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写《日本的黑雾》
——代跋
经常有人问我写《日本的黑雾》的意图。
作为一个小说家的作品，这本书可能使读者感到有些奇怪。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松本是不是出于反美的意图而写的呢？”大概是因为大家有这样一种印象：这些作品把在美国占领日本期间发生的离奇事件一概归咎于占领军的阴谋了。
此外，也有人指责我说，这种写法“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也不是单纯的报告或评论，而是居于两者之间的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大概由于我是个小说家，他们才提出这种疑问
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抱着反美观点来写这一系列作品的，也不是一开始就用“占领军的阴谋”这样一个尺度来衡量一切事件的。我只是在追究各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之后，才归纳出这样一个结论。
首先谈谈我写《日本的黑雾》的动机吧。先得回到最初写完《帝国银行事件》这部小说的时候。在探讨这个事件的过程中，我查出它的背景与美军总司令部的某部门有关连。我认为要是不把这一点追究清楚，“帝国银行事件”是无法弄个水落石出的。
判决书上至今也没有说明，被认为是“帝国银行事件”的真凶的平泽贞通所使用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毒药，他又是怎样弄到手的。
凶犯所使用的毒药一般被认为是“氰化钾”，其实它并不是这样一种简单的东西。只要读一下最初的侦查记录就可以知道它是氰酸化合物；可是当局并没有从化学上解释明白这是怎样一种化合物，就不了了之。
再说，平泽最初的“供词”中关于他怎样把毒药弄到手的说法也不能令人信服，甚至连检察当局也无法写到判决书上，只好简单地说那是“被告所曾持有的”。因此，把这看作是凶器的说法确实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许多人都说这种毒药是由战争期间的陆军特殊研究所系统制造出来的，他们至今也仍抱着这种怀疑。但是由于当时这个陆军特殊研究所的性质是保密的，战后也没能把该所成员的行踪全都调查清楚。该所最高领导人石井中将还受到美军总司令部的庇护，当上了顾问。他在中国东北曾进行过战略用的细菌研究，苏联方面要求把他作为战犯予以起诉，然而美国方面一直把他庇护在自己的翼下。
“帝国银行事件”发生后，警视厅在侦查工作的最初阶段曾一再追究旧陆军系统的人，这个事实如今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了。但是不知由于什么原故，侦查方向半路上忽然急剧地改变了，把一切罪过都加在从北海道押来的一个市井画家身上，案件就这么“解决”了。我认为当时警视厅在侦查的最初阶段所遇到的强大障碍，就是美军总司令部这堵高于一切的墙壁。
美军总司令部有个专门调查日本旧陆军特殊研究工作（指细菌研究。——译者注）的组织，我认为这堵墙壁实质上就是由于美军总司令部力加防范，不让这个组织在日本方面的侦查之下暴出来而形成的。不管凶手是谁，反正美军总司令部都是不愿意由于追究这一案件而让外间知道有这样一个严加保密的组织。
由于美军总司令部不愿意暴露其秘密组织，“帝国银行事件”才有了那样的结局，但是我认为“下山事件”是美国占领军在比这大得多的意图之下策划出来的。
国营铁道公司第一任总裁下山定则究竟是自杀的呢，还是被谋害的，警视厅至今还没有做出结论。不过从公布出来的《“下山事件”白皮书》的内容来看，已断定为自杀的。现在侦查工作已告结束，看来得出的也是自杀的结论。
可是这个案件里存在着种种矛盾，很难断定下山确是自杀的。详细情节我在那篇文章里已经谈到，这里就不再重复。我认为警视厅当时的负责人员至今还相信下山不是自杀的。
警视厅起初认为下山总裁是被谋杀的，但是随着侦查工作的进行，他们必然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巨大障碍。只要看一看警视厅的侦查工作是什么时候从谋杀论转到自杀论上去的，以及那以后该厅曾怎样为了替自杀论找到证据而搜集材料，就不能说我这种臆测是没有根据的了。
那末下山又是为什么而被害死的呢？大凡一件凶杀案，其中必然有人由于消灭对方而得到好处。也就是说，我们不妨认为，在这个案件中受益的是美国占领军（说得确切一些，是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这种看法大体上是符合事实的。
