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第3节：世有疑惑，必须发问(3)
第一部分 第3节：世有疑惑，必须发问(3)
2010年10月，我参加了我的导师赵忠祥先生广播电视50年的研讨会。他18岁成为中央电视台的第一个男播音员，今年68岁还在主持《人与自然》和《动物世界》。他讲当时他进入电视台的时候电视台还是用胶片播出的。所以实际上在那个时候一切都是现场直播，机器上放着胶片，播音员现场配音。时间紧迫时甚至是一位撰稿人跪在地上写稿子，一边写一边改，而播音员就要字正腔圆、不慌不乱、毫无差错地念出来。当时的电视从业人员文字的功底，播报的功底，现场掌控的功底真的不是我辈一朝一夕比及的。
今天的电视技术已经有巨大的进步，但是同时今天的传统媒体还是有很多的困惑。网络是巨大的挑战之一。今年，老字号的美国《新闻周刊》也是因为受不了年年的亏损，开始叫卖，很多历史悠久的大型的报纸已经纷纷倒闭。网络的第一波冲击的可能是平面媒体，第二波则可能是电视媒体。视频网站、网络电视的蓬勃兴起不可阻挡。虽然它尚未找到成熟的收益模型，但是人们接受信息的习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坐在电视机前守候着一个节目开播，到像在网络上自由地摄取各种个人需要的资讯娱乐组合。而我发现电视观众也已经呈现出两极化的发展，两大收视群体分别是青少年和退休人群，低龄化的趋势和老龄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而20～50岁左右的社会中间力量、精英力量更多地从网络上获取他们需要的资讯和娱乐，即使是电视节目也常常是在网上搜索收看。在收视率的压力下，电视人必须要满足这两极化的需求，最后的结果往往是电视剧和综艺类的节目占据黄金时段。放眼全国的各省级卫星频道，几乎都把新闻压缩到最小，每晚连续播放2～3集的电视剧，再加上原创或引进的综艺类节目，访谈类、专题类节目已经都被移到11点以后了。这似乎是一个潮流趋势。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好或不好，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现实，所有做电视的都必须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
两个月前我到台湾，专访了电视主持人蔡康永。数年前他在做《康熙来了》之前曾经主持一个电视节目《真情指数》。我当时看到这个节目在形式上与《杨澜访谈录》很相像，就主动跟他联系，希望两个人能联手做一个海峡两岸不同领域代表人物的交叉采访，但是后来由于电视台等方面的原因就失之交臂了。在采访中我们俩探讨电视生态对于电视形态包括主持人风格的影响。他说他其实很羡慕我能把高端访谈做10年之久，它不一定是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但是能够影响那些有影响力的人，所以就会有高端产品，比如汽车、电脑、酒类品牌，为了维护品牌的定位和影响力来赞助这样的节目。在台湾，电视节目不能有品牌冠名赞助。在一切唯收视率是瞻的情况下，即使是晚间七点档或者八点档的新闻节目也变得更加娱乐化。如果大家更喜欢看一个醉汉跟警察打架，那么它一定会代替伊朗核危机的新闻。加上台湾独特的地缘政治因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比较少，所以台湾的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对国际事务不是特别关心，对于大的政治事件也并不是特别的关心，而是专注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社区中的各种娱乐和八卦新闻。即使电视台的主流新闻节目，也变得碎片化、娱乐化、世俗化。蔡康永说：“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你要想找内涵吗？那就不要到电视上来找。杨澜你如果能把深度访谈节目再做上10年，就太了不起了！”
2010年10月，我参加了我的导师赵忠祥先生广播电视50年的研讨会。他18岁成为中央电视台的第一个男播音员，今年68岁还在主持《人与自然》和《动物世界》。他讲当时他进入电视台的时候电视台还是用胶片播出的。所以实际上在那个时候一切都是现场直播，机器上放着胶片，播音员现场配音。时间紧迫时甚至是一位撰稿人跪在地上写稿子，一边写一边改，而播音员就要字正腔圆、不慌不乱、毫无差错地念出来。当时的电视从业人员文字的功底，播报的功底，现场掌控的功底真的不是我辈一朝一夕比及的。
今天的电视技术已经有巨大的进步，但是同时今天的传统媒体还是有很多的困惑。网络是巨大的挑战之一。今年，老字号的美国《新闻周刊》也是因为受不了年年的亏损，开始叫卖，很多历史悠久的大型的报纸已经纷纷倒闭。网络的第一波冲击的可能是平面媒体，第二波则可能是电视媒体。视频网站、网络电视的蓬勃兴起不可阻挡。虽然它尚未找到成熟的收益模型，但是人们接受信息的习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坐在电视机前守候着一个节目开播，到像在网络上自由地摄取各种个人需要的资讯娱乐组合。而我发现电视观众也已经呈现出两极化的发展，两大收视群体分别是青少年和退休人群，低龄化的趋势和老龄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而20～50岁左右的社会中间力量、精英力量更多地从网络上获取他们需要的资讯和娱乐，即使是电视节目也常常是在网上搜索收看。在收视率的压力下，电视人必须要满足这两极化的需求，最后的结果往往是电视剧和综艺类的节目占据黄金时段。放眼全国的各省级卫星频道，几乎都把新闻压缩到最小，每晚连续播放2～3集的电视剧，再加上原创或引进的综艺类节目，访谈类、专题类节目已经都被移到11点以后了。这似乎是一个潮流趋势。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好或不好，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现实，所有做电视的都必须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
两个月前我到台湾，专访了电视主持人蔡康永。数年前他在做《康熙来了》之前曾经主持一个电视节目《真情指数》。我当时看到这个节目在形式上与《杨澜访谈录》很相像，就主动跟他联系，希望两个人能联手做一个海峡两岸不同领域代表人物的交叉采访，但是后来由于电视台等方面的原因就失之交臂了。在采访中我们俩探讨电视生态对于电视形态包括主持人风格的影响。他说他其实很羡慕我能把高端访谈做10年之久，它不一定是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但是能够影响那些有影响力的人，所以就会有高端产品，比如汽车、电脑、酒类品牌，为了维护品牌的定位和影响力来赞助这样的节目。在台湾，电视节目不能有品牌冠名赞助。在一切唯收视率是瞻的情况下，即使是晚间七点档或者八点档的新闻节目也变得更加娱乐化。如果大家更喜欢看一个醉汉跟警察打架，那么它一定会代替伊朗核危机的新闻。加上台湾独特的地缘政治因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比较少，所以台湾的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对国际事务不是特别关心，对于大的政治事件也并不是特别的关心，而是专注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社区中的各种娱乐和八卦新闻。即使电视台的主流新闻节目，也变得碎片化、娱乐化、世俗化。蔡康永说：“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你要想找内涵吗？那就不要到电视上来找。杨澜你如果能把深度访谈节目再做上10年，就太了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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