现在我真正紧张了。我原以为自己既无辫子也无尾巴。可人家“革命家”一抓就是一大把，而且看上去都是十分可怕的，有的简直是鲜血淋淋的“铁证”。尽管我对自己没有失去信心，但是对这些“革命家”我却是完全没有办法了。在派一性一加形而上学的控制之下，我能有什么办法说服他们呢？

这是决不可能的。

我于是连夜失眠。白天神经紧张到最高限度，恭候提审，晚上躺在枕头上，辗转反侧，睁大眼睛，等候天明。我茶不思，饭不想，眼前一片漆黑，而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黑暗才会过去。能不能过去？我也完全失掉了信心。我白天好像都在做梦。夜里，在乱梦迷一离 中，我一会儿看到那一把菜刀，觉得有什么人正用那一把刀砍我，而不是我砍别人。我不禁出一身冷汗，蓦然醒来。我一会儿又看到那一只装满了烧掉一半的信件的篮子。那篮子忽然着起火来，火光熊熊，正在燃向我的身边。我又出了一身冷汗，蓦地醒来。我一会儿又看见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蒋介石张开血盆大口，露出了满嘴的硃齿獠牙，正想咬我。宋美龄则变成了一个美一女 蛇。我又出了一身更大的冷汗，霍地从梦中跳了出来。

这难道是一个人过的日子吗？

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一些东西。

最可怕的是环顾眼前，瞻望未来。

环顾眼前，我已经坠入陷阱，地上布满了蒺藜和铁刺，让我寸步难挪。我反对那一位“老佛爷”，这一下子可真一捅一了马蜂窝。站在我对立面的不都是坏人，我相信绝大部分是好人。可是一旦中了派毒，则不可以理喻。他们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我自惟二十多年以来，担任东语系的系主任，所有的教员，不管老中青，都是直接或间接由我聘请的。我虽有不少缺点，但从不敢作威作福，总以诚待人。如今一旦分派，就视若仇人，怒目相向，我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原来我认为是自己的一派，态度与敌对的一派毫无二致。我被公社“打倒”了，井冈山的人也争先恐后，落井下石。他们也派自己的红卫兵到我家来，押解我到属于井冈山的什么地方去审讯。他们是一丘之貉，难兄难弟。到了此时，我恍如大梦初觉，彻底悟透了人生。然而晚矣。

最让我难以理解也难以忍受的是我的两个“及门弟子”。其中之一是贫下中农出身又是“烈属”的人，简直红得不能再红了。学习 得并不怎样。我为了贯彻所谓“阶级路线”，硬是把他留下当了我的助教。还有一个同他像是“枣木球一对”的资质低劣，一直到毕业也没有进入梵文之门。他也是出身非常好的。为了“不让一个阶级弟兄掉队”，我在课堂上给他吃偏饭，多向他提问。“可怜天下老师心”，到了此时，我成了“阶级报复”者。就是这两个在山（井冈山）上的人，把我揪去审讯，口出恶言，还在其次。他们竟动手动脚，拧我的耳朵。我真是哭笑不得，自己酿的苦酒只能自己喝，奈之何哉！这一位姓马的“烈属”屡次扬言：“不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金童玉女！”然而狐狸尾巴是不能够永远掩盖的。到了今天，这一位最理想的革命接班人，已经背叛了祖国，跑到欧洲的一个小国，当“白华”去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自己吐出的吐沫最后还是落在自己脸上！我脑袋里还有不少封建思想，虽然我不相信“一日师徒，终身父子”这样的说法。但是对自己有恩无怨的老师，至少还应该有那么一点敬意吧！

总之，我在思想感情中，也在实际上，完全陷入一条深沟之内，左右无路，后退不能，向前进又是刀山火海。我何去何从呢？

一年多以来，我看够了斗争走资派的场面：语录盈耳，口号震天；拳打脚踢，耳光相间；谩骂凌一辱，背曲腰弯；批斗完了，一声“滚蛋！”踢下斗台，汗流满面。到了此时，被批斗者往往是躺在地上，站不起来。我作为旁观者，胆战心颤。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现在岂但辱而已哉！早已超过了这个界限。我们中华古国，礼义之邦，竟有一些人沦落到这种程度，岂不大可哀哉！原来我还可以逍遥旁观，而今自己已成瓮中之鳖，阱中之兽，任人宰割，那些惊心动魄的场面就要降临到自己头上了！何况还有别人都没有的装满半焚信件的篮子、一把菜刀和蒋介石的照片。我就是长出一万张嘴，也是说不清了，我已是“罪大恶极，罪在不赦”。但是要我承认“天王圣明，臣罪当诛”，那是绝对办不到的。我知道，我的前途要比我看到的被批斗的走资派更无希望。血淋淋的斗争场面，摆在我眼前。我眼前一片漆黑……