众所周知，当时国营铁道公司曾预定根据“定员法”大举裁员，而这是按照美军总司令部对日本政府所做的建议——实际上是变相的命令——来执行的。
当时的国营铁道工会是日本最大的工会。从“二·一罢工”事件也可以看出，它是工会运动的核心力量。环绕着开除十二万职工的问题，国营铁道工会正准备再次展开激烈的斗争。但是“下山事件”发生后，就像往台风的漩涡里丢了一颗原子弹似的，斗争陷入了低潮，终于烟消云散了。
正如加贺山副总裁所写的：“下山总裁并没有白死。以这个事件为契机，国营铁道公司的大批裁员工作逐渐进行下去，平安无事地结束了。总裁的死是可贵的牺牲。”
东京芝浦公司经理石坂泰三也说：“我所以能重建东京芝浦公司，还多亏下山的死。直到现在我仍认为他的牺牲对当时那混乱的形形色色的劳资纠纷起了很大作用。”
然而说这话的人并不是真正的受益者。沾到最大一份利益的是美军总司令部。这一年美苏冷战逐渐激烈起来，靠了这个事件，占领军把当初他们自己鼓动起来的日本民主势力不知朝右边拉回了多少。可以想见就在这个时期，美国方面已经预测到一年后的朝鲜战争了
关于“下山事件”，我做了相当大胆的推测。以前也不是没有人对这事件发表过一些推测性的文章，但是我认为把下山总裁致死的经过、地点及方法全面地加以推测，并且公开提出来的，恐怕还是以我的文章为最早。为了调查这个事件，我自己也花费了不少时日。
最初发表这个作品的时候，我考虑到自己是小说家，本打算用“小说”的体裁来写。
但是如果写成小说的话，就得多少加上一些虚构的成分。那样一来，读者就无法区别哪是真实的材料，哪是虚构的部分了；也就是说，由于加上了虚构，客观的事实反而会被混淆，真实性也就会被冲淡。我认为还不如把调查到的资料原封不动地摆出来，再根据这些资料提出我的看法，那样给读者的印象要远比小说的体裁直接得多。
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种“也不是单纯的报告或评论”的特殊体裁。我根本没有打算写“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我想发表的是以自由的体裁随自己的心意而写的文章，即便违反了常规也在所不惜。只要能把作者所想的事最有效地传达给读者，釆用什么文学体裁是不重要的。我就以这样的方式写下去了。
我想在这里说明一下，这些作品的素材都是取自美军名副其实地占领日本的期间（指一九四五年九月美国军队开始实行对日占领到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签订旧金山片面对日“和约”为止的这个时期。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和约”生效后，日本虽在形式上取得了独立，但由于美军继续留驻日本，美国并拫据日美“安全条约”与日本签订了“美日行政协定”等条约，日本仍处在美国半占领状态下。——译者注）所发生的事件，那以后的事姑且不包括在内。但是历史的长河不断地流下去，从这个意义来说，把内容局限于美军占领期间并不一定妥当，然而我还是先止于此，作品的素材以不越出这个范围为原则。
发生在北海道的“白鸟事件”、“拉斯特沃洛夫事件”、“帝国银行事件”、“松川事件”等，是所谓“事件”色彩比较浓厚的，并且这些事件发生的时期也很相近。有些事件是在同一年内陆续地、或是连锁反应般地发生的，如“下山事件”、“松川事件”、“三鹰事件”及“白鸟事件”等。
从后果上来说，这些事件都起了压制民主势力的作用，也就是说，这些事件都对日本共产主义势力的“暴动性”提出了“警告”。我认为这一连串事件与第一桩“下山事件”的背景有着共同的政治的策略性——或者不如说，军事的策略性。
这是我对各个事件进行调查后所得出的结论。我并不是一开始就使用同一尺度来衡量的，因而对各个事件，我努力做到客观地采用素材，并加以组织。我还竭力采用了可靠的资料。
不用说，单凭资料是无从了解事件的真实面目的。资料与资料之间，多半是既没有连续性又没有关连性的；也就是说，没有相连的号码。这里存在着巨大的空白点。我就仿效历史学家们靠资料来恢复时代的本来面目的办法。
历史学家先搜集可靠的资料——也就是他们所说的“最有价值的资料”，把它们整理得秩序井然，加以综合判断，然后组织成历史。当然，仅仅依靠稀少的资料是难以做到客观的复原的，因为遗失的资料要比留下的部分多。根据留下来的一些资料对失落的部分加以推理，这大概就表现出历史学家的“历史眼光”了吧。因此，我写这一系列文章时，自认为是蹈袭了历史学家的这个办法，同时我也是本着这个意图来写作的。
资料虽说是可靠的，写得也并不都正确。这里所说的“可靠的”资料，有时是指作者是知名之士，或是指收录这篇文章的书或刊载它的杂志是由可靠的出版社出版的。其可靠，毕竟只是作为引用资料来说的。但我并不是囫囵吞枣地采用这些资料的。它们的作者有着各自的立场，内容也有谬误的地方。
照我自己的判断，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也尽量客观地做了解释。但是，在许多场合下，“歪曲”的报道反而会传达出真实面貌来。也就是说，由于把它与其他资料一对照，有时候反而能发现可以认为是真实的面貌。
这些文章最后的一篇是关于朝鲜战争的，因为这场战争是美军占领期间在日本发生的一系列离奇事件的总合。
当然，美军总司令部并不是一开始就打算发动朝鲜战争的。不过随着美苏冷战激烈化，美国开始认识到朝鲜对它有着无与伦比的价值。于是，在日本的美国占领军就开始“预料”到要发生战争了。
自从美国清清楚楚地意识到日本是它在远东对付共产党的防波提时起，它就开始纠正日本走过了头的民主主义（其实，也只限于美国政策的范围内）了。
但是想改变一个重大政策，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必须预先制造一种相应的气氛。依我看来，为了制造这种气氛，就出现了一连串奇怪的事件。美军总司令部大概是从一九四八年起就开始“预料”到朝鲜战争要爆发了。
翌年（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的前一年），设在马尼拉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总部搬到日本来了，这也可以说是朝鲜战争将要爆发的一个征兆。“下山事件”“三鹰事件”、“松川事件”、“芦别事件”等铁道方面的事故都是在一九四九年发生的。请注意，这些事件都和铁道有关。战争和铁道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运输事业是作战中的一个环节。
但是，这些阴谋决不是按照美国本国政府或是五角大楼的意图来策划的。我认为这是驻日美军总司令部的机构所策划的。这和过去日本关东军的情况颇为相似。关东军就曾“忽视”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意图，在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进行阴谋活动。再说，实际的阴谋不一定就是美军总司令部的高级军官下的命令，有时大概就是在“现场”活动的下层机关任意干出来的，弄得上级机关不得不煞费苦心地来收拾残局。我认为“下山事件”和“松川事件”就是属于这类性质的。
由于占领军行使强权，这些事件都是在不让日本人民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收场的。美国方面曾要求日本当局予以协助。这就意味着，在美军占领下的日本，美军机构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他们策划的阴谋。因此，占领局面一旦结束（即便只是在表面上结束）后，收集在《日本的黑雾》里的那种奇怪事件就再也没有发生。我们应该直率地承认这一事实。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这类事件所以不再发生，是由于社会形势起了变化之故。但是以在占领时期最后发生的“白鸟事件”为界，从那以后这类事件就像是用剪刀剪断一样，消失得干干净净了。这岂不是怪事！
那以后的社会形势也有过需要策划这类阴谋的时候——比方说，在反对修改“安全条约”斗争的时期。从当权者来说，难过这不是制造震撼人心的事件的“大好时机”吗！这样一来，就可以煽动舆论去反共，使斗争陷入低潮。但是终究没有突然发生第二个“下山事件”或是“松川事件”，那是因为无所不能的美军占领局面总算已经结束，所以美军无从制造这类事件了。
这一连串事件如今已经快被人忘干净了。当时在报上读到它们的人，也都记不清了，依稀只剩下个影子。当时的少年如今已经快成年了。我写下这些事件，一半也是为了把它介绍给年轻的读者。
关于本书，我还听到过这样的批评：“结尾都说成是出于美军的策略，枯燥无味”，或者说“千篇一律”。但是这些并不是虚构出来的故事，因而不能把它们写得“饶有趣味”。除了自始至终运用归纳法做出结论以外，没有旁的办法。本书恰好单单收集了同一倾向的事件，这与编一部同一倾向的短篇小说集毫无不同。我并不是预先为了“把一切都说成是出于美军的阴谋”而写作的。
美军总司令部占领日本的历史之类的书，现在已经零零落落地出版了一些。
但是其中大部分都类似“正统的”现代史，只是勾勒出个大致的轮廓，抱着我这样的观点来写的却很少。我们要不趁早以某种形式把这类事件记载下来，将来会不会使真相湮没了呢？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私衷之一。
这本书写得是否成功，那只有留待读者去判断了。就我个人来说，写得有许多不足之处，资料也有搜集得不充分的地方，还有调查得不完备的地方。但是作为我在一九六〇年所做的一件工作，我认为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经常有人问我写《日本的黑雾》的意图。