我何去何从呢？

我必须做出抉择。

抉择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忍受一切，一是离开这一切，离开这个世界。第一条我是绝对办不到的；看来只有走第二条道路一途了。

这是一个万分难做的决定。人们常说：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倘有万分之一的生机，一个人是决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的。况且还有一个紧箍咒：谁要走这一条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是“自绝于人民”。一个人被一逼一得走投无路，手中还剩下惟一的一点权利，就是取掉自己的一性一命。如果这是“自绝于人民”的话，我就自绝于人民一下吧。一个人到了死都不怕的地步，还怕什么呢？“身后是非谁管得？”我眼睛一闭，让世人去说三道四吧。

决定一旦做出，我的心情倒平静下来了，而且异常地平静，异常地清醒。

我平静地、清醒地、科学地考虑实现这个决定的手段和步骤。我想了很多，我想得很细致，很具体，很周到，很全面。

我首先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北大自一杀的教授和干部。第一个就是历史系教授汪某人。“文化大革命”开始没有几天，革命小将大概找上门去，问了他若干问题，不知道是否动手动脚了。我猜想，这还不大可能。因为“造反”经验是逐步总结、完善起来的。折磨人的手段也是逐步“去粗取一精一”地“完善”起来的。我总的印象是，开始时“革命者”的思想还没有完全开放，一般是比较一温一 和的。然而我们这一位汪教授脸皮太薄，太遵守“士可杀，不可辱”的教条，连一温一 和的手段也不能忍受，服安眠药，离开人间了。他一死就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打倒反革命分子汪某”的大标语，赫然贴在大饭厅的东墙上，引起了极大震惊和震动。汪教授我是非常熟悉的。他在解放前夕冒着生命危险加入了地下一党一 ，为人治学都是好的。然而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我实在不理解。但是我同情他。

第二个我想到的人是中文系总支书记程某某。对他我也是非常熟悉的。他是解放前夕地下学生运动的领一导一人 之一，后来担任过北大学生会的主席。年纪虽不大，也算是一个老革命了。然而他也自一杀了。他的罪名按逻辑推断应该是“走资派”，他够不上“反动学术权威”这个杠杠。他挨过批斗，六一八斗“鬼”时当过“鬼”，在校园里颈悬木牌劳动也有他的份。大概所有这些“待遇”他实在无法忍受，一时想不开，听说是带着一瓶白酒和一瓶敌敌畏，离家到了西山一个树林子里。恐怕是先喝了白酒，麻痹了一下自己的神智，然后再把敌敌畏灌下去，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我一想到他喝了毒一药以后，胃内像火烧一般，一定是满地乱滚的情况，浑身就汗毛直竖，不寒而栗。

我还想到了一些别的人，他们有的从很高的楼上跳下来，粉身碎骨而死；有的到铁道上去卧轨，身首异处而死。这都是听说的，没有亲眼见到。类似的事情还听到不少，人数太多，我无法一一想到了。每个人在自一杀前，都会有极其剧烈的思想斗争，这是血淋淋的思想斗争，我无法想下去了。

我的思绪在时间上又转了回去。我想到了很多年前的五十年代，当时有两位教授投未名湖自尽。湖水是并不深的。他们是怎样淹死的呢？现在想来，莫非是他们志在必死，在水深只达到腰部的水中，把自己的头硬埋入水里生生地憋死的吗？差不多同时，一位哲学系姓方的教授用刮一胡一 刀切断了自己的动脉，血流如注，无论怎样抢救也无济于事，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慢慢地痛苦地死去。

我的思绪在时间上更向后回转，一转转到了古代，我想到了屈原，他是投水死的。比屈原稍晚一点的是项羽，他是在四面楚歌声中自刎死的。对自刎这玩意儿我实在非常担心。一个人能有多大劲能把自己的首级砍下来呢？这比用手槍自一杀原始得多了。我想，如果当年项羽有一把手槍的话，他决不会选择刀剑。