作为一个小说家的作品，这本书可能使读者感到有些奇怪。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松本是不是出于反美的意图而写的呢？”大概是因为大家有这样一种印象：这些作品把在美国占领日本期间发生的离奇事件一概归咎于占领军的阴谋了。
此外，也有人指责我说，这种写法“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也不是单纯的报告或评论，而是居于两者之间的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大概由于我是个小说家，他们才提出这种疑问
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抱着反美观点来写这一系列作品的，也不是一开始就用“占领军的阴谋”这样一个尺度来衡量一切事件的。我只是在追究各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之后，才归纳出这样一个结论。
首先谈谈我写《日本的黑雾》的动机吧。先得回到最初写完《帝国银行事件》这部小说的时候。在探讨这个事件的过程中，我查出它的背景与美军总司令部的某部门有关连。我认为要是不把这一点追究清楚，“帝国银行事件”是无法弄个水落石出的。
判决书上至今也没有说明，被认为是“帝国银行事件”的真凶的平泽贞通所使用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毒药，他又是怎样弄到手的。
凶犯所使用的毒药一般被认为是“氰化钾”，其实它并不是这样一种简单的东西。只要读一下最初的侦查记录就可以知道它是氰酸化合物；可是当局并没有从化学上解释明白这是怎样一种化合物，就不了了之。
再说，平泽最初的“供词”中关于他怎样把毒药弄到手的说法也不能令人信服，甚至连检察当局也无法写到判决书上，只好简单地说那是“被告所曾持有的”。因此，把这看作是凶器的说法确实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许多人都说这种毒药是由战争期间的陆军特殊研究所系统制造出来的，他们至今也仍抱着这种怀疑。但是由于当时这个陆军特殊研究所的性质是保密的，战后也没能把该所成员的行踪全都调查清楚。该所最高领导人石井中将还受到美军总司令部的庇护，当上了顾问。他在中国东北曾进行过战略用的细菌研究，苏联方面要求把他作为战犯予以起诉，然而美国方面一直把他庇护在自己的翼下。
“帝国银行事件”发生后，警视厅在侦查工作的最初阶段曾一再追究旧陆军系统的人，这个事实如今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了。但是不知由于什么原故，侦查方向半路上忽然急剧地改变了，把一切罪过都加在从北海道押来的一个市井画家身上，案件就这么“解决”了。我认为当时警视厅在侦查的最初阶段所遇到的强大障碍，就是美军总司令部这堵高于一切的墙壁。
美军总司令部有个专门调查日本旧陆军特殊研究工作（指细菌研究。——译者注）的组织，我认为这堵墙壁实质上就是由于美军总司令部力加防范，不让这个组织在日本方面的侦查之下暴出来而形成的。不管凶手是谁，反正美军总司令部都是不愿意由于追究这一案件而让外间知道有这样一个严加保密的组织。
由于美军总司令部不愿意暴露其秘密组织，“帝国银行事件”才有了那样的结局，但是我认为“下山事件”是美国占领军在比这大得多的意图之下策划出来的。
国营铁道公司第一任总裁下山定则究竟是自杀的呢，还是被谋害的，警视厅至今还没有做出结论。不过从公布出来的《“下山事件”白皮书》的内容来看，已断定为自杀的。现在侦查工作已告结束，看来得出的也是自杀的结论。
可是这个案件里存在着种种矛盾，很难断定下山确是自杀的。详细情节我在那篇文章里已经谈到，这里就不再重复。我认为警视厅当时的负责人员至今还相信下山不是自杀的。
警视厅起初认为下山总裁是被谋杀的，但是随着侦查工作的进行，他们必然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巨大障碍。只要看一看警视厅的侦查工作是什么时候从谋杀论转到自杀论上去的，以及那以后该厅曾怎样为了替自杀论找到证据而搜集材料，就不能说我这种臆测是没有根据的了。
那末下山又是为什么而被害死的呢？大凡一件凶杀案，其中必然有人由于消灭对方而得到好处。也就是说，我们不妨认为，在这个案件中受益的是美国占领军（说得确切一些，是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这种看法大体上是符合事实的。
众所周知，当时国营铁道公司曾预定根据“定员法”大举裁员，而这是按照美军总司令部对日本政府所做的建议——实际上是变相的命令——来执行的。
当时的国营铁道工会是日本最大的工会。从“二·一罢工”事件也可以看出，它是工会运动的核心力量。环绕着开除十二万职工的问题，国营铁道工会正准备再次展开激烈的斗争。但是“下山事件”发生后，就像往台风的漩涡里丢了一颗原子弹似的，斗争陷入了低潮，终于烟消云散了。
正如加贺山副总裁所写的：“下山总裁并没有白死。以这个事件为契机，国营铁道公司的大批裁员工作逐渐进行下去，平安无事地结束了。总裁的死是可贵的牺牲。”
东京芝浦公司经理石坂泰三也说：“我所以能重建东京芝浦公司，还多亏下山的死。直到现在我仍认为他的牺牲对当时那混乱的形形色色的劳资纠纷起了很大作用。”
然而说这话的人并不是真正的受益者。沾到最大一份利益的是美军总司令部。这一年美苏冷战逐渐激烈起来，靠了这个事件，占领军把当初他们自己鼓动起来的日本民主势力不知朝右边拉回了多少。可以想见就在这个时期，美国方面已经预测到一年后的朝鲜战争了
关于“下山事件”，我做了相当大胆的推测。以前也不是没有人对这事件发表过一些推测性的文章，但是我认为把下山总裁致死的经过、地点及方法全面地加以推测，并且公开提出来的，恐怕还是以我的文章为最早。为了调查这个事件，我自己也花费了不少时日。
最初发表这个作品的时候，我考虑到自己是小说家，本打算用“小说”的体裁来写。
但是如果写成小说的话，就得多少加上一些虚构的成分。那样一来，读者就无法区别哪是真实的材料，哪是虚构的部分了；也就是说，由于加上了虚构，客观的事实反而会被混淆，真实性也就会被冲淡。我认为还不如把调查到的资料原封不动地摆出来，再根据这些资料提出我的看法，那样给读者的印象要远比小说的体裁直接得多。
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种“也不是单纯的报告或评论”的特殊体裁。我根本没有打算写“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我想发表的是以自由的体裁随自己的心意而写的文章，即便违反了常规也在所不惜。只要能把作者所想的事最有效地传达给读者，釆用什么文学体裁是不重要的。我就以这样的方式写下去了。
我想在这里说明一下，这些作品的素材都是取自美军名副其实地占领日本的期间（指一九四五年九月美国军队开始实行对日占领到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签订旧金山片面对日“和约”为止的这个时期。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和约”生效后，日本虽在形式上取得了独立，但由于美军继续留驻日本，美国并拫据日美“安全条约”与日本签订了“美日行政协定”等条约，日本仍处在美国半占领状态下。——译者注）所发生的事件，那以后的事姑且不包括在内。但是历史的长河不断地流下去，从这个意义来说，把内容局限于美军占领期间并不一定妥当，然而我还是先止于此，作品的素材以不越出这个范围为原则。
发生在北海道的“白鸟事件”、“拉斯特沃洛夫事件”、“帝国银行事件”、“松川事件”等，是所谓“事件”色彩比较浓厚的，并且这些事件发生的时期也很相近。有些事件是在同一年内陆续地、或是连锁反应般地发生的，如“下山事件”、“松川事件”、“三鹰事件”及“白鸟事件”等。
从后果上来说，这些事件都起了压制民主势力的作用，也就是说，这些事件都对日本共产主义势力的“暴动性”提出了“警告”。我认为这一连串事件与第一桩“下山事件”的背景有着共同的政治的策略性——或者不如说，军事的策略性。
这是我对各个事件进行调查后所得出的结论。我并不是一开始就使用同一尺度来衡量的，因而对各个事件，我努力做到客观地采用素材，并加以组织。我还竭力采用了可靠的资料。
不用说，单凭资料是无从了解事件的真实面目的。资料与资料之间，多半是既没有连续性又没有关连性的；也就是说，没有相连的号码。这里存在着巨大的空白点。我就仿效历史学家们靠资料来恢复时代的本来面目的办法。
历史学家先搜集可靠的资料——也就是他们所说的“最有价值的资料”，把它们整理得秩序井然，加以综合判断，然后组织成历史。当然，仅仅依靠稀少的资料是难以做到客观的复原的，因为遗失的资料要比留下的部分多。根据留下来的一些资料对失落的部分加以推理，这大概就表现出历史学家的“历史眼光”了吧。因此，我写这一系列文章时，自认为是蹈袭了历史学家的这个办法，同时我也是本着这个意图来写作的。
资料虽说是可靠的，写得也并不都正确。这里所说的“可靠的”资料，有时是指作者是知名之士，或是指收录这篇文章的书或刊载它的杂志是由可靠的出版社出版的。其可靠，毕竟只是作为引用资料来说的。但我并不是囫囵吞枣地采用这些资料的。它们的作者有着各自的立场，内容也有谬误的地方。
照我自己的判断，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也尽量客观地做了解释。但是，在许多场合下，“歪曲”的报道反而会传达出真实面貌来。也就是说，由于把它与其他资料一对照，有时候反而能发现可以认为是真实的面貌。