我的思绪不但上下数千年，而且纵横几万里，我想到了以希特勒为首的德国法西斯头子们。据说，他们自知罪恶多端，每个人都准备了一点氰化一钾，必要时只要用牙齿一咬，便可以上天堂或入地狱了。德国化学工业名震寰宇，他们便把化学技术应用到自一杀上，非其他国家所能望其项背。日本人则以剖腹自一杀闻名于世，这是日本人的专利，没听说其他国家向日本学习 的。不过这种方式一个人还实行不了，因为剖了腹一个人也是不会立即死去的，必须有一个助手在旁，自一杀者一经剖腹，助手立刻砍下他的脑袋，日文叫做“介错”。我还听说，日本青年男一女在热恋最高一潮时往往双双跳入火山口中。这也不能普遍实行，没有火山的地方，就绝对行不通的。

就这样，我浮想联翩，想入非非。有时候，我想得非常具体，非常生动，我把死人想像得就像在自己眼前一样。我仿佛看到了鲜红的血流满一尸一体，可怕而又具有吸引力。我知道，这决不会给我带来愉快，然而却是欲罢不能，难道上苍就真不给我留一条活路了吗？

我从来没有研究过自一杀学，可现在非考虑不行了。我原以为离开自己很远很远、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现在就出现在自己眼前了。我决无意于创建一门新的“边缘科学”，自一杀学或比较自一杀学。现在是箭在弦上，非创建不行了。凡是一门新兴学科，必有自己的理论基础。我在别的方面理论水平也很低，对于这一门新兴的比较自一杀学，我更没有高深的理论。但是想法当然是有一点的。我不敢敝帚自珍，现在就公开出来。

我用不着把历史上和当前的自一杀案例一一都搜集齐全，然后再从中一抽一绎出理论来。仅就我上面提到的一些案例，就能一抽一绎出不少的理论来了。使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我能够把历史上出现的自一杀方式按社会发展的程序分成不同的类型。悬梁、跳井，大概是最古老的方式，也是生命力最强的方式，从原始社会，经过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能使用。今天也还没有绝迹。可谓数千年一贯制了。氰化一钾是科学发达国家法西斯头子的专用品。剖腹和跳入火山口恐怕只限于日本，别国人是学不来的。这方式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同样可以使用。至于切开动脉仅限于懂点生理学的知识分子，一般老百姓是不懂得的。服安眠药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方式，是世界上颇为流行的方式，无论姓“资”还是姓“社”，都能懂得的。不过，我想，这也恐怕仅限于由于脑力劳动过度而患神经衰弱的知识分子，终日锄地的农民是不懂得服安眠药的。我为什么说它是资本主义方式呢？中药也有镇静剂；但药力微弱，催眠则可，自一杀不行。现在世界上流行的安眠药多半出自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我说它是资本主义方式。服安眠药自一杀最保险，最无痛苦。这可以说是资本主义优越一性一表现之一吧。

我的理论基础大抵如此。

理论必须联系实际：我究竟要采用什么方式呢？不用细说，大家一定都能猜到：资本主义方式。好在我已经被打倒，成了“反革命分子”，这一点嫌疑我也无须避讳了。

在自一杀行动中，决心下定以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决定用什么方式。现在我的方式既已选定，大功告成就在眼前。我可以考虑行动的时间和地点了。时间问题很容易解决：立即实行，越快越好。至于地点问题则颇费周折。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恕我借用一个当时极为流行的词儿—要考虑大方向。大方向无非是有两个：一近一远。近是就在家里，远则要走出家门。最方便当然是在家里。但我顾虑重重。我们家里只有一大间一小间房子。如果在家里实施我的计划，夜里服下安眠药，早晨一起床 ，两个老太太看到我直一挺一挺地躺在床 上，她们即使不被吓死，也必然被吓昏。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呀！我一生为别人考虑过多，此时更是不得不尔。把我的一尸一体抬出去以后，死过人而且是死过自己亲人的房间，她们敢住下去吗？不敢，又待如何？值此世态炎凉，人情如纸的时代，谁肯谁又敢向这两位孤苦无告的老太婆伸出援助之手呢？我现在已成为双料的“反革命分子”：新北大公社已经给我戴上了这样一顶帽子，如今又“自绝于人民”，是在反革命之上又加反革命了。总之，在家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