这些文章最后的一篇是关于朝鲜战争的，因为这场战争是美军占领期间在日本发生的一系列离奇事件的总合。
当然，美军总司令部并不是一开始就打算发动朝鲜战争的。不过随着美苏冷战激烈化，美国开始认识到朝鲜对它有着无与伦比的价值。于是，在日本的美国占领军就开始“预料”到要发生战争了。
自从美国清清楚楚地意识到日本是它在远东对付共产党的防波提时起，它就开始纠正日本走过了头的民主主义（其实，也只限于美国政策的范围内）了。
但是想改变一个重大政策，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必须预先制造一种相应的气氛。依我看来，为了制造这种气氛，就出现了一连串奇怪的事件。美军总司令部大概是从一九四八年起就开始“预料”到朝鲜战争要爆发了。
翌年（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的前一年），设在马尼拉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总部搬到日本来了，这也可以说是朝鲜战争将要爆发的一个征兆。“下山事件”“三鹰事件”、“松川事件”、“芦别事件”等铁道方面的事故都是在一九四九年发生的。请注意，这些事件都和铁道有关。战争和铁道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运输事业是作战中的一个环节。
但是，这些阴谋决不是按照美国本国政府或是五角大楼的意图来策划的。我认为这是驻日美军总司令部的机构所策划的。这和过去日本关东军的情况颇为相似。关东军就曾“忽视”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意图，在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进行阴谋活动。再说，实际的阴谋不一定就是美军总司令部的高级军官下的命令，有时大概就是在“现场”活动的下层机关任意干出来的，弄得上级机关不得不煞费苦心地来收拾残局。我认为“下山事件”和“松川事件”就是属于这类性质的。
由于占领军行使强权，这些事件都是在不让日本人民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收场的。美国方面曾要求日本当局予以协助。这就意味着，在美军占领下的日本，美军机构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他们策划的阴谋。因此，占领局面一旦结束（即便只是在表面上结束）后，收集在《日本的黑雾》里的那种奇怪事件就再也没有发生。我们应该直率地承认这一事实。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这类事件所以不再发生，是由于社会形势起了变化之故。但是以在占领时期最后发生的“白鸟事件”为界，从那以后这类事件就像是用剪刀剪断一样，消失得干干净净了。这岂不是怪事！
那以后的社会形势也有过需要策划这类阴谋的时候——比方说，在反对修改“安全条约”斗争的时期。从当权者来说，难过这不是制造震撼人心的事件的“大好时机”吗！这样一来，就可以煽动舆论去反共，使斗争陷入低潮。但是终究没有突然发生第二个“下山事件”或是“松川事件”，那是因为无所不能的美军占领局面总算已经结束，所以美军无从制造这类事件了。
这一连串事件如今已经快被人忘干净了。当时在报上读到它们的人，也都记不清了，依稀只剩下个影子。当时的少年如今已经快成年了。我写下这些事件，一半也是为了把它介绍给年轻的读者。
关于本书，我还听到过这样的批评：“结尾都说成是出于美军的策略，枯燥无味”，或者说“千篇一律”。但是这些并不是虚构出来的故事，因而不能把它们写得“饶有趣味”。除了自始至终运用归纳法做出结论以外，没有旁的办法。本书恰好单单收集了同一倾向的事件，这与编一部同一倾向的短篇小说集毫无不同。我并不是预先为了“把一切都说成是出于美军的阴谋”而写作的。
美军总司令部占领日本的历史之类的书，现在已经零零落落地出版了一些。
但是其中大部分都类似“正统的”现代史，只是勾勒出个大致的轮廓，抱着我这样的观点来写的却很少。我们要不趁早以某种形式把这类事件记载下来，将来会不会使真相湮没了呢？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私衷之一。
这本书写得是否成功，那只有留待读者去判断了。就我个人来说，写得有许多不足之处，资料也有搜集得不充分的地方，还有调查得不完备的地方。但是作为我在一九六〇年所做的一件工作，我认为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